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一分校(简称“抗大一分校”),创建于1938年12月25日,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山东敌后办学7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培养了2.4万余名干部。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北渡渤海湾,进军东北,归属总校建制。
一、抗大一分校的组建
(一)组建的历史背景
1938年9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战略相持阶段全党的方针任务。会上,毛泽东主席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重申全党必须贯彻独立自主的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要求全党在抗日战争中,认真地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他强调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并号召冲破日、伪、顽势力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到敌后办学,培养大量干部去带领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发展和建设抗日根据地。
会后,党中央、中央军委就在敌后创办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分校问题,向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领导人征求意见。朱德、彭德怀、左权电复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估计今后形势更加严重,前后方交通更困难,往返需时更多,以及延安物质条件更难解决,同意抗大一部分来晋东南成立分校。”
在收悉八路军总部领导人的回复后,1938年12月1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晋东南成立抗大第一分校,学员人数为三四千人。12月13日,抗大在延安召开大会,就组建分校问题进行深入动员。
会上,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宣布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建立第一、第二分校的决定,并就建立分校的意义,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说,我们到敌后开办分校,是为了迎接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以适应新的斗争环境;是为了不因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影响国防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为了便利敌后广大青年来校学习;是为了便于学习前线丰窟新鲜的战斗经验,从而更好地贯彻抗大的教育方针;也是为了毕业学员更便于分配工作。
全校师生认真学习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和罗瑞卿的讲话,一致拥护到敌后办学,迎接抗战瓤形势、开展斗争新局面的重大决策。大家表示:坚决贯彻执行,服从组织分配,做到走者愉快,留者安心。
(二)组织序列的编成
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编成抗大一分校的单位,计有抗大第五大队(时驻甘肃庆阳)和第六大队(时驻陕西洛川);第三、第四大队各一部分(时驻延安);陕北公学旬邑分校大部分;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一部分(时驻安吴堡),总计3000余人。这些单位的人员限定在1938年12月中、下旬到甘泉一带集中,然后编队、动员,向晋东南挺进。12月22日,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和抗大总校副校长罗瑞卿来到甘泉。罗瑞卿在抗大一分校教职学员大会上宣读了中央军委12月13日发布的命令:任命何长工为校长、周纯全为副校长。同时宣布了总校的命令:韦国清为训练部长、黄欧东为政治部主任。组成抗大一分校党务委员会:书记黄欧东,委员何长工、周纯全、韦国清、刘浩天。滕代远在大会上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党中央、中央军委其他领导,对成立抗大一分校和到敌后办学,是十分关心和重视的。我今天是代表他们表示祝贺的,也是前来欢送你们的,预祝你们在敌后办学取得伟大的成功。校长何长工代表全校师生对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人的祝贺,表示衷心的感谢,决心努力把学校办好,培养出合格的干部。
