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抗大第六分校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2023-02-03 10:05:06

　　华北敌后和陕北的抗大分校

　　四、抗大第六分校

　　抗大第六分校正式成立于1940年11 月，1943年冬结束，在太行山区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数千名干部，为坚持太行山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第六分校的组建

　　1940年6月3日，抗大总校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扩大抗大培养干部的指示，派出抗大第一团第三营和第四团第一、二营共9个队1000余人，由第四团团长洪学智、政治委员穰明德率领，前往河北省涉县五堡，与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合并，筹建第六分校。由于6月下旬第一二九师进行武(安)沙(河)战役，随后又参加百团大战,致使抗大第六分校的筹建工作被迫暂停，抗大总部派出的9个学员队与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都先后转入反“扫荡”战斗。其间，抗大第三团的教职员于8月30日从冀中到达山西黎城抗大总校驻地，随总校进行反“扫荡”战斗行动。

　　1940年11月初，反“扫荡”战斗结束，抗大总校从山西省黎城县西井镇、霞庄一带转移到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一带。随后，中央军委命令抗大第三团团长刘忠留在晋冀豫军区筹建抗大第六分校。11月上旬，刘忠离开总校到达驻石灰窑村的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11月30日,抗大总校派出的9个学员队与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在河北省涉县固新镇会合，合并组建抗大第六分校,负责培训第一二九师和晋冀豫军区的初、中级干部。刘忠任校长，黄欧东任政治委员，姚继鸣任参谋长，铁坚任政治部主任，胥光义任政治部副主任。

　　第六分校组建后，奉命到山西武乡县一带选择校址。12月中旬，第六分校进驻武乡县东沟村。1941年1月，日军对太行山进行春季“扫荡”，第六分校转移到山西省黎城县东、西黄须一带。春季反“扫荡”结束后，第六分校于2月15日由黎城县转移到武乡县蟠龙镇及其附近地区。

　　3月18日,第六分校在蟠龙镇义安村召开成立大会暨开学典礼。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及抗大总校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吴格成出席了大会，刘伯承作了关于敌后干部训练问题的讲话。

　　分校设训练部、政治部、供给处、卫生处。学员是从第一二九师选调的基层干部和从晋冀豫边区选调的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另有从抗大总校转来的部分学员，共计2700多人，编成4个营:第一营训练连级军事干部;第二营训练排级干部﹔第三营训练营连政治干部;第四营是特种大队，训练炮兵、工兵和供给管理干部。后来成立了第五营，负责训练民兵干部。每个营辖5个连。另外，还有校直属干训队、青年队、地方干部队。第一、三营的干部学员，80%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军的，这些学员战斗经验丰富，但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

　　课程设置:军事干部营，军事课比例占60%，政治课占30%﹔政治干部营，军事课比例占30%，政治课占60%。由于学员大多来自前线部队，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低,所以一律安排10%的课时学文化。

　　军事课程有战术课和技术课。战术课为步兵战术和游击战术﹔技术课主要是三大技术——刺杀、射击和投弹，还有土工作业和防空等内容。此外，还学习部队的管理教育、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教材主要是翻印抗大总校的军事课教材，射击教材使用的是第一二九师参谋田牧翻译的日军射击教材。军事教员中有部队的技术专家，当时全军著名的炮兵射击专家赵章成担任炮兵教员，刺杀教员高孚是第一二九师的刺杀尖子。由这些专家担任教员，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量。

　　政治课程有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问题、政治工作、党的建设、政治常识等内容。由于这一期学员中有来自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一批干部，文化程度比较高，但受阎锡山旧军队影响较深，因而政治教育任务很重。政治教员讲哲学课时，专门批判了阎锡山的“唯中哲学”，指出他鼓吹的“抗日准备联日”、“联蒋准备反蒋”、“联共准备反共”的实质是要当汉奸，帮助学员进一步认清了阎锡山的反动本质。

