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总校在浆水
2023年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建校87周年,抗大总校挺进邢台(浆水)办学83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抗大精神,转发抗大文化研究院陆续刊登《抗大在浆水》一书的相关文章,敬请关注。
抗大,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挺进敌后办学时改称“青年纵队”,简称“青纵”。1940年11月至1943年1月,抗大总校曾在河北省邢台县浆水一带办学达二年之久,为中国革命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抗日军政干部。抗大在浆水办学的艰苦历程和从事革命活动的伟大实践,不仅是河北邢台抗战和教育史上极其重要的篇章,而且为中国革命和教育史増添了光彩的一页。抗大在浆水留下的光辉足迹,将作为历史的里程碑永载史册、流芳后世。
抗大在浆水办学的过程
1940年11月,挺进敌后办学的抗大总校由山西省黎城县西井一带转移到群山环抱的河北省邢西县(今之邢台县西部)浆水地区。校部设在前南峪,政治部设在浆水镇,供给处设在河东村,卫生处设在安庄村,医院设在桃树坪。学员编为上干科和基本科,分别驻在浆水周围的冯家沟、宋家峪、坡子峪等几十个村庄。
抗大在浆水驻村分布图
校址住处安定之后,主持全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滕代远、教育长何长工、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等领导同志,便立即着手抓两项工作:一、紧缩编制,精减校部机关,减少领导层次,使学校更加适应当时敌后斗争的形势。12月11日总校就这项工作成立了以滕代远副校长为首的点验委员会,领导和检查各部门、各单位的执行情况,检查全校的装备、装具是否符合战斗要求,并教育全校同志养成切实执行编制、服从命令的习惯。通过点验使执行新编制更加落实,各项工作转入正规,为第七期加强总校正规化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二、继续完成第六期教学任务和学员的结业分配工作。除部分学员提前毕业分配和参加山东大队、第二华中大队外,其余学员经过最后的紧张学习阶段,于12月全部结业,分赴各抗日根据地。朱总司令特为毕业学员亲笔题词“努力工作,造成铁的干部,准备反攻”,勉励大家在新的岗位上不断取得优异成绩。
1941年1月28日,抗大第七期于浆水镇正式开学。这一期开学时共有学员928人,都是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团、营、连、排干部和少数班长、老战士。其中营以上干部的数量、参加过北伐和土地革命战争的老干部人数、党员的比例,均比第六期有所提高。学员编为上干科和基本科,上干科科长汪乃贵、政治委员李呈瑞,基本科科长胡汉标、政治委员雷钦,下分上干队、军事队、政治队各两个队,参谋队,敌工队、工兵队各一个队,共九个学员队。这一期除开学时招收的学员外,还陆续举办了抗大总校及各分校教员训练队和干部轮训班,先后成立了地方武装干部营、地方干部队和一些短期训练班,共培养抗日军政干部2551名。
抗大总校第七期开学典礼
抗大第七期是在我军取得“百团大战”伟大胜利后开学的。由于遭到我军沉重打击的日、伪军正忙于调整兵力部署,准备新的反扑,所以1941年上半年邢西环境比较安定;下半年虽然日寇重点对晋察冀边区发动了“秋季大扫荡”,但因兵力不足,战线无法拉长,总校驻地仍少战斗。滕代远、何长工、张际春等抗大领导针对当时敌后环境这一有利时机,果断地提出加强总校正规化建设,坚持“以教育为中心”,建立各科正规化制度,各部门、各级干部都要围绕教育这一中心开展工作。由于办学指导思想明确,虽然学校领导机构精简缩小、干部人数大量减少,但工作效率和教学质量却大大提高。加强总校正规化建设,不仅使教学计划、教材内容、教员备课讲课、学员学习讨论、进行军政训练等项工作得到明显改进,更加适合战时的需要,而且对严肃组织纪律、贯彻各种条令、执行各项制度和严格军容风纪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使全校整个工作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景象。
1941年12月,经过一年紧张学习的抗大第七期学员全部毕业。129师师长刘伯承在毕业典礼大会上讲话,赞扬抗大在敌后培养干部所取得的成绩,希望同学们发扬抗大的优良传统,到部队、到前线充分发挥骨干作用。第七期学员毕业后,由于个别根据地正在进行反“扫荡”战斗、不能马上离开,所以推至1942年2月方陆续分配完毕。