(三)东迁的准备工作
12月25日,抗大一分校在延长县召开了成立暨东迁动员大会,然后紧张进行行军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组建训练部、政治部等领导机关。考虑到立即要行军东进,为便于指挥,各建制单位不作大的调整,编成临时行军大队,明确负责人。原总校第五大队编为一大队,由何长工负责;原第六大队编为二大队,由韦国清负责;其余单位编为三大队,由周纯全负责。为隐蔽东进企图,适应军事行动需要,以“何纵队”为代号,何长工任纵队司令员。
同时校政治部召开政工会议,部署思想政治工作。一是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领会文件精神,认清抗日战争的发展形势,以及到敌后办学、培养干部的重大意义。二是抓紧进行行军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遵守行军纪律,严守军事秘密,开展团结互助,对体弱的女同志和小同志,指定专人照顾。三是组织行军宣传鼓动小组,做到走一路宣传一路。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书写抗日标语,并以说唱、快板等形式,表扬好人好事,活跃行军中的文化生活。
各单位抓紧进行后勤工作,主要是补充行军中的干粮和鞋袜,请领购买必要的药品,成立行军收容组。学校为了加强工作指导,决定把原第六大队创办的《锻炼》改名《火炬》,作为校刊继续办好。首期报道了学校成立大会的盛况,以新的版式展现在全校人员的面前。
二 、学习、战斗在晋东南
(一)挺进晋东南
1939年1月3日学校的行军队伍从延长出发,向延水关前进。延水关是当时陕北通向晋东南八路军总部的重要渡口之一,它的对面是山西省的永和关。
各大队按序列行进在起伏的道路上。这支队伍,连以上干部大部分经过长征,富有行军作战经验;其他干部多是抗战前后抗大、陕北公学毕业留校的学员,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学员多数是从全国各地来的知识青年,少数是部队的基层干部。
1月的陕北,天寒地冻,北风呼啸。这点困难,对一支怀有革命理想和抗战热情的人们来说,算不得什么。队伍昼行夜宿,顺利抵达延水关渡口。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不屈不挠民族精神的象征。大家看着奔腾咆哮的河水,心情异常兴奋激动,秩序井然地依次上船东渡。
长方形古老的大木船,每船搭载100人左右。船工奋力地划着桨,舵手熟练地驾驭着船,整齐地呼喊着号子,往返于延水关和永和关之间。多数学员是第一次来到黄河岸边乘坐这种古老的木船。船行河心,左右眺望,两岸雄关虎踞,波涛汹涌澎湃。由于组织工作周到细致,只用了半天时间,全体人员便顺利地渡过了黄河。
1月8日,经永和、石楼等县,踏上吕梁山抗日根据地,进入敌我交错的游击区和同蒲铁路沿线的敌占区。日军为隔断根据地同外面的联系,沿同蒲铁路设卡筑堡封锁。为使学校顺利通过封锁线,一一五师支队司令员陈士榘到学校宿营地,商讨穿越封锁线的有关事宜。学校随即作了动员部署,特别强调严格执行夜间行军纪律,不得说话,不准吸烟,不得有声响,不得擅自行动,传达口令要准确,等等。
穿越封锁线的行军,先过汾河。严冬,河面结成坚硬的冰层,光滑难行。护送部队和群众想得很周到,他们在光滑的冰面上铺麦秸、杂草防滑。行军队伍于11日顺利地通过了汾河。
再跨灵石公路,就抵达同蒲铁路封锁线。为掩护学校行动,护送部队封锁消息,派出警戒,佯攻灵石城。在部队掩护下,学校在夜间以每小时15里的速度急行军,迅速地越过了同蒲铁路,黎明到达静升镇。为脱离敌人的威胁,稍事休息后又继续行军。
这时,学校接到朱总司令电示:翻越绵山时,一定做好防冻工作。学校立即传达朱总司令的指示,并进行了防止冻伤的知识教育。
海拔2405米的绵山也叫介休山,因春秋晋国时介子推偕母隐遁焚身而得名。绵山上下90里,领导号召大家以红军为榜样,战胜艰难险阻。道路崎岖,寒风呼啸,越向上爬,路越陡险。大家却精神饱满,情绪高昂,一面伴雪啃干粮,一面引吭高唱抗日歌曲,把寒冷和疲劳丢在了脑后。经过一天的行军,12日,顺利翻越绵山,黄昏宿营在山下的凤凰村。
行军队伍途经沁县、襄垣和夏店,于21日到达上级指定位置——屯留县故县镇,顺利完成了东迁晋东南的任务。
故县镇一带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距八路军总部驻地有10余里。朱总司令为使学校的住房和环境好一些,决定让特务团腾出驻地。特务团愉快地执行了这一决定。这件事使全校师生再一次受到上级关爱的教育。
25日,学校召开了庆祝东迁胜利大会。左权副总参谋长出席了大会,他代表朱总司令和八路军总部对抗大一分校胜利抵达敌后表示祝贺,并向全校师生作了《敌后斗争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校长何长工作了东迁总结。
(二)教学、战斗生活
学校在晋东南的战斗岁月,是敌后办学的开创时期。
在朱总司令和总部机关的关怀下,经过全体教职员工近一年时间的努力探索,迈开了敌后办学的步子。
1.机构调整与教学计划的制定
学校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抓紧进行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编制机构,任命各级干部。学校设校部、训练部、政治部,中层设处、科、室。学员编为7个教学营29个学员队。
