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精神在抗战中诞生
来源：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郭必选 杨延虎 任学岭   2026-03-13 10:17:08

　　抗大精神是一种时代精神，是抗大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中国革命走出山沟走向全国胜利这段历史的时代产物。它吸收继承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成分和共产党人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在延安时代升华而达到一个新境界。站在这样一个视角，我们不仅能够透视抗大精神形成的深层原因，而且能够认识抗大精神的永恒价值。

　　1.延安时期，共产党人丰富复杂的革命实践活动是抗大精神形成并多方面多层次展开的物质基础。

　　延安时期，由于是中国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决战阶段，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矛盾全面集合并充分展现。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联系与矛盾，统一战线中抗战与妥协的斗争，国共两党的合作与破裂，民主与独裁的斗争等等。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中国人民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抗日救国，奠定了民族独立主题完成的基础;而且领导人民坚定不移地走经过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实现了蒋介石二十多年的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这是一方厚土。一场民族与社会解放的大决战呼唤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抗大精神也就在其中生成扎根，发扬光大。抗大青年为之奋斗,同时也锤炼着自己的人格。激烈残酷的斗争，锤炼出高品位的精神;而斗争的复杂性，使抗大精神内涵丰富展现出多方面多层次的特点。

　　2.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而奠定的理论基石是抗大精神形成的思想基础。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独立检查近代以来特别是建党以来中国革命运动经验教训，呕心沥血地探索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武器，获得了累累硕果。这些理论成为抗大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教学的基本内容。抗大青年学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掌握了行动的指南和观察问题的望远镜、显微镜，而且，在思想认识上凝结成对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和勇敢牺牲的献身精神，艰苦奋斗、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和生气勃勃的精神状态。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在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的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灵魂，这些立场、观点、方法化为抗大青年的自觉行动，就体现出抗大精神科学性的特点。

　　3.延安时期，党对抗大青年的教育和关怀是抗大精神生成的重要条件。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自身特点，稳妥处理党内各种矛盾，加强党的建设，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袖集团的地位最终确立与巩固，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与统一。一个成熟的党能够为青年提供解决中国问题有效的理论武器、精神支柱和优良作风，赋予抗大精神内在的质的规定性。一个成熟的党，还能够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教育青年健康成长。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科学地分析知识分子的地位，正确地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广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一般地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很大的革命性;富于政治敏感性，与社会各阶层都有一定联系，在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因此，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时，中共中央确定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使各级各类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生活上尽可能地给予照顾和优待，解决知识分子的工作与生活困难。对抗大，党中央给予了很多的关注。1939年1月，抗大进行工作大检查，向党中央写了检查总结报告，中央就此专门作出了《关于抗大工作检查总结决议》，对抗大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和鼓励。1939年7月，党中央适时作出了抗大总校挺进敌后，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分校的决定。并对留在延安的第三分校进行工作检查，发出了《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再次强调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1943年春，党中央又决定抗大总校及第二、七分校返回陕甘宁边区办学。这些重要决策，保证了抗大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毛泽东对办好抗大更是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他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制定教育方针，审定教学计划，确定领导班子等重要大问题，到参加抗大集会，给教职学员讲演，上课，个别谈话，出版校刊，以至生活上的一些问题，都抓得很紧。据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披露，仅1938年到1939年这两年中，毛泽东对抗大一校讲演记录稿没有公开发表的还有25次。这些讲话,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而又精辟地阐释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使抗大教职学员深受教育，今天读之都倍受启发。而编入《毛泽东选集》中的不少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都是毛泽东在抗大首先讲授;《反对自由主义》是在抗大校刊上首先发表的。党培养一代抗大青年成长为为民族和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干部，也培育了体现一代抗大青年人格的抗大精神。

　　抗大精神形成在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代，但它具有永恒存在的价值。这不是因为“灌输”、“说教”，而在于抗大精神所具有的品格。一是革命性。正因为抗大精神生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的伟大革命斗争实践，和这一斗争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所以，它并不因为今天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和斗争已经结束而成为无源之水。画上了一个句号。相反，“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却为抗大精神的发扬光大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舞台。抗大精神面向未来，是永远具有活力的。只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之树常青，抗大精神之叶就常绿。二是抗大精神的人民性、群众性。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一种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共产党人倡导并首先实践的。是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然而，它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狭隘的范围内，当它在共产党人的倡导下走向群众通过实践凝结成群众的思想境界和行为方式，就获得了一种大众品格，实现了革命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正是这两点，使抗大精神必然具有永恒的存在价值，必将长久地作用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能为未来提供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传统。

　　总之，抗大精神是抗日必胜、建国必成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大无畏革命精神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现代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和高度升华。

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训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抗大师生在政治方向、工作作风、战略战术方面表现出来的思想境界和行为方式就是抗大精神，就是无产阶级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表现出来的生气勃勃的精神状态。

　　(一)学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培育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对抗大学员说：你们在这里学习的时期很短，只有几个月，学不到很多的东西，不像别的大学可以学几年;但你们可以学得一样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正确的政治方向。从抗大的教育方针、原则和教学内容看，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主要有两点内容：

　　1.为民族解放，学抗日救国。

　　抗大青年来自四海五湖，为的是一个共同的目的——抗日救国。日寇侵华，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激发了他们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流亡他乡，无学可求，无工可做，无田可耕，无家可归的亡国奴的痛苦煎熬，使他们在苦闷抑郁、悲愤交集中急于寻求抗日救国的出路;而共产党与国民党两个战场、两种军队、胜败兴衰、泾渭分明的不争事实，使他们受到最深刻实际的教育，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希望。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们在小米和大米之间选择了小米;在国共两党的两种抗日主张中，选择了共产党。曾在中央研究院学习工作过的翟定一说，我们这些青年人，都是在日寇铁蹄踏进我国的神圣领土，眼看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情况下感到国民党的腐败，从蒋管区、敌占区经过艰难险阻来到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这是一个良好的起点。因为这种感情层面上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饱含着对民族命运和祖国前途的深切关注，并把它与个人的人生方向联系起来，走上一条成长为革命者的道路。对此，毛泽东在对抗大学员的讲话中多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们彼此都不认识，但也可以说又都认识。因为在政治上我们是站在一条线上的，从政治上说，从精神上说，我们彼此是贯通的，是相识的。你们都是“不远千里”而来延安的，目的当然不是“升官发财”，而是抗日救国，即是说，你们是准备牺牲而来的，要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生命”与“打仗”，在某种情况下是二者不可兼得的。你们这种热心、积极性和牺牲精神，是最纯洁最伟大了!值得欢迎，值得尊敬，更值得佩服。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起点。事实上许多青年奔赴延安进入抗大的时候，对抗日救国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学校对第五期学员的测验题问道：“抗大的抗日，共产党的抗大与其他地方的抗日是否一样?”有答案说是一样的。毛泽东在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也提到这个问题说：你们远道来此，为何呢?无疑是为了抗日救国，所以你们是有抗日救国的决心的。但有些人是只有一个“大概”的决心。所谓“大概”，是说也许有点模糊，不十分坚决彻底。也许有些人是由于看到别人来自己也跟了来的，没有彻底的认识与决心，这意思是说他的决心不是由坚定的政治方向出发的;有些人是没有经过很好的考虑而来的。这就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必须教育青年学生懂得抗日救国，怎样打，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把他们的满腔抗日救国热情引导升华到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信念层面上来。

