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战犯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系列⑥ 高文彬：揪出“百人斩”战犯的东京审判亲历者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1年第39期 文/李天琪   2022-11-08 09:16:23

　　【编者按】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发动了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亚太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清算日本侵略罪行，维护世界和平，重建战后新秩序，同盟国在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日本战犯和其他日本战犯。

　　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终结历时约两年零七个月，判决书长达1213页，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也是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面对气焰嚣张的日本战犯，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浚，顾问倪征燠，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法庭翻译高文彬等17名中国人肩负民族重托与重重压力前往日本，历经两年半的艰难举证，经过818次唇枪舌剑的较量，用一桩桩铁一般的事实，终于把这帮战争狂魔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南京法庭，石美瑜、叶在增等军事法官走出法庭，调查收集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罪行中的大量人证、物证。面对21幅万人坑照片、1000多名幸存者的血泪控诉，这些屠杀中国人民的“杀人魔”终于哑口无言、认罪伏法。石美瑜、叶在增等军事法官用公正和法律告慰了中华民族在南京大屠杀中逝去的三十多万亡灵。

　　时过70多年，那段历史虽已远去，但我们不能忘却梅汝璈、倪征燠、高文彬、向哲浚、石美瑜、叶在增这些曾闪耀抗战历史的名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本期聚焦推出向哲浚、梅汝璈、倪征燠、石美瑜、叶在增、高文彬等在抗战中审判日本战犯的中国法律人，既是为了警醒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更是为了告诫我们每一位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要以伟大抗战精神为动力奋力前行，以百倍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战战犯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系列报道之六

　　高文彬：揪出“百人斩”战犯的东京审判亲历者

　　文/ 本社记者 李天琪

　　各方面都在积极努力，只为追寻和还原那段历史……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二战中的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进行国际大审判，史称“东京审判”。高文彬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法庭翻译官，于1946年赴东京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2020年去世前是我国最后一名东京审判全程亲历者。

　　作为曾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的最后一人，饱受两种癌症的折磨的高文彬，人生的最后九个月，几乎都是在病房中度过的。他个人命运跌宕，不过他看的相当淡，他所关心的，是我们整个民族如何向前看……

　　高文彬曾谦虚地说：“我这一生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一件是二战后参加东京审判，另一件是参与编纂《元照英美法词典》。”

　　宁愿绕路也不向日本兵鞠躬

　　公开可查资料里，高文彬的出生年份并不统一，有1920、1921、1922三个版本。经人多次求证，得知使用的最多的1922年实际指的是农历，按照高文彬属相属狗，换算过来阳历生日实际是1923年2月11日。

　　出生在上海的高文彬，家住虹口区唐山路。1941年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就读期间，学院被日本人占领，用作日军兵营仓库，校方不得已借用上海南阳路上的爱国女子中学，当作临时教学用地。

　　在当时，女子中学的学生上午在中学上课，下午教室闲置便借给东吴大学教学。勤工俭学的高文彬下午上课，上午便到新华电影院后面的一所初级中学教初二年级英语，另外周末到当时的跑马厅去做查票员，为进入场内的观众敲票章，以赚取学费。

　　当时爱国女子中学旁边驻扎一个日本军营，学生们每每上下学路过，都需要向日本兵鞠躬。高文彬对此气愤不已，宁愿多绕些路也坚决不向日本兵鞠躬。

　　即便当时的教学环境艰苦，东吴大学法学院对于学生的培养还是相当严格的。由于课业负担重，很多学生中途跟不上，入学时班内约有80位同学，待到四年级时人数只剩下一半。东吴大学法学院学生的专业英语相当过硬。学习英美法时，老师就采用全英文授课。据高文彬回忆，讲授英美法时请美国总领馆的法律顾问给他们上课，讲到德国法时则请德领馆的法律顾问来上课，这也为将来高文彬担任法庭翻译官做了积累和铺垫。

　　1945年8月15日，即将毕业的高文彬正在学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忽闻校园里由远及近传来阵阵欢呼声。仔细听，才得知是日本侵略军投降的好消息。他立即来到操场，与同学们欢欣鼓舞、振臂高呼，随后所有人又走上街头庆祝游行。

　　高文彬哪怕晚年时回忆起那一天，也是兴奋依旧。不断有人加入游行的队伍中，有穿西装的、戴眼镜的、着高跟鞋的，有学生、军人、市民、店员……人们相互拥抱，双手举起来又竖起两指，比作V字形，象征胜利。口中喊着“日本人投降了”，脸上洋溢着无以言表的喜悦之情。