第一期教学计划是遵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以及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制订的。根据不同对象,区分课程时间比例。军事队以军事教育为主,约占总课时的70%,训练内容有战术、技术和队列训练。战术课分步兵战术(以班、排、连攻防为主)、游击战术,此外还设有地形、侦察、警卫勤务、通信联络等课。军事技术课有刺杀、射击、投弹、爆破、筑城以及战场抢救等。
机枪、防化、工兵等军事专业队的教学计划,都突出了本专业的训练内容,时间一般均占70%左右。
政治教育,军事专业队和业务队基本是一致的,时间占总课时的30%。课程设置,根据对象和斗争任务有所调整。第一期学员多为知识青年,,政治课设《社会发展史》、《什么是列宁主义》、《中国革命运动史》、《国际现势》等。教学目的是转变学员思想,确立革命人生观。
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设了《抗战理论》。这是一门新课,以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等著作为基本教材。
2.朱德总司令莅临开学典礼
经过紧张认真的准备,2月23日,春节刚过,在故县镇隆重举行了第一期(总校第五期)开学典礼。身着灰棉军装的全体教职员工,在尚未播种的田野上,席地而坐,抗大校歌和抗战歌曲此起彼伏。不久,朱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在校领导的陪同下,缓步进入会场。全校同志起立,热烈鼓掌欢迎。绝大多数师生是第一次见到崇敬已久的朱总司令。总司令慈祥和蔼的面容,朴素干净的军装,稳健沉着的举止,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开学典礼由校长何长工主持,他首先代表全校师生,对朱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在百忙之中,莅临第一期开学典礼表示衷心的敬意,并向两位首长敬礼。在典礼上,朱总司令作了《敌后形势和斗争》的报告,阐述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勉励同学们克服困难,振奋精神,圆满完成学习任务。副校长周纯全在会上宣布了教学计划和各项工作的安排,向大家介绍了学校各主要部门和教学营的领导干部。学员代表在讲话中,表达了全体学员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努力学习的决心。
第一期学员共2337人,其中420人是在晋东南招收的部队连排干部。知识青年多是从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冲破重重阻力,闯过道道封锁,奔向革命的。他们到延安进抗大或陕北公学,不久即被编大抗大一分校,挺进敌后学习。他们千里跋涉,经受行军锻炼,上了战争年代的重要一课,今天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心情格外高兴。
这期学员第一至第六营培训军政干部;第七营为特科营,培训机枪、防化、工兵等军事专业干部。
3.养成教育的开展
抗大一分校继承总校的优良传统,把养成教育与作风培养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贯穿于一日生活之中,无论是上课训练,行政管理,生活起居,都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学员每天6点钟起床,打背包,带上枪支弹药(少数配发武器的),以班为单位要求10分钟跑步到操场集合,之后,各班进行队列教练。7点钟收操洗脸,吃早饭,8点钟上课。晨起,各班值日员,负责给房东挑水,清扫室内外卫生,为全班准备洗脸用水,领取饭莱等。日常风纪、着装、紧急集合、早出操、晚点名、卫兵条例、队列教练、防空教育、组织打靶均由区队长、中队长负责,军事、政治课多由专职教员担负。上课,除雨雪大风外,都在露天进行,学生坐在背包上,膝盖就是“课桌”,笔记本放在上面,边听边记。早春天冷时,在避风向阳的崖畔下上课。时间一长,手脚冻得麻木,教员或值日区队长发出口令,让同学们起立搓搓手、跺跺脚,暖和一下再坐下听课。有的同志听课打盹,就自动站起来,困倦过去后再坐下来听。有时教员发现困倦的较多时,即发令让大家起立唱支歌,振作一下精神,接着再上课。夏日天气炎热时,就选择树荫或风凉的地方上课。一般每天上午上课,课间休息1-2次。下午到操场、野外进行操练,或‘自习、开讨论会,或整理笔记、开展互帮互学等。晚点名时,由队干部对一日生活作出讲评,传达布置有关事项。每周有一个晚上开班务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扬好人好事。星期日全面打扫卫生、整理内务、擦拭武器、洗衣服、检查评比内务卫生,还要帮助房东干农活。
这种紧张而有秩序的一日生活,是养成教育与作风培养的重要组成内容。它把课堂教学与作风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训精神。在驻地较为稳定的条件下都要执行一日生活秩序。在行军转移和反“扫荡”中,一日生活的许多环节也是坚持的。它留给学员的印象极为深刻,许多学员以怀恋的心情,把它称为“抗大最难忘的一课”。
4.培养学校基层政工干部
