《二战战犯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系列③ 倪征燠：舌战日本侵华元凶的中国检察官顾问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1年第39期 文/王涵   2022-11-05 17:10:10

　　【编者按】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发动了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亚太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清算日本侵略罪行，维护世界和平，重建战后新秩序，同盟国在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日本战犯和其他日本战犯。

　　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终结历时约两年零七个月，判决书长达1213页，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也是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面对气焰嚣张的日本战犯，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浚，顾问倪征燠，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法庭翻译高文彬等17名中国人肩负民族重托与重重压力前往日本，历经两年半的艰难举证，经过818次唇枪舌剑的较量，用一桩桩铁一般的事实，终于把这帮战争狂魔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南京法庭，石美瑜、叶在增等军事法官走出法庭，调查收集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罪行中的大量人证、物证。面对21幅万人坑照片、1000多名幸存者的血泪控诉，这些屠杀中国人民的“杀人魔”终于哑口无言、认罪伏法。石美瑜、叶在增等军事法官用公正和法律告慰了中华民族在南京大屠杀中逝去的三十多万亡灵。

　　时过70多年，那段历史虽已远去，但我们不能忘却梅汝璈、倪征燠、高文彬、向哲浚、石美瑜、叶在增这些曾闪耀抗战历史的名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本期聚焦推出向哲浚、梅汝璈、倪征燠、石美瑜、叶在增、高文彬等在抗战中审判日本战犯的中国法律人，既是为了警醒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更是为了告诫我们每一位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要以伟大抗战精神为动力奋力前行，以百倍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战战犯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系列报道之三

　　倪征燠：舌战日本侵华元凶的中国检察官顾问

　　文/ 本社记者 王涵

　　“我是幸运的。对于一名法律人而言，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参与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工作和在联合国国际法院担任法官，这两件事只要经历一件，就无悔于这个职业。而这两件，我都经历了。”倪征燠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检察官，倪征燠在这场“世纪大审判”中，用他丰富的学识和高超的辩论技巧对侵华主犯提出了有力的控诉，令日本法西斯侵华的历史铁证如山，将日本战犯永远地钉在了耻辱的十字架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定作出了杰出贡献。

　　蓄志学法 临危受命

　　1906年夏天，倪征燠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黎里镇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庭里，从小受父母影响，喜欢看戏，尤其是像《十五贯》《杨乃武与小白菜》之类的清宫翻案戏。

　　1923年，倪征燠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他学习法律的念头，并非骤然产生。

　　倪征燠五岁时去上海租界看望九叔，九叔向他讲述了发生在租界里的断案故事。当时凡涉及外国人的诉讼，都由中国法官会同该外国人国家的领事共同审理。一次，遇到外国领事和中国法官意见不一，蛮横的外国领事竟然一把抓断了中国法官的朝珠，象征清朝官员权力的朝珠掉落一地，激怒了上海市民。这件事在倪征燠幼小的心中埋下了种子。

　　1928年，倪征燠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1930年获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大夏大学、中国公学教课，并兼任律师。然而，随着战火四起，倪征燠前往南京司法行政部担任“编纂”工作。1943年1月，被任命为重庆地方法院院长，其间赴英美考察司法制度。直至迎来他一生为之荣耀的时刻——东京审判。

　　1946年初冬，当时在东京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的向哲浚回国述职，此次回来，不仅仅是例行汇报工作，而是前来要求增派人员去东京支援，十万火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11个国家代表组成。法庭成立后，即开始受理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工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除详细规定法庭的组成、管辖权的行使、法庭的用语为英语和日语等事项外，虽有关于证据采纳法庭不受一般技术性的采证规则的拘束，但由于参与这次审判的11个国家的法官中，有七位来自讲英语和适用英美法制的国家，除此之外，法庭庭长来自实行英美法制的澳大利亚，检察长来自美国，在此情况下，法庭的审判程序就自然而然地按照英美法制度进行。当时中国法官是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代理委员长梅汝璈。

　　英美法审讯提问主要由双方律师担任，律师在其中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只规定法庭所用语言，而对律师的国籍未做具体规定。很难想象盟国国籍的律师会为日本被告辩护，但事实确实如此。美国当时以日本律师不谙审判程序为理由，为每名被告配备了一名甚至两名美国辩护律师。

　　东京审判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检察官综合陈述和提证;第二阶段，被告律师综合辩护和提证;第三阶段，各被告为个人辩护和提证。

　　审判是从1946年5月就开始的，第一阶段都是涉及中国受侵略的问题。中国方面本来就没有估计到战犯审判会如此复杂，以为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审判不过是形式而已，哪里需要什么犯罪证据。中国代表团面临的一切都是始料未及，不曾想到证据法的运用如此严格。

