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几个菲律宾华侨回国参加抗日。回国后,我考上昆明航校,毕业后又到美国西点军校受训,学成后留校任教,成为西点军校航校的第一个中国籍教官。1944年,我申请回国抗日,后在芷江担任第14航空队第5混合大队17中队上尉分队长。我所属的小队有300人,其中半数是中国人,这些人中有80%的人是回国抗战的华侨。我在中美混合大队一共参战89次,击落日军飞机6架,获得了美国政府颁发的勋章。
助战雪峰山
1945年4月,雪峰山会战打响。14航空队全程参加了湘西会战,我与战友彭嘉衡、吴其轺、张松仰、田景祥等一起和美国空军并肩战斗,打击日本鬼子。
一天,日军从湖南邵阳市向西进军。在邵阳过河时,我驾机攻击,打死桥上很多日本兵。当时,我们每架P-40飞机带两枚250磅炸弹或带一个50加仑燃烧弹去轰炸躲在雪峰山战壕的日本兵。我的飞机最多一次中7颗子弹,其他人中3、4颗子弹不算什么。飞机即使挨打中弹仍安全飞回来。此次战役,中国方面出动了3000多架次飞机,单芷江就占了81%。日本人感慨,没想到中国有这么多飞机。经过十几天激烈战斗,把日军打退,保卫了芷江。
生死同盟
我还深切地记得在战斗中与美国飞行员结下的“生死同盟”关系。
1944年8月21日,上午。在洞庭湖一万多英尺高空,我的机群遭遇到日本战斗机的攻击,美国五大队队长旦宁少校的飞机也正受日机的攻击,他的飞机被击中,但仍能向下俯冲。我正好在日机后面右侧,看到旦宁飞机处于危险处境,我第一个反应是先救旦宁。我顾不了自己的安危,对准日本飞机开枪,把日机击落。旦宁安全飞回芷江,而我的飞机被日本战斗机打穿了几个洞。
另一次在长沙上空,我发现在我左边上空两架日机正在攻击美国少校威廉氏,便去追击威廉氏后面的敌机。我前面的日本飞机划“S”形飞行,我在后面也划“S”形追击。我是西点军校航校的教官,在美国教的就是“S”形追击战术,我熟练地打“提前量”射击前面的敌机。
“嘟、嘟、嘟”我的机枪在内半径提前射击,敌机飞到那里,刚好中弹!把日机击落。威廉氏飞机受创,安全飞回,我的飞机虽有几个弹洞也安全飞回芷江。我前后救了两位美国战友,得到美方颁发给我两枚空军勋章和一枚十字勋章。很少人获得此类勋章。
跟日机拼刺刀
有一次空战,我与一架日机头对头打,可以说是“拼刺刀”。双方都不怕死,头对头开枪,谁也不调头。我的机身被击中,滑油管也中弹,滑油立即喷出射在前面玻璃。但我仍能向日机射击,把日本人打死,日机坠至山顶爆炸,黑烟上升到2000-3000英尺上空。这时我机发动机温度已升到超过205℃危险点。我只好调转机头回芷江。滑油不停地漏出,我减小油门降温,半飞、半滑翔,过了白马山,发现前面一块平坦草地,几只水牛在吃草。我心急,生怕飞机由于高温爆炸,决定向草地迫降滑行,放下轮子慢慢下降,心中怀疑这块草地是否属日军占领地。所以降落后不关发动机,万一此地被日军占领可随时起飞。我向远处望,看见站岗的是中国士兵,于是放心把飞机滑向一个草房停下。原来这是溆浦县的旧机场,距芷江约105公里。一位机械员帮我修理滑油管,修好后再加汽车滑油。
我飞回芷江,回到七里桥宿舍时,发现我的床铺移位了,日用品也给战友分光了——我上午飞去汉口与日军作战,其他人员中午已返航,我迟迟未归,战友们都以为我光荣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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