　　为此，抗大的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有：马列主义概论，中国革命问题，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哲学，政治经济学、民众运动等。还有毛泽东的一批理论著作，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都先后列为教学的必修课程。党中央也尽可能地为抗大配备阵容强大的教员队伍。如罗瑞卿、徐向前都是黄埔军校早期学生;何长工是建党初期的党员，青年时留学法国，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干部;王智涛是苏联军事学院留学生，长期从事军事教育的专家;谢翰文、张如心、吴亮平等，也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较深的、长期从事党的政治教育工作的教育家;杨兰史为抗大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都表示纪念。还有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学者、教授如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张庆孚等都是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理论界有影响的知名之士。在教员紧缺的时候，中央领导亲自兼课。例如第二期时，朱德讲授党的建设，董必武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讲授中国问题，博古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知识，肖劲光讲授游击战术。毛泽东讲授《辩证唯物论》，每星期二、四上午讲两次，每次四个小时，从5月份到“七七事变”以后，历时三个多月，讲课110多小时。博古、毛泽东都是抗大的教员，他们讲课最能吸引学生，有时他们讲课，窗外还有人立着听讲。抗大的教学内容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是启蒙性。由于前线急需干部，只能让学员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教育后，立即投身实际斗争。一位抗大第三期毕业学员给毛泽东写信说：“过去我到这里以前，在外面看过很多的书报杂志，五花八门，懂得了不少，可是抓不住中心，摸不着方向;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就学到了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知道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我只记住了这一点”。毛泽东鼓励学员们说，只记住这一点，别的忘了，这是可惜得很。学了许许多多，只记住这一点，不过能记住这一点，也算不错，这是重要的中心的一点。我们要在这里革命就先要知道这里的情形，好像戏台上去唱戏，不了解戏台的情形就唱不成。学了三个月，懂得了这点，再学三个月，也是需要懂得这点。一位学员则说：我了解了中国原来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于是豁然贯通，大澈大悟。中国的经济性质知道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知道了，目前中心问题是抗日问题也知道了!所以为了抗日，便要联合一切抗日的阶层、党派，来建立统一战线，同时也要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学的中国化。例如，“民众运动”这门课程，主要讲怎样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政权，建立武装，讲各种政策、法令，如减租减息，拥政爱民，合理负担，妇女解放等等。这种课程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抗日根据地的大发展时期，我们派出干部后，几个月、半年、一年，就能拉起一支队伍，建立根据地。实践证明，抗大的教育教学是成功的。陈云在1942年总结延安训练干部的经验教训时曾这样指出：延安训练干部有过好坏不同的两种方法，一种是学生在学校只学几个月，之后就参加工作;一种是把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干部长期放在学校里学理论。结果，前者在经验、能力和政治上已经超过了后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了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

　　2.为社会解放，学马列主义。

　　抗大不仅要培养文武兼备的抗日军政干部，而且重视对青年进行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教育，改造世界观，把他们的抗日热情、朴素的阶级感情引导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高度，使之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罗瑞卿、张际春主持编制的《抗大组织条令》明确规定：本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施国防教育，创造具有高度民族意识的忠实于国家民族与社会解放事业的抗日军政干部，争取抗战胜利及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抗大教育非常重视抓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教育学员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立志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于抗大青年来说，抗日理论容易与他们的抗日意识合拍而被接受;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过去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也能引起这些追求真理青年们的浓厚兴趣。延安许多学校，无论是抗大的还是陕公的，鲁艺的还是女大的学员，都希望能再进入马列学院学习。有的女学员选择爱人就有精通马列主义，能读大本子经典著作这么一条。他们大都认为马列主义能够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当然，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思想障碍。例如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对立起来而发生种种疑问：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那么对三民主义应采取什么态度?为什么共产党以前不实行呢?共产党信仰三民主义是国共合作抗日的权宜之策等等。这些疑问归根结底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如何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认识中国社会和革命发展规律的重大问题。我们知道，这一问题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批光辉文献中系统科学地予以解决的。然而，从1938年3月抗大第三期毕业学员开始，就有幸直接聆听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明确科学的阐述。针对学员们思想认识上的疑惑，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结合就是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所以说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三民主义者。三民主义是要的，而且要彻底实行，和朋友一道，在统一战线抗日第一的原则下实行。我们把三民主义一直做下去，就做出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来了。他举例对学员说，大概此地到城门口是三民主义，城门口到你们住的地方是共产主义，出了城门的一段是社会主义的路，第二段才是共产主义的路，所以三民主义是必经之路。我们开步走，经过城门口，即是为了到达目的地。他批评说：有些人以为分了土地便完了，这是错误的。现在你们大学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便是要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就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同样也是错误的。结论便是：先实行三民主义，打倒日本，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也有三个阶段，我们现在首先是实现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三民主义共和国不过是第一阶段而已，社会主义是第二阶段，共产主义才是第三阶段。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毛泽东讲得如此生动浅出，不能不给学员们留下深刻的记忆，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二，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

　　延安青年，当然也包括抗大青年，冲破重重阻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延安学校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这使他们感到海阔天空，如鱼得水，心情格外舒畅，因而能孜孜不倦、刻苦学习，希望很快学好本领，上前线杀敌报国。这是主流的一面，也是抗大日益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当时正处于社会大动荡时期，好似大浪淘沙，有些青年急于寻找出路，被抗日的洪流冲向延安，他们接受党的教育比较少，缺乏经受艰苦生活锻炼的思想准备。而且，他们刚刚脱离旧社会、旧环境，难免带来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作风，过不惯紧张的军事生活，生活散漫，作风拖拉，怕苦怕累。加之，在全国青年似潮水般涌进来中，也难免混进个别特务分子和政治不纯分子，他们夹杂在学生中，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不满情绪。所以一段时期在一些学员队伍中，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比较突出。还有些国民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和宗教徒，也以共产党提倡统一战线为由，公开要求成立小组织，并要求党支部派人列席他们的会议，有意无意地争夺群众。再加上少数干部工作方法比较简单，发现不良倾向就点名批评，甚至发动大会批、小会斗，给人家戴一顶大帽子。这种简单粗暴的教育方法，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引起矛盾的激化，甚至个别落后分子因此开了小差。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思想改造是十分重要的。一些老干部回顾他们在延安学习成长道路时都总结到这样一点：当时，在我们身上，一方面怀抱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另一方面也还保留着从旧社会带来的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而成为沉痛教训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如不彻底改造，在一定气候下，就会被偏激的以至反动的思想诱发出来，和它们纠缠在一起，犯这样那样偏向性的错误。

　　1938年7月，毛泽东针对抗大学员中存在的问题，特地对全校教职学员作了一次《抗大民主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着重指出，抗大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性质的学校，不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抗大有思想的自由、政治的民主，这并不妨碍抗大的军事性质。同时报告对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如何正确地运用民主等方面，也作了深刻的阐述。毛泽东说：这里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有信基督教的，也有信佛教的。这些教可以在我们这里，我们不能硬要非共产党员来信仰共产主义，当然共产党员是不信宗教的，并且还要宣传共产党的理论。这里有思想的自由，听说过去的墙报里说的只有一套，以后你们什么都可以写，只要是抗日的。汉奸的说话在这里是没有自由的。写信也自由，过去对于这点，做得不好，以后就要改正。这里的政治是民主的。革命的自由，政治上的平等，生活同艰苦，都是民主的。只有汉奸在这里没有走路之权。还有一点，就是要保证军事的集中。班长以后用选举产生，但还需要学校加委，这是军事集中。救亡室、民先队也一律以民主选举负责人。取消斗争会。现在，在斗争会里动辄戴上人家一顶大帽子，这是不对的。这里有意见箱。共产党说话是要做到的。我们要保证，任便你们有什么意见，尽管投到意见箱里去，可以不写名字，决不会戴大帽子。还有告状的办法。你们尽可以由下级告上级，也可以不写名字，并且保证你们的意见，达到学校最高当局。毛泽东的讲话在抗大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学员们在讨论会上各抒己见，热烈争论，大家摆事实，讲道理，自己教育自己，政治空气非常活跃。全校教职学员在这种气氛下愉快地从事工作和学习，不仅克服了自由主义倾向，加强了组织纪律性，而且培养了集体主义思想，促进了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

