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法律人》系列⑤｜王宠惠：民国第一法学家的爱国风骨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 文/戴朋文   2022-11-08 11:36:44

　　【编者按】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发动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民族存亡的国家危难时刻，一大批法律人挺身而出，揭露日本侵略野心，营救爱国志士，严惩汉奸敌伪，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调查日寇罪行，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捍卫法律和民族的尊严……

　　他们以笔为枪，宣传抗战“内线”救国;他们以法律为武器，秉公执法坚守国人权益。他们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与全民族命运休戚与共，共同挺起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不屈的脊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本刊2021年第42期聚焦推出郁华、周鲠生、杨兆龙、韩德培等在抗战中不屈不挠的法律人(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的英雄故事，本期继续推出王宠惠、李次山、王屏南、闵刚侯等在抗战中侠肝义胆的法律人(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的爱国往事，既是为了警醒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更是为了告诫每一位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要以伟大抗战精神为动力奋力前行，以百倍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抗战时期的法律人》系列报道之五

　　王宠惠：民国第一法学家的爱国风骨

　　文/本社记者 戴朋文

　　他生于乱世，国力衰落之时。他与列强周旋，坚决废除不平等条约，力争中国四强地位，他仗义执言，不畏强权;

　　他是国际著名法官、外交家,民国首任外交总长、北洋政府总理、南京政府司法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

　　他凭借深厚法学功底和深深爱国之情，在国际舞台上运筹帷幄、不遗余力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法科外交官享誉国际——其力量“可抵十万雄兵”

　　1881年10月10日,香港道济会堂。王煜初牧师默默祷告着,他在感谢上帝的恩泽——他的第四个儿子王宠惠降临人间。那一年的中国，发生了很多或令国人唏嘘或让世界瞩目的大事:沙俄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清政府撤回留美学生、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铺轨、济南教案发生.…....

　　时逢乱世出生的王宠惠,其祖籍是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广东东莞虎门镇。在他10岁的时候，父亲王煜初便开始与孙中山有接触,从懵懂少年开始，王宠惠便受到了孙中山的影响，革命思想渐浓。

　　1906年，王宠惠去英国留学，学习国际公法。但当时他的家庭已经走下坡路，无力负担他高额的学费,因此,王宠惠不得不向孙中山求助。当时，孙中山正在从事革命活动，革命军的资金十分短缺，为了筹款，他在世界各地奔波。可是，当他接到王宠惠的求助信后，还是东挪西借凑了1500元，送给了王宠惠。

　　那个时候,15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因此，革命军很不满，几个人便联合来找孙中山，希望这笔钱能用于革命而非赞助一介留学书生。孙中山对他们说:“武装推翻清王朝叫革命，培养一个享誉国际的法学家，其力量可抵十万雄兵，同样也是革命。”从此,王宠惠“可抵十万雄兵”的说法流传了开来。

　　后来的事实证明，孙中山对王宠惠“可抵十万雄兵”的评价绝非虚言。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张新式大学文凭(法科)获得者，在二十世纪之初，王宠惠就跟随留日革命党人，创办《国民报》，积极宣传革命﹔留美期间，王宠惠协助孙中山起草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并与孙中山探讨过五权宪法，跟随中山先生探索实践中国未来的出路。

　　1912年，王宠惠第一次运用法律知识参与解决外交事件。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满清皇帝发布退位诏书.....2月19日，数千名华侨在荷属东印度爪哇岛泗水市举行街头集会，他们升起青天白日旗，庆祝中华民国成立。荷兰当局军警开枪打死华侨三人，伤十余人，百余人被捕，酿成轰动一时的“泗水事件”。

　　由于荷兰并未承认南京政府，熟谙国际法、时任民国外交总长的王宠惠,于2月21日致电袁世凯“事关国体民命，恳速交涉”，“以存国体,而慰侨望”。同时，回电华侨告知“已尽力向荷使交涉”。时隔两日，王宠惠再次致电袁世凯，阐述上海华侨联合会告知的事件经过，“荷兵日日乱掳”，“事在危急，乞速解决对付，否则民不聊生”，“乞设法拯救”。再过两日，王宠惠第三次致电北京，“事阅数日，连上数电，均未见复，殊深焦灼”。他愤慨表示:“民国初立，岂尚忍如满清政府放弃责任，漠视侨民”，“现在海内外函电纷驰，人心激昂，已臻极点，若无满意之交涉，恐激成他变，更难收拾”。在王宠惠连发数电之后，袁世凯回电称“华侨遭厄，自必竭力拯救”。

