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红色律师”》系列报道之八 施洋：领导“二七”大罢工的大律师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1年第33期 文/ 童洪锡   2024-07-09 15:23:43

　　【编者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活跃着一个特殊的群体——“红色律师”。

　　由于亲眼目睹和亲身感受旧社会的黑暗、腐败和丑陋，他们向往政治昌明、法制健全，坚持公平正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和斗争中。他们以律师的身份，以法庭为阵地，以法律为武器，营救了一个又一个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他们是民国时期的大律师，有毛泽东口中的“女中豪杰”，周恩来心目中“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有正义感的大律师”，董必武眼中“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还是新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奠基者和见证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奏响了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壮歌。

　　在全党将党史学习教育引向深入之际，本刊特以“党史上的红色律师”为主题，在第30期推出沈钧儒、章士钊、潘震亚、张志让、史良等五位“红色律师”(按出生年月排序)的革命英雄事迹，本期继续推出刘崇佑、江庸、施洋、吴凯声、陈志皋等五位“红色律师”(按出生年月排序)的光荣事迹和法治故事，重温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走心。

　　少年时期，对施洋大律师的印象，来自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故事片《风暴》。施洋大律师为工人请命，控诉魏处长和其父亲魏老太爷视工人生命为草芥、残酷迫害的罪行，取得斗争胜利的艺术场景，令人终生难忘。其实，他不仅是业务精湛的大律师，而且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一心维护工人阶级利益，而被反动军阀杀害的革命烈士。

　　成长为业务精湛的大律师

　　施洋(1889年—1923年)，湖北省竹山县人，出生于竹山县西乡杨家河桂树村(现为麻家渡镇桂花树村施家湾)一个世代具有耕读传统的家庭。施洋原名吉超，学号万里。1914年，他到省城武昌求学时，将自己的名由“吉超”改为“洋”，字伯高，后以此闻世。

　　施洋祖先由江苏常州迁至竹山，以贸易起家，置田产颇厚，继而加入竹山籍。后来世代读书，习举业，均取得科名。施洋的祖父施廷瑾为补廪膳生员，施洋的叔祖父施廷壁，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施洋的父辈共弟兄三人，都好学，读书多年。伯父施永亮，文武举业兼习，惜英年早逝，殁年仅35岁，无后，以施洋为嗣。施洋的父亲施永贞，毕业于湖北郧阳府立简易师范学校。施永贞教书为业，是一位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施洋的生平行动多有赞赏。

　　施洋的家庭非常重视对他的早期教育。施洋幼年时，祖父施廷瑾就抱膝教自己的孙子读《三字经》《百家姓》，父亲施永贞就教他读书写字，并常给施洋讲古典名著中的故事和屈原、岳飞、文天祥以及洪秀全的事迹，在施洋幼小的心灵中打下正直、正义、反抗、无畏的烙印。

　　由于家道中落，施洋度过了衣食不继的贫苦童年，1898年，9岁的施洋有幸跟随父亲读书。施洋格外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不到一年的时间，他读完了《四书》和《诗经》。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年，父亲施永贞因积劳成疾，染上重病，只好回家治病休养。紧接着，施洋的祖父、祖母、伯父等七人相继离世。接二连三的变故，使本来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施洋被迫辍学。一年后，施永贞心想，家里再穷再苦，也得咬紧牙关让儿子读书，便送施洋在离家十余里处的总兵庵走读私塾。此后，施洋每天鸡鸣即起，赶赴私塾。施洋家穷得晚上点不起油灯，他就到村子里一座古庙，坐在神像前，借着长明灯的光亮读书。

　　1907年，施洋筹得一笔钱，在父亲的陪同下，步行90里来到竹山县城，报考县高等小学堂。虽然取得了优异成绩，但是由于施家家族中有势力的人反对施洋入学，校方借口施洋头上长有癞痢，五官不端正，取消了他的入学资格。施洋被竹山县高等小学堂拒之门外之后，他外出读书的愿望更加强烈了，苦于无钱，不能成行。就在施洋几乎近于绝望的时候，施洋的未婚妻郭秀兰和未来的岳母伸出援手，拿出自己的积蓄供施洋做学费，到郧阳求学。启程前，父母做主，施洋与郭秀兰结婚。

　　施洋到郧阳后，考入府立农业学堂，习蚕科。郧阳府立农业学堂，多为纨绔子弟，习尚浮华之风盛行，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以得文凭混资格为目的。施洋却以学问为生命，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了。施洋专心致志于课业，终年不旷一堂课，课暇时间勤于实地实验。施洋初入校时，成绩仅中等，后学业大进，1910年他以最优等第一名毕业。毕业后，施洋转入郧阳农业中学，拟继续深造，将所学的农业知识用来发展农业，以救中国的贫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学校停办，施洋回到了家乡。

