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来源：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2022-12-01 16:34:11

　　(一)增强抗日力量“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

　　经过动天地、泣鬼神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家后，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将到来，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前夜。为了适应这个伟大历史转折实现后的新形势，担负起抗日图存和创造新社会的神圣责任，中共中央及时明确地把培养干部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935年11月30日，也就是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响亮提出，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出许多的新干部，这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

　　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指出，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

　　1938年毛泽东在抗大讲话中多次回答为什么办学校的问题：对于日本压迫我们，我们要用统一战线来打胜他，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目前的情形是力量不够，有困难，要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此时尚无健全的民众、政府与党;“最后胜利”还是口号而非现实，要经过长期的过程;国、共、人民，力量都不足，当前任务在增加力量。这一点也是没有疑问的。要煽动全国的烽火，有了全国人民做干柴还不够，而火与助火的风，都需要我们来制造。办学校，便是为的增加抗日力量，供给人到各方面去，到南方，到北方，到前线，到后方，把党在各方面的工作最有效地联系起来。所以办个学校是联络全国最要紧的东西，是与其他一切增加抗战力量的方法相关联的总方法。

　　1938年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为了使共产党广大发展成为能担当抗战建国大业中一部分光荣任务的伟大力量，必须大批培养和提拔有胆有识能作能为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大量设立各级培养干部的学校、训练班等。毛泽东则把培养干部问题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1942年尾，《解放日报》多次发表社论指出：在前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战斗、生产、学习。在后方陕甘宁边区的两大任务是发展生产，首先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强教育，首先是增强干部教育。经济与教育(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业务教育、国民教育均在内)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意义。

　　基于对培养干部战略地位的清醒认识，党中央挤出财力、人才、物力，抓紧抓好各种形式的干部教育，仅在延安一地，属于中央先后创办的高级学校就有：中共中央党校(1935年11月)，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1936年6月)，陕北公学(1937年8月)，鲁迅艺术学校(1938年4月)，马列学院(1938年5月、1941年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自然科学院(1939年5月)，泽东青年干部学校(1940年5月)，中国医科大学(1940年9月)，八路军军政学院(1941年1月)，民族学院(1941年4月)，延安大学(1941年8月)，军事学院(1941年10月)。还有在陕西三原县办学规模甚大的安吴青年训练班(1937年9月)，在延安组建到晋察冀边区办学的华北联合大学(1939年7月)。延安，是出理论、出路线、出政策的革命圣地，同时又是出干部的人才圣地;而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就是百花园中争奇斗艳的一朵奇葩，人才圣地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二)罗瑞卿在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讲话中高兴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米粮山上的一座旧庙堂是红大的校部，门前的一片空地上临时堆成的一个土台上，摆着一张方桌，几条木凳，悬挂着一条“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的横幅，庙墙上贴着红绿标语。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典礼并讲了话。简朴而隆重的仪式宣告了抗大这所名震寰宇功绩不朽的学校的诞生!抗大第一期共有学员1063人，编为三个科9个队。第一科1个队38人，都是红军团以上高级干部。第二科2个队，主要训练营、连干部，225人。第三科6个队，主要训练班、排干部和部分老战士，800人。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在职干部14人，专职教员只有杨兰史、张如心等三位同志。由于校舍和物质条件困难，一、二科驻瓦窑堡，三科驻陇东环县本钵寺。红大成立不久，由于国民党军第86师一部突袭瓦窑堡，学校随中央机关于7月3日迁到了保安县城。校址设在一面山坡上大大小小的几十孔石洞里，过上了“石器时代”的生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这一期学员毕业分赴红军主力部队，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