1942年2月,八路军各部队贯彻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着手进行整编,抗大总校开始陆续招收第八期学员,并从八路军机关、部队精减下来的班排干部、宣传干部和优秀的老战士、宣传员中选拔德才较好、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筹建抗大总校附属陆军中学。同年5月1日,总校在浆水镇举行第八期开学及附设陆军中学成立典礼,5月14日正式上课。这一期学员共2156人,其中大学部上干科5个队、459人,基本科9个队、1067人,新建的附属陆军中学5个队、630人。
第八期学员大部分是八路军总部直属队、129师,晋冀豫军区等机关、部队的干部和少数新吸收的抗日根据地知识青年及地方党政机关干部。由于他们多系主力部队和游击队选拔而来的工农干部,虽然政治水平较高,工作和战斗经验丰富,但因长年驰骋疆场、学习时间很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针对这种情况,总校在制定教学计划和实施教学方案时,注意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对象,采取分层次教学的办法。即:上干科和基本科教育时间为二年,陆军中学三年。除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外,第一年都按文化程度编队,主要学习文化知识;第二年按学员的职务、工作性质编队,安排军事和政治理论课程。知识青年队学制为二年,第一年着重组织他们深入农村和连队,接近工农兵群众,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同时穿插进行一些政治时事教育;第二年转入军事和政治理论课教育地方武装干部队轮训三个月,主要是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及有关民兵的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
上述计划虽因参加五月反“扫荡”和七月反“蚕食”斗争未及很好实施,但由于抗大在敌后办学中创造了许多适应战时环境的教学方法,坚持一面学习、一面作战、战时分散学、战后集中学,使教学工作始终没有间断。1943年1月,第八期学员随总校奉命回陕。经过整风学习,继续执行浆水办学时的计划方案,毕业时军政素质和文化水平仍得到全面提高,基本上达到预定目的,取得良好的效果。 .
浆水办学的艰苦生活
抗大在浆水期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由于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根据地频繁进行“扫荡”和严密经济封锁,再加上连年灾荒,致使本来靠“糠菜半年粮”度日的浆水人民生活更加艰苦,同时也给抗大在敌后办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面对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肩负民族解放重任的抗大革命师生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战胜了道道难关,使抗大越抗越大、越办越好。
抗大几千人初到浆水,虽然当地群众主动腾房并屋,作出了很大努力,但住房还是十分紧张。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抗大干部和教学员一到这里,便搬石垒墙、清除杂物、整修棚圈,很快使原来破烂不堪的闲房旧屋和戏楼、寺庙、马棚、牛羊圈面貌一新,成为抗大师生的“理想”住处。即是这样,学员们睡觉仍然很挤,有的在炕上睡不下,就在地上铺草“打地铺”;有的十几人同睡一个土炕,就一半头朝外、一半头朝里、两人合盖一条被子,采取“打颠倒”的办法休息。青年连在川林村时,多数学员“打颠倒”睡觉,早晨起床头朝外的学员先下地穿衣服,头朝里的学员在炕上打背包,然后双方进行交替,动作非常整齐。
抗大在浆水时,师生们主要吃黑豆、高粱、酸枣面、柿子面和谷糠炒面,玉米、小米数量很少,除了过年过节,平时几乎吃不上白面。1942年全年,师生们只在春节和“八一”建军节吃过两顿白面饺子。尽管如此,本地粮食仍然无法满足,总校还要组织师生到山西和邢东、内邱、沙河等附近各县背粮食。运粮没口袋,就把裤子口扎住,将裤挡挂在脖子上,裤腿垂吊胸前,裤腰搭在背后,师生们叫它“骑马口袋”。由于粮食紧张,又遇到严重旱灾,每人一天定量开始减为一斤,后来又省出二两救济灾民、改为一天8两。在这种情况下,干粮常用稀饭代替,不够吃就靠野菜补充,到了冬天则改一日三餐为两顿饭。至于油盐肉菜等副食,解决起来更加困难。于是,总校就号召每个伙食单位都要喂猪,组织师生到山西和顺县南天池、松烟镇赤峪沟等地开荒种土豆、种萝卜,利用饭前饭后空隙时间在驻村附近修地种菜,集体上山挖野菜、捋橡树叶,从墙上刷硝石粉代替食盐,在河边挖沙坑生豆芽。
抗大学员大背粮
由于布匹极缺,抗大师生穿衣用布也很困难。1940年总校规定,棉衣至少要穿三年,师生们每人一个针线包,随破随缝补。为了节省衣服,男同志夏天操练时都不穿上衣。滕代远、何长工、张际春等首长还带头打赤脚、锻炼铁脚板,并号召学员们冬天穿草鞋、夏天打赤脚,以保证行军反“扫荡”时有足够的鞋袜穿。