　　1939年7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一)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为八路军的干部，确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我们应努力转变他们的思想，注意于领导他们思想转变的过程，用适当的方式组织学生中的思想上的争论和辩论，实际上这样的学校中一定有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二)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因此，教育应当是中心。抗大过去确有注意形式上的铺张而不大注意教育的倾向，必须加以纠正(检查三分校教育计划只完成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的工作必须大大加强。抗大不是统一战线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三)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1.教育他们掌握马列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经验;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他们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抗大明确的办学指导思想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培养和造就一代为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而奋斗终身的战士的关键。

　　第三，教育青年向实践学习，把知识和劳动结合起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说：延安青年运动的这个方向，在别的地方都没有。西安没有，重庆没有;日本没有，美国也没有，可算是天下第一。说它第一，是因为延安青年、包括抗大青年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上，首次把“先锋军”和“主力军”统一起来，不仅明确了组织者、宣传者、训练者的责任，而且认识了争取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反复强调一个观点：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说它第一，是因为延安青年在把知识与劳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认识和克服自身的弱点，找到了思想革命化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非常重视教育抗大青年要向工农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因为只有我们的主观是学生，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是死的、活的、香的、臭的，都是先生;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将来还要有马克思的儿子、孙子，孙孙子的新马克思主义;因为抗大毕业只是拿到了开门的毕业证书，要活到老学到老，才可以拿真正的毕业证书。他鼓励学员们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读一本“无字天书”。

　　无须讳言，建国后在知识与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上，我们有过沉痛的教训。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它正确的方向和深远的意义。郑洞国在《我的戎马生涯》回忆录中讲了这样一件事：1954年秋，毛主席在家中宴请我。谈话中，我突然向毛主席提出这么一个不甚得体的问题：您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么好?毛主席似乎也感到我问得太突然，怔了怔，望着我，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毛主席爽朗地笑了，然后回答说：我当年接受马列主义之后，总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革命者了。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工人不买账。因为我还是那么一副学生脸、先生样，也不知道怎样做工人的工作。那时我成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想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想了很长时间，才有些明白，自己的思想立场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嘛!’毛主席又加重语气说，我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在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只要立场转变了，自觉地放下架子，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我们从毛泽东送爱子毛岸英上“劳动大学”时叮咛的三句话中，更能掂出“拜人民为师”在他心中的重量。他对儿子说：到了乡下见了人不要没大没细的。年纪大些的，你喊他伯伯、伯母、叔叔、婶婶;最老的要喊老爷爷、老奶奶;跟你差不多的，要喊哥哥或者同志，不要随便喊人家的名字。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现在你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哪。老百姓有虱子。可你不要怕，有水就多洗一洗，没水就用手多捉几个。透过这些朴实无华细致入微的话语，我们能够体会到毛泽东的思想感情世界，抚摸到那颗把领袖和劳动人民融在一起的赤诚之心的跳动的节拍。我们从中也能悟出这样一点道理：任何人只有面向实践，面向社会，面向人民，才能寻找到新的起点，确立新的方向，摄入新的力量。

　　在抗大这座革命的熔炉里，学员们普遍地提高了认识，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初步树立起跟着共产党走，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信念。多数同志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达到了共产党员的水平，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外地来的知识青年的迅速成长很能说明这一点。第二期609名男女知识青年到毕业时有427人被吸收入党，约占70%。第四期开学时4655名外来知识青年中，共产党员有530名，占11%;到毕业时，共产党员的人数增加到3304名，占71%。这个成绩是不可低估的。陈云说：据1939年11月统计，党政方面的中级干部中，有85%是知识分子。华北地区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在1938年前参加工作的学生，就是靠那些干部，打开了局面，工作开展了，而且搞得很好。在抗大深入敌后办学后，冈村宁次声言：“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要用20个日本士兵的命换一个抗大学员，用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邓小平则站在历史的高度对这一工作的深远影响予以评价：抗日战争时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后来政治干部，除了老红军以外，就靠这批人，从这批“三八式”里面选出来的。

　　综上所述，抗大对青年政治方向的教育，不仅是为民族解放学抗日救国，而且是为社会解放要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正如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任何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应同时具备现时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责任的。有了这样一种正确的政治方向，才会明确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才会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也才会有坚强的意志和奋发向上的精神。我们要想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人，就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首先做一个有崇高革命理想的人。

　　(二)学一种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培养艰苦奋斗的精神

　　毛泽东说：抗大学员还要学一种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条是足，没有足不能走路，没有这一条，就不能实行我们的政治方向。这条也是马克思主义。有嘴上的马克思主义，还有手和足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一种政治信念、信仰，表现在理性层面上;那么艰苦奋斗则是一种实践精神，体现在实际生活层面的干与做上。

　　1.适应艰苦的环境。

　　和延安人一样，抗大青年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

　　食：小米加土豆或南瓜或萝卜，每人每月一元生活津贴。各校的总务长被戏称为“南瓜处长”、“萝卜处长”、“土豆处长”。萧三记述鲁艺纪念五四青年节的会餐盛会说：“就在山下露天坪中，每八个人一堆，围着一桶烧肉、一桶腌白菜肉汤，吃小米饭。我挤在一堆人里，和大家一样，自备有洋瓷缸子和勺子。这里每人的洋瓷缸子有很多用途：喝水、漱口、洗脸盛饭和菜，都用得着它。”似乎应该提醒读者：这是一顿节日会餐，可不是经常能有的;这顿会餐是在边区还没有出现极端困难的1939年。抗大总校迁入敌后，常常是一连几个月尽吃高粱、荞麦和黑豆。李志民说：“这种黑豆，本是牲口的饲料，而且因石磨少不能磨成面，只能用石碾压一压，非常粗糙，不易消化。但在困难时期，我们不得不把它当作主食，不仅饭是黑豆，做菜也是黑豆，只是做菜加点盐，以示区别。”即使这种粗粮还需要自己到几十里以外的游击区去背，形成大背粮运动。

　　衣：统一的土布灰军装。每年一套单衣，一套衬衣，两年一套棉衣。天热时，延河上岸边晾着衣服，人在水里钻着，既洗衣服又洗澡并不稀罕。这是境况好的时期。在困难时期，那就得缩衣节食了。

　　住：清一色的土窑洞。视窑洞大小，七八个人共睡一条土炕，下面铺的是茅草。女大宿舍土炕上铺木板，是唯一的特殊照顾。外面的人对延安的第一印象就是“窑洞城”。不过，人们对土窑洞的印象似乎还不赖。萧三说：“来延安的人多了，没有住的，人们就自己动手挖窑洞。几年的时间，延河两岸，清凉山和宝塔山下，到处是新开的窑洞。这些新开的窑洞不仅外表场面大，窑洞里也显得光彩新样。因为不少窑洞里从穹窿到墙壁，都粉刷得雪白，开一个明朗的窗，上面糊纸，这使得洞内透亮。这和我外面想像的窑洞——低矮、潮湿、没有门窗，得爬进爬出，完全不同。”斯特朗在凉爽清新的窑洞里，什么事也没干睡了五天后感慨地说：“有了延安的一级窑洞，我什么都不要了。”毛泽东则说，延安的窑洞里出马列主义。