　　1937年1月20日，抗大第二期开学。红大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从保安迁到了延安。校长仍是林彪，副校长由刘伯承担任，教育长是罗瑞卿。由于学校扩大，成立了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兼任主席，在职干部增加到87人。大学部有4个大队14个队1362名学员。其中第一、二队多数是红军的军、师、团高级干部;第三队至第八队是红军的营连干部队。这8个队共有学员753人。第九队至第十四队，都是各地来的青年学生，550人;另有一个女生区队59人。抗大第二期还附设一步兵学校，学员1400人，全是红军的班排干部。抗战爆发后，第二期学员立即结束学习于八月间毕业，奔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毛泽东在学员毕业证上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1937年8月1日，抗大第三期正式开学。林彪、刘伯承都率师奔赴抗日前线，学校工作由罗瑞卿主持。其他领导干部还有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副主任胡耀邦，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立三。教职员工增加到300多人。全校学员1272人，编为3个大队13个学员队。第一大队为军事大队，第二大队为政治大队，除女生队是红军干部与外来的知识青年混编以外，其他5个学员队都是红军干部，共616人，其中第四队大多是红四方面军的军、师以上干部。第三大队为知识青年大队，下属4个队，学员366人，此外，还有训练老干部的一个军事队，112人;训练新干部的一个军事队，111人;训练老干部的一个游击训练队，67人。全校学员中各地来的知识青年477人，占37%。这一期学员从1938年3月开始陆续毕业分配工作，5月份全部分配完毕。其中一半以上奔赴全国各个战场，其余都留校工作。

　　1938年4月16日，抗大第四期正式开学。罗瑞卿任副校长，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许光达任教育长，陈伯钧任训练部长，周文龙任校务部长，欧阳毅任秘书长。教职员猛增到1386人，其中学校自己选拔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达902人;专职教员253人，其中军政教育科长和主任教员23人，军事教员和军事助教90人，政治教员和政治助教128人，文化教员12人。全校学员先后编成8个大队，43个队，5562人。其中训练八路军、新四军和白区地下党派来的干部7个队，907人;训练知识分子的男生队31个，4001人，女生队5个，654人。外地来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4655人，占83%。由于学员人数骤增，延安城已容纳不下，抗大采取分散办学的办法，第二、三、四、八大队驻延安及其附近，第一大队驻瓦窑堡，第七大队驻蟠龙，第五大队驻庆阳镇，第六大队驻洛川。第一、二大队于8月1日毕业，其余大队于当年底陆续毕业，毛泽东在第四期学员毕业证上题词：“努力奋斗，再接再厉，光明就在前面。”

　　1939年1月，抗大第五期正式开学。这一期有一个明显特点是深入敌后办学。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建立抗大的两个分校。第一分校由第五、六大队全部及第三、四大队各一部与陕公旬邑分校大部分及安吴青训班一部合并组成，何长工任校长，周纯全任副校长，黄欧东任政治部主任，赴晋东南办学;第二分校由第七大队和第一大队第一支队全部及第二、三、四大队的另一部与陕公旬邑分校、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各一部合并组成，陈伯钧任校长，邵式平任副校长，袁子钦任政治部主任，赴晋察冀办学。这两校于1939年1月到达目的地开学。1939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移到晋东南的决定》，抗大总校留第一大队的工农干部队，第二大队的职工队，第五大队的敌军工作训练队和参谋训练队，组成第三分校，继续在延安办学，许光达任校长;校领导机关和第一、二、三、四大队离开延安，在佳县东渡黄河，穿过同蒲铁路封锁线，行程2500余里，于9月下旬到达晋察冀边区灵寿县陈庄，继续办学。这一期，总校直属5个大队，4962人;连同三个分校，学员总数13390人。其中，八路军干部2987人，占22%;外地来的知识青年10403人，占78%。到年底，第五期教学计划基本完成。1940年元旦，总校及第二分校在陈庄联合举行毕业典礼暨欢送毕业同学大会。

　　1940年4月15日，抗大第六期在山西省武乡县的蟠龙镇开学。滕代远继任副校长，何长工任教育长。总校直属4个团、1个特科大队和2个直属女生队，4900多名学员，大多是土生土长，经过一定革命斗争实际锻炼的基层干部。其中，从八路军、新四军和山西抗敌决死队、地方民主政权及“民族抗日先锋队”、“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等群众团体来的干部占85%。与之相应的另一方面是学员的文化程度也大大降低了，文盲与半文盲占43%，高小程度占24%，中学程度占31%，大学程度仅占2%。这一期总校还派出三支干部队，加强在安徽省涡阳县北麻冢集初建的第四分校;筹建在山西涉县王堡村的第六分校;加强苏北盐城的第五分校，使抗大的旗帜从黄河之滨飘扬到华中的江淮两岸。1940年12月，第六期结业，总校与分校共培养了14040名干部。