　　1914年6月下旬，施洋告别故土、亲人，行走一个月，行程一千六百里，历经千辛万苦，来到省城武昌，考入学制一年的湖北警察学校。毕业后，施洋可以当警察了。那时的警察是个肥差，还可以升官发财。然而，施洋并不屑于谋取肥差，他的志向远大，要掌握专门的学问，服务社会。1915年，施洋考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本科，学习法律。在校风差劣的湖北法专，施洋超然独立，拔乎流俗，专心求学。法专管理松弛，教学质量不高，施洋便将课程依主次编为纲目，自己安排作息时间表，严格遵守，按时学完所有课程，还搜集课外参考书认真研读，节假日也不外出游玩。施洋刻苦钻研，成了湖北法专最优等的学生，毕业时，许多同学茫然无得，而施洋对于法学已有很深的造诣了。

　　1917年夏季，施洋从湖北法专毕业后，以不谙外语为恨，仍留武昌学习英语。同时，施洋与武汉法学界人土共同发起组织了法政学会，被选为副会长。

　　援救五四运动爱国学生

　　向司法部呈请获得律师证书后，1918年春，施洋在湖北高等审判厅登录律师名簿，被指定在武昌、汉口地方审判厅管辖区域内执行律师职务。施洋加入武昌律师公会，被同行选为副会长。

　　施洋一入行律师，就为爱国学生维权了。林育南在《施伯高传》中说：“他在律师生活上开始的一幕，就是援救五四运动被军警杀伤的爱国的学生。”

　　1919年5月4日，北京发生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青年学生爱国政治运动，即五四运动，各地纷纷响应，武汉更是反响强烈。5月中旬，武昌各校学生代表连日在中华大学集会，讨论救国大计，草拟宣言，筹建武汉学生联合会。5月17日，武汉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会后赴省署请愿，提出请求武汉学联立案、电告北京政府力争青岛、提倡国货、准许组织游行大会等四项要求，遭到拒绝。18日下午，三千余名学生汇集武昌阅马场，举行第一次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打着反帝爱国的标语，游经武昌各主要街道，一路上散发传单、街头演讲。施洋一方面鼓励学生们勇敢地走上街头，以游行、演讲方式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另一方面，以自己在武昌律师公会中的地位，提议通电响应学生行动，力争国权。

　　武汉学生爱国运动引起反动当局的恐慌、阻挠和镇压，督军王占元先面谕各校校长对学生严加管束，违者严惩不贷;后指令军警残酷镇压。6月1日清晨，武装军警密布各校门前、主要街道。下午一时，各校学生冲破武装封锁，手持旗帜，分赴预定地点讲演。王占元竟命令军警驱逐听众，殴打、逮捕演讲的学生，以致十余人被殴伤，数十人被捕，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武汉“六一”惨案。当天，施洋为学生奔走呼号，目睹学生被殴打、逮捕，愤恨万分。他一面让学生将受伤的同学送法庭检验，一面在武昌律师公会召集紧急会议，提出救援学生议案，呈请法庭提起公诉，惩办凶手，以保障学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自由权利。在施洋的带动下，施洋夫人郭秀兰和幼弟施季高走上武汉街头散发传单，投身到五四运动的斗争洪流中去了。

　　在五四运动中，北京、武汉的爱国学生郭钦光、徐日哲、周瑞琦、李鸿儒、吴用霖5人壮烈牺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7月3日，武汉学生会等18个团体共一万多人，在汉口大智门外联合举行追悼大会，施洋肃立在大会主席台上，怀着对烈士崇敬的心情，宣读了祭文。

　　领导“二七”大罢工

　　1920年秋，施洋参加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参加创办了工人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宣传“劳工神圣”和社会主义。1921年10月，施洋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1922年6月，经许白昊、项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成为“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

　　1921年12月6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会与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同时成立。1922年，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发展很快，16个站先后建立了工会。因此，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组建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

　　1922年7月和8月，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连续召开了两次会议。1923年1月5日，在郑州召开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这次筹备会推选杨德甫为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江岸分工会由林祥谦任委员长，施洋被京汉铁路总工会聘请为法律顾问。第三次筹备会认为，全路工会组织已经统一，筹备工作就绪，规章均已制定，总工会成立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京津沪汉各种报纸上，都登载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将召开的启事，筹备会函请各地工会及各界人士届时参加成立盛典。

　　筹备会将总工会成立事宜报告路局，局长赵继贤大玩两面派手法，表面上同意召开成立大会，背地里却密电军阀吴佩孚，要求防范。吴佩孚收到赵继贤的密电后，即命令部下严密监视，禁止京汉铁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

