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宝庆(邵阳)迁来的。1923年,天大旱,娘身体不好,连病带饿,死了。爹学过木匠,带着我出来找工做。哪知道到处都一样,饿肚子的多得很,没有要做家具的。到了七里桥这个地方,落了脚,爹找了个寡妇,一家三口,糊着过日子。那时,我6岁。
1936年,我爹也死了,继母改嫁到榆树湾(怀化),我弟弟申顺德不愿当拖油瓶(随娘下嫁),两弟兄就在七里桥村3组住到现在。
过了一年,农历11月底,教场坪改修飞机场,听说有工钱发,我就找到一个工头,叫王胡子,说要做工。王胡子巴不得,但说要做完工才发工钱,飞机坪修不起,中途退工,也就没有工钱发。我算了一下,二个月的工钱可以买两担谷,比给地主当长工划得来,何况吃公家的饭,就满口答应了。鬼晓得,上了王胡子砍脑壳的大当。
教场坪隔城里有1里多路。从我屋里去,过雁塔寺、插黄垅,要走4里多。
这里是练武的地方。皇帝时代,训练兵将,考武秀才,都在这里。这个坪有20多亩宽,还有个象庙屋顶那样的台子。练武的时候,当兵的在坪里打打杀杀,当官的在台上坐着看,站着发命令。
教场坪落过一架飞机,双叶翅的,像蜻蜓样,那是李宝臣的。大约隔修机场四、五年,驻洪江的陈汉章师长,被何键的女婿李觉派人暗杀了。陈汉章的侄儿陈渥造反,带着一团人马杀进了芷江城。
李觉的侄儿李宝臣跟陈渥是血老表,李觉是他的叔叔,又是军长,当然也就顾不上什么血老表了,带起人马就追打陈渥。陈渥在城里,城门关得紧紧的,城墙又高又厚,陈渥的兵守在城墙髙头,占了大便宜。李宝臣的兵,从下往上打,放空枪。加上城墙周围的房子被陈渥浇“洋油”烧了个干净,李兵一露头就挨枪子,吃了大亏。李觉知道情况后,呈请何键派了一架双翅飞机助战,教场坪就成了临时飞机场。
听说1935年也修过一次机场,为的是运军火帮助守军拦红军。县政府集中2000多人,没修几天停了工。贺龙、肖克的队伍顺当地穿过了芷江,飞机也没有来,但飞机场这个地名,被大家喊开了。
飞机场这个地方,都是些山头田垅。山上坟多,垅里是水田。什么古台山、龙井坡,黄泥垅,沙溪垅……,小地名很多,后来全被飞机坪占了。这一带只有20多户人家,沈、周、王、唐、邱、张、汪几姓, 迁移时都搬到东门口,有的进了城,他们没有了田,搬到城郊或者城里,做生意,耍手艺,都能弄口饭吃。两、三千座坟,有后代的,一座坟发一块光洋迁走;没有主子的,胡乱上报一个名字,钱被管事的人领了,坟被做工的挖了,骨头到处都是,后来填到土底下。
正式修机场的时间是1937年12月底。那时同日本开战,省主席何键打电报给芷江县政府,要大修飞机坪,长宽各240丈。
芷江县县长赵叔筠,打着何键的牌子,邀约麻阳、辰溪、黔阳、会同、晃县的县长,到芷江开会。开会是要这几个县派民工,大县5000人,小县3000人;还成立了“扩建机场民工管理委员会”,管委会设在芷江大桥东头百步远的潭阳旅社,大家推选赵叔筠为主任,芷江建设科科长唐立成当副主任,那些县的县长都是委员。
飞机场还没修,机场场长早就派来了,叫曾绍裘,高高大大的,右耳朵前有一颗筷子头大的黑痣,声音大,爱吼人。我在修机场时,慢了点,被他骂过。他带有工程师,管修机场的技术。赵叔筠、唐立成管民工,工钱、伙食费、施工归唐立成管,县长只挂了个名。唐立成是个要钱大王,民工开始集中,他就要转绍裘给每个民工3天1块光洋的伙食津贴,曾绍裘只好找何键要。唐立成后来挨枪毙,贪污伙食钱也是一大罪状。
还没过年,民工就陆陆续续到了芷江。第二年正月十二,机场全面动工。开头,民工吃饭,还备点荤菜,正月十五还打了牙祭,蛮热闹的,我就找王胡子,要当民工修机场。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正月十七。
修机场也真热闹。清早,大家吃了早饭,扛着自己的锄头,挑着自带的畚箕,象蚂蚁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工地。工地早就分派好了工,大家随着工头指定的地盘动手。开头大家合着挖,劲头很足,有说有笑,挑担土少了点,就要被奚落。没有几天,一座小坡就移到田里,半个垅就填平了。
王胡子以满嘴的络腮胡子出名,他的工区在古台山后,看到民工肯死劲地干,胡子都笑翘了。因为他算了一个账,当时每挖填1方土,可以领到7角钱的工资,大家合着干,挖了多少方土,心里都没有一个数。他领了钱来,按每人每天1元钱发,大家没有话说,剩下的钱进了他的荷包,上头不问,下头不说,也不知道。干的劲头越大,他的荷包进钱就越多,哪有不喜在心里笑在眉梢的呢?
