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熔炉‖抗大第六分校
来源：个人图书馆   2022-12-01 15:41:22

　　

　　抗大第六分校于一九四O年十一月底正式成立，至一九四三年冬结束(中间曾与总校合并八个月)，历经新、老六分校两个阶段，前后办了三年，时间虽不长，但它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为坚持太行山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二九师及地方党政机关培养了一批干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四O年五、六月间，北方局与华北军分会根据当时抗战形势的发展，特地讨论过一次学校工作问题，认为“由于党所领导的队伍八路军、新四军的扩大，要求专为训练八路军、新四军骨干的抗大，必须随之加强与扩大”，“为了扩大抗大培养干部的事业，应继续准备在晋冀豫、晋西北、华中、一一五师等处增设分校”。因此，决定“目前即应由总校拨出一部分学生去第一分校受训及拨出二千人的基础去一二九师，将一二九师随校加强，改组成为第六分校”。

　　根据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的指示，抗大总校先后派出了华中、山东派遣大队，并于六月十三日从山西武乡县蟠龙镇派出抗大第四团第一、二营和第一团第三营共九个队一千余人，由第四团团长洪学智、政治委员穰明德、政治处主任铁坚等同志率领，前往一二九师驻地河北省的涉县王堡，准备与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合并，筹建第六分校。

　　正在这时，日寇对我太行山区进行“扫荡”，抗大总校派出的九个学员队与一二九师随营学校都先后转入反“扫荡”战斗，筹建工作被迫暂停。至一九四O年十一月初，反“扫荡”战斗胜利结束，抗大总校迁往河北省浆水镇一带，总校派出的九个学员队及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才先后到达武乡县蟠龙、洪水镇之间的中村、义村一带集中，于十一月底正式成立抗大第六分校，校部驻在蟠龙镇的寨头村。此时，因洪学智同志调往抗大总校第二华中派遣大队，穰明德同志也调回总校，所以，总校另派刘忠同志任校长，黄欧东同志任政治委员，姚继鸣同志任教育长，胥光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O年十二月初，六分校陆续招生编队，学员全部是一二九师的基层干部和部分晋冀豫边区的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共设五个营：第一、第二营是连、排军事干部，第三营是政治干部，第四营是轻、重机枪和炮兵等特科干部，第五营是地方干部，学员约一千余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举行开学典礼，军队干部只训练一期，学习一年;地方干部采取轮训的办法，每三个月为一期，先后训练了三期。

　　六分校自筹建开始，就一直处于反“扫荡”的战斗环境，即使是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两个春节，也都是在反“扫荡”的炮火声中度过的。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春节前)，日寇就开始所谓“第一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纠集一万二千余兵力，对我太行地区进行“扫荡”。六分校奉一二九师的命令，以第四营(特科营)为基础，增配步枪数百支，组成一个加强营，在营长谢光粹、政委邢亦民等同志率领下，分散活动于武乡、襄垣、榆社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他们以精干的小分队，携带机枪、迫击炮，对榆社洪杜、武乡段村等敌人据点进行夜袭，牵制迷惑敌人，配合主力部队粉碎了敌人的所谓“总进攻”。四月二十八日，太行区反“扫荡”胜利后，六分校奉命调回总校归建，学员全部毕业分配回部队和地方机关工作，教职员大部分返回总校，至六月间合编就绪，第六分校即暂告结束。

　　一九四三年一月，抗大总校奉命返回陕北时，为了保留一部分教学力量，继续为一二九师和太行山区地方武装培养军政干部，决定以总校基本科第一、二、三营为基础，并从校直机关和各队抽调部分干部，组建新的抗大第六分校。任命徐深吉同志为校长，袁子钦同志为政治委员，胡汉标同志为教育长，张力雄同志为政治部主任。

　　一月下旬，新的校部组建后，即进驻晋冀豫三省交界的河北省涉县元曲、固新镇一带办学，直属一二九师领导。原基本科第一、二、三营，扩编为第一、二、三大队，并新组建一个第四大队，共有教职学员一千六百余人。

　　一九四三年五月五日，分校开学不久，日、伪军又出动三万多人对我太行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敌人分别从山西的长治、潞城，河南的林县和河北的邯郸、武安三路合围我涉县一带的一二九师师部和六分校驻地。六分校采用“敌进我进”的战术，以大队为单位，分散寻隙跳出敌人的合击圈，转移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五月二十六日，与六分区地方武装联合作战，攻克了河南安阳县以西敌岭头据点，俘虏伪军二百多人，配合主力部队在根据地腹地再次粉碎敌人的“扫荡”。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六分校又奉命参加了开辟新根据地的著名的“林南战役”@，配合太行区兄弟部队歼灭公开投降日寇的国民党庞炳勋部，俘敌二千五百余人。战后，太行军区将巩固林县以北新开辟的根据地和改造敌军俘虏两项任务交给了六分校。分校学员即提前毕业，分赴各部队和新开辟的根据地发动群众，进行地方政权与地方武装的建设工作。同时，以校部教职员为主组建了“一二九师补充团”，进行改造俘虏的工作。