　　1月28日，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到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声称：“奉吴大帅命令，禁止开会。”1月31日，吴佩孚会见筹备会派出的杨德甫、凌楚藩、史文彬、李振瀛、李焕章5名交涉代表，阴阳怪气地说：“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们为难?这是你们局长来的报告，我已经允许了他，我已经下了命令，要禁止开会;我是军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你们若是非要开会不可，我可没有办法了。”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代表们据此与吴佩孚力争无果。各地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如期赴会，1月30日晚，武汉30余个工会团体的代表130余人、学生及新闻界人士30余人，在武汉中共负责人陈潭秋、林育南、施洋、李求实、李汉俊、许白昊等率领下，在江岸工会集合，施洋发表了演说，然后乘火车北上郑州。

　　在列车上，传来了吴佩孚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电令，代表们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在信阳、驻马店等车站，施洋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施洋说：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这是民国约法上明文规定的权利。我们工人在人民中占重要的地位，为什么不能享受约法上之自由?军阀吴佩孚等剥夺我们约法上应有的权利!这是何等的无理!他号召：大敌在前，有进无退、善自防卫，工友们要努力奋斗!31日晚，京汉铁路总工会召开全路代表紧急会议，一致决定，不顾军阀阻挠，2月1日如期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2月1日清晨起，郑州紧急戒严，郑州市警察局局长黄殿辰称：我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准工人开会。上午8时，施洋与林祥谦、项德隆、史文彬、林育南等率领工人代表结队持旗，携匾额对联，冲破军警阻拦，前往成立大会会场花地岗普乐园，大会主席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群众高呼口号：“劳工万岁!”“打倒军阀!”“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革命万岁!”这时，黄殿辰带领武装军警闯入，重重包围会场，强令限五分钟解散，有反抗的以军法从事!形势危急，施洋等大声疾呼，发表演说，代表和群众放声大哭，与军警搏斗数小时，下午4时，会议被迫结束。军警封闭了总工会会所，捣毁会所内一切财物，重兵把守代表所住旅社，严密监视代表言行，勒令各代表离开郑州。

　　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路总同盟大罢工，总工会由郑州迁往武汉江岸办公，并提出了“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的响亮口号。会议一结束，武汉地区铁路工人代表和其他30多个工会的130余名代表，当晚乘火车离开郑州返回武汉。临行时及途中，施洋与代表们作了诚恳沉痛的谈话，勉励代表们继续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努力奋斗。施洋与同志们就京汉铁路总工会的问题详细商议，又在车厢内发表演说，并利用各站点的停车时间向前来迎送的工人群众发表演讲，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提出：“唯一的争取办法，就是斗争、斗争、再斗争”

　　2月3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由郑州迁移到汉口江岸分工会内。中共武汉区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员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许白昊、项英、施洋、杨德甫、陈天、林祥谦等组成罢工指挥中心，以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名义，统一指挥江岸和武汉的总罢工。各分工会进行了紧张的罢工前的准备工作，建立了工人纠察团、调查队，以维持罢工期间的治安秩序。工会会员进行编组，届时迅速召集，统一行动。

　　2月4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发表《罢工宣言》，揭露了军阀用武力野蛮破坏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事实真相，郑重宣布：“为保障我们的人格，为争回我们的自由……从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提出了5条最低复工条件：撤革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等人职务;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归还总工会成立所送一切牌额礼物;撤退占驻总工会的军队等。至12时，1200多公里长的京汉铁路客车、货车一律停驶，全线瘫痪了。施洋、林育南等人夜以继日地指挥工人罢工，施洋紧张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联系《真报》等各界报纸，刊出“号外”，营造罢工声势;发动各工会、学校及各界声援罢工斗争;每晚到江岸京汉铁路总工会驻地帮助项德隆、林祥谦等开展工作。施洋坚定地表示：“为劳动阶级的利益，奔走呼号，这是我的职责。”

　　施洋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卓越才能，受到同志们的一致称赞和高度评价，同志们将施洋比作德国工人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

　　2月6日上午，武汉各工团和学生联合会2000多人的慰问队伍，高举“支援京汉铁路工人兄弟”的大旗，汇集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工会门前，举行了有四五千人参加的慰问大会。在慰问大会上，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致词感谢;林育南、法律顾问施洋及各工会代表许白昊、陈云卿等人发表了演说。施洋号召工人群众坚持斗争，不胜利，决不上工。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施洋与林祥谦、林育南等走在最前面。游行队伍不断壮大，沿途加入群众有三千多人，街上巡捕、岗警不敢阻拦。

　　2月6日下午，英国总领事、美国总领事和湖北督军萧耀南的代表等在汉口英国领事馆开会，密谋镇压罢工运动，屠杀工人代表和工运领袖。形势险恶，许多朋友都劝施洋暂时躲避一下，施洋谢绝了朋友们的劝告，坚持斗争。

　　2月7日，军阀曹锟、吴佩孚、萧耀南下令屠杀京汉铁路沿线罢工工人，被屠杀的工人代表、罢工运动骨干达52人，其中仅江岸区牺牲39人，受伤300余人，被捕60人，被工厂开除1000多人，制造了“二七”惨案。当晚，施洋被捕入狱。轰轰烈烈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反扑和军阀血腥镇压下失败了!