　　学习：延安各校都自己修筑了一座礼堂，用来集会。教室很少。即便有教室上课，也是学生大部坐在地上，有的坐在板凳上，黑板只有一小块，教员不肯多写字，原因是节省粉笔。所以，学员们吃饭、上课、听报告几乎都在露天。毛泽东说：没有教室就露天讲，就是天下第一。至于学习工具，曾是陕北公学负责人之一的李维汉说：“基本上没有教科书，图书资料也很少。因此，记好课堂笔记是学生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延安当时文具纸张很少，加上我们的经费困难，故一学期每人只发一支铅笔，墨水用蓝靛泡，每人发两张油光纸订笔记本，夜晚照明用小油灯，也是几个人共一盏，因此夜晚多用来举行讨论会。煤气灯也有，只在盛会或演出时才使用。”

　　毛泽东对学员们说：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同志们要准备着各种的困难、曲折、不痛快、不如意，要学会忍耐，要懂得走“之”字路的道理。艰苦的环境条件首先磨炼出学员们坚忍不拔、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秀品质。

　　2.自己动手，征服困难。

　　开挖窑洞，修建校舍。抗大第三期在1937年8月1日开学后，各地青年还是一批批地接踵而来，本来就很拥挤的校舍更有人满之患;加之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再创办一所陕北公学，要抗大让出一部分校舍作为陕北公学的校址，抗大的校舍就更加紧张。而且从当时的形势看，外地青年还将大批涌进延安，抗大势必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校舍的困难便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罗瑞卿等学校领导同志经过调查研究，实地勘察，决定学习陕北群众因地就势倚山傍坡，开挖窑洞的经验，动员全校教职学员，在凤凰山坡上开辟新的校舍。10月22日开始，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劳动，开挖了175孔窑洞和一条3000多公尺的盘山“抗大公路”。窑内土炕、土桌、土“壁橱”，白纸糊窗，白灰粉刷。李志民在45年后对此还记忆犹新，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绘：“当时，我们站在山下往上看，顺着山坡地势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整整齐齐，犹如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高接云端;蜿蜒起伏的‘抗大公路’宛如玉带，缠绕其间;晚上，点点灯火闪烁在凤凰山间，与夜空繁星交相辉映，好似银河落入人间，把古老的延安城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生气盎然”。11月14日，抗大召开了盛大的新校舍落成典礼，中共中央赠送了毛泽东手书的“我们的伟大事业”的横匾，毛泽东亲自参加落成典礼并讲了话。他说：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功的原因，把它总括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天才把它继续发扬与发挥起来，驱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有可能的。斯诺、马海德、史沫特莱参观了这所古今中外没有过的大学校舍，送给抗大一个独一无二的校名——“窑洞大学”。

　　以后，抗大这种建立“革命家务”的大型劳动仅在陕甘宁边区还有几次。1940年4月，驻在延安的第三分校为了把分散的学员队集中起来，便于领导和教学，在清凉山一带新挖窑洞60多孔，并且开荒种地2000多亩。1943年3月，抗大总校返回陕北办学后，自己动手，新挖了近200孔窑洞，盖了教室，辟出操场。与总校同期返回边区的第七分校，驻于地广人稀的陇东合水县，开学时，有的学员队竟不得不露宿于深沟丛林之中。经过一年的努力，不仅解决了三千多人的住宿，而且每个队都修了教室、饭堂和一座能容纳全校学员的大礼堂，人烟稀少的东华池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新气象。

　　“没有粮食自己种”。1939年3月20日至4月25日，抗大第五期师生掀起了一次突击生产高潮：开荒二万亩，人均三亩多。一个多月的开荒春播劳动中，从校首长到教职学员，从行政管理人员到炊事员、勤务员，男女老少荷镐扛锹向荒山野岭进军。有的大队就在山上安营扎寨，边开荒边利用时间上课、学习。许多干部白天生产，夜晚办公;有些红军老干部负过伤，身有残疾，仍然带头劳动，作出表率。大多数知识分子过去从未握过锄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也都争先挥镐扬锹，手上打了血泡，脚板被镐锹砸伤，仍咬牙忍痛坚持劳动。女学员个个好强，贪黑起早，补上头天没干完的活。替换炊事员的女学员，送开水上山，肩膀压肿抬不动，就用手套、破棉絮，甚至绣花枕头垫肩。一些有技术的同志，白天开荒，晚上还加班制作和修理工具。这种高涨的劳动热情十分感人。李富春在《新中华报》上撰文盛赞这种精神说：“现在从事劳动的劳动者，在一月以前，或者是从未拿锄的文弱书生，或者是刚刚离开了大都市的富裕的家庭与学校而来延安的男女青年学生，或者历来是只知‘笔耕’的文艺人才，他们都下决心自觉地改变了他们的习惯、生活与意识，拿起锄头，爬上山头，不怕风尘仆仆，不怕皮破血流，不畏疾病侵袭;兴趣豪迈，歌声扬扬地努力开荒，用锄头，用血汗，开辟了自己的新的人生!使劳动与学习，与工作，与战斗，从自己的实践中联系起来，使每人自己体会了、实践了‘劳动神圣’的光荣!”毛泽东称赞表扬说：目前讲起来，延安生产运动，第一是抗大。1943年，抗大总校返回陕北后就投身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次年开荒种地7431亩。由于绥、米一带人口比较稠密，抗大生产抱着不能与民争利的方针，一是把学员拉到几十里以外的山沟;二是打“麻雀战”，在驻地周围五里之内到处寻找零星边角土地，大的几方丈，小的几方尺，三棵白菜，两棵南瓜，见缝插针。这样做大大密切了军民关系。各单位喂猪养鸡，开豆腐坊、缝衣厂、酒精厂、铁木工厂、印刷厂、商店货栈，挖小煤井。同学们纺纱织布，捻毛线、打毛衣、织手套，毛袜、打草鞋，造粉笔。抗大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而第七分校在“豹子川”的生产成绩更是喜人。他们开荒山地10777亩，稻田324亩，当年收获粮食5650石，足供全校半年口粮。全校养猪1300余头，羊1100余只，牛100余头。其中第一大队第六队做到了4人一头猪，3人一只羊，10人一头牛，人均一只鸡，真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抗大青年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用劳动和汗水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

　　3.“永远以革命面目相见”。

　　毛泽东对抗大学员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这是政治方向，而这个政治方向要不怕任何艰苦困难坚持着。这个革命的道路，要有始有终。他经常引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教育大家不要学张国焘，不要学汪精卫，决不中途妥协，永远以革命面目相见。抗大对学员革命道德的教育，在抗大总校转入敌后办学的征程中经受住了考验。在穿越同蒲铁路封锁线时，第一、二梯队巧妙调动敌人，在忻县以南先后顺利通过。敌寇震怒，重新部署兵力，对同蒲铁路沿线严加封锁。第三梯队先头部队通过铁路线不久，后续队伍中一些掉队的同志急于赶上队伍，竟划火照明查看地图，暴露了目标，遭到日寇的截击，部分人员被俘。这些被俘的人员绝大多数都能实践自己“如遇非常危险，宁肯义死，决不变节”的誓言，表现得十分英勇。有的用砖头砸死看守的敌人，逃离虎口;有的从被押往太原的列车上，跳下火车脱险，返回部队;有的经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壮烈就义。