　　2月29日，王宠惠再度电告北京即将组阁的唐绍仪，他以一法律人素养指出,事件虽“偶因升旗而发生，但现下所亟应力争者，不在升旗问题，而以释人索偿，废除虐例为最要”。

　　在中国外交的压力下，荷兰政府释放所有被捕者，同意惩凶赔偿，并保证对旅居荷属的华侨与荷兰人同等看待。民国政府一改满清弱国外交，取得了近代以来少有的外交胜利，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1921年11月12日,美国白宫草坪上，几个身着西装的华人格外引人注目，华人中那个身材瘦削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更是焦点人物，他就是全权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华盛顿会议的王宠惠。

　　在华盛顿会议上，王宠惠提出了取消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等多项建议案,与列强进行了艰苦谈判。王宠惠极其关注领事裁判权的撤废，指出:“此制一日不废，则中国未便开放内地任外人居住贸易”，这是他为恢复中国司法及行政主权完整而进行的一次重要努力。由于列强的阻碍，使得中国利用华盛顿会议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想法再度受挫，但是王宠惠的爱国热情和聪明才智博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

　　1923年，国际联盟选举王宠惠为国际常设法庭候补法官。1923年春，他赴海牙出任。1924年，王宠惠当选为修订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在1925年4月1日召开的修订国际法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王宠惠从领事裁判权造成中国司法主权缺失的背景出发，对列强在华攫取的领事裁判权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表达了弱势国家希望摆脱强势国家强加其身上的不合理的司法制度的愿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法学家的风采。

　　临危重操“旧业”一一奔赴外交抗日“战场”

　　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后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时任国民政府司法总长的王宠惠痛心疾首地断言，“九一八”这个名词，将永远深刻在中国人民心中，世世代代，也难以忘记这段耻辱的历史。王宠惠怒言:“自有世界以来,更无读武无厌永不倾灭之侵略国家，将来两民族间由此污痕,以至仇杀相寻、百世不解者，是皆日本军阀推行大陆政策造成'九一八事变'有以致之。”

　　1934年,广田弘毅继任日本外相。上任之初，广田弘毅一改军国主义狂妄嘴脸，声称采取善邻外交，改善对华关系。法学家出身的王宠惠,对日本的对华政策做过细致的考察,他认为日本从入侵朝鲜开始就已经逐渐确立起了对华侵略的政策,虽然中间有过回旋，但大致是朝着强硬和战争的方向发展。

　　受国民政府领导人之命，1935年2月19日，王宠惠以个人顺道出访的名义抵达日本神户。虽然日本对中国一直在“磨刀霍霍”，但对富有国际名望法学家的到访，日本方面自然是高规格接待。访日期间，王宠惠先后会见了日本政府及各党派的重要人士，利用一切机会呼吁日本“以德报德”，珍视两国和平和友谊。在与广田弘毅的两次会晤中，王宠惠表达了中国政府的和平立场，并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三项原则。在这次访日进程中，日本同意将两国外交关系升级到大使级。

　　1937年3月3日，原外交部长张群辞职,王宠惠再次受命担任外交部长，并一直任职到1941年4月10日,成为1949年以前民国政府任职时间最长的外交部长。

　　1937年10月15日,夜幕降落，—辆福特轿车缓缓停在上海安福路284号那座英式别墅门前。车里坐着一位面容清秀的“教书”先生，若不是有卫兵上前迅速而又恭敬地为他打开车门，很难想象他是民国外交部长。王宠惠朝卫兵点点头,疾步进入别墅,径直走向二楼书房。

　　距离“卢沟桥事变”三个月的时间，日本方面对王宠惠7月8日发出的书面抗议书，不仅没有任何实质性回复，反而继续将侵略战火烧向华北腹地。这天晚上，王宠惠匆匆赶回府邸，奋笔疾书，准备明天通过电台，向美国人民发表“暴日蛮行危及世界和平，请发动全力赞助我抗战”的广播演讲。

　　上海安福路284号二楼书房的灯光，又—次彻夜未息。1937年10月16日早晨,王宠惠满脸倦容却步态轻盈地走出别墅，向开车门卫兵点了点头，快步闪进车里，马达轰鸣，福特车绝尘而去。两个小时后，广播电台里响彻起王宠惠那标准的英文抗日演讲......

