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红色熔炉
来源：三秦网   2020-04-18 15:35:22

　　1937年1月20日，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资料图片)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旗帜(资料图片)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这首抗大校歌“黄河之滨”，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知震撼了多少青年的心灵，不知燃起多少青年抗日救国的激情，更不知激励和吸引多少忧国忧民的青年冲破国民党的阻碍，来到黄河之滨的宝塔山下，成为抗日大军中的一员。

　　抗大的前身是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1933年扩建为红军大学，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称“干部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大恢复创建于陕北瓦窑堡，并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20日，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抗大先后为各个抗日根据地输送了10万余优秀儿女，他们中既有能征善战、统领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也有战斗在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基层干部。

　　黄河之滨的“窑洞大学”

　　“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1936年，参观过抗日红军大学的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这样向世人介绍他所认为的这所不可思议的“窑洞大学”。

　　1936年6月1日，瓦窑堡米粮山，一座破旧的寺庙外，红旗招展，“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嘹亮的歌声震荡山谷，“抗大”第一期开学了。开学典礼简单、朴素，隆重而又庄严。庙堂外一片空地上，临时垒起的土台子，上面摆着一张长方桌和几条木凳，悬挂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的横幅，这就是主席台，1065个学员在主席台下静候典礼开始。“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素质。因此，我们的干部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典礼上，中央领导毛泽东的讲话，学员铭记在心。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罗保连……这些在中国革命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在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成为“抗大”第一期学员，并成为“抗大”后来的兼职教员或分校校长，也就是从这个班，走出了开国22个将帅。

　　建校初期，学员们将马厩、寺庙、石窟改建成一间间干净整洁的校舍。没有教员怎么办?抗大初期，专职教员仅有冯达飞、杨兰史、张如心三名，大量的学校领导由学员兼职，林彪、罗瑞卿、陈光等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既是教员、领导，又是学员，这样的办学体制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毛主席给我们当“教授”

　　“抗大创办初期，主要课程都由中央领导同志担任。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凯丰和吴亮平讲政治经济学;秦邦宪讲授联共(布)党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杨尚昆讲授各国论;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等。苏联顾问李德也给我们讲过课，主要是讲兵团战术。”抗大创办初期先后担任过校党总支书记、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回忆，为了帮我们在时局转换的关头转弯子，毛主席也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备课。给我们讲政治形势、党的政策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的演讲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针对性强，分析问题精辟入理。

　　莫文骅回忆，毛主席这些大“教授”非常平易近人，他们来讲课，既不兴师动众，也不戒备森严。有一次，他和张闻天、秦邦宪、徐特立等同志来到学员驻地。当毛主席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毛主席微笑着摆摆手，让大家坐下。他先介绍了跟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然后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当介绍到徐特立时，说：“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毛泽东一贯倡导学校的教学方法要用“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后来他在回忆抗大教学方法时说：“我过去在抗大讲课的时候，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解答。那时我讲的可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毛泽东是抗大的优秀教员，是具有独特风格的演讲艺术家。每次讲课，毛泽东总以恢宏的战略视野，通俗易懂的语言，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使抗大学员受益匪浅，许多人在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往事来都记忆犹新。

　　从1936年10月初到12月中旬，毛泽东一共6次来到窑洞课堂，给抗大学员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深刻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战略、特点、规律和人民战争思想诸方面的问题。

　　“这是个人民的长工”

　　何长工，原名何坤，1900年12月8日出生于湖南华容县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5月，遭湖南军阀许克祥悬赏捉拿，毛泽东为他取了一个既有中国乡土味道又寓意深刻的名字“长工”。

　　1937年1月19日，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迁址延安城，扩大招生。抗大第二期共招生1362人，划分为14个学员队，各学员队队长都是红军高级指挥员。何长工既是第十一队队长，又是第一队学员。为便于管理和教育，第九队、第十队、第十一队、第十二队、第十三队、第十四队被编成第四大队，董必武担任大队政委。在董必武的领导下，何长工针对年轻人思想活跃、追求上进、投笔从戎的特点，对他们进行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热血报国教育。经过他的悉心工作，第十一队约70%的知识青年站到了党旗下。对于何长工的政治工作水平，董必武说过：“何长工这个‘长工’，不是一般的‘长工’啊!”

　　1937年8月，抗大第二期结束学业，学员奔赴抗日的各个战场。何长工赴任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员，担负保卫中共中央的任务。虽然何长工在1929年春保卫井冈山的战斗中右腿重伤致残，但他仍然带着警卫员现场勘察，很快就把河防情况摸清楚了。消息传来，毛泽东感慨地说：“这是个人民的长工啊!”

　　考虑到何长工的身体状况，加上他有过办军校的经验，毛泽东决定把他调到抗大工作。1938年12月1日，抗大第四期毕业在即，中共中央决定在晋东南创办抗大第一分校，就地培养干部。12月13日，罗瑞卿宣布中央军委决定：以何长工领导的第五大队、驻陕西洛川县城的第六大队为主体，加上驻延安的第三、第四大队各一部，以及驻陕西枸邑县(今旬邑县)看花宫的陕北公学枸邑分校大部，迅即编成抗大第一分校向晋东南进发。12月25日，第一分校在陕西延长县召开分校成立暨东迁动员大会，罗瑞卿宣读中央军委命令：任命何长工为校长，周纯全为副校长，黄欧东为政治部主任。从此，在延安的抗大被称为抗大总校。

　　“抗大”摇篮培养出10余万民族英才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寇铁蹄深入，神州陆沉，偌大中国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大批学生走出校园，寻找救亡之路。主张抗战救国、尊重知识分子的中国共产党对广大知识青年形成了强大吸引力，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时间成为爱国青年心中的“圣城”。

　　1939年6月至12月，我党连续下发3个接收知识分子参军的重要文件。其中，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号召“放手吸收青年来延安学习”。为贯彻中央指示，“抗大”的招生广告从延安到西安的每根电线杆上都贴有一张。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也设立专门招生点，广泛进行招生宣传。据当时的学生回忆：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经常给青年作演讲，号召青年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说可以保送进抗大或延安公学，许多同学当场报了名。

　　“大量满怀抗日救亡激情的热血青年，他们中有来自平津和东北沦陷区的青年学生，有东南亚新加坡等地穿着翻领西服、旗袍、高跟鞋来到延安的华侨青年。这些进步青年三三两两，男男女女，背着行李，掂着小包，日夜不停地投奔延安。”曾担任过抗大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回忆，从西安到延安有800里路，路上有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荒山野岭常有豺狼、狐狸出没和号叫，无数青年靠两只脚星夜赶路，有的要走半个多月，到延安时，脚肿得连鞋都脱不下来，那种情景是非常感人的。抗大就像一颗在沉沉黑夜里闪耀的北斗星，把大批的革命青年、抗日志士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异国他乡召唤到黄河之滨、宝塔山下。

　　除了延安，晋察冀根据地因为靠近京津，吸引了两地许多高校以及东北的流亡学生前往投奔，一时以人才荟萃而著称。苏沪等地的青年学生则大量奔赴江南新四军的驻地。粟裕大将的夫人楚青，当时正在扬州读中学，受我党政策的感召，和许多同学一起离家加入了新四军。

　　大量青年奔赴抗日根据地，引起了国民党的高度警觉，他们软硬兼施、千方百计进行封锁阻挠，很多人被国民党宪兵特务扣留关押，甚至惨遭杀害。尽管如此，到1942年底，共有10万多以进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抗日志士，投奔到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这些青年学生经过抗大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学习培训，绝大多数成为了懂政治、懂军事、会做群众工作的优秀指挥员，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