　　第六分校是由两所学校合并而成的，虽然两个学校的任务与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工作作风、组织形式及工作制度都有差异，人员文化程度、工作能力也不尽一致。为此，学校狠抓了组织建设，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党的组织，成立了校临时党务委员会和5个党总支委员会，建立了组织工作制度和会议汇报制度。对全校1406名党员进行考察,对排以上干部学员进行鉴定。从而巩固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领导作用和党员的政治质量。按师组织工作会议决议开展了存档工作，初步建立了档案制度,并收集整理干部档案。在发展新党员的同时，注意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对违犯党的纪律的党员给予党纪处分。与此同时，还经常组织排以上干部参加时事报告会，并进行小测验。校宣传队在驻地附近公演10多场，观众达 1.5万多人，散发宣传品5万多份。各营、连多次登门听取群众意见，密切了军民关系。1941年12月，学校提出“继续巩固我们的团结”的口号，既克服了一团和气的倾向,又注意纠正不团结现象，切实做到互助、互让、互谅，加强了军政干部、新老干部的团结，保证了分校的顺利发展。

　　1941年4月18日至19日，第六分校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32名。黄欧东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胥光义作了组织工作报告。会议总结了学校成立以来党政工作的经验教训，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研究确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中共抗大六分校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指出:目前学校党的任务就是加强学校建设，巩固党的组织，保证学校教育方针之实施，完成教育计划，为军队培养大批坚强军政干部﹔要求全体党员加强党性锻炼，深入马列主义的教育，加强党的生活与支部工作,教育干部学员成为模范干部，建立正规的党日制度。会议决定，“七一”前在全校开展创造模范支部、模范干部、模范青年的活动，造成学习、工作的热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及抗战4周年。会议选举产生了由黄欧东、刘忠、胥光义、朱玉学、张照全、吴恒夫、曾宪池、张进朝、曾德胜等19人为委员的中共抗大第六分校党务委员会，黄欧东为书记。

　　1941年秋，第六分校参加了第一二九师召开的运动大会。由于进行了严格刻苦的训练和充分的准备，在10多个参赛单位中，取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通过参加比赛，学习了兄弟部队的好经验，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推动了学习、训练的深入开展。

　　(二)在反“扫荡”中经受锻炼

　　1942年2月，日军纠集1.2万余兵力对太行、太岳进行春季“扫荡”。日军对八路军总部驻地辽县(今左权县)进行“铁环合击”，奔袭扑空后，遂在和顺、辽县、武乡等地区进行“辗转抉剔”，实行“三光政策”，不仅到处疯狂烧杀破坏，掠走大批粮食和牲畜，而且惨无人道地施放糜烂性毒剂，残害根据地军民。针对日军的“扫荡”，第一二九师制定出军民协力，加强县、区指挥部及游击集团，坚持腹地游击，打击“扫荡”之敌的作战方针。向敌临时补给线实施宽正面破击，断敌运输补给。另以主力-一-部组成若干轻便支队，深入敌占区，乘虚袭击敌交通线和城镇据点，迫使“扫荡”之敌撤退。