开学后,面临的问题之一是缺少基层政工干部。在职的政工干部经验也比较缺乏。学校认为这个问题应当认真解决,否则将会影响学校的长远建设。校领导决定自己动手,解决困难,一是开办政工干部训练班,二是加强在职干部培养。
3月中旬,召开了政工会议,校政治部黄欧东主任要求大家深入实际,面向学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保证教学任务完成的经验教训。校政治部发了政治工作检查提纲,提纲扼要地提出了总结经验的内容和方法,如:怎样抓工作中的主要环节,怎样概括问题,怎样总结经验教训,怎样写总结报告,等等。大家边学习,边对照,边研究问题,边交流经验,会议进行得生动活泼,实实在在。政治部要求各营教导员动手修改指导员写的经验材料、总结报告,具体帮助,认真指导。月底,继续召开会议,检查培训效果。会上,各队指导员畅所欲言,汇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心得体会。最后,黄欧东主任作了总结发言,他肯定这种形式是培养在职政工干部的好办法,也是迅速提高他们才干的有效措施。
在加快培训在职干部的同时,开办了政工训练班。培训在职政工干部40人,3月开学,5月结业。该班的政治工作课,全部由黄欧东主任讲授。结业后回原单位工作。
3月,为了活跃学校的文化生活,对外开展宣传工作,学校决定成立文化娱乐工作团(简称文工团)。文工团成立后,在困难的条件下,做了大量的文艺宣传工作,成为活跃在晋东南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支文艺新军,被群众誉为“抗大校花”。
5.开办军事、政治教员训练班
1939年初,学校考虑到当前和长远的需要,开办了军事、政治教员训练班。这两个班的学员,是从在职干部和学员中选调的。选调的主要条件是文化程度较高,抗日意志坚定。军事教员训练班的个别学员,是从来抗大学习的友军部队的基层军官中挑选的。
军事教员训练班共招收24名学员,学制4个月,课程内容有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军事著作,苏军步兵战斗条令(1927年版),以及游击战术,还有日军战术研究。给该班上课的多是闫捷三、贾若瑜和王泮清等富有战斗、教学经验的领导和老教员。
学校把军事教员训练班的教学,与提高在职教员的水平紧密结合起来。朱总司令讲军制学课程时,请陈赓旅长等部队领导介绍对日军作战的典型战例时,教员都参加听课。由于教学紧密结合实际,学员一致反映,既学习了军事理论知识,又学到了丰富的抗战经验,收获很大。该班经过4个月的紧张学习,完成了教学计划,结业后都留校任教。学校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不断提高在职军事教员的业务水平。
政治教员训练班共选调32名学员。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问题》。除讲授外,强调自学,分专题指定中心发言,然后讨论补充。党的组织生活严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毕业后,多数同志留校任教。
6.特科营与防化队的成立
学校在晋东南,还根据部队的需要和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编设了特科营,培养机枪,工兵、炮兵等军事技术干部。特科营突出军事技术训练,分为机枪、工兵、炮兵等专业队,均配备了专职教员。
2月,八路军总部根据日军在战场上使用毒剂,造成抗日军民多次中毒的情况,指示学校增设防化训练队。学校对总部的指示十分重视,当即挑选50多名政治条件好、文化程度较高、身体健康的学员到防化队学习。学员多数为高中生,少数为初中生,还有个别大学生。当时我军缺乏防化人才,防化教员的选配遇到了困难。后来学校了解到学员中的徐行、尹健,是我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党员,曾受过防化专业训练。于是,训练部长韦国清向他们说明开办防化队的重要性,请他们任教员。他们愉快接受了任务,到防化队报到,并立即制定教学计划,开设了有机化学、化学战剂、化学兵器、防毒器材、毒剂侦别防治、化学战术与军事气象等课程。防化队的教学遇到了不少困难,首先是课程多,教员少。徐行、尹健二人为使教学顺利进行,晚上备课,白天上课,倾注全力。他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使学员深受感动。5月,总部派来受过短期防化训练的欧阳挺、黄磷、章边奎任防化教员。这样防化队共有5名教员,成为教员最多的一个队。随着教学力量的加强,课程准备更加充分了,教学效果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其次是缺乏训练器材和实物教具,全部讲课多靠画图讲解。教员为绘制清晰易懂的画图,花费了很多精力。徐行用自己带来的一点苯氯乙酮点燃试验,学员闻了虽难受得流泪,但体验了毒剂的感性知识,学习劲头更大了。欧阳挺等人从总部带了几件防毒面具和防毒衣,学员看见了实物,学得更起劲了。这些器材对教学帮助很大,大家都很爱护。在敌人“扫荡”轻装时,对这些比较重的器材大家宁肯轮着背,也舍不得丢。
