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事业 干部的摇篮 ——抗大的建立和发展
来源：中国档案报 作者：董书婷   2022-12-16 16:35:14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毛泽东为抗大确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将其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

　　抗大的前身是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1933年，扩建为红军大学，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称“干部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大恢复创建于陕北瓦窑堡，红军干部团和陕北红军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该校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后，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门

　　抗日烽火中应运而生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形势的发展需要大批的干部。毛泽东在《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一文中提出：“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只有提高了干部的军事政治程度，才能使战斗员的军事政治程度真正提高。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的新干部，这是红军在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

　　193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即“红大”。毛泽东强调，我们党要打开“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6月1日，载着民族希望之光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成立。21日，国民党反动军队趁红军主力西征之际，偷袭瓦窑堡，红大掩护中央机关撤离瓦窑堡后，随中央迁至保安县(今志丹县)。

　　1937年1月20日，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遂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即“抗大”)，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此时，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抗大还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亲自为抗大确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毛泽东提出的这“三句话、八个字”深深融入抗大的办学实践中。

　　抗大讲坛上的毛泽东

　　抗大开设了军事、政治、时事等科目，创办之初，只有杨兰史、罗世文、张如心3位专职教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朱德、秦邦宪、李维汉、陈云、徐向前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经常到抗大为学员们讲课。

从1936年10月27日起，毛泽东开始在抗大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是毛泽东正在演讲。

　　在抗大讲课最多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是毛泽东。从1936年10月27日起，毛泽东开始为学员们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门课断断续续地一直讲到西安事变发生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第三天，毛泽东来到抗大操场上，为全校师生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他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毛泽东的这段话，形象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的方针。

　　毛泽东讲课时经常引经据典，善于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地讲授革命战争理论，一些充满着智慧的历史典故和民间传说被他信手拈来。他形象地以《西游记》中的白龙马为例，教育学员们要坚定革命意志。他说，唐僧上西天取经，骑的是一匹小白马，这匹马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历经艰辛，一直把唐僧驮到西天，把真理取了回来。毛泽东以家喻户晓的典故道出深邃的哲理，这种通俗活泼的教学方式深受广大学员的欢迎。

　　1937年4月至8月，为了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每周二、四上午来到抗大，根据他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期间，毛泽东总共授课110多个小时，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这些讲稿的主要部分。这一阶段，毛泽东上午授课，下午和学员们一起就授课内容进行讨论。据胡耀邦回忆，他个子小，总是坐在前排，毛泽东经常向他提问：“胡耀邦，你听懂了没有?”“胡耀邦，你说说。”这时，胡耀邦便站起来，有条有理地一一作答。

　　抗大的学员们听了毛泽东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课程，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抗大的讲台也成为毛泽东系统梳理和阐述其军事思想、哲学观点、革命战争理论的重要阵地，毛泽东许多重要的著作大多酝酿完成于这一时期。

　　窑洞大学 举世无双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到红军大学有许多独特的地方，“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开展生产运动题词：“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

　　陕北保安有句民谚：“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红大迁到保安后，学校物质条件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学校的校舍设在一个供奉道教始祖元始天尊的石洞里面。学员们自己修补石窑，在石壁上凿出一个平面，抹上锅底灰当黑板，没有书桌，就盘腿席地而坐，用膝盖当书桌。来到保安的第一堂课是毛泽东讲的，他幽默地对学员们说，你们过的是石器时代的生活，你们学习的是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还化用《封神演义》的典故说，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里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

　　学校迁到延安以后，有一天，副校长刘伯承来到学员中间，风趣地说，“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叫作‘抗日军政大学’。同志们，我是上过大学的，而且是在外国上的。有一次毛主席问我，我们这个大学可不可以和人家的大学比呢?我说可以比，硬是可以比嘛!他们有宽敞的教室，我们没有;他们有漂亮的教学用具，我们没有。他们有许多教授，大名鼎鼎，我们呢?有!毛主席就是头一位!周恩来同志就是，他可是吃过面包的啊!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等同志就是!他们是老教授了。还有朱德同志和好多同志都是!你们在座的不少同志指挥过不少漂亮的战斗，也可以当‘教授’!我们还有他们根本没有的，那就是延安的窑洞。所以那天我对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学校也可以叫‘窑洞大学’!”