　　第六分校奉第一二九师命令，以第四营(即特科营)为基础，增配步枪数百支，组成了一个加强营。该营在营长谢光梓、政委邢亦民带领下，分散活动于武乡、襄垣、榆社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他们以精干的小分队，携带机枪、迫击炮，对敌人的据点进行夜袭，牵制迷惑敌人，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所谓“总进攻”。由于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保存干部，所以在反“扫荡”中虽然也要以作战为主，但主要是采取回避、突围的办法，以便脱离封锁包围圈跳到外线，到大山区、青纱帐里或游击区分散活动。据当时抗大第六分校政治委员黄欧东、参谋长姚继鸣1942年3月20日的《抗大六分校反“扫荡”战斗总结》记载:从2月12日至3月8日共参加战斗9次，其中第二营进行了河凹反袭击战斗、福井村袭击战斗和南羊圈伏击战;第三营进行了马鞍山、龙舌山和普子岭遭遇战斗﹔第四营参加了夏店、西河底和鲍家峪袭击战斗。全校“把握游击战战术原则，不久住一地，经常转移，并加强封锁消息，协同地方政权适时清查户口，防止敌探混入刺探军情与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如第三营在反“扫荡”的两个月时间中，除在青家岩、东邢庄各驻训3天外，每天都要转移驻地，而且每次行军时学员要背30多斤的粮食，日行程都是五六十里路，十分劳累。在这次反“扫荡”斗争期间,第六分校教职学员歼敌近百人，有40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由于敌人频繁“扫荡”，第六分校的生活异常困苦。为了解决粮食困难,经常组织人力跋涉二三百里的崎岖山路，到平顺、昔阳等游击区去背粮。出发时，每人要背上背包，带上三四天的口粮，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大家用裤管装粮食，用双肩来背负“粮袋”，年轻力壮的同志一次可背七八十斤﹐体弱的同志只能背四五十斤。往返一次，约需10天时间。背回来的大部分是黑豆和高架，只有少量的小米留给重病号吃。同志们由于体力消耗大，又缺乏营养，患夜盲症的很多，夜行军十分困难。加之疟疾流行，不少连队病号达一半以上。由于敌人严密封锁，治疗疟疾的“奎宁丸”很难买到。大家就千方百计找偏方治疗﹐有的用醋煮鸡蛋,或喝狗骨头汤。大家以革命精神去战胜疾病和困难，不少人实在挺不住时才休息一下,病情稍有好转，又去背粮,有的同志为此牺牲在背粮的路上。

　　食盐也是大问题。学校驻地一带不产盐，外面的盐又运不进来。为了使大家吃上盐,要到200多里外的武安县去采购。

　　为了不影响教学进度，第六分校党委提出了背粮和教学相结合的方针。每次背粮前都做好军、政、文的教学准备工作，把背粮当作有计划的教学活动。当时工农干部学员占绝大多数，所以分校把文化教育作为重点。行军时，每个学员在背包上挂张“学习牌”，写上生字、生词和算术题，让身后的学员边走边读或练习演算。既学习文化，又提高情绪，减少疲劳。小休息时，用木棍在地上练习写字;大休息时，教员上课或者组织讨论﹔宿营时，组织学员看地形，拟定作战方案，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抗大第六分校就是采取“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这种独特的教学方式，使学习与背粮两不误。

　　在背粮途中，要通过敌人的公路封锁线。学校把每个班的一支老式步枪以连为单位集中起来，组成掩护组，负责监视敌人，掩护背粮队伍通过。因而，每次背粮活动，实际是-一-次“虎口夺粮”的战斗。遇上敌人就打,打不赢就走。1941年10月，第二大队第五中队到祁县、太谷之间去背粮，与日伪军遭遇。大家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迅速抢占山头，先敌开火，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待敌人援兵赶来时，他们就边打边向东撤，安全转移。

　　分校领导和政治机关利用行军前的政治动员，休息时的政治课和行军中的“走谈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了保证学习、背粮任务的完成，各个中队都办了自己的小报。一张纸，一瓶墨水，一支笔，一两天出一期。这些小报文字短,内容多，有消息，有问答，有故事，及时具体，大家都爱看。在行军背粮途中虽然大家负荷很重，累得满身大汗,但通过唱革命歌曲，讲故事，使大家精神振奋，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学员们通过学习、背粮、战斗，学到了真本领，回部队后大都成了军政兼优的骨干。

　　1942年4月28日，太行区春季反“扫荡”胜利结束后，第六分校奉命调回总校归建，学员全部毕业，分配到部队或地方机关工作,教职员大部分返回总校。至6月间合编就绪，第六分校暂告结束。