1939年上半年,环境比较稳定,课程进行较为顺利。7月,日军开始“扫荡”,防化队随学校转移到太行山,在行军途中只要有空隙,仍然坚持上课。11月,学完了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防化训练队结业。除徐行一人留校任教外,其他教、学员全部到八路军总部报到。左权副总参谋长接见大家,要求大家下部队后搞好防化训练。5月,奉八路军总部指示,为适应敌后战斗环境的需要,增设学员支队建制。共编了3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营,每营4-5个学员队。将校直属的班(队)编为第八营,将在晋东南招收的240多名工人的学员队,编为第九营,这两个营归第三支队领导。
8月上旬,总部调黄欧东任一二九师宣传部长,学校政治部主任职务由李培南接任。
(三)中央领导的关怀与“红五月”活动1.毛主席的高度评价
1939年1月27日,中央军委毛泽东等领导,在给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曾明确指出:分校应向母校经常报告工作及经验。抗大一分校在3月中旬,派训练部政治总教室干事白彦,回延安向抗大总校汇报工作。临行前校领导交待了汇报内容和需要请示的诸项问题。3月底,白彦到达延安后,总校副校长罗瑞卿、教育长许光达、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听取了汇报。汇报着重讲了抗大一分校全校师生遵守纪律、听从指挥东迁晋东南的经过;朱总司令和八路军总部的关怀支持;学校组织机构的设置;教学计划与教学实施情况,以及需要总校帮助解决的问题等。汇报中,总校副校长罗瑞卿指出,抗大一分校是抗大挺进敌后的首次尝试,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教学安排也是好的。他代表总校对抗大一分校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和慰问。白彦在庆祝抗大成立三周年大会的晚会上,由总校副校长罗瑞卿引导见到了毛主席。白彦简要地向毛主席汇报了抗大一分校东迁和教学情况。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你们这次行动也算是一次小长征啊!”白彦随即代表校领导向毛主席表示问候。毛主席也要白彦回到前方问候何长工等同志。
白彦返程前,总校副校长罗瑞卿又召开会议,征询有什么要求。白彦提出希望总校给调配一些教员。罗瑞卿答应了这一要求,同时指出:“你们远隔千里,我们不大了解情况,你们靠近八路军总部,一切行动包括军政教育、政治工作和后勤补给等,要争取总部的领导。总校目前正在检查对中央教育方针执行情况,你们也要检查总结在敌后办学的经验。下次如有机会,请分校来位领导谈谈。”会后,白彦和调给抗大一分校的12名教员便启程返校。
返校后,白彦立即向何长工等校领导传达了毛主席的问候和对抗大一分校挺进敌后办学的肯定。全校同志受到很大的鼓舞。学校根据总校领导对抗大一分校工作的要求,结合实际情况,作了部署安排。
2.朱德总司令与总部的关怀
从1939年4月到6月,总部领导朱德、彭德怀、左权、傅钟、陆定一和北方局领导杨尚昆、朱瑞等,都曾到学校作过报告或讲课。朱总司令担任的军事课讲授的时间最长,从是年4月至6月,每星期六都按时到校讲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在讲课中,他耐心回答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他讲课联系实际,生动具体,深入浅出,师生们最爱听。大家亲切地称总司令是我们的“老园丁”。第一期学员快毕业时,学校领导请总司令为学员题词。4月27日,他欣然命笔,题写了“从工作中继续学习锻炼自己”。这个题词刊印在第一期学员的毕业证书上,鞭策激励学员在革命征途上奋进不息。
朱总司令在讲课中,多次讲到抗大的作用,讲到培养干部的深远战略意义。他说:我们坚持全面抗战,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就要办好抗大。抗大是宣传机、训练机、播种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经过抗大的熏陶冶炼,就会成为坚强的抗日干部。把这些干部送到敌后,就能宣传、组织、武装起千百万群众,就能开辟、建设、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就能坚持持久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建设新中国。你们学校就肩负着这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现在我们只在延安、晋东南、晋察冀办抗大,以后还要到其他抗日根据地办抗大。你们抗大已经名扬天下,希望你们加倍努力,把培养干部的工作做得好上加好。总司令远见卓识的讲话,激励鼓舞着抗大师生为迎接民族的解放更加努力工作,刻苦学习。
抗大一分校到达晋东南后,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总部随营学校”。学校与总部驻地相距很近,因此,不仅在物资供应、生活条件等方面得到总部的关怀与帮助,而且在教学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也都得到总部的及时指示。当时,总部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一般都通知学校派人参加。1939年5月,总部传达张闻天在延安马列学院作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若干理论问题的讲话,副校长周纯全参加了会议,会后作了传达学习,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教学内容更加丰富了。
