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抗大第三分校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2023-02-02 14:43:30

　　华北敌后和陕北的抗大分校

　　三、抗大第三分校

　　第三分校是1939年7月抗大总校离开延安挺进敌后办学时，留下一部分教职学员组建的。1941年11月与军政学院第三、四队合组为军事学院，至1943年3月编入抗大总校。尽管开办时间不长，但由于在延安环境相对安定，第三分校得以保持正规化教学秩序,培养了2600余名具有相当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为八路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在延安组建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抗大总校于1939年7月10日离开延安大第三分校。分校由抗大总校第五期的第一、二、五大队各一部和总校部分教职员为基础组成。校长许光达，副校长陈奇涵，教育长张振凤，政治部主任李逸民，副主任张正光。

　　第三分校第一期编成两个大队及参谋训练队、东北干部训练队等直属学员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胡登高，第二大队大队长何辉燕。学员1758人，其中八路军干部仅240人，外来知识青年占绝大多数,达 1518人。开学后，他们重点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和军事基本知识，改造世界观。学习结束后，除少数留校或派往敌后工作外,大部分配到八路军留守兵团。

　　参谋训练队于1939年1月开学，共招收学员120名。7月，由抗大总校第五大队划归抗大第三分校建制，1940年1月学习结业。第三分校组建后，参谋训练队成为直属第一队，队长李国华、政治指导员钟铭标。下设3个区队:第一区队长陶铁英、第二区队长白映奎、第三区队长沈影。每个区队分3个班。为了满足部分女学生参加参谋训练的强烈要求,经毛泽东批准,在参谋训练队专为女学员设了一个班。毛泽东非常关心参谋训练队的教学工作，亲自审查训练计划，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培养有用的参谋人才。他曾3次到参谋训练队讲授军事辩证法，一般每次讲授两个小时。讲课方法也很灵活，有时以提问的方式，有时以讨论的方式进行。他讲课，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经常结合一些生动的历史故事和古今中外的战例,阐述辩证法原理,引人入胜。

　　东北干部训练队为直属第二队，队长高存信，政治指导员张炽昌。学员80多人，主要来自东北军、东北大学和东北中学。原拟学习半年后到冀东组建游击队，后因形势变化,延长学习时间。1940年初，张学思任队长，高存信改任军事教员。9月，该队挺进敌后，11月到达冀中军区。

　　(二)坚持以教学为中心

　　第三分校建校初期，未能充分利用环境相对安定的有利条件,抓好教学工作。7月,中央军委检查第三分校的工作时，发现存在着“注意形式上的铺张,而不大注意教育的倾向”，“教育计划只完成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同时，北方局和总校检查第二分校的情况，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中央军委于7月25日发出《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第三分校根据军委的指示，决定切实转变工作方针，把工作中心放在教学与党的工作上，强调一切工作服从教学，党是完成一切工作的推动机，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把第一期的整改工作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9年7月至8月底。为了稳定学习情绪，提出“埋头读书”的口号，并从组织上保证学员读书的条件，紧缩学校的行政机构，增加教育干部的配备，培养学员学习

　　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中心，整顿与加强党的各级组织，使之在各项工作中确实起到战斗堡垒作用。网时在代$义经中，强调多做深人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避免形式主义。经

　　过这一段工作，基本上纠正了开学时对教育抓得不紧，党的工作不力与形式主义的缺点，使学校各项工作走上以教育为中心的轨道。

　　第二阶段，从9月至12月。提出了“深入教育”的口号。从3个方面着手:首先端正学员的学习态度，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把理论学习的效果落实到行动上，及时纠正不正确的言行。为保证读书，改选了学习小组，减少了学员的勤务﹔其次要求改进教学方法，把理论和实际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规定连队干部要听课和参加讨论，切实把教育作为中心工作。经过这个阶段的工作，使教育工作深人了一步,在促进知识青年思想的转变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第三阶段，从1940年1月至3月。提出了“提高教育质量”的口号。为此,在连队中增设了军事助教和政治助教，减少每周上课的次数，使学员有充分的自习和讨论的时间。经过这一阶段的工作，使教育质量提高了一步，较好地完成了第一期的教育任务。

　　1939年冬，中共中央为推动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在延安开展了宪政宣传和成立宪政促进会的活动。12月28日晚，抗大第三分校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成立了抗大宪政促进会，选出许光达、李逸民等15人为促进会筹备委员，并通过了全体教职学员加入延安宪政促进会的决议。

　　1940年2月1日，分校教职学员参加了延安各界的“讨汪大会”，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在大会上听取了毛洋东在会上所作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讲。