　　王宠惠那番“暴日蛮行危及世界和平,请发动全力赞助我抗战”的广播演讲，不仅在美国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同时也是在步蒋介石“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南北西东，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庐山抗战宣言之后，犹如一块沉甸甸的“巨石”，在中国国民这方暗流涌动的“海洋”里，激起了抗战卫国的“滔天浪潮”。

　　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在民国外交部办公室、在广播电台直播室里、在各种抗战会议上、在福安路284号府邸、在纽约世博会等各种国际会议上...…经常闪动着那个略显单薄的身影。就是这个略显单薄的身影，更是这位儒雅的外交官，在担任民国外长期间，以他博学的法律知识及深深爱国之情，不仅利用国联、九国公约会议等各种国际会议场合揭示日军暴行，孤立日本，争取国际同情，而且不断鼓励国内民众抗战士气。在担任外交部长的1937年到1941年，王宠惠每年的元旦和双十节都要发表文章和演讲，向国民进行信心喊话....

　　1937年8月21日，南京总统府。王宠惠一改平日一袭长衫之装束，身着笔挺西装静静站立在会议室门口，他在等待一位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

　　1928年，国民政府因国共分裂与苏联交恶，两国之间一度断绝了外交往来。王宠惠重任民国外交部长的第一个重大外交举措，就是加强对苏外交。本来作为亲英美派的王宠惠,对苏联抱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然而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王宠惠逐步认识到苏联支持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在抗战期间，寻求与国，是我们外交上重要目的之一。苏联和我国国境毗连,其爱好和平与反对侵略的愿望，亦多与我国一致”。以此为初心，王宠惠多次与鲍格莫洛夫密商,并将密商结果及时“上传下达”，中苏双方终于恢复了“冰封”已久的友好睦邻关系。

　　按照约定的时间，鲍格莫洛夫满面春风翩然而至，在中外媒体记者的见证下，与等候多时的王宠惠,欣然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规定:双方保证不侵犯，一方遭到第三方侵犯时，另一方对该第三国不得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援助。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极大鼓舞了抗战中的中国人民,沉重打击了日本孤立中国的外交图谋。日本外相广田弘毅非常恼火地对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说:“苏联和中国本来在近年任何时候都可能缔结这个协定，却偏要选择这个特殊的时机和特殊的局势来签订，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援助。从1937年9月至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对中国提供了三次贷款，总额约为1 .7317亿美元;向中国供应了924架飞机、82辆坦克、1516辆汽车、1140门大炮以及5万支步枪等。不仅如此，苏联还向中国派出大量军事顾问和专家以及航空志愿队2000余人，直接参加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

　　1941年4月10日，在外交部长卸任会上，王宠惠在向共事四年的外交部同事表达谢意之后，动情地将自己四年外交部长的工作进行了总结。王宠惠把抗战以来的外交政策归纳为“对内求自立、对外求共存”，并将此政策与抗战的两种意义对应，即“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存独立，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正义”。在此政策下，抗战的外交就是要“多求友、少树敌”，“联合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援助我国，抵抗日本”。

　　爱国法学家一一在国际政治“疆场”上“横刀立马”

　　1941年12月7日，民国战时首都重庆，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办公室。已经调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宠惠,通过机要电话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而又振奋的消息——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引发了“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战形势逐渐明朗，中国抗战最艰难的岁月渐行渐远.....