　　(三)重建第六分校

　　1943年1月，抗大总校奉命返回陕北。为了保留一部分教学力量,继续为第一二九师和太行区地方武装培养干部,决定以总校基本科第一、二、三营为基础，并从校直机关和各分队抽调部分干部,组建新的抗大第六分校，归第一二九师领导。校长徐深吉，政治委员袁子钦，教育长胡汉标，政治部主任张力雄，供给处处长徐芬、副处长郭清明，卫生处处长饶亟进。校部下设3个科:校务科，科长杨恬﹔军事教育科，科长王文科﹔政治教育科，科长张衍。政治部也设3个科:组织科，科长马毅之﹔宣传科，科长徐芳庭﹔锄奸科，科长石于。精兵简政后，校属机关全部不过百人，校务科直辖1个警卫排和1个通信班。

　　抗大总校留下的基本科第一、二、三营，编为第六分校第一、二、三大队。每个大队有3个中队，每个中队有百余名学员。全校共有教职学员1600余人。校直属机关驻河北省涉县南面的原曲镇。第一大队驻莲泉，大队长胡鹏飞，政治委员何德庆;第二大队驻固新，大队长童国贵，政治委员彭宗珠﹔第三大队亦驻固新，大队长王诚汉，政治委员袁文波。

　　5月，冀南大队从冀南区来到太行区，归第六分校建制,编为第四大队，大队长孙三，校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马毅之调任大队政治委员。

　　此外,抗大太岳大队亦归第六分校建制,大队长刘蓬,政治委员李良汉。该大队辖5个中队，仍留太岳军区，为太岳军区和决死队培训干部。

　　1943年3月初，新的抗大第六分校举行了开学典礼。各大队和中队的干部多数是部队的营、连干部，相当一部分是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红军,既有较丰富的战斗经验，也有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军事和政治教员，大部分是抗战初期到抗大总校学习后任教的干部，一般都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学员都是从部队来的连、排干部，大部分是红军时期人伍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但具有较丰富的战斗经验，学习热情非常高涨。

　　大多数学员是在总校学习的基础上继续学习。为保证教学计划的顺利实施，首先对学员进行文化教育。根据学员的文化状况，分别开办中学班、小学班、初小班，对少数人重点进行扫盲，然后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军事训练内容有:制式教练,主要利用早操时间训练养成严整的军人姿态动作,学会各种队形及其变换﹔技术训练，有射击、投弹、劈刺等﹔战术训练，主要是营、连战术原则。除了课堂讲解外，还进行必要的野外演习。引导学员用书本上的知识来总结实际斗争的经验，把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认识，再用这些认识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政治教育主要是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政策，使之明确当前与今后的奋斗目标，帮助学员总结部队平时和战时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分校处在敌后，战斗频繁，生活艰苦，环境动荡不安。敌后办学既要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好学习任务，同时还要准备随时参加战斗﹐参加保卫抗日根据地,开展新区工作，参加生产建设。

　　当时,分校的物质条件很差v没有教室就在露天上课,用门板作黑板，用石灰或木炭代替粉笔，没有课桌就在膝盖上写字，没有凳子就席地而坐，没有墨水就买点红、绿、紫染料当墨水，没有钢笔就用子弹壳加上尖铁片代替，没有笔记本就找废纸钉成本子。为解决吃饭问题，机关人员和学员都要轮流到百里路以外去背粮和上山打柴。为了帮助人民群众度过灾荒，学校把粮食定量减少到每人每天9两(16两为一斤，下同)，不够吃就到地里挖野菜。分校为了响应第一二九师关于自力更生搞生产的号召,要求每人生产30斤菜交给食堂。但涉县地处山区,土地少得很，部队又不能与民争地。于是，上下齐动手，在路边、山坡、屋角边挖出点地来种菜。大家称之为开展“麻雀战”。