　　3月至5月间,分校教职学员还聆听了周恩来、朱德和康克清的讲演及陈嘉庚先生介绍爱国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情况的报告。这些活动使分校的教职学员开阔了视野，看到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看到全国同胞和国外侨胞对坚持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热爱和支援,更增强了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1940年3月19日，第三分校在延安大礼堂举行第一期第一批学员毕业典礼暨欢送毕业学员上前线大会。中共中央领导人王稼祥、陈云及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应邀出席大会。陈云在讲话中向毕业学员提出了“不怕作小事，对老干部相处要好,在工作中学习”等3点希望，作为临别赠言，并鼓励毕业学员到斗争中继续学习。

　　7月14日，举行第二批学员毕业典礼，朱德总司令、王若飞副参谋长、谭政副主任等领导同志出席。王若飞作了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朱德提出了3点希望:“1.学员们上前线不要骄傲，要和一切的干部团结一致;2.要爱护老百姓、帮助老百姓,不要有军阀的气息,不要妨害老百姓的利益﹔3.要尽量团结各党各派各友军队伍一致抗日。”他还要求毕业学员:“要继续学习,从工作中学习，使理论和实际打成一片。”

　　(三)改迸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第二期共招收学员900人，于1940年5月17日正式开学。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外来知识青年进入延安已很困难所以，此期知识青年只占学员的1/3，其余学员是八路军部队选送的干部。为继续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检查分校工作的指示,在实施教育上进一步作了切实的改进。

　　首先，正确认识具体的教育环境与教育对象。学校教育方针、目的、原则的实施，都是由一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以切合于当前抗日战争的革命知识和军事理论为教育内容，同时注意研究日军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技术,以充实教育内容,适应培养军政干部的需要。其次，了解教育对象的特点，大致上弄清工农出身的学员和知识青年学员的区别，实施不同的教学方法。来自八路军的工农出身的学员，从阶级基础上来说一般是革命的、坚定的,对于民族与社会解放事业是忠实的，在政治思想上是纯洁的，易于接受马列主义理论，具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和吃苦耐劳精神。但他们没有或很少受过学校教育，文化程度较低;由于大多来自战斗部队，习惯于军事生活且有较丰富的斗争经验，但在理论学习上有些困难，还未养成读书的习惯。第三分校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提出了对工农干部学员的5条教学原则:1.要使他们学会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克服农民意识、私有观念、封建迷信等落后思想﹔2要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培养成为坚强的干部;3.要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坚定无产阶级立场;4.要加强革命纪律与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的教育﹔5.要帮助他们整理经验，把这些经验提高到理论原则上来,把实践与理论联系起来，反对经验主义的倾向，养成读书的习惯。

　　知识青年是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高潮中投奔抗大的。他们具有追求真理的热忱和抗战的决心，思维敏锐，不满现状,同情社会解放事业。但由于他们大多数来自学校，不大了解社会斗争，缺乏革命工作经验和政治斗争的锻炼,观察问题易带主观性、片面性，工作上欠缺坚持性和顽强性。为此，学校将学员分编为部队学员队和知识青年学员队，分别施教。教育内容分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政治教育以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及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军事教育以抗日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知识为中心;文化教育以消灭文盲、提高文化知识为中心。对工农出身的部队学员，在教育时间的安排上，军、政、文各占1/3。军事课开设:步兵战术、射击与兵器、地形学、筑城学、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整军工作﹔政治课开设:政治常识、中国问题、党与政治工作、马列主义﹔文化课开设:国语、算术、自然常识、地理。对知识青年队的教育，分预科和本科两个阶段，在课程设置上预科阶段军事课重于政治课,军事课有军队教育、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和夜间教练﹔政治课有抗大的组织机构与工作、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政治常识。转入本科阶段后则政治课略多于军事课。政治课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哲学和政治工作，另外还有三民主义与日本问题研究、课外讲演等。军事课有步兵战术、游击战术、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地形学、射击与兵器和对敌技术兵种的作战。对两部分学员的教育总的要求是把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际联系起来、把政治与教育联系起来、把教育过程与生活过程统一起来，以达到培养具有革命理论基础、有实际工作能力、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军政干部。

　　这一期的教学计划，响亮地提出了“学习第一，一切为了学习”的口号。并指出:学校的目的和任务在于以一定的方针和计划来教育学员,创造与培养一定目标的军政干部。因此，一切为了学习，一切保证学习是学校全部生活与全部活动的最高原则，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以保证教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教学的组织领导上，强调训练部的“双重”职能，它既是组织教学的领导机关，又是实施教学的执行机关。各科设总教，领导各科的教育﹔各课设主任教员，以统一各科的教育内容和改进教授方法。各课的教育准备会由各任课教员召集。