　　因此，在审判的最初几个月里，正当中国提出主要的控诉事实时，美国辩护律师利用英美法诉讼程序的前述特点，多方进行阻挠，使中国代表团检察官的工作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当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时说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空口无凭，几乎被轰下证人席。

　　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当时已经有国际难民组织人员、外籍传教士等人当庭作证，所以，对南京大屠杀负直接责任的日军统帅松井石根已难逃刑罚。但是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制造“满洲国”等傀儡组织的板垣征四郎以及长期在中国进行特务活动的土肥原贤二，因尚缺乏符合证据法则的确切证据，很有可能逃脱刑罚，参加审判的中国代表团陷入了困境。加上被告方律师利用语言、程序方面的优势节节取胜，当时的情况，对中国代表团非常不利。

　　若这两名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最终没有处以极刑，将无法向千万中国同胞交代。

　　参加审判的其他国家，对人员配备都有充分的准备，就对日宣战仅一个星期的苏联，原计划都有七十人参加检察工作，后经劝说减少到三十多人。而经过十四年抗战的中国，仅派了检察工作人员八九名。

　　介于当时的这种情况，向哲浚回国告急，请求增兵支援。在得知老相识倪征燠刚从美英两国考察司法制度回来，便点名要倪征燠前往支援，组成以倪征燠为首席顾问，上海律师鄂森、桂裕，南京中央大学法学教授吴学义为顾问的四人顾问团，前往东京。

　　对于这样迫切的号召，倪征燠义不容辞，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到了战斗中。

　　寻找证据 充分准备

　　在危难之际受命，本该立即动身前往东京，但了解清实际情况后，倪征燠决定先留下来，做一些准备。

　　实际上，在向哲浚回国时，中国代表团检察官的陈述已经结束，太平洋战争阶段已开始。由于中国检察官准备不充分，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指控和证据不足，已经错失了至关重要的第一阶段。为了挽回这种情况，就必须利用被告答辩阶段中检察方面还可以对被告所提征人进行反诘的规定，见缝插针地提出一些有助于检察方面的证据，以便确定被告的罪责。于是，四名顾问打算利用这些时间，试图寻找证据。

　　倪征燠首先走访了曾去东京军事法庭作证的秦德纯。秦德纯是国民党第27军宋哲元的下属，曾任北平市长，与十恶不赦的土肥原有过一些来往，签订过所谓“秦土协定”，对土肥原的狡猾和恶行有所了解。倪征燠问他对东京审判的感想时，他叹了一口气说：“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战犯审判我们。”当被问到如何补提证据问题是，秦德纯感慨：当时哪里有人会想到保存证据，用于日后控诉战犯啊!

　　土肥原贤二是一名特工，官衔虽然不大，但所用手段残忍毒辣且到处挑起事端。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就利用对旧中国政治、军事、社会情况的熟悉，能熟练运用中文频繁活动，以“顾问”的名义同旧中国军阀往来，挑拨离间从中获利。九一八事变后，他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的身份，干着分裂中国的可恶行径。

　　在战时当过日本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则与土肥原狼狈为奸。对于这两人，虽然在东京审判的初级阶段，曾有伪满“皇帝”溥仪到庭作证，但溥仪的证词，都是为自己开脱责任，为被毒死的亡妻雪恨，未提出控诉土肥原和板垣两人主要罪行的确切证据。

　　倪征燠在与秦德纯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伪满“立法院院长”赵伯欣、“华北临时政府”首脑王揖唐、南京“维新政府”首脑梁鸿志等，都关在北平监狱，倪征燠决定去他们那里寻找突破口。

　　这几人都是垂死的老人，且随时都有可能被执行死刑，带他们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已经不现实，倪征燠想到，如果能劝说他们把土肥原和板垣的罪行以书面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呈到法庭上，也是很有力的证据。

　　事不宜迟，倪征燠立即行动，因为他想在北平“取完证”之后，前往土肥原和板垣两人长期呆过的沈阳、长春等地看看，或许会有所收获。

　　在和向哲浚协商后，决定兵分两路，向哲浚先返回东京，倪征燠和鄂森前往北平寻找证据，返回后与其他两人一同出发去东京支援。

　　当时北方已是隆冬，倪征燠连夜赶制了棉衣，在岁末的一个清晨，和鄂森一起搭上了飞往北平西郊机场的飞机。

　　在他们去北平之前，已经联络了旧识，为他们此次探访做一些准备。据倪征燠回忆，他们到达监狱时，梁鸿志和王揖唐都已昏迷，不省人事，可能是事先被告知倪征燠一行此次来访的目的，两人假装昏迷，拒不配合，但是真假昏迷已经无从辨认，对倪征燠来说时间紧迫，无暇再去分辨。只能寄希望于精神矍铄、对答如流的赵伯欣。

