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法律人》系列⑧｜闵刚侯：隐秘战线的爱国律师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2年第5期 文/张纯   2022-11-08 15:37:27

　　【编者按】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发动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民族存亡的国家危难时刻，一大批法律人挺身而出，揭露日本侵略野心，营救爱国志士，严惩汉奸敌伪，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调查日寇罪行，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捍卫法律和民族的尊严……

　　他们以笔为枪，宣传抗战“内线”救国;他们以法律为武器，秉公执法坚守国人权益。他们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与全民族命运休戚与共，共同挺起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不屈的脊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本刊2021年第42期聚焦推出郁华、周鲠生、杨兆龙、韩德培等在抗战中不屈不挠的法律人(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的英雄故事，本期继续推出王宠惠、李次山、王屏南、闵刚侯等在抗战中侠肝义胆的法律人(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的爱国往事，既是为了警醒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更是为了告诫每一位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要以伟大抗战精神为动力奋力前行，以百倍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抗战时期的法律人》系列报道之八

　　闵刚侯：隐秘战线的爱国律师

　　文/本社记者 张纯

　　可怜孺子号龙象，

　　俯首附敌如犬驯。

　　流芳遗臭各千载，

　　薰莸一器难同在。

　　这四行诗句，摘自郭沫若先生所作的一首七言诗，反映了1939年年底国内严峻的抗战形势，展现了在重庆聚集的一批抗日文化人的民族气节，表达了誓与敌人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与钢铁意志。

　　彼时，郭沫若书写此诗赠与闵刚侯。如今，这幅诗作书法保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历经峥嵘岁月的洗礼，微微泛黄的纸张还在映衬着那个动荡和不安、战火纷飞的年代，表彰着每一位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及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的先驱先辈。

　　中共地下党员、民盟盟员闵刚侯即为其中之一。

　　投身抗战，密传情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开始。

　　日本九州大学的档案中记载，闵刚侯于1936年5月进入当时的九州帝国大学学习，1937年4月退学返国。“父亲在日逗留时间很短，也就是一年。中断学业的根本原因是中日全面战争即将爆发，必须尽快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闵刚侯之子闵大洪告诉记者。

　　归国之后，闵刚侯随即在上海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该联合会成立于1936年1月28日，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上海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一个全国性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抗日救亡团体。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领下，从事了多项宣传组织民众的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年末，上海沦陷，闵刚侯夫妇辗转来到重庆。

　　在重庆期间，闵刚侯从事的既有公开的工作，也有秘密的活动。他曾任重庆战时书报供应所副所长。抗战期间，由于国民党的政治打压与文化管控，前线军民普遍缺乏书报，在沦陷区，抗日报纸大多绝迹，其他宣传刊物、小册子更是难以寻到。即使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书报供应不足的情况也同样严重存在。

　　当时成立于国统区的战时书报供应所，对给抗战军民提供精神食粮发挥了重要作用。闵刚侯也曾担任朝阳学院分院院长，讲授法学课程，培养进步青年，使学院成为战时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

　　1941年夏，“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年后改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后习称“小民革”。这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政治团体，实际上是中共外围组织，参加者既有中共党员，也有一批重量级国民党左派及其他民主党派人员。闵刚侯是成立时的18人之一。

　　1945年春，在重庆举行了一次全体盟员大会，有45人出席。会上选出中央委员21人，各有一个单字的代号，闵刚侯为其中一员，代号“柔”。周恩来曾评价小民革是党外布尔什维克组织，与中共之间彼此相知甚深，在斗争中同中共始终保持一致。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专门看望小民革的核心成员。这是闵刚侯第一次面见中共最高领袖。当他自我介绍后，文史知识渊博的毛泽东马上回应道：“你是闵子骞的后裔啊!”闵子骞系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二十四孝中的人物之一，通常被视为闵姓祖先。

　　在重庆期间，闵刚侯的秘密活动主要是搜集各方情报，及时提供给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

　　闵刚侯的岳父柏文蔚是辛亥革命先驱、国民党元老级人物。30年代起虽然退出核心领导层，但依然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及各种机会，接触到蒋介石政府的不少重要文件。

　　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决定设立反动组织“防共委员会”，通过了蒋介石手订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反共文件。

　　闵刚侯从柏文蔚处获取到这几项秘密文件后，迅速送至周恩来、董必武手中。后来，中共将这些反共文件公之于众，彻底揭露了国民党制造反共高潮破坏抗战的阴谋。

　　闵刚侯获取的情报，经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有些也会送达当时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全名：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罗申)手中。新中国成立后，罗申担任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周恩来总理曾召集抗日战争期间向苏联提供情报的中国同志与罗申大使共进晚餐，闵刚侯亦在受邀之列。

　　重任在肩，恪尽职守

　　1945年秋，日本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后方的文化人纷纷回到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内战、争民主、求团结的斗争。”闵大洪对记者介绍，那年冬天，闵刚侯偕夫人返沪，随即开始利用职业律师身份进行公开及地下工作。

　　1945年，中共方面委派高崇民任安东省主席，而国民党方面也任命了另一人。于是，周恩来当机立断，让高崇民马上离开重庆去安东赴任。高崇民于1945年11月21日晚在重庆上船，至1946年3月16日平安抵达安东(即今丹东)，历经126天。其间，得到各地地下党组织的接应。

　　高崇民到上海后，得到闵刚侯的精心安排，在其兄闵祥麟家避居一星期。随后，在中国航海界先驱金月石的帮助下，化装成国民党运兵船上的“账房先生”离开上海。像这类掩护乃至营救同志，是闵刚侯地下工作的一部分。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急需创办一批进步刊物。1945年9月间，由郑振铎出面，约请了一批上海文化界名人，正式宣布《民主》周刊即将出版的消息。沈钧儒、沙千里、史良、闵刚侯四位名律师热忱同意担任杂志的常年法律顾问，以自身的专业为反独裁、争民主斗争的宣传提供法律保障。