　　在学员队的编制上，取消了大队一级的中间机构，校直辖7个学员队。在教学实施中，以队为基本单位，以班为学习单位。每个专业队的学员，根据政治、文化、理论水平编班。作为学习单位的班，则采取文化水平高低混合编配的原则，由水平高的帮助水平低的。还设立文化教员与助教，进行辅导。在学习时间上，俄文队3年，老干部队6个月，参谋训练队10个月。在教学方法上做到: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由现在到过去及将来。

　　1941年7月初，第一、二队的219名学员毕业。这时全校有千部169名，其中军政教员35人。

　　(四)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第三分校继承和发扬抗大艰苦奋斗的精神,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取得了学习、生产双丰收。

　　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相比，延安的环境要安定得多，但也经常遭到日伪顽的袭扰和破坏。日军自1938年底就开始轰炸延安，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制造磨擦事件。为达到封锁乃至取消边区的目的，国民党顽固派先后调集胡宗南部及地方反共势力，从北、西、南三面包围陕甘宁边区,并不断派出武装,配合当地反共势力制造磨擦与流血事件。1939年12月制造了“第二次陇东事件”,夺占宁县、镇原等城。1940年7月，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增加到数十万人。修筑了5道包括沟墙和堡垒的封锁线，对边区实行政治压迫、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给边区制造了许多困难,特别是物质上的严重困难。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毛泽东到抗大第三分校讲演时，曾风趣地对大家说，蒋介石不给我们那几块钱有什么要紧?他给我们那几块钱，还不够我们买辣椒吃!我们主要靠自力更生，劳动生产，克服困难。

　　第三分校坚决响应中共中央关于“自力更生,劳动生产，克服困难”的号召，当即提出“没有粮食自己种，没有窑洞自己挖，没有木炭自己烧”的口号。由于驻地比较分散，不便于领导和教学。1940年4月，学校领导考虑把学校驻地相对集中到延安清凉山一带，但窑洞不够，于是决定开展生产与建设运动。从4月6日到15日的10天内，全校就开荒种地2000多亩，新挖窑洞60个，比计划多种地200亩，多挖窑洞10个。5月初,分校全部集中到清凉山一带。1940年冬，为了解决燃料问题,学校组织教职学员到离延安40多里的劳山去烧木炭、背木炭。尽管背炭又累又脏，往返-一趟要走几十里山路，搞得全身乌黑，但不论男女老少，也不论是干部还是学员，人人争先,少者背二三十斤,多者背七八十斤。大家边走边唱,边走边讨论问题,谈笑风生，愉快接受锻炼，在劳动中磨炼意志，从而增进了同劳动人民的感情。由于第二期绝大多数学员文化程度较低，因而将学习时间延长，于1941年9月陆续毕业。

　　(五)合组军事学院与并入抗大总校

　　1941年8月26 日，中央军委根据抗战形势和今后部队的发展及准备反攻的需要，指示抗大总校及各分校，训练干部前后方要有个分工，前方训练步兵干部，后方则主要培养特种兵干部。因此，第三分校的主要任务转为培养炮兵、工兵和俄文干部。

　　10月10日，第三期开学。全校有4个大队:俄文大队、炮兵大队、工程大队、参谋大队;包括2个炮兵队，6个工兵队，1个机械工程队，1个参谋训练队，1个步兵队，2个俄文队。为加强炮兵、工兵的教学力量，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工程学校和炮兵团教导营并入抗大第三分校。11月21 日，中央军委又决定将八路军军政学院第三、四队与抗大第三分校合组为军事学院，由朱德总司令兼任院长，叶剑英参谋长兼任副院长，郭化若任教育长，陈伯钩任副教育长，黄志勇任政治部主任,胡登高任院务部部长。

　　军事学院于1941年12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全院分为高干队和特科两个部分:高干队培训旅、团级干部，学员90人。特科有两个炮兵队，学员180人;工兵队，学员30人;参谋训练队,学员60人﹔机械工程队，学员100人﹔俄文队，学员130人。共编为7个队。1942年3月，高干队调到中共中央党校继续学习;4月，将原八路军军政学院第四队，编为上干队;5月,俄文队与军委第四局合并成立俄文学校。11月，参谋训练队、工兵队和炮兵第一队毕业，炮兵第二队调回炮兵团继续训练。叶剑英副院长出席参谋训练队的毕业典礼并讲了话，号召毕业同学到战争中去锻炼，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战斗实践中去，加强部队的参谋业务建设。

　　1943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徐向前为军事学院院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徐文烈为政治部副主任。3月上旬，抗大总校从晋东南由何长工副校长率领返回陕甘宁边区到达绥德，与军事学院以及第二分校、第七分校的一部分合并。开始时，仍沿用“军事学院”的名称，不久便恢复抗大校名。

本文节选自《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