　　1943年11月22日～26日，在全世界人民抗击法西斯战争“曙光凸现”之时，为了协同对日作战，并就战后事宜进行磋商，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王宠惠陪同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并成为中、英、美三国具体谈判中的中方实际负责人。会议期间，王宠惠起草了《关于设立四国机构或联合国机构问题》节略，作为蒋介石个人意见送交美方，提出中国对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基本立场，即维持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殊地位。

　　然而，在讨论《开罗宣言草案》时，英国代表凭借二战中的强势地位向中方发难——

　　英方代表:中国前既允许西藏完全自治，则英方之立场自以此为出发点。

　　王宠惠:西藏向为中国领土，毫无疑义,英方立场妨害我国主权，实无正当理由。此案迁延甚久，亟宜解决，欲求解决，唯有英方放弃其不合理之政策，否则不免影响两国邦交。

　　英方代表:“满洲澎湖台湾当然归还中国”

　　修正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

　　王宠惠:只说日本应该放弃而不说归还何国，则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士，皆深感困惑。故中国对此修改之文字，碍难接受。

　　......

　　在《开罗宣言》激烈辩论中，王宠惠坚持认为如果澎湖列岛等不言明归还中国，则此次盟国共同作战、反对侵略的目标就不明显。其缜密的思维和激昂的辩论,绝不亚于横刀立马、驰骋疆场的威武将军....…开罗会议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为中国收回台湾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中国抗战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作为中国外交官不只是必须维护中国的主权，还得回击西方列强在其他如文化方面对中国的蔑视。王宠惠作为法学家出身的外交家,在民国的外交舞台上声名赫赫;在国际外交上,更是忠贞的爱国主义者。

　　曾有人对王宠惠开玩笑说，如果他保留他(在香港)的出生证明，那么就可以持有英国护照了。对这种没有民族担当精神的媚外言论，王宠惠正颜厉色地回应道:“我早年追随国父(指孙中山)革命，主要在推翻满清，打倒帝国主义。我最痛恨的是依附外国势力，我的出生证在早年离开香港时,即自行销毁了。”王宠惠把这种爱国主义的气节带到了国际外交上，在外交场合，他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从不妥协。

　　还有一次，王宠惠在伦敦参加外交界的宴会，席间有位英国贵妇人问王宠惠:“听说贵国的男女都是凭媒妁之言，双方没经过恋爱就结成夫妻,那多不对劲啊!像我们，都是经过长期的恋爱，彼此有深刻的了解后才结婚，这样多么美满!”王宠惠笑着回答:“这好比两壶水，我们的一壶是冷水，放在炉子上逐渐热起来，到后来沸腾了，所以中国夫妻间的感情,起初很冷淡，而后慢慢就好起来,因此很少有离婚事件。而你们就像一壶沸腾的水.结婚后就逐渐冷却下来。听说英国的离婚案件比较多，莫非就是这个原因吗?”王宠惠在外交场合应对迅捷，词锋机敏，多属此类。在民国时期的外交场合，王宠惠以他忠贞的爱国主义精神、机敏的词锋，为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争得了尽可能大的尊重。

　　1945年4月，虽然二战还没结束，但是随着苏联红军逼近柏林，其他抗击法西斯战场捷报频传，以德国和日本为主的轴心国败局已定。在此形势之下，苏美英三国决定延续雅尔塔会议精神,邀请二战盟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1945年4月25日，作为主要同盟国之一的中国,派出董必武、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胡适等近百人,准时赶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联合国宪章中文文本则由王宠惠加以最后修正与润色后定稿。

　　1945年6月26日，王宠惠等人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以中文签字，中国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常任理事国。从此，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一跃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记者在撰写本文时，四处找寻王宠惠后人的踪迹，试图让王宠惠这位爱国法学家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鲜活。然而很遗憾,搜遍了所有史料也未在大陆找到其后人的只言片语，只知道王宠惠有个儿子叫王大闳，是个建筑设计师，与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是同学，2018年以100岁高龄在台湾逝世。许是孙中山得意门徒的后代，王大闳的扛鼎之作就是位于台湾台北市仁爱路的“国父纪念馆”..

　　【参考资料】

　　祝曙光︰《法官外交家王宠惠》;

　　《王宠惠:民国首任外长》(新浪网);

　　刘昕杰︰《王宠惠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