　　赵伯欣在与倪征燠会面时，满口答应合作，并且表示愿意写书面材料为审判战犯提供证据。赵伯欣为人狡猾，倪征燠是了解的，但转变如此之快确实出乎意料。第二次见面时他就改变了主意，将已经写好的材料扔入燃烧的火炉中。同时焚烧的，还有倪征燠仅存的一点点希望。此举可能是因为他听狱中有人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日本人将有出头之日，所以不愿交出指控材料。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赵伯欣知道自己白纸黑字留下的东西，既可以作为指证土肥原和板垣罪行的材料，也是自己犯罪的有力证据，所以他立即销毁了。

　　北平取证受挫，虽然在倪征燠的意料之中，但多少有些失望。如果找不到足以让辩方律师哑口无言的证据，又怎么将这两名刽子手送上断头台?倪征燠不愿空手而归。

　　倪征燠在朋友的介绍下，与鄂森前往北平东城什锦花园吴佩孚公馆访问吴的遗孀张夫人。张夫人详细讲述了“吴唐合作”和吴佩孚被日本牙医毒死的经历。“吴唐合作”的阴谋，后来被倪征燠作为土肥原和板垣的罪证，在远东法庭上提出。

　　原本计划在北平取证之后的东北之行，由于国共谈判破裂，东北战事已起，去沈阳的火车已经没有班次，也不得不放弃。

　　倪征燠到达东京时，检察方面立证阶段早已结束，被告方面陈述尚未开始。倪征燠一行一到东京即刻投入紧张的工作。在翻阅了浩瀚的审判记录后，倪征燠意识到，这场审判无论审判程序还是采证规则，无一不是地地道道按照英美法系的规则进行的。

　　摆在检察官面前的最紧要的问题，便是如何在被告土肥原和板垣答辩时，进行反诘和提出有力的新证据。中国代表团已经错失了检察官举证的第一阶段好时机，根据英美法制度，只能在对被告所提证据或证人进行反驳、反诘时才能补提新证据。对中国代表团来说，第三阶段成了一场硬仗，不能心存任何侥幸，成败就在第三阶段。

　　谁会掌握日军最核心的机密?不就是日军自己吗?中国代表团检察官灵机一动，决定通过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要求盟军总部让倪征燠和他的同事们进入已封闭的日本前陆军档案库寻找证据。

　　档案库内卷帙浩繁，找寻“有力”“有针对性”的证据，如同大海捞针，谈何容易。好在代表团中有两名同事精通日文，加上日文和中文有相似之处，一堆人一头扎进文件里，昼夜奋战，竟然找出了不少有用的文件。

　　迎头痛击 一箭双雕

　　1947年9月10日，东京审判第三阶段开始。

　　土肥原提出的第一名证人是他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时的新闻课长爱泽诚，他大言不惭声称沈阳特务机关仅采集新闻情报，并无其他秘密活动，还称土肥原为人忠厚老实。

　　准备充分的倪征燠在庭上问道：对于土肥原想在平津组织“华北五省自治”，外国报纸均有报道，证人作为新闻课长难道一无所知?爱泽诚沉默不语。

　　倪征燠乘胜追击，拿出了陆军省档案库里找到的一份关东军的《奉天特务机关报》提交给法庭。其中有一页记载着“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和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等，有力驳斥了爱泽诚所称的土肥原为人忠厚老实的证词。这两人在中国作恶多端，这份文件正好创造了“一箭双雕”的好机会。

　　就在爱泽诚面对铁证如坐针毡时，戏剧化的一幕出现了。土肥原贤二的美籍辩护律师见势不妙，跳出来说道：这份文件讲的是一只老虎，与本案无关，请庭上拒绝接纳作为证据。待倪征燠解释了“谈虎色变”的意思之后，原本肃静的法庭，哄堂大笑起来。

　　土肥原贤二提出的另一证人是日本前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土肥原贤二去天津活动，旨在劫持溥仪去东北做傀儡，日本外务省担心外交上处于被动，命令桑岛制止，桑岛曾为此事发过报告，详细描述土肥原贤二不听劝告，煽动滋事。