　　学校严格执行总校制定的教学制度。教学计划由分校颁发，一切按计划进行，如有变更须经校领导批准。每周课程由大队制定，需要调整时，须经大队批准。各类课程都要按校里的教学大纲安排，课前都要经过教育准备会，或先试讲尔后再向学员讲授。课堂上教员就是指挥员，但教员不得自作主张任意更改授课内容。教学中充分发扬民主，课前课后都要虚心听取学员们的意见。为了严格实施教学计划，保证教学质量，校领导经常跟班听课，亲临训练场地，参加讨论，检查学员作业，进行具体指导。由于教学中严格执行教学计划,遵守规章制度,所以教学质量高，收效快。由于时间紧，功课排得很满。除正课外，早操练制式动作，晚饭后开展体育活动、做游戏。有时，星期天也要充分利用起来，教员要找学员补课，党组织要开展活动，大队要安排打柴背粮，除保证睡眠外几乎没有时间休息。为完成教学任务，大家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互相体谅，互相照顾。经过艰苦努力，学员的军政素质和文化水平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完成了总校制定的教学计划。

　　与此同时，分校学员还直接参加了对日伪军的作战。1943年5月，日伪军出动了数万人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规模的毁灭性“扫荡”。日伪军从山西长治，河南林县和河北邯郸、武安分3路合围驻涉县一带的第一二九师师部和第六分校驻地。各路进犯之敌以“梳篦”队形，步步压缩合击。分校在敌军合围之前，遵照师首长的指示，采用“敌进我进”的战术，以大队为单位分散寻隙跳出合围圈，及时转移到山西省平顺、壶关地区,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在敌伪军进占林县等地后,分校奉命参加开辟豫北地区工作。豫北地区的林县为伪军孙殿英部占据，人民群众深受其害。为打击敌伪活动，学校进到林县境内,校机关驻姚村，第一大队驻原康，第二大队驻魏家河，第三大队驻临淇，第四大队驻东姚。各大队在驻地发动群众，执行工作队任务。这对学校是一次很好的考验和锻炼，进一步充实了学习内容，巩固了学到的知识。5月26日，第四大队和第六军分区地方武装攻克安阳以西的岭头据点，俘伪军200余人，打击了日伪军的活动。1942年，豫北地区遭大旱，灾情严重。1943年，又遭旱灾和蝗灾，成群的蝗虫由北向南飞,几天几夜不间断，遮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加上日、伪军蹂躏，豫北人民群众不仅没有粮食吃，就连野菜、树叶、树皮都吃光了，真可谓赤地千里，饿殚遍野，惨不忍睹。在这种形势下，要发动群众，开展新区,首先要进行救灾。一方面，部队节衣缩食，救济灾民;另一方面，与地方党组织联系，向富户借粮和从老区运谷糠赈灾，并组织群众生产自救，积极开展巩固新区的工作。

　　为消灭伪军第24集团军主力，开辟林南新区，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一二九师兼)于8月发起林南战役。以6个团组成西地区兵团，由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副政治委员何柱成指挥﹔另以6个团及第六分校组成东地区兵团，以第七军分区司令部和第六分校军事教育科组成东地区兵团的指挥机构。由第六分校校长徐深吉和第七军分区司令员皮定均指挥，执行此次战役任务。校机关、直属部队转移至林县任村，第一、三、四大队分别在原康、临淇、东姚等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袭扰和牵制敌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第二大队移驻兵团部附近，作为兵团的战役预备队。

　　林南战役自8月18日开始，至26日胜利结束，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并击落日军飞机1架,收复了林县以南、辉县以北拥有40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第六分校的4个大队，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得到了实战的锻炼。

　　林南战役后，太行军区将巩固林县以南新开辟的根据地和改造伪军俘虏两项任务交给了第六分校。由于学员即将毕业，校领导当即以校部教职员为主组成了“第一二九师补充团”，进行改造俘虏的工作。

　　改造俘虏是-项新任务﹐是分校没有遇到过的新课题。分校领导和全体人员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俘虏政策，对俘虏进行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荣辱教育，在提高其政治觉悟的基础上,开展慎重、细致的政治审查工作。1943年冬，补充团人员经过3个月的教育整训,除少数政治不纯和思想落后者遣送回家外，大部分自愿参加八路军。补充团圆满地完成了改造俘虏的任务。此时，太行军区进行整编，第六分校除留下第二大队改编为“抗大太行大队”外，其余人员都分配到军区各部队工作，第六分校宣告结束。

本文节选自《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