　　综上所述，抗大青年艰苦奋斗精神的内涵是多层次的。首先，它是一种忍耐坚韧，勤俭朴素的精神。对于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特别是从城市来的青年，这是必须塑造的起码的品质。但这种品质带有更多的被动性、保守性。其次，它是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如何理解，毛泽东的一段话很有启发。他总结抗大1939年春的开荒生产说：在这三星期里，给了我们一个抗日方向，就是粮食问题是可以自己解决的。这可以理解为克服困难，以求生存。从这个解决粮食问题出发，也给了我们一个抗日的方向，就是我们要与工农相结合，一切事情都办得到，办得好;假使四万万五千万人，是自己为了自己劳动的话，那么新中国就出来了。这可以理解为克服困难，创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大业。所以，艰苦奋斗精神还有一种开拓进取的主动性。最后，勇敢牺牲、革命到底是艰苦奋斗精神以上两种性格的完美体现，达到了最高境界。只要我们能够全面准确地理解抗大艰苦奋斗精神的内涵，不难接受一个结论：艰苦奋斗精神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应继承发扬。

　　(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抗大青年在艰苦困难面前表现出乐观向上生气勃勃的精神状态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的校训。一批批抗大青年在艰苦的学习生活环境里创造了这一健康的校风，同时又在这种校风中接受熏陶，表现出一代抗大青年崭新的精神风貌。

　　1.刻苦学习，严守纪律。

　　抗大的学习生活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一是紧张，二是活泼。1937年春夏之交，北平某大学10名学生组成的旅行团到延安参观后，留下这样的印象：忙，是延安生活的特征。而抗大学习风气之浓厚是全国其他学校所没有的。这不仅是因为学校把教育摆在了一切工作的中心地位，抓得很紧很紧，而且是由于学员们对抗日救国真理的执著追求，迸发出无可遏止的学习热情。我们见到抗大在东迁敌后行军途中的一个文件，文件给各学员队布置任务：我们是个教育和学习集团，我们不仅要坚决完成行动任务，而且应当开展行动中的教育和学习。每天出动之初，大小休息之间，甚至行动中都应尽量开展教育和学习的工作。在这些场合中，不仅可以进行正规课程的学习，而且可以进行时事的、临时政治问题的、各地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介绍;进行行动中各种实际问题的教育和组织干部学习。根据这一安排，抗大总校第五期学员在东进途中学习讨论了中共中央两周年宣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以“背包大学”响名的第十分校，由于蜡纸和纸张都很困难，每次只能翻印教材300份左右，分给教员一部分，发到各个班排数量很少，大家只能集体阅读或轮流阅读。拿到书的同志如获至宝，经常是挑灯夜读，爱不释手。即使行军转移中也是如此，学习空气十分浓厚。活泼在学习上就是生动活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是教学活动密切联系当时中国革命最迫切的抗日问题展开。学校以毛泽东的重要著作关于中国革命的马列主义观点为依据，结合实际问题编成政治讲义、军事讲义进行教学。如1938年9月，军事教育科长王智涛带领一个由教员组成的参观团，先后到晋西北、晋察冀等战场实际参观，总结战争的新经验，编写出一本《战术学》教材，深受教员和学员的欢迎。二是教学方法生动活泼，既有常规的课堂教学，又有报告讲演和经常性的以班排为单位的讨论会、辩论会、问答晚会。广大学员特别是那些多年从事国内革命战争的红军干部，经过短期学习，不仅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理论、战略战术加深了认识理解，而且受到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增强了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的自觉性。

　　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性质的学校，培养学员严守纪律的作风是很重要的。这对从军队来的干部不存在困难，但对各地来的青年学生却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他们受过去生活作风的影响，对即使叠被穿衣的统一要求不习惯，对做游戏还要站队有意见，说：“这岂不是比国民党还凶吗?”毛泽东对学员们说：在这些上面要求自由是不对的，否则去当老百姓好了。军队要统一，要有严格和自觉遵守的纪律，这个问题是不能讨论的。抗大从学员入学的第一天起，就从严格的军事生活入手，培养他们雷厉风行严守纪律的作风。每天从起床到熄灯，出操、上课、讨论、演习、晚点名，生活既紧张又有节奏。住宿的窑洞虽然简陋，但内务卫生却搞得很好，使来校参观的同志和国际友人都赞叹不已。

　　2.互相帮助，团结友爱。

　　抗大青年来自五湖四海，既有久经考验的工农干部，又有全国各地和海外来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教职员中，既有革命化了的知识分子，也有知识化了的工农干部。他们的个人阅历，兴趣爱好差异甚大;政治素质，文化程度，有高有低。但抗大是一个温暖和睦的家庭，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亲密无间，教学相长。知识分子帮助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工农干部在思想上、生活上关怀体贴知识青年，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造成一个新老干部亲密团结，为党的事业并肩战斗的生动局面。学校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基层，找干部、学员谈话。学员也经常到领导同志和干部、教员的宿舍串门，大家促膝谈心，谈学习，谈思想，赤诚相见，毫无拘束。这样一种上下级关系也反映在抗大青年与领袖之间。抗大第四期第八大队是一个女生大队，她们中有许多人对延安的艰苦生活没有思想准备，写信向毛主席叫苦，说：我没有手套，手冻坏了;我没有自来水笔，没法写字。要毛泽东想办法。毛泽东回答说：如果只有你一个人，我可以替你买一双手套，一支水笔。但大家都和你一样，就只能教给一个办法——忍耐。这件事虽然暴露出学员们自身的一些弱点，但同时也表明了领袖与青年之间的坦诚无束的关系。在抗大学习和工作的柳夷在1938年8月给毛泽东写信说了三个问题：自己入党问题的苦衷;对学校工作的几点意见;想进马列学院学习的愿望。毛泽东逐一答复：如果陕公抗大党的同志所说，你的表现够上入党资格仅仅过去加入与脱离国民党一点无人证明，是确实的，而你在延安又有九个月之久，并无其他不能入党的问题存在，我以为是可以入党的。并告诉柳夷可以持回信与大队负责人或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商酌此事。对柳夷信中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回答说：你所提出的几个缺点是有理由的，你的信可送给政治部参考。并明确告诉柳夷：马列学院必须党员并必须学养较高者才能进去。任天马著的《活跃的肤施》记述着这样一件事：在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举行的一场晚会上，毛泽东也来观看，开幕前，拉拉唱的目标突然集中在毛泽东身上。粗大的声音是请—毛—主—席—唱—歌!掌声喊声吵成一片。但是，三通掌声过后并没有结果。毛先生的屁股死命地钉住板凳，虽然被坐在他左右的青年代表拉起来，但是他立刻又挣扎坐了下去。大家没有办法，目标转移到毛先生的夫人贺子珍女士身上，贺女士比毛先生大方些，唱了一段“无锡景”。毛泽东是青年们的导师、师长和朋友，他们是相通的。