　　那几天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街上随处可见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谈论着日本人投降的事，分享抗战胜利后的喜悦。不仅百姓间举行庆祝活动，许多地方官员还请下属吃饭，永安公司等四大著名商店分别打出“庆祝抗战胜利，本店商品打折”的牌子。当然，不仅仅大公司打折庆祝胜利，小商店、小餐馆也纷纷加入，甚至有餐馆免费向市民供餐。街上、弄堂里、广播中，到处传来“日本投降了，中国胜利了”的激动声音。

　　从东吴大学毕业后，高文彬入职上海市地方法院任刑庭书记官，但乌烟瘴气、腐败堕落的官场，令他失望，仅两个月后他就决意辞职。后又到上海市老闸区公所任户政股长，不久后也愤而辞职。

　　恰逢1946年年初，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先生到东京，带去了大量揭露日军罪行的证据资料。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官方用语为英语，并且采用英美法系审判，所以要将所有的资料翻译成英文，需要既会英文又懂法律且熟知英美法系的专业翻译官。这些要求，高文彬全都符合。

　　经东吴大学法学教授、上海著名律师刘世芳推荐，他们在华懋饭店见面。向哲浚经亲自面试，录用了东吴法学院的高文彬、郑鲁达，交大毕业生、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学位的周锡卿，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张培基和毕业于重庆东吴法学院的刘继盛。

　　一切安排妥当，高文彬一行五人与南京大屠杀中幸存的一男一女两位证人同行，从上海江湾机场前往日本东京。

　　高文彬承担的任务，就是将中国代表团的意见翻译给法庭，同时将庭审情况说明给向哲浚等中国代表团的成员。除此之外，高文彬还辅助向哲浚进行庭审准备、庭审记录等工作。

　　发现“百人斩”战犯罪证

　　1946年5月16日上午8时，日本东京涩谷区，年轻的高文彬身着笔挺西装，从盟军专用的巴士上下来，随盟军审判人员步入设在日本陆军省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此时，法庭开庭已经13天。

　　从车上走下来，高文彬看到很多日本老百姓正排着长队等待领取法庭旁听券。这些穿着廉价棉布缝制衣服的日本人，眼神中充满了惶恐、好奇和紧张。日本外务省每天发给每名被告家属两张旁听券，其余的按照早上排队顺序发放，发完为止。据说，很多人为了能旁听，头一天下午或者晚上就开始排队。

　　高文彬原以为这次审判只需几个月，最多半年，没想到这次出门，一去就是两年多。

　　为何如此之久?法庭采用英美诉讼法规则是原因之一。在施行英美法系的法庭中，证据被凸显到十分重要地位，嫌疑人在最后定罪前均作无罪推定，控辩双方就证据进行辩论。这就使得“寻找证据”成为将这些恶魔绳之以法的关键。

　　其实，向哲浚3、4月份就开始投入到审判的前期工作，频繁回国寻找证据。而高文彬在东京时，每天的主要工作也是搜集证据。为了让逍遥法外的刽子手得到应有的惩罚，他在国际检察处卷帙浩繁的资料、档案中，废寝忘食地搜寻证据。

　　1947年年底，一天高文彬翻看一张1937年12月14日的《东京日日新闻》报纸，发现了一篇名为《百人斩超记录》的报道。文章对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进侵途中，开展的“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时间、地点、杀人过程，都记录得特别清楚，并丧心病狂地配发了照片。文章介绍向井敏明杀了106人，野田毅杀了105人，但分不清谁先杀满了100人，于是，向井和野田便相约重新开始以杀满150人为目标的竞赛。照片上两个杀人狂并肩而立，军刀拄地，如恶魔般狞笑着。

　　愤怒至极的高文彬立即将这份报纸复印了三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寄给了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中方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罪犯。彼时，两个杀人狂魔已经混迹于被遣返的日军中回到日本。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搜寻，终于在日本埼玉县发现了二人。杀人狂魔已然成为头裹白布、在街边设摊的小商贩。被押解到南京接受审判时，二人与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一样，在法庭上百般抵赖，拒不认罪，但确凿的证据不容他们狡辩。1948年1月，向井敏明、野田毅被判处死刑，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据高文彬回忆，起初很多日本人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来旁听对南京大屠杀的审理的。当时日本对国内言论控制严格，日本官兵在其他国家做的很多灭绝人性的坏事，都被说成是勇敢作战。闻听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日本民众都非常震惊。退庭时，因为良心受到强烈谴责而无地自容，很多人都低着头，不敢正视中国人。

　　除了搜集证据，签收审判战犯的庭审记录是高文彬的工作之一。每天一位美国少尉会把前一天的庭审记录送来给他，一般每个国家送一本，考虑到当时在东京的中国法官、检察官和工作人员大多曾在东吴法学院读书或任教，高文彬要求每天多给一本，想着结束后可以作为珍贵资料送给母校。