　　1941年1月28日，抗大第七期于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开学。总校学员928人，编为上干队、军事队、政治队、参谋队、敌工队、工兵队共9个学员队。都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团营连排干部和少数班长、老战士，学员素质较第六期有所提高。总校还开办了教员训练队、干部轮训班、地方武装干部营、地方干部队和一些短期轮训班，共培养了干部2551人。这一期，还在晋西北兴县建立了抗大第七分校，安徽天长县建立了抗大第八分校。总校与各分校培养学员约有万人以上。12月，第七期学员举行了毕业典礼，到翌年2月全部分配完毕。

　　1942年2月，抗大第八期开始招生并陆续上课，5月1日正式开学。总校分为大学部和一所陆军中学。全校学员2156人。这批学员大多是从主力部队和游击队选拔出来的工农干部，他们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和实际工作锻炼，有较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工作经验，政治水平也比较高。但因长年驰骋疆场，戎马倥偬，学习时间很少，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因而规定了大学部学制两年，陆军中学学制三年。1943年3月，何长工副校长率领总校返回陕甘宁边区，与驻延安的军事学院(1941年12月由第三分校改称)、驻晋察冀边区的第二分校、驻晋西北的第七分校合并，在陕北绥德办学。徐向前任代校长，李井泉任政治部主任，何长工、彭绍辉任副校长。全校学员6000余人，编为5个大队。第一大队驻绥德城外二十里铺，第二大队驻清涧县城，第三大队驻瓦窑堡，第四大队驻子洲县双湖峪，第五大队和校部驻绥德县城。这一时期，抗大第七分校陆军中学、第二分校附设中学、总校陆军中学、太岳陆军中学于1943年上半年合并，仍称第七分校，在陇东办学;抗大第九分校在苏中建立;抗大第十分校1942年春在湖北随县白兆山区建立。还有1944年秋建立的抗大太岳分校，1945年春建立的抗大太行分校。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前夕，为了大反攻的需要，也为了迎接抗战胜利后开创新局面的需要，总校和各分校的学员全部毕业，参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至此，历时九年多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创办了1所总校，12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l所附设中学，培养了10万余名抗日军政干部，完成了它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

　　抗战胜利后，原抗大总校一部分教职学员由何长工率领从陕北出发，1946年2月底到达东北通化市筹办“东北军政大学”;总校派出150名干部和教员到达山西长治，与太行、太岳分校合并，筹建“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在第四分校的基础上，筹建了“华东军政大学”，继续为我军培养新干部。

　　在长达5000余字的文字中，我们推出了一组组数字，占了较大的篇幅。也许数字是枯燥的。但是，从这一串串枯燥的数字中，我们能准确地认识抗大成长的事实，准确地把握抗大发展跳动的脉搏;从这一串串枯燥的数字中，我们不难体会罗瑞卿“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兴奋心情，不难掂出世界学联秘书长柯乐满为抗大三周年校庆贺电的分量：“抗大的成长与其两个分校建立的消息，将为世界各地青年所欢欣祝贺。抗大为中国的独立而奋斗的事业，已闻名于世界各国学生团体，并深为他们所钦佩”。

　　(三)“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抗大是抗日志士的大汇合。要全面准确地反映“五湖四海”这一动人的事实，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抗大是一所学校，我们就从生源这一视角来个“管中窥豹”。抗大的生源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四种情况。