　　为保护工人阶级利益英勇就义

　　2月8日下午4时，湖北陆军审判处提审施洋，陆军审判处孙处长任审判长。施洋向法庭提出了严正抗议，他说：第一，施洋没有犯法，生平一切行动，都合乎法律，就算犯了法，但不是军人，不是江湖大盗，应当由地方审判厅审理，陆军审判处无权过问;第二，施洋是一个文弱书生，这样重大的脚镣手铐，在世界文明国家里早已废弃不用，况且在这里，外有石墙铁网，内有军队林立，绝无逃脱之可能。面对施洋的抗议，法庭不置可否。

　　审判长照例讯问施洋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职业等问题后，问施洋从来干了什么事。施洋说：法专毕业后，在武昌、汉口充当律师，1919年山东外交危急，曾同学生做过爱国运动。平时执行律师职务，创办平民学校。对于贫苦工人有诉讼或非讼事件来委托者，我不过在法律范围之内，本律师应有之职权，代拟诉状或书状而已，从不敢有不法行动。施洋供毕，审判长又问了几个问题，便要施洋亲笔供词。施洋被捕后，萧耀南咬牙切齿地说：“杀了施洋，湖北可无工潮!”2月14日，湖北陆军审判处再次审讯施洋，虽然仍未举出施洋犯罪的任何证据，却给施洋头上加以煽动罢工的罪名，判处死刑。

　　1923年2月15日(农历除夕)清晨6时，湖北陆军军法处卫队突然将施洋从湖北陆军看守所中提出，秘密押至武昌城外洪山脚下刑场。

　　行刑前，执刑官问施洋有没有书信、遗嘱，施洋厉声回答道：我有什么信可写?我的遗嘱就是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对强暴!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些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般替他们做走狗的人，一起都食肉寝皮!在一片“开枪”命令声中，施洋仍在怒斥军阀、资本家、官僚及其走狗：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万个施洋!施洋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振臂高呼：劳工万岁!当施洋中了第一发子弹时，仍然屹立，并再呼：劳工万岁!施洋身中两弹，悲壮地倒下去了，时年34岁。

　　施洋殉难后，其妻郭秀兰领走遗体，当晚，汉口人力车工会的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把施洋的遗体收殓在武昌城外的江神庙中。同年7月，中共湖北党组织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将施洋的灵柩安葬在洪山北麓，墓前碑上刻着6个大字：“施洋先生之墓”。1923年3月22日，北京各团体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联合在北京师范大学风雨操场，召开施洋、林祥谦暨“二七”诸烈士追悼大会，施洋夫人到场，她的恸哭感动了所有到会的人。

　　1933年，纪念“二七”斗争十周年时，周恩来在《今年的“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中，指出“二七”烈士的英勇斗争是“中国大革命前的启蒙运动”“灿烂了大革命中的光荣历史”。

　　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二七”纪念大会上，对施洋烈士给予高度评价，说：“施洋同志的牺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最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

　　1953年，在武昌洪山修建了施洋烈士陵园，迁入烈士遗体。陵园内，“施洋烈士纪念碑”巍然挺拔，烈士半身塑像供人瞻仰。

　　1957年1月，董必武题诗：“二七工仇血史留，吴萧贻臭万千秋。律师应仗人间义，身殉名存烈土俦。”

　　1993年5月，中共竹山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县城中心竖起5米高的烈土铜像，大理石座基上镌刻着党和国家领导人题词。同时，组织编写出版了《施洋传》《施洋烈士文集》。

　　施洋以律师身份参加革命，成为我党早期的工人运动领袖，英勇斗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们为有这么一位律师前辈而自豪，他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光辉的业绩，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参考文献】丁际树著《施洋传》、林育南著《施伯高传》、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党史资料》1955年第1期

　　作者简介

　　童洪锡，一级律师，现任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主任、温州市人大代表、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共温州市委建设法治温州专家咨询委员委员、温州市委法律顾问、温州市人民政府立法专家。曾获得温州十佳律师、十佳仲裁员、全国律师行业优秀党员等荣誉，在省部级国家级刊物发表法学专业论文二十多篇，出版《法解文史》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