总部召集的有关对日作战的经验总结会、战斗经验交流会学校都参加。这对学校研究日军战术、技术特点,提高军事教学的针对性帮助甚大。总部直属机关召开首次党代会,学校派了周贤等10多位同志出席,会上听取了杨尚昆、傅钟、陆定一等分别作的工作报告、国际国内形势报告和巩固党的报告。这些报告促进了学校各项工作的改进与提高。
3.“红五月”竞赛活动
五月,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值得纪念的日子,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进行爱国主义和光荣传统教育的最好时机。抗大一分校在创建的第一年,即在全校范围开展了“红五月”革命竞赛活动。
1939年5月1日,毛主席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了纪念“五四”的文章。5月4日,他又在延安青年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在文章和讲演中,毛主席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及发展过程。指出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走历史必由之路”,首先是为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而斗争,然后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五四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表现形式。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离不开工农群众这个根本力量,离不开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必须到工农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否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最后分界线,看其是否愿意实行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朱德总司令也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五四运动与青年》的文章,阐述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明确指出,今天中国进步青年的道路就是走共产主义的道路。
毛主席、朱总司令纪念五四运动的演讲与文章,对刚刚开学不久的抗大一分校的师生,具有极大的感召力,成为学校开展“红五月”活动的重要教育内容。学校领导立即抓住这个时机,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红五月”革命竞赛活动。单位与单位、个人与个人互相挑战,互相比赛。比思想、比学习、比工作、比劳动、比团结,你追我赶,热火朝天。为使活动扎扎实实卓有成效,学校进行了细致的动员工作,组织了认真的检查评比。这次以转变学员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竞赛活动,对全校师生进一步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6月1日,是抗大建校3周年纪念日,学校召开了庆祝大会。大会主题是总结“红五月”革命竞赛活动的经验,颁发奖状奖品,表彰竞赛先进者与优胜者。
(四)在太行山上
1.迅速向太行山区转移
从6月开始,抗大一分校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8周年,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其中最突出的一项是《抗大历史和成就展览》。为办好展览,学校搜集了大量的有关书籍、讲稿、文章、一报纸和图片。校长何长工指派专门人才装饰,绘制了许多图表和宣传画;还拿出了自己保存多年的任命书、照片、校徽、绶带和奖状参展。这次展览内容丰富,对全校师生是一次生动实际的传统教育。后因日军“扫荡”,展览等活动被迫停办。
不久,形势紧张,敌机时来袭扰。各队增加了防空教育,带伪装上课,指定了疏散位置,遇有空袭迅速隐蔽,敌机过后恢复上课。7月初,日军出动5万兵力,进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总部命令抗大一分校从上党地区向太行山南部的壶关、平顺、长治、陵川一带转移。总部要求学校进入太行山南部地区以后,一面坚持教学工作,一面以一定力量配合太南军政委员会,发动群众,巩固扩大太南抗日根据地。
学校于7月6日晚转移,在离开距驻地30里的路程时,敌人从夏店进入学校原驻地,结果扑空。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赞佩总部情报之准确,指挥之果断。学校经过一周多的行军,到达太行山南部的指定地区。