　　抗大团结友爱校风的成因很多。直接的、主要的是否有这样几点：第一，共同的理想是基础。就是说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抗大青年不仅走到一起来了，而且能够为之团结奋斗。正如抗大校歌所说：“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第二，坦诚真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相互信任的润滑剂。国统区《新民报》的一位记者在参观延安后写他的感想说：延安政风的特点之一是检查的认真和批评的严肃，事有错误必求反省，人有错误立刻批评。襟怀坦白，以诚相见，增进了教职学员之间的相互理解、信任和友谊，促进了团结。第三，民主平等，共产党员的表率榜样。延安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但大家都同甘共苦。我们用陕公的一份材料佐证。1940年前陕公的生活津贴校长是5元，科长2元，科员是1.5元，学员、勤务员、炊事员都是1元。此后，边区财政困难，津贴都取消了。这对来自国统区、敌占区的青年来说无疑是深刻的教育，引起思想感情的变化。陈慕华在纪念抗大五十周年的文章里叙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个女学员，来延安正好和朱德同志乘一个车队。当四辆大车在甘泉过夜的时候，一位纺织女工邀她找同车的司令员谈形势，她就跟着去了。只见对方像老爷爷对孙女讲故事似的对他们谈了天下大事。这个女学员还不知道司令员究属何人。第二天，车队到了延安，南门坡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群夹道欢迎朱总司令。这个女学生惊奇之余，又感到欣喜，她没想到昨天和自己亲切交谈的就是威震四方的朱德总司令，更庆幸还没到延安就上了一课。

　　3.革命的乐观主义。

　　抗大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但师生都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朝气勃勃，愉快活泼。从晨曦初照到星月当空，操场上、课堂里、行军途中、劳动工地，哪里有抗大的队伍，哪里就有嘹亮的歌声。刘伯承曾称赞：抗大越抗越大，雄纠纠，气昂昂，又说又唱，歌声嘹亮;走到哪里，哪里变了样。

　　确实，抗大的文化娱乐活动是生动活泼的。学校成立了文工团，校部和大队部有俱乐部;而各个学员队都建立的“救亡室”，在群众文化娱乐活动的组织与普及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文化娱乐活动的内容有：编辑和出版墙报，每两周一次。即使从审美的角度看，墙报的水平都是很高的，反映出抗大人才济济。1939年6月抗大搞了一次“抗大三周年纪念”庆祝活动，仅会场的布置就能够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会场设在校部门前的体育场上，会场左面山腰上用青草就地剪成“抗大万岁”，四个大字，葱翠醒目;右边山顶上用松枝扎成一个“抗大三周年纪念”大标语牌，气势非凡;会场中悬挂着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各部队各单位赠送的锦旗，五光十色，迎风招展，整个会场充满着节日的喜庆气氛。戏剧活动，主要有京剧、话剧、活报剧。抗大把戏剧活动作为宣传鼓动的特殊方式，通过戏剧演出来提高教职学员的政治认识，推动学校各种活动的开展，和纪念革命节日等等。歌咏活动。各学习小组都推选出一名歌咏干事，领导小组唱歌，各大队都有合唱队，由各队的优秀歌手组成。学校俱乐部为了推动全校歌咏活动的开展，组织了抗大歌咏研究指导委员会，它的任务不仅歌唱歌曲，还积极创作歌曲，出版了《抗大歌曲选集》。各种集体活动前的“拉拉唱”是一项保留节目，歌声、掌声、拉喊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那些有文艺才能的人更是被关注的对象。第五期第八大队队长张琴秋的一支俄语演唱苏联歌曲或一段热情奔放的乌克兰舞蹈往往是博得满堂喝采，全场掌声。体育活动有排球、篮球、乒乓球、田径、拔河等等。由于抗大学员是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曾经出席全省、全国甚至远东运动会的选手。因此，体育运动水平在延安的各学校各单位中是首屈一指的，不论在八一运动会，延安市运动会或者边区运动大会上都有上乘的成绩。丰富活跃的体育活动在外国记者的笔下也屡屡出现。斯诺为保安的抗大网球场而大发惊讶，他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在如此偏僻贫瘠地方和艰苦的环境中，会有这项被认为是高级文明的体育活动。史沫特莱则亲眼看见学员们不愿意同朱总司令一块打篮球，因为他年岁大，技术差，怕影响他们的比赛成绩。特别喜欢打球的朱总司令这时也无可奈何，只能在球场边上看球助威。学员们最喜欢的是每周一次的周末舞会或晚会。大家集合在一起跳舞，演剧、唱歌，讲故事，尽情地欢乐一晚。周末文艺活动当时延安各单位都有。对此，斯特朗笔下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一周主要的社交活动是星期六晚上的舞会。许多党的领导人都来参加。朱德几乎每周必到。毛泽东大约每月两次。人们自由自在地跳着。剧院里的一些专业舞蹈演员给舞会带来了欢乐的气氛，外界称之为苦力的担任勤杂工的‘小鬼们’此刻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中间快活地旋转着。尽管物质条件很差，但人们相互之间的情谊却使这种艰苦成为乐趣。在舞会上，周恩来掌握的分寸和优雅自如的风度，使人想像到这正是他在南京谈判时所具有的素质。刘少奇跳起舞来有一种科学的精确性，一板一眼的，犹如二加二等于四。偶尔几下兴奋奔放的舞步，如同他精练而准确的散文中，偶而也使用一些鲜明的比喻。朱德总司令跳起舞来像进行闻名的长征。不管乐队演奏什么曲子，他总是固定不变地跳他的一步舞。当你累得既不能走又不能站时，却仍可以同他跳舞，因为他的节奏具有一种耐力性，既不费力又能持久，比静坐不动还自在。毛泽东在舞会上多数时间是坐着，有很多人想同他聊天。当他跳舞时，既轻松又坚定，好像为乐队规定了“党的路线”，同乐队保持着最友好的联系，却又不盲目服从，有一种他自己的坚定而又微妙的节奏感。延安人，抗大青年就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延安的永不消逝的春天。

　　然而，并非所有人到延安都能笑出来，唱出来。国统区一家报纸的记者对延安的观感是：到延安一定要感到悲惨的失望。因为它没有好山好水，没有一个可以散步的草坪，一个可以驻足的树阴。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政治环境改变了她们爱美的本能和作为女性特征的羞涩娇柔之态，原始母权中心时代所有的粗糙面目，逐渐在她们身上复活了。认识感受的反差是巨大的。而巨大反差的根本原因是理想、信念、追求的不同，抗大青年的生活之树常绿是因为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常青。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一)增强抗日力量“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

　　经过动天地、泣鬼神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家后，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将到来，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前夜。为了适应这个伟大历史转折实现后的新形势，担负起抗日图存和创造新社会的神圣责任，中共中央及时明确地把培养干部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935年11月30日，也就是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响亮提出，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出许多的新干部，这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

　　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指出，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

　　1938年毛泽东在抗大讲话中多次回答为什么办学校的问题：对于日本压迫我们，我们要用统一战线来打胜他，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目前的情形是力量不够，有困难，要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此时尚无健全的民众、政府与党;“最后胜利”还是口号而非现实，要经过长期的过程;国、共、人民，力量都不足，当前任务在增加力量。这一点也是没有疑问的。要煽动全国的烽火，有了全国人民做干柴还不够，而火与助火的风，都需要我们来制造。办学校，便是为的增加抗日力量，供给人到各方面去，到南方，到北方，到前线，到后方，把党在各方面的工作最有效地联系起来。所以办个学校是联络全国最要紧的东西，是与其他一切增加抗战力量的方法相关联的总方法。

　　1938年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为了使共产党广大发展成为能担当抗战建国大业中一部分光荣任务的伟大力量，必须大批培养和提拔有胆有识能作能为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大量设立各级培养干部的学校、训练班等。毛泽东则把培养干部问题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1942年尾，《解放日报》多次发表社论指出：在前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战斗、生产、学习。在后方陕甘宁边区的两大任务是发展生产，首先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强教育，首先是增强干部教育。经济与教育(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业务教育、国民教育均在内)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意义。