浆水地区没有煤炭,抗大师生烧水做饭全用木柴。虽然周围各村拥有大面积山场,但为了不与当地群众争夺柴源,师生们都到指定山场和远处白云山(又名王莽山)等地打柴、背柴。每逢背柴劳动,干部师生都很主动。任白戈、徐懋庸等知名学者和大家一样上山背柴,从不搞特殊;基本科供给股长许炳臣是个老红军,每次背柴比别人都重,经常是一、二百斤;住在冯家沟村的上干科五队文化教员林凤,身怀有孕,仍然不顾指导员尤进的劝阻,徒步行军20多里,登上海拔959米高的白云山,同大家一起往回背柴。
至于学习和生活用品,困难则更大更多。上课没有教室,夏天就在树荫下,冬天就到牛羊圈;没有桌凳,就用背包当坐凳、两膝当课桌;没有黑板,就在门板或墙上涂一层锅底黑;没有教材,就自己动手编写;课本少,就几个人合看一本;做笔记没有白纸,就在草纸上写字;没有钢笔,就把子弹壳和敌人用过的罐头筒铁皮磨成尖,或把芦苇削尖当笔用;纸和笔都没有的,就用木棍当笔、沙土当纸,在地上作练习;没有墨水,就把锅灰泡成水,或用桑椹制作;没有教具,就用土法代替,如把石头垒起来当木马,把铁棍或木杠架到两棵树上当单杠等。日常生活中,照明没灯,就用墨水瓶或破碗底盛油、搓上棉花捻当灯点;没有肥皂,就用柴草灰过滤水或皂角洗衣服;没有理发工具,就借用房东的剪刀和剃头刀;没有信封,就用旧纸或把写过字的纸翻过来糊成;还有的用高梁杆制镜框、用酸枣圪针当图钉等。
除此之外,疟疾、痢疾、济疮等传染病在浆水一带流行严重,由于药品极缺,直接危及师生的健康,黄新民等部分同志就因患疟疾而被夺去了年轻的生命。为战胜病魔,抗大卫生处广大医护人员便上山采挖中草药,用柴胡、常山熬汤治疟疾,火炭母、马齿苋治痢疾,硫黄、麦秸熏疥疮,并向广大师生宣传卫生常识,大大减少了疾病的发生,控制了瘟疫的流行。
抗大校史上的重大事件
抗大在浆水办学,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其间需要记述的事情很多,其中意义深远、影晌重大的事件有两个:
一是隆重举行抗大建校五周年庆祝活动。
1941年6月1曰,是抗大诞生五周年纪念日。为了全面总结抗大五年来的办学经验,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办学成就,扩大抗大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促进抗大越抗越大,总校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校部驻地前南峪召开盛大的纪念大会,进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对于这次继在延安庆祝抗大三周年纪念活动之后的又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总校领导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以副校长滕代远同志为首的筹备机构。滕代远等同志还亲自主持召开不同类型的专题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对五年来,特别是深入敌后一年多来的办学经验进行研究总结。然后分工专人执笔整理,集体讨论定稿,写出了长达40余万字的《抗大五年来的工作经验》一书,上报中央军委,下发各级干部和各个分校,作为对抗大五周年纪念的献礼;学员们在开展向抗大五周年校庆献礼活动中,不仅积极学文化、练队列、排节目、搞创作、制展品,而且整修了阅兵场,筑起了阅兵台,修建了大会场,搭起了凯旋门;与此同时,各分校也都提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抗大五周年纪念大会会场
6月1日抗大建校五周年纪念大会在总校校部驻地前南峪村隆重举行,会场东面山脊上的“太行之光”和西面山脊上的“抗大万岁”八个丈余见方的大字遥遥相对,气势雄伟,十分壮观,很远的地方就可看到。会场大门两侧耸立着抗大校徽的标志——飞马跃进的战士图象;周围悬挂着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野战政治部罗瑞卿主任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的题词;各兄弟部队、地方党政机关、群众团体赠送的100多面旗帜和50多份贺电贺信,鲜艳夺目、五彩缤纷,更加增添了大会的热烈气氛。
出席大会的有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罗瑞卿主任和集总、野政、野供、中共中央北方局、冀太联办、120师、129师、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各党政机关、团体、学校、报社等70多个单位的来宾358人;驻在晋察冀边区的抗大二分校以及浆水周围各村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庆祝大会开始前,首先举行阅兵式。由于第七期开学以来强调正规化教育,学员训练有素,受阅队伍的阵容显得格外威武整齐。