2.开办区队长训练班
1939年8月上旬,疯狂一时的日军“围攻”宣告破产,学校环境逐步稳定下来,住在壶关的神郊一带。学校的训练工作有序地展开。为了解决基层管理干部的不足,决定开办区队长训练班,调入的80多名学员全是党员,多数是从第一期学员中挑选的,编为两个区队。该队。长王魁先是长征干部,有较丰富的基层行政管理经验。军事教员康斌,在友军中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区训队的课程设置,与一般队不同,侧重于实际操作和操场科目,从早到晚都是步兵操典。制式教练是反复训练的,喊口令、列队形,从单兵动作到班、排训练,十分严格。军人礼节包括持枪的、徒手的、室内的、室外的,以及军人姿态、军容风纪、内务卫生等都比其他队要求高。经过这样严格的训练,这些区队长在后来学校建设中,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区训队除党课外,没有设专门的政治课。每人发《论持久战》、《列宁主义问题》、《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每周用一二个晚上,举办讨论会,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区训队起床作息要求更为严格,集合站队、夜间紧急集合,在全校是最快的。该队课余文化生活也很活跃。俱乐部经常开展体育比赛,教唱歌曲,出版墙报。区训队的正课训练、业余生活,充分体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校风。该期区训队学制3个月,到11月圆满结业,学员全部留校工作。
3.深入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友军工作
进入太南地区后,学校除坚持教学训练工作外,还根据总部“要深入群众,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抽调数十人组成战地工作团。由干部科长欧阳平,民运科长罗野岗,支队政委铁坚、刘惠东,文工团长袁成隆负责,深入屯留、壶关、长治、潞城、高平、陵川、黎城、平顺一带,组织发动群众,建设民主政权。战地工作团还组成若干个短小精干的游击小组(实际是武工队)挺进到敌占区(首先是学校原驻地)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组织抗日游击小组或抗日自卫队,动员民工拆桥破路,空舍清野,袭扰打击敌人,坚定群众抗战信心,开展游击战争。
7月中旬,总部决定抗大一分校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直属第三纵队”,又称“太南游击司令部”。任命何长工兼司令员、杨奇清(总部锄奸部长)为政治委员。9月,抗大一分校以文工团和战地工作团组成工作队,协助太南军区黄克诚司令员,到友军新五军、四十军、骑兵十四旅等部队,做统一战线工作。
这时,学校工作由副校长周纯全主持,校长何长工奉命以主要精力做友军上层将领孙殿英、庞炳勋、张占奎等的统战工作。由于双方高层领导人事先经过联络,达成了默契,所以友军对工作队持欢迎态度。工作队到后,立即进行慰问活动,给友军演出文艺节目,同时还分散到基层教唱抗日歌曲、开座谈会,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救国主张。这些工作,对友军部队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初步懂得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形成了有利于联合抗日的局面。不久,这些部队中的一些领导人把子女送到抗大一分校学习。
4.艰苦的学习生活
学校进驻太行山区后,为了适应山区环境和分散的特点,以支队为单位组织实施教学,校部进行检查指导。山区村庄稀少,给教学带来了一些不便,教员的工作量增加了许多。一堂课常常要到几个地方去讲,对因公务缺勤的学员还要进行补课、辅导。全校教员情绪饱满,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了教学任务。
太行山区比较贫困,粮食不足,水源缺乏,为了解决全体师生的吃粮问题,学校将近1/3的人员,轮流到上百里外的地方去运粮。由于敌人的包围封锁,油盐菜等也卜分奇缺。有时数天过着无盐、无油、无菜的生活,大家便上山采摘野菜。尽管物质生活极为困难,但文化生活和往昔一样,仍然是丰富多彩的。驻地歌声不断,十天半月举行一次文娱晚会。
在太行山区的这段时间,全校同志团结战斗,共同努力,在完成繁重的工作队任务的同时,终于克服困难,完成了第一期的教学任务。9月18日,在壶关县神郊大庙举行了第一期毕业典礼,毕业学员手拿印有朱总司令题词的“从工作中继续学习锻炼自己”的毕业证书和蓝色证章,心情格外激动。大家互相勉励,决心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努力锻炼自己。
从10月中旬开始,第二期学员陆续入校,到10月底报到学员1300多名,11月3日举行开学典礼。这期学员知识青年比例减少,绝大多数是来自一二九师的排连基层干部和少数营职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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