　　改造俘虏是一项新任务，也是其他分校没有遇过的新课题。但他们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俘虏政策，在对俘虏进行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荣辱教育，提高其政治觉悟的基础上，慎重、细致地进行政治审查工作，做到心中有数。一九四三年冬，补充团经过三个多月的教育整训后，除少数政治不纯和思想落后者遣送回家外，大部分都自愿参加八路军，补充到太行军区各部队，较好地完成了改造俘虏的任务。此时，太行军区部队进行整编，六分校除留下童国贵、彭宗珠等同志率第二大队教职员改编为“抗大太行大队”，继续留在涉县固新镇一带培养干部外，大部分干部都分配到太行军区各部队工作，新的六分校亦告结束。

　　新、老六分校创办三年的历史，为整个抗大校史写下了闪耀着艰苦奋斗革命精神的光辉一页。他们不仅要在日寇频繁“扫荡”的战斗环境中坚持教学和根据地建设工作，而且要克服生活上的严重困难，勒紧裤带，咬紧牙关，渡过抗战时期最艰苦的岁月。

　　为了解决粮食困难，六分校开展大背粮运动。他们从武乡蟠龙(后期从涉县固新镇)一带翻山越岭，走二、三百华里的崎岖山道，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和顺、昔阳等游击区去背粮。出发时，每人身上要背上背包、武器，还要带三、四天口粮在途中吃。到了目的地，大家用裤子当粮袋，把两条裤脚扎上，装满粮食，再把裤腰捆紧，驮在双肩背回来。年轻力壮的同志一次可背七、八十斤，体弱的同志只能背四、五十斤。返回途中，要走四、五天，吃掉一些粮食。背回来后，再分一部分给病号和留守的同志，所剩无几，一般只能休息三、四天，又要带着口粮出发，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背粮途中。

　　那时背回来的粮食，大部分是作为马料的黑豆和高粱，只有少量小米，给重病号吃。同志们由于缺乏营养，患夜盲症的很多，给反“扫荡”、夜行军增添了不少困难。同时，由于体质衰弱，加之疟疾流行，有的还并发痢疾，不少连队患病人员达百分之八、九十，只能是轻病号照顾重病号。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治疗疟疾的“奎宁丸”很难买到，大家就想办法找偏方：有的用醋煮鸡蛋、铜钱，有的杀狗熬狗肉、狗骨头汤或用针灸、拔火罐，千方百计治疗。但不管疗效如何，大家都以革命精神去战胜病魔。不少同志发病时实在挺不住才休息，病稍好，又挣扎起床参加背粮，说是“跑跑路出一身汗就能驱走疟疾”。有一位姓王的学员，是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他患疟疾已好几个月，身体很虚弱，同志们都劝他在家养病，他不肯，硬挺着身子参加背粮，就在返回途中，有一天晚上宿营在一个小村子里，第二天清早才发现他已停止了呼吸，长眠于背粮途中。

　　是什么力量使抗大的同志具有这样顽强的毅力?是党的坚强领导，是党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当时背粮行军占用了大量时间，分校领导只能利用行军前的政治动员、休息时的政治课，然后组织“走谈会”，边走边讨论，边走边鼓动，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大家明确今天吃苦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甘心情愿为了祖国幸福的明天而艰苦奋斗，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所以，在背粮途中，大家坚持学习，互相帮助，除了过封锁线时衔枚疾走外，一路欢歌笑语，个个精神振奋，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为了适应背粮行军的环境，坚持教学，六分校还发扬了“钻”和“挤”的精神，制订出行军教育计划。当时工农干部学员占绝大多数，他们渴望学习文化，以便今后学好政治、军事，所以，分校把文化教育作为重点，在行军时，每个学员背包上挂张“学习牌”，写上生字、生词和算术题，让学员边走边读或练习演算，既学习文化，又提高情绪，减少疲劳。经过一年的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在背粮途中，他们要通过敌人的公路封锁线。当时的武器装备很差，每个班只有一支老式步枪，但他们大都有战斗经验，把全连的武器集中起来，组成掩护组，当跨封锁线时，负责监视敌人，掩护队伍通过。所以，每次背粮活动，实际上都是一次“虎口夺粮”的战斗，遇到敌人就打，没有敌情时就学文化或结合地形进行侦察、警戒、行军、宿营以及战斗队形等军事课目的训练，使学员在实际中学会组织指挥连队开展游击战活动的本领，毕业回部队，能成为军政兼优的基层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