　　基于对培养干部战略地位的清醒认识，党中央挤出财力、人才、物力，抓紧抓好各种形式的干部教育，仅在延安一地，属于中央先后创办的高级学校就有：中共中央党校(1935年11月)，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1936年6月)，陕北公学(1937年8月)，鲁迅艺术学校(1938年4月)，马列学院(1938年5月、1941年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自然科学院(1939年5月)，泽东青年干部学校(1940年5月)，中国医科大学(1940年9月)，八路军军政学院(1941年1月)，民族学院(1941年4月)，延安大学(1941年8月)，军事学院(1941年10月)。还有在陕西三原县办学规模甚大的安吴青年训练班(1937年9月)，在延安组建到晋察冀边区办学的华北联合大学(1939年7月)。延安，是出理论、出路线、出政策的革命圣地，同时又是出干部的人才圣地;而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就是百花园中争奇斗艳的一朵奇葩，人才圣地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二)罗瑞卿在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讲话中高兴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米粮山上的一座旧庙堂是红大的校部，门前的一片空地上临时堆成的一个土台上，摆着一张方桌，几条木凳，悬挂着一条“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的横幅，庙墙上贴着红绿标语。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典礼并讲了话。简朴而隆重的仪式宣告了抗大这所名震寰宇功绩不朽的学校的诞生!抗大第一期共有学员1063人，编为三个科9个队。第一科1个队38人，都是红军团以上高级干部。第二科2个队，主要训练营、连干部，225人。第三科6个队，主要训练班、排干部和部分老战士，800人。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在职干部14人，专职教员只有杨兰史、张如心等三位同志。由于校舍和物质条件困难，一、二科驻瓦窑堡，三科驻陇东环县本钵寺。红大成立不久，由于国民党军第86师一部突袭瓦窑堡，学校随中央机关于7月3日迁到了保安县城。校址设在一面山坡上大大小小的几十孔石洞里，过上了“石器时代”的生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这一期学员毕业分赴红军主

　　力部队，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

　　1937年1月20日，抗大第二期开学。红大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从保安迁到了延安。校长仍是林彪，副校长由刘伯承担任，教育长是罗瑞卿。由于学校扩大，成立了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兼任主席，在职干部增加到87人。大学部有4个大队14个队1362名学员。其中第一、二队多数是红军的军、师、团高级干部;第三队至第八队是红军的营连干部队。这8个队共有学员753人。第九队至第十四队，都是各地来的青年学生，550人;另有一个女生区队59人。抗大第二期还附设一步兵学校，学员1400人，全是红军的班排干部。抗战爆发后，第二期学员立即结束学习于八月间毕业，奔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毛泽东在学员毕业证上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1937年8月1日，抗大第三期正式开学。林彪、刘伯承都率师奔赴抗日前线，学校工作由罗瑞卿主持。其他领导干部还有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副主任胡耀邦，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立三。教职员工增加到300多人。全校学员1272人，编为3个大队13个学员队。第一大队为军事大队，第二大队为政治大队，除女生队是红军干部与外来的知识青年混编以外，其他5个学员队都是红军干部，共616人，其中第四队大多是红四方面军的军、师以上干部。第三大队为知识青年大队，下属4个队，学员366人，此外，还有训练老干部的一个军事队，112人;训练新干部的一个军事队，111人;训练老干部的一个游击训练队，67人。全校学员中各地来的知识青年477人，占37%。这一期学员从1938年3月开始陆续毕业分配工作，5月份全部分配完毕。其中一半以上奔赴全国各个战场，其余都留校工作。

　　1938年4月16日，抗大第四期正式开学。罗瑞卿任副校长，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许光达任教育长，陈伯钧任训练部长，周文龙任校务部长，欧阳毅任秘书长。教职员猛增到1386人，其中学校自己选拔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达902人;专职教员253人，其中军政教育科长和主任教员23人，军事教员和军事助教90人，政治教员和政治助教128人，文化教员12人。全校学员先后编成8个大队，43个队，5562人。其中训练八路军、新四军和白区地下党派来的干部7个队，907人;训练知识分子的男生队31个，4001人，女生队5个，654人。外地来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4655人，占83%。由于学员人数骤增，延安城已容纳不下，抗大采取分散办学的办法，第二、三、四、八大队驻延安及其附近，第一大队驻瓦窑堡，第七大队驻蟠龙，第五大队驻庆阳镇，第六大队驻洛川。第一、二大队于8月1日毕业，其余大队于当年底陆续毕业，毛泽东在第四期学员毕业证上题词：“努力奋斗，再接再厉，光明就在前面。”

　　1939年1月，抗大第五期正式开学。这一期有一个明显特点是深入敌后办学。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建立抗大的两个分校。第一分校由第五、六大队全部及第三、四大队各一部与陕公旬邑分校大部分及安吴青训班一部合并组成，何长工任校长，周纯全任副校长，黄欧东任政治部主任，赴晋东南办学;第二分校由第七大队和第一大队第一支队全部及第二、三、四大队的另一部与陕公旬邑分校、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各一部合并组成，陈伯钧任校长，邵式平任副校长，袁子钦任政治部主任，赴晋察冀办学。这两校于1939年1月到达目的地开学。1939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移到晋东南的决定》，抗大总校留第一大队的工农干部队，第二大队的职工队，第五大队的敌军工作训练队和参谋训练队，组成第三分校，继续在延安办学，许光达任校长;校领导机关和第一、二、三、四大队离开延安，在佳县东渡黄河，穿过同蒲铁路封锁线，行程2500余里，于9月下旬到达晋察冀边区灵寿县陈庄，继续办学。这一期，总校直属5个大队，4962人;连同三个分校，学员总数13390人。其中，八路军干部2987人，占22%;外地来的知识青年10403人，占78%。到年底，第五期教学计划基本完成。1940年元旦，总校及第二分校在陈庄联合举行毕业典礼暨欢送毕业同学大会。

　　1940年4月15日，抗大第六期在山西省武乡县的蟠龙镇开学。滕代远继任副校长，何长工任教育长。总校直属4个团、1个特科大队和2个直属女生队，4900多名学员，大多是土生土长，经过一定革命斗争实际锻炼的基层干部。其中，从八路军、新四军和山西抗敌决死队、地方民主政权及“民族抗日先锋队”、“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等群众团体来的干部占85%。与之相应的另一方面是学员的文化程度也大大降低了，文盲与半文盲占43%，高小程度占24%，中学程度占31%，大学程度仅占2%。这一期总校还派出三支干部队，加强在安徽省涡阳县北麻冢集初建的第四分校;筹建在山西涉县王堡村的第六分校;加强苏北盐城的第五分校，使抗大的旗帜从黄河之滨飘扬到华中的江淮两岸。1940年12月，第六期结业，总校与分校共培养了14040名干部。

　　1941年1月28日，抗大第七期于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开学。总校学员928人，编为上干队、军事队、政治队、参谋队、敌工队、工兵队共9个学员队。都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团营连排干部和少数班长、老战士，学员素质较第六期有所提高。总校还开办了教员训练队、干部轮训班、地方武装干部营、地方干部队和一些短期轮训班，共培养了干部2551人。这一期，还在晋西北兴县建立了抗大第七分校，安徽天长县建立了抗大第八分校。总校与各分校培养学员约有万人以上。12月，第七期学员举行了毕业典礼，到翌年2月全部分配完毕。