　　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各地的抗日青年如潮水般涌向延安，抗大的校舍变得更加紧张，中共中央要求抗大学员自己动手解决校舍问题。1937年10月，教育长罗瑞卿向抗大师生作了挖窑洞的动员报告。他说，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建设校舍，向陕北老乡学习挖窑洞，创造出一个新型的大学。随后，罗瑞卿亲自扛着镢头，率领1000多名教职工和学员，来到凤凰山工地挖窑洞。毛泽东得悉抗大教师和学员自己动手挖窑洞建校舍并取得好成绩后，十分高兴。10月23日，他致信抗大教师学员，“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和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劳动，抗大师生沿凤凰山山坡，共挖成175孔窑洞，超额完成25个，接着，又修筑了一条3000多米的盘山公路，抗大师生把这条路称为“抗大路”。1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参加了抗大新校舍落成典礼，把抗大师生挖窑洞建校舍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并亲笔将其题写成匾额。毛泽东说，你们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果的原因，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把这两种精神发挥起来，“驱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可能的”。

　　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

　　抗大的前身——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共招收学员1063人，分为3科，分别训练红军各级干部。第一科共39人，主要训练红军团以上干部。林彪、罗荣桓、罗瑞卿、谭政、陈光、彭雪枫、刘亚楼、赵尔陆、耿飚、张爱萍、王平、杨成武、苏振华等都是这一科的学员。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7岁，平均作战经验8年，平均受伤3次。

1940年3月19日，陈云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讲话提纲。

　　红大初创时期，学校的领导干部大都由学员兼任，林彪(兼校长)、罗瑞卿(兼教育长)、罗荣桓(兼一科政委)等人既是领导干部，又是一科的学员。有一天，罗瑞卿拿来一叠花花绿绿的传单对大家说：“大家来看呀，你们的身价又提高啦!”大家一看，原来这些都是国民党悬赏缉拿红军指挥员的赏格，赏格写明，无论是打死还是活捉共产党的干部，按职务高低奖赏大洋若干。同志们一算，红大一科全体人员的“脑壳”加起来，就“价值”好几百万大洋。

　　抗大第二期共有学员1362人，其中各地来的青年学生550人，学校的工作人员由第一期的14人增至87人。从这一期起，抗大开始成批培训从国统区、沦陷区及海外来到延安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抗大第三期共有学员1372人，既有红军干部，又有青年学生。

　　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屡次重创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日益提高，延安和抗大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广大抗日爱国青年，全国各地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渠道来到延安。抗大每天都要接待几十名甚至上百名新学员，还有许多人来信咨询情况。为此，教育长罗瑞卿专门让人印了一份招生简章，上面印有抗大校门、校歌、校风、校训和开设课程。抗大第四期是抗大空前发展的一期，共招收学员5562人，仅1938年5月至8月，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到延安的就有2288人。抗大四期学员被编为8个大队，其中训练八路军、新四军及白区中共地下党的干部有7个大队，共907人;知识分子学员4655人，其中男生4001人，女生654人，编为第八大队。这其中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大中学生，有文艺界知名人士，还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的子弟如张学良之弟张学思、张作相之子张蔚九、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冯玉祥之侄冯文华、傅作义之弟傅作良、袁世凯的外孙张象耆等。此外，学员中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64名华侨以及朝鲜、越南和日本的国际友人。这一阶段，全校工作人员增加到1386人，其中大部分是学校本身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面对抗大兴旺发达的局面，1938年6月，在纪念抗大成立2周年大会上，罗瑞卿兴奋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抗大总校迁到晋东南，在敌后坚持办学，抗大陆续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10多个分校。到抗战胜利时，抗大共培养了10多万名干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发展壮大和各级干部军政素质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文中所示档案现藏于中央档案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8月11日 总第3104期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