　　一类是从我军主力部队和各根据地民主政权、游击队、群众团体抽调的干部。他们在抗大两头的学员中占较大比重。这一类学员又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军的高级将领。他们亲身参加了土地革命，经受过长期战争的严峻考验，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坚强的革命意志，在他们身上凝聚了党和红军的许多优良传统。例如第一期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苏振华、陈士榘、莫文骅、耿飙、贺晋年、张达志、黄永胜;第二期有陈赓、罗炳辉、张际春、胡耀邦、何长工、周子昆、赖传珠、杨得志、姬鹏飞、曾希圣、邵式平、康克清;第三期有王树声、曾传六、许世友、洪学智、李志民、王建安、卢冬生、欧阳毅等等。我们不可能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写出来，但从这份有限的名单中，不难看出一点：人民军队的一代元帅、将军曾经从抗大的校门走出，这就大大提高了抗大“五湖四海”的层次感。第二种情况是“土生土长”的基层干部，也包括了一部分红军老战士。他们在抗日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或弃农(工、商等)参军，或投笔从戎，参加了当地抗日斗争，经受了一些锻炼，有了一些实际经验，与群众也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他们没有受过系统的政治军事训练，对党的政治纲领、理论和政策缺乏深刻的理解，在思想上反映出比较浓厚的农民意识。这批干部还有一个缺陷，就是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曾在抗大长期工作的李志民说到这样一件事：第八期有一位学员写日记作文，按老师的要求不会的字画圈代替写道：“我○了个毛○去○○，毛○○了，我把它○了。”教员看了莫名其妙。学员解释说，前两天“我牵了个毛驴去驮肉，毛驴死了，我把它杀了。”这样的例子比较典型却也不少。毛泽东指出，我们八路军有一个普遍的缺点，就是文化水准不高。他们对讲的既不懂，又无法去记笔记，在校有如坐班房，出门通通忘光。所以，提高文化水平便是给他们以法宝。

　　另一类是从敌占区、国统区远道而来和抗日根据地报考录取的青年。抗大第二、三、四、五期，这部分知识青年分别占学员总数的45%、37%、83%、和78%。我们以第四期为例作进一步细微的分析。第四期从外地来的知识青年共编了36个队4655人。这一大批知识青年除西藏、西康、青海外，全国各省区的学员都有，其中为数最多的有陕西省632人，四川省625人，河北省(包括北平市)408人，江苏省(包括上海市)393人，还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的爱国华侨青年64人。此外，还有朝鲜、越南和日本“反战同盟”的国际友人。据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资料介绍，仅1938年5月至8月的三个月时间里，经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就有2288人。值得一提的是，巾帼不让须眉的事迹更让人感动。抗大第四期女生学员654人，单独成立了一个女生大队。而中国女子大学竟也在偏僻贫瘠的陕北创办。毛泽东高兴地说，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斯诺则感慨地说，有多少美国女孩子会通过战区跋涉500英里到一个窑洞大学去读书，还要在那里给自己种菜呢?抗大第四期这批从外地来的知识青年包括了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种职业、各种年龄、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据第四大队1017名学员的统计：出身于工农劳动人民家庭的有561人，占55%，出身于官僚、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194人，占19%;本人成分是学生的525人，占51%，小学教员179人，占17%，还有演员、作家、律师、记者、大学教授、技术专家以及国民党军官和行政官员;文化程度为小学的87人，占8%，中学程度的665人，占65%，大学、留学生程度的265人，占26%;年龄在23岁以下的677人，占66%，24岁至30岁的293人，占29%，30岁以上的47人，占5%。这一类学员也有两种略有差别的情形。第一种是党组织有计划输送的党员和进步群众，其中有些是因为在工作中暴露了政治面目经党组织有计划转移到延安来的。他们大多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党的教育，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经历过斗争的洗礼，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第二种是慕名而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热情，关心时事，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一些我党的主张和我军的事迹，愿意在党的领导下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对此，斯诺有这样一段记述，战事开始以后，我走到一处地方，哪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腋下挟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走进延安的学校。在一座城市，教育局长像一个谋叛者似的到我这里来，要我介绍他的儿子，让他去进延安的军政大学。在香港，一个发达的银行家也使我吃惊地作出了同样的请求。假使我在上海或汉口或重庆设立一个招募站，我可以募集好几个大队，这也许是对中国最好的贡献。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在1944年张思德追悼会上讲演的这句话也是对抗大的真实写照。

　　延安精神探源/郭必选，杨延虎，任学岭著.—北京:红旗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