　　1942年2月，抗大第八期开始招生并陆续上课，5月1日正式开学。总校分为大学部和一所陆军中学。全校学员2156人。这批学员大多是从主力部队和游击队选拔出来的工农干部，他们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和实际工作锻炼，有较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工作经验，政治水平也比较高。但因长年驰骋疆场，戎马倥偬，学习时间很少，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因而规定了大学部学制两年，陆军中学学制三年。1943年3月，何长工副校长率领总校返回陕甘宁边区，与驻延安的军事学院(1941年12月由第三分校改称)、驻晋察冀边区的第二分校、驻晋西北的第七分校合并，在陕北绥德办学。徐向前任代校长，李井泉任政治部主任，何长工、彭绍辉任副校长。全校学员6000余人，编为5个大队。第一大队驻绥德城外二十里铺，第二大队驻清涧县城，第三大队驻瓦窑堡，第四大队驻子洲县双湖峪，第五大队和校部驻绥德县城。这一时期，抗大第七分校陆军中学、第二分校附设中学、总校陆军中学、太岳陆军中学于1943年上半年合并，仍称第七分校，在陇东办学;抗大第九分校在苏中建立;抗大第十分校1942年春在湖北随县白兆山区建立。还有1944年秋建立的抗大太岳分校，1945年春建立的抗大太行分校。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前夕，为了大反攻的需要，也为了迎接抗战胜利后开创新局面的需要，总校和各分校的学员全部毕业，参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至此，历时九年多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创办了1所总校，12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l所附设中学，培养了10万余名抗日军政干部，完成了它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

　　抗战胜利后，原抗大总校一部分教职学员由何长工率领从陕北出发，1946年2月底到达东北通化市筹办“东北军政大学”;总校派出150名干部和教员到达山西长治，与太行、太岳分校合并，筹建“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在第四分校的基础上，筹建了“华东军政大学”，继续为我军培养新干部。

　　在长达5000余字的文字中，我们推出了一组组数字，占了较大的篇幅。也许数字是枯燥的。但是，从这一串串枯燥的数字中，我们能准确地认识抗大成长的事实，准确地把握抗大发展跳动的脉搏;从这一串串枯燥的数字中，我们不难体会罗瑞卿“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兴奋心情，不难掂出世界学联秘书长柯乐满为抗大三周年校庆贺电的分量：“抗大的成长与其两个分校建立的消息，将为世界各地青年所欢欣祝贺。抗大为中国的独立而奋斗的事业，已闻名于世界各国学生团体，并深为他们所钦佩”。

　　(三)“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抗大是抗日志士的大汇合。要全面准确地反映“五湖四海”这一动人的事实，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抗大是一所学校，我们就从生源这一视角来个“管中窥豹”。抗大的生源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四种情况。

　　一类是从我军主力部队和各根据地民主政权、游击队、群众团体抽调的干部。他们在抗大两头的学员中占较大比重。这一类学员又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军的高级将领。他们亲身参加了土地革命，经受过长期战争的严峻考验，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坚强的革命意志，在他们身上凝聚了党和红军的许多优良传统。例如第一期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苏振华、陈士榘、莫文骅、耿飙、贺晋年、张达志、黄永胜;第二期有陈赓、罗炳辉、张际春、胡耀邦、何长工、周子昆、赖传珠、杨得志、姬鹏飞、曾希圣、邵式平、康克清;第三期有王树声、曾传六、许世友、洪学智、李志民、王建安、卢冬生、欧阳毅等等。我们不可能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写出来，但从这份有限的名单中，不难看出一点：人民军队的一代元帅、将军曾经从抗大的校门走出，这就大大提高了抗大“五湖四海”的层次感。第二种情况是“土生土长”的基层干部，也包括了一部分红军老战士。他们在抗日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或弃农(工、商等)参军，或投笔从戎，参加了当地抗日斗争，经受了一些锻炼，有了一些实际经验，与群众也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他们没有受过系统的政治军事训练，对党的政治纲领、理论和政策缺乏深刻的理解，在思想上反映出比较浓厚的农民意识。这批干部还有一个缺陷，就是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曾在抗大长期工作的李志民说到这样一件事：第八期有一位学员写日记作文，按老师的要求不会的字画圈代替写道：“我○了个毛○去○○，毛○○了，我把它○了。”教员看了莫名其妙。学员解释说，前两天“我牵了个毛驴去驮肉，毛驴死了，我把它杀了。”这样的例子比较典型却也不少。毛泽东指出，我们八路军有一个普遍的缺点，就是文化水准不高。他们对讲的既不懂，又无法去记笔记，在校有如坐班房，出门通通忘光。所以，提高文化水平便是给他们以法宝。

　　另一类是从敌占区、国统区远道而来和抗日根据地报考录取的青年。抗大第二、三、四、五期，这部分知识青年分别占学员总数的45%、37%、83%、和78%。我们以第四期为例作进一步细微的分析。第四期从外地来的知识青年共编了36个队4655人。这一大批知识青年除西藏、西康、青海外，全国各省区的学员都有，其中为数最多的有陕西省632人，四川省625人，河北省(包括北平市)408人，江苏省(包括上海市)393人，还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的爱国华侨青年64人。此外，还有朝鲜、越南和日本“反战同盟”的国际友人。据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资料介绍，仅1938年5月至8月的三个月时间里，经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就有2288人。值得一提的是，巾帼不让须眉的事迹更让人感动。抗大第四期女生学员654人，单独成立了一个女生大队。而中国女子大学竟也在偏僻贫瘠的陕北创办。毛泽东高兴地说，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斯诺则感慨地说，有多少美国女孩子会通过战区跋涉500英里到一个窑洞大学去读书，还要在那里给自己种菜呢?抗大第四期这批从外地来的知识青年包括了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种职业、各种年龄、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据第四大队1017名学员的统计：出身于工农劳动人民家庭的有561人，占55%，出身于官僚、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194人，占19%;本人成分是学生的525人，占51%，小学教员179人，占17%，还有演员、作家、律师、记者、大学教授、技术专家以及国民党军官和行政官员;文化程度为小学的87人，占8%，中学程度的665人，占65%，大学、留学生程度的265人，占26%;年龄在23岁以下的677人，占66%，24岁至30岁的293人，占29%，30岁以上的47人，占5%。这一类学员也有两种略有差别的情形。第一种是党组织有计划输送的党员和进步群众，其中有些是因为在工作中暴露了政治面目经党组织有计划转移到延安来的。他们大多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党的教育，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经历过斗争的洗礼，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第二种是慕名而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热情，关心时事，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一些我党的主张和我军的事迹，愿意在党的领导下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对此，斯诺有这样一段记述，战事开始以后，我走到一处地方，哪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腋下挟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走进延安的学校。在一座城市，教育局长像一个谋叛者似的到我这里来，要我介绍他的儿子，让他去进延安的军政大学。在香港，一个发达的银行家也使我吃惊地作出了同样的请求。假使我在上海或汉口或重庆设立一个招募站，我可以募集好几个大队，这也许是对中国最好的贡献。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在1944年张思德追悼会上讲演的这句话也是对抗大的真实写照。

　　救国救民 艰苦奋斗 英勇牺牲——抗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抗大作为当时中国一所最革命、最进步的无产阶级新型学校，曾在国内外产生过重要影响，抗大在近十年里，先后培养了十多万名干部。这些革命的种子洒遍全国，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更为重要、可贵的是它培育的抗大精神，曾经使得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成功地经受了战争环境的严峻考验，促进了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精神文明建设，在今天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宝贵的精神财富。抗大精神，不仅革命战争年代需要，和平建设时期仍然需要。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抗大精神，必能有效地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侵蚀，在全体人民中特别是青年中激起奋发向上、坚韧不拔、埋头苦干、勇于创新的精神，把我们的事业推向新的胜利。

　　延安精神探源/郭必选，杨延虎，任学岭著.—北京:红旗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