　　对于此事，桑岛竟在庭上矢口否认。倪征燠在反诘时，当场指出桑岛所发电报内容，问得桑岛无言以对，灰溜溜走下了证人席。

　　狡猾的土肥原贤二，除了在东京审判开始时检察长宣读起诉书后出庭申明不认罪外，此后并未自我陈述。他甘愿放弃亲自辩护的权利，就是为了避免检察官当庭对他反诘。

　　虽然土肥原贤二采取躲避策略，但长期与他勾结的板垣征四郎准备亲自出马，登台为自己辩护。中国检察官想利用这次机会，将他与土肥原勾结作恶的罪证一并提出，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板垣征四郎通过辩护律师提交的文件，多是空泛无据，四分之三以上被拒收。他的第一名证人为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沈阳指挥日军的岛本联队长。他在叙述当晚事发经过时自称因赴宴酒醉而归，未得报柳条沟发生铁轨被炸。他话还没说完，倪征燠迅速反应，立即向法庭提出，该证人自称当晚醉酒，就没有资格证明当晚发生的事，请求法庭拒绝他继续作证。板垣的第一个证人就这样败阵而退。

　　在板垣的另一位证人——1938～1939年板垣任陆相时的次官山胁作证说板垣在任陆相时一贯整饬军纪、故而他手下的日本军人无不良之举时，倪征燠拿出一份山胁于1939年2月以陆军省次官名义签发的《限制由支(那)返日军人言论》通令。该通令列举了返国军人向亲友谈话若干种，并明令禁止传播。

　　倪征燠将这份文件交给法庭说：“尊敬的庭长及各位法官，这是一份‘限制自中国返回日本军人言论’的文件，这份文件列举了回国日军禁止跟亲友谈话的内容，其中包括：‘作战军人如经个别侦查，无一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强奸后如欲无事，或则给以金钱遣去，或则于事后杀之以灭口。’‘我等有时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以机枪扫射，以测验军火的效力。’”这一纸通令，完全坐实了中国检察官之前指控的日军在华的暴行。这时，庭上已经一片哗然，倪征燠的目光转向了证人席上的山胁：“现在你还敢说日军在中国没有犯罪吗?板垣征四郎没有犯罪吗?敢说他爱好和平吗?”面对自己在通令中“承认”的板垣在任陆相期间日本军人的残暴之举，山胁支支吾吾：“我、我……”

　　“你给我闭嘴。”倪征燠一声呵斥，“你这个骗子!”

　　“当”的一声法槌敲下，山胁被法官要求带下去，并说：“撒谎者的证词，全部不予采信。”

　　倪征燠出色的表现，让中国代表团如释重负。

　　在板垣自证阶段，他的辩护词长达48页，但内容不仅累赘空泛，而且荒诞不经，经不起推敲。

　　倪征燠在对板垣征四郎整整三天的反诘中，对他48页的答辩词中所提到的事情，几乎全部仔细盘问，同时，他还念念不忘他的同伙——土肥原贤二。因为土肥原龟缩起来，倪征燠只能在板垣的辩护阶段，把他俩的恶行联系起来。

　　在最后总结发言时，倪征燠指着被告席最右端土肥原方向，问板垣征四郎：“你在陆相任内后期派往中国去拉拢吴唐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当年僭充沈阳市长、复制傀儡溥仪称帝、勾结关东日军、阴谋华北自治、山东内蒙古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无恶不作，而今危坐在被告席右端的土肥原贤二!”倪征燠怒目而视，指向土肥原。

　　据倪征燠后来回忆录自述：“当时，我觉得好像有亿万中国同胞站在我后面支持我的指控，使我几乎落泪。”

　　1948年11月4日，法庭开始宣读判决。最终，包括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在内的七名受审战犯被判处死刑。

　　倪征燠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这场战斗，对我来说，是一场殊死战，因为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把自身的生死荣辱，决定于这场战斗的成败。事后追忆，历历在目。既有辛酸苦楚，亦堪稍自告慰，有不可言喻之感慨。”

　　东京审判结束后，倪征燠回到祖国。面对自己命运的选择，他拒绝了国民政府最高检察长职位的邀请，回到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教书。

　　1956年，当时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总理电邀倪征燠到北京，担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倪征燠开始以法科之名投身外交，在国际法领域立下威名。

　　1984年，倪征燠迎来了自己人生的另一高光时刻，78岁的他当选为海牙国际法院法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国际法院中有了中国国籍的法官。倪征燠在海牙一待就是9年，他起草过尼加拉瓜控诉美国侵占边境的判决书，参与了利比亚在英国上空炸美国飞机等案件。

　　2003年，倪征燠在欧洲国际法研究院院士任上去世，享年97岁。他的人生如他自己所说，一辈子都在追求公理正义。

　　【参考文献】

　　倪征燠：《淡泊从容莅海牙》。

　　林海：《倪征燠：首位国际大法官的法律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