　　两年多的庭审记录有近800本，他将每若干本装订成一册，打印上日期，贴在书脊上，共装了两大木箱。当时的飞机太小无法运载，1948年8月17日，处理完案件收尾事宜的高文彬与向哲浚一起乘坐“美琪将军号”邮轮回到中国。他们随身携带的是两大木箱总共500多本案件的材料，包括48000多页的庭审记录和 2000多页的证据。回国之后，高文彬回到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他将整理好的庭审记录一套给了东吴大学法学院，一套带到南京给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参与编纂《元照英美法词典》

　　回到上海后，高文彬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的一名专员。1949年起在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工作，其间还兼任东吴大学法学院讲师。

　　1952年，高文彬在东吴大学的老师艾国藩被打成特务后，曾因工作事宜请教过他的高文彬也受到了牵连，5月份被控“泄露国家机密”罪名被逮捕，并判处10年徒刑(1954年减刑2年)，被送往苏北、江西等地农场劳动改造，至1960年4月期满留场就业。直到1979年，高文彬才再一次重返上海。那时的他，从火车站走出，脸被晒得黢黑，肩部因为常年承担重物肿得老高，一根刻着他名字的扁担挑着他的全部家当。

　　重回上海后，高文彬就职于上海海运学院(现为上海海事大学)远洋系，任国际法学教师，主讲国际法、国际私法、海洋法等。他继续勤奋工作着，1986年被聘任为教授，1988年退休并被返聘担任原职。他参与翻译《国际法译丛》《国际私法译丛》《国际法与技术转让》等;参加编写《大众法学》《法律百科知识手册》《涉外法律使用手册》等;为英国《世界扣船》丛书撰写“中国扣船”部分;发表《海洋在国际法中的地位》《论共同海损》等论文。

　　1990年2月至1991年8月，他还应邀赴美国缅因州州立大学法学院和旧金山加州大学海斯汀法学院讲学，并被海斯汀法学院推荐为“马文·安特生基金会”第一任外国专家讲师。

　　1997年，当高文彬还在学校教书期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薛波特意从北京赶到上海登门拜见他。原来，薛波在学习过程中，愕然发现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一本可以使用的《元照英美法词典》。在以前，中国国内对英美法有系统研究的人凤毛麟角，东吴大学法学院一度是唯一教授过英美法的学校。1952年，随着国内大学院系调整，东吴大学被撤销，英美法教育在中国大陆地区也就中断了。

　　薛波决心要找到这批东吴老前辈，组织编写一本我们自己的《元照英美法词典》。被眼前这个小伙子执着诚恳的态度所打动，高文彬答应了薛波的请求。于是开启了一边教书一边参与编写词典的忙碌生活。

　　他负责以A、D、H为首的词条的校订，编委会把经过英中对译的初稿送到他家里，再定期把校订后的稿子取回。在当时，审阅的初稿都是手写稿，看起来颇费劲。即便白天还要教书，高文彬还是会一丝不苟地对每一条目进行审定，边勘误边对照，有错的地方，就修正抄写后贴到样稿上。

　　编写过程中，甚至因为用脑过度，导致小脑血管堵塞，在医院躺了好几个月。病好后，又立刻投入编纂工作中。

　　2003年，汇聚了他和其他东吴学者七年无尽心血的辛劳结晶问世了。这部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元照英美法词典》，全书460多万字，所收词条4.5万余个，是日本出版的《元照英美法词典》的三倍。这部词典一经出版，便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一致认可。词典的扉页上，记录下了高文彬的名字。

　　有人说，高文彬人生书写的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伟大者的故事。的确，媒体聚光灯和盛名光环涌向他时，已经是他非常晚年的时候了。27年消耗在农场劳改上，直到60岁才得以重返沪上。这一生坎坷，不是一般人能挺过来的。

　　但是这位儒雅老人将自己的人生书写得令人心生无限敬意，即便在最艰难的岁月，他依然保持体面，永远把自己的头发梳成三七开，发丝纹丝不乱。哪怕下田干活，也会把裤脚、衣袖卷得整整齐齐。

　　就是这样一位淡泊低调的老人，为中华民族贡献甚巨，他的名字，必将同另16位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成员们的名字一起，永远被载入史册。

　　【参考文献】

　　张林凤：《正义与邪恶的交锋》，《炎黄春秋》2020年第9期。

　　龙钢：《“听到日本投降消息，无比兴奋”》，《联合时报》2015年9月15日。

　　沈轶伦：《高文彬：从虹口弄堂出发参加东京审判》，《解放日报》2017年1月13日。

　　杜雯雯：《东京审判亲历者高文彬：生而逢时的淡泊者》，《新京报》2020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