阅兵式完毕,与会同志前往主会场正式开会。由张际春主任致开幕词,滕代远副校长做工作报告,何长工教育长致答谢词,野战政治部罗瑞卿主任讲话作指示。接着,各地来宾登台祝贺。最后,以热烈掌声通过了给党中央、八路军、新四军等十项电文。
大会庆祝活动历时七天。在此期间,白天举行运动会,进行球类、田径和全副武装竞走等18种体育比赛;晚上举行文娱演出,进行歌咏比赛,由文工团表演精彩的节目。为了照顾群众,总校在舞台前专门给乡亲们划出—块地方。天不黑,舞台下就有观众前来等候。太阳刚落山,舞台上便点起两盏汽灯,照得全场一片通明。头一天只有浆水附近村庄群众观看,第二天路罗、将军墓川的老乡也从几十里之外赶来,浆水一带有亲戚的干脆住下。一连几个晚上,看节目的观众人山人海,仅群众就有一万多人。演出的节目有话剧、京剧、歌舞、合唱等,每场内容都不重复,使山区老乡大饱眼福。与此同时,总校还分9个展室展出4500多件展品、4415份典型材料、143幅表格、诗画和照片。其中训练部制作的“月地运行仪”,用手一摇动就显现出太阳、地球、月球运行的情况和相互关系,形象地说明了每天分昼夜、月亮有圆缺的道理,宣传了科学,破除了迷信,吸引了浆水周围十几里外的老百姓都来看“稀奇”。此外,“活动舞台”、“活动图书馆”等展品同样引人注目,充分反映了抗大创办五年来,特别是挺进敌后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二是胜利反击日寇野蛮的“拉网大扫荡”。
抗大挺进敌后办学,特别是五周年校庆之后,政治影响越来越大,使敌人惊恐万分,非常害怕。因此,日寇把抗大视为埋在他们心脏地区的一颗重型炸弹,企图下狠心把抗大消灭掉。侵华日酋冈村宁次曾声言:“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还像输红了眼的赌棍押上大笔赌注,叫嚣“宁肯牺牲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
1942年5月21日,日寇出动大批兵力,分四路合击抗大总校所在的浆水地区。北路之敌由临城、赞皇经宋家庄向浆水猛扑,东路之敌由邢台城出发向浆水直插;西南路之敌由沙河经路罗向浆水推进;西路之敌由山西昔阳、和顺经松烟向浆水进逼。
对于敌人这次来势汹汹的拉网合击,我抗大总校早有戒备,还在第七期办学时,就曾结合前线的大量战例,制定出一套反“扫荡”的作战预案。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当敌人进至距离合击地点还有一日行程的位置(通俗叫法为“利害变换线”)时,我们便果断勇猛地“起跳”,从分进合击的敌军中间空隙穿插过去,跳出敌人的合击圈。
这次敌人四路合击浆水,抗大总校即采取上述敌进我进、方向相反、擦邦而过的战法。当敌人进到“利害变换线”时,校首长针对敌人队形比较密集的特点,将全校分为几个独立行动的分队:上干科向西边的山西省和顺方向转移;基本科一部分向北边的内邱一带隐蔽,一部分和陆军中学向南经路罗转往沙河县山区;总校校部则向西南山西省辽县八路军总部附近斜插。途中得知敌人正向总部方向调集兵力,校部遂即分成三个部分,由滕代远,何长工、张际春分别带领跳出合击圏,在路罗与浆水交界的白云山(王莽山)同敌人兜圈子。后接129师刘伯承师长电示,太行一分区敌人“扫荡”已经结束,便派人寻找起初向北转移以外的其他各队,并选择时机、带队向北边内邱一分区驻地附近转移。
由于计划周密,“起跳”及时,除陆军中学校长史紫千等几十位同志英勇牺牲、基本科个别连队稍有损失外,全校绝大部分队伍都先后突围,安全转移到一分区所在的内邱县境内。
军民庆祝反“扫荡”胜利
抗大总校在反击日寇的拉网“扫荡”中,坚持边战斗、边学习,经过两个多月的周旋,终于在反“扫荡”胜利的凯歌声中返回浆水镇,继续进行正常教学。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得悉抗大总校粉碎敌人围剿的胜利捷报后十分高兴,特给总校发来贺电,祝贺他们在敌后——邢台浆水的这一重大胜利。
抗大离开浆水
1943年1月,党中央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干部、准备进行战略反攻、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决定抗大总校由何长工副校长率领,重返陕甘宁边区继续办学。1943年1月24日,总校除分配一部分干部、学员留在晋冀鲁豫边区工作,陆军中学由任白戈校长、陈鹤桥政委带领,暂时留在浆水继续进行教学外,其余一千多名教职学员告别浆水,向陕北进发。抗大总校在主力部队、地方党组织、地方武装和当地群众的掩护下,跋山渉水、兼程前进,历时四十多天,行程两千余里,终于在1943年3月上旬西渡黄河,胜利回到离别四年的陕甘宁边区——陕北绥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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