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王胡子的箅盘打得再如意,事与愿违的事还是少不了。一个是民伕做工,慢慢地懒散了,懒散的主要原因是报酬兑不了现,伙食越来越差。修机场20多天,没有看到一个铜板的工钱;吃的伙食,饭是糙米,进了嘴巴满口串,白菜煮清水,腌菜拌白汤,辣子嚼生的,哪个还有力气做工?工做得少,王胡子的油水自然也就少了。
另外,上头刮油水更厉害。我们的工资中,每天的伙食、草鞋费要扣去3角8分6厘;规定每人每天要做土方2方5寸,做不完,就按土方折扣;下雨天,出不了工,在微薄的伙食费中少发1角5 分。象王胡子这号小包头,每月有5元光洋的伙食津贴,也被扣了。民工们做的工完不成定额,小包头也只好摇头叹气,只是讲“老鼠子给猫盘”了。
这个日子实在难过。我找王胡子算工钱,不干了。王胡子一瞪眼睛,哼了声说算工钱想走?讲过的,修不好机场,不发工钱;想走?老子都走不脱,你走?”接着,他指着工地外围说:“你不睁眼看看!”
我抬头一看,四处都有了穿灰军衣的兵,荷枪实弹,几十丈远一个。后来才知道,民工管委会开会,请了一个团的兵力弹压。从这以后,小包头的态度也变了,手里多了一条皮鞭,动不动就揍人。
大多数民工住的是临时性窝棚,有的住在农户家,隔工地不远。二、三万人集聚在机场周围,生活条件不好,卫生条件更差。民伕到处拉屎拉尿,臭气熏天,人多连洗澡也没条件,人进窝棚就恶心。这年夏天,祸事来了,霍乱流行,上午发病下午死。卫生院在东紫巷,抬进院的是病人,抬出院的是死人。病人死人,抬进抬出,川流不息。临近县流传着一句修机场的话“人到芷江,九死一伤”。
我算运气好的。虽然同民工们住在一起,同样的累,但离家不远,同几个民工朋友关系好,晚上偷偷地跑到家里洗澡换衣。弟弟也有16岁了,给人家帮工,糊得了口。我饿了,馋了,把弟弟给我存起的东西吃个饱,有时还带几个杷粑给那些朋友吃。跑是不敢跑的,跑了他们当逃兵搞,非搞死不可。我也只好硬着头皮撑了下来。
1939年初,这个机场总算初步建成,我宁愿斧头脱,不愿柴劈破。工钱不要了,遣散民工,扯脚就走,到今年,有了80岁,比那些死在机场的民工,算阎王老子放了我一关。
1939年以后,机场不断地扩修,但没有那么大批的人。1942年又大规模地修了一次,筑起往大垅坪方向的跑道,由于日本飞机不断的轰炸,在机场周围还修了不少机窝,隐蔽飞机。整个机场,扩展到360丈长宽。后来我到机场航空第九总站当了3年勤务兵,躲过了多次派伕。
(江柏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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