　　1947年2月9日，上海发生“二九”惨案。在劝工大楼举行的爱用国货、抵制美货演讲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捣乱，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被殴打致死，有几十人受伤，十余人被捕。事件发生后，民建、民盟、民进等党派分别发表宣言，谴责国民党特务暴行，并与各界人士一起成立“二九惨案后援会”。沈钧儒、史良、沙千里、周新民、闵刚侯、林亨元等10位律师组成“二九惨案律师团”，为上海工人伸张正义。

　　即便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闵刚侯仍旧坚持一贯的职业操守与诚信原则。

　　他对诚信二字的坚守，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感受颇深。闵大洪提到，作为一名执业律师，闵刚侯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自然也少不了这样那样的托付。钱三强1937年8月离开上海赴法国前，将一些私人物品交闵刚侯保管。1948年夏，钱三强回国后，闵刚侯悉数归还。听起来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背后却横跨了历经11年的国内战乱与社会动荡。如此情形下恪守信用、牢记嘱托，令钱三强十分感动，特地将从法国带回的一枚“正义女神”铜章赠予闵刚侯，以表谢意。

　　临危不乱，助力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上海建有潘汉年、吴克坚、刘少文三大情报系统。1949年上海解放后，中央情报部曾专电嘉奖吴克坚情报系统，表彰全体同志出色的情报工作。

　　闵大洪对记者谈到，在吴克坚、徐淡庐的回忆文章中，都提到同一件事：1949年4月10日，吴克坚向徐淡庐下达了立即动身前往汉口、运送电台去长沙的紧急任务，以建立党中央与程潜之间的直接联系，推动其起义。

　　未承想，4月12日，徐淡庐飞抵汉口后，交接发生意外情况，必须尽快向吴克坚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但一时没有同吴直接联络的方式。徐急中生智，想到闵刚侯与吴克坚有直接联系，但他没有闵刚侯的直接联络方式，于是发了一封隐语电报给闵刚侯的兄长闵祥麟，嘱咐其立即转给闵刚侯。闵刚侯看到电报后，心领神会，立即转交吴克坚。在吴克坚指示下的一系列运作，使电台终于在关键时刻运抵长沙。

　　7月2日，中共中央发给程潜和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的电报，坚定了他们走起义道路的决心，为长沙和平解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闵刚侯对贵州的解放，也作出了贡献。时任贵州省绥靖公署副主任陈铁(黄埔一期、中将)经闵刚侯的策反工作，从上海返回遵义后积极策划，导致国民党军队275师于1949年11月28日在贵州金沙通电起义。

　　投身司改，推进法治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闵刚侯作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的12位代表之一前往参加。

　　1949年10月1日，历史在天安门广场掀开崭新的一页。闵刚侯出席了开国大典，见证了这一伟大的时刻。

　　此后，闵刚侯根据组织的安排，留在北京工作，投身新中国的法制建设。

　　新中国建立之初，从上至下逐步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各级国家机构，其中包括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各级人民法院。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0月19日，任命闵刚侯等人为委员，组成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会。

　　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闵刚侯为最高人民法院秘书长，毛泽东主席签发了任命书。新中国建立之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秘书长(最高检秘书长由周新民担任)一职，是两高历史上的唯一阶段。1955年1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闵刚侯为司法部副部长。1954年、1959年，闵刚侯当选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曾到多地视察审判工作，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力促法制建设。

　　1952年7月，还在最高法院秘书长任上的闵刚侯主持了著名的全国司法改革运动。这是紧接着“三反”运动之后的一系列运动之一。史料显示，该运动首先学习1949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与1951年11月3日《国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等文件。接着，开展批判“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最后进行组织整顿。通过运动，达到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的目的。1952年的全国司法改革运动作为新中国的首次司法改革运动，为法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1959年，闵刚侯到农村视察因饮食患阿米巴痢疾，随后又诊断出帕金森氏症。随着身体每况愈下，他逐渐脱离工作一线，后期完全处于治病养病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闵刚侯于1949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投入工作。他曾任民盟中央组织部长、秘书长，同时也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

　　1971年8月18日，闵刚侯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公开一批在民主党派工作的中共党员身份。1981年2月19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为闵刚侯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这位中共隐蔽战线的忠诚战士，终于在逝世近十年后，得以公开自己视为最高的荣誉。

　　1981年12月15日，民盟中央主席史良在民盟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在民盟发展过程中，曾有不少共产党员参加民盟的工作，他们积极参加当时的斗争，为推动民盟的进步作了重要的贡献，如周新民、李相符、闵刚侯等同志，我们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敬意。”这是从民盟的角度首次向社会公开闵刚侯的中共党员身份。

　　2021年是闵刚侯去世50周年，恰恰是整整半个世纪。他生前完成的党所交给的任务，有很多已是永久的秘密。但正是这些鲜为人知的秘密，为中国变革的伟大事业，铸就了坚实的地基。相信这正是他人生的无悔选择，亦是他的荣光所在。

　　【参考资料】

　　张雅倩：《中共领导下的战时书报供应所(1938—1940)》;

　　秦德君、刘淮：《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

　　王大象：《徐淡庐：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

　　《上海地方志》北蔡镇志第二卷1991-2000第十三编人物编第一章人物传略第一节《政党界人士闵刚侯传》;

　　赵利丽：《 闵刚侯：活跃于地下战线的法律人》;

　　朱小红：《闵刚侯敌后工作二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