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来源： 北京日报   2021-07-29 08:54:46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军事学校，也是延安时期我们党创办的最有影响的学校。毛泽东称赞抗大:“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

　　抗大的前身是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1933年扩建为红军大学，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称“干部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大恢复创建于陕北瓦窑堡，并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出席并发表讲话。1937年1月20日，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抗大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毛泽东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中央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丰富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抗大工作，如刘伯承、林彪、罗瑞卿、徐向前、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莫文骅、李志民、胡耀邦等。同时，又从大后方请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学者到抗大任教。毛泽东说，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紧抓好。毛泽东还亲自为抗大制订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后来，毛泽东把其中“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改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抗大学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部分是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考验的红军老干部、老战士，他们是人民军队的基础，抗大的栋梁;一部分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或战士，他们经过抗大的培养后，回到各地区、各部队，成为开辟和建设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的骨干力量;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和来自海外的爱国华侨青年。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陈云、董必武、秦邦宪等一些领导同志，经常为抗大讲课、作报告，参加开学典礼或结业式等活动。毛泽东后来回忆:“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毛泽东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就是为抗大学员所作的讲演，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都被列为抗大的必读教材。他讲课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等，其中主要是谈战略问题。他要求学员们在政治上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军事上要努力学习军事理论。

　　全国抗战爆发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抗大先后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设立了14所分校，华北、陕甘宁、华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到处都飘扬着抗大的旗帜，回荡着抗大校歌。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延安的抗大总校也曾辗转于陕北、山西、河北等地坚持办学，1943年1月返回陕甘宁边区。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抗大也完成了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同年10月，原抗大总校一部分教职学员奉中央军委命令向东北进军，1946年2月底到达吉林通化，筹办“东北军政大学”。新中国建立后迁入北京，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

　　九年中，抗大为党和人民培养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抗大总校培训学员近3万人，连同各分校共培养了十余万名军政干部。其中许多人成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他们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为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在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上，抗大写下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光辉篇章，它的伟大业绩将永远留存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中。

　　加强抗日民主宣传，支持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也是南方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在重庆继续公开出版，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的战绩和建设成就，反映大后方广大群众要求抗日和民主的呼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周恩来、董必武等为《新华日报》、《群众》写了大量评论文章，并对如何做好报刊工作给予了指导。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包围袭击我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于1月18日在《新华日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向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猛烈反击。

　　南方局十分重视团结文艺界人士开展进步文艺活动。1941年，周恩来指导南方局文委在重庆发动了一个戏剧演出活动，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产生轰动。以后的几年中，都举行大规模的戏剧演出，上演剧目达200多个。演出推广到桂林、昆明、贵阳等地，在国统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方局还十分注意开展以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为主要对象的群众工作，对群众广泛地进行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教育。同时，关心群众，服务群众，开展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民主权利的具体斗争，并在工、农、青、妇中培养大批积极分子，为后来许多党的外围组织的建立和党组织的发展，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南方局作为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领导机关，其重要任务之一是加强党的地方组织建设，发展壮大党的队伍，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根据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实际情况，面对皖南事变后的险恶环境，南方局坚决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1941年5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强调“国民党统治地方的党部坚决采取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南方局按照中央指示，组织领导所属各地党组织实现从形式到工作方法的完全转变;把所有已暴露的干部撤退到偏僻的、特务不注意的地方找职业掩护，或是撤退到抗日根据地;各级领导机关切实把握短小精悍的原则;把党和群众工作的中心，尽可能地放在利用社会习惯、政府法令与合法组织方面，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各地方党组织与公开机关脱离联系，真正走向地下;以及缩小各级领导机构、建立平行支部、实行单线联系、尽量深入社会、严格秘密工作制度等措施。

　　1941年底，周恩来在重庆主持南方局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提出必须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并提出了“要使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的、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等七个条件。会后，南方局又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国统区的党员要实行“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要求党员努力学习，做好本职工作，广泛联系群众，取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尊重，使党的工作在群众中扎下根。

　　与此同时，南方局十分重视加强党组织的政治思想建设，采取多种形式对党员进行教育，强调越是环境恶劣越要严守党的纪律，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不动摇。经过南方局的艰苦工作，西南地区的党员不仅绝大多数隐蔽下来，而且党组织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更加坚强。

　　1943年6月，周恩来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七大的筹备工作，董必武任代理书记，主持南方局工作。

　　南方局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是党在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红色堡垒。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南方局的出色工作，不仅保存和发展了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和力量，在党的周围团结了更多的进步力量，而且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