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革命家、理论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战略家和军事家。他在领导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斗争中，亲临第一线指挥，取得了成功地开创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大规模发展华中地方武装和新四军武装部队、毁灭性地打击敌伪顽反动武装的伟大胜利。在这一阶段的战争实践中，刘少奇表现出出色的军事战略家和指挥家的远见、胆略和才能。刘少奇在华中领导武装斗争的高超战略和战术思想是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造性的发展的集中表现。
刘少奇领导华中敌后抗日的军事战略和策略思想，突出地表现在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以下几方面的辩证关系：(一)正规战与游击战;(二)发展抗日武装与建立敌后根据地;(三)反“扫荡”与反“磨擦”;(四)战略上统一指挥与战术上独立自主。
一、正规战与游击战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坚持持久战的战略和全面抗战路线，积极地身体力行地实行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领导人之一。
平津失守后，刘少奇果决地领导北方局撤退到太原和临汾，与开赴山西前线的八路军总部一道，迅速地组织和布置全体干部、军民投身华北的游击战争，明确地提出“要使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发展到数十万人枪”的响亮口号，并且于1937年10月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基本政策问题》的军事理论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华北发展游击战的有利条件、光明前途以及建立敌后根据地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下，华北和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先在全国建立起来，敌后抗战出现崭新气象，走出了持久抗战的第一步。
徐州和武汉失守以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消王明主持的长江局，建立由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原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广阔的华中大地的敌后抗战工作。刘少奇临危受命以后，分别于1938年底至1939年3月和1939年11月至1942年底两次亲临华中领导和指挥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历时达4年之久。
在当时党内仍有不少同志对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认识模糊、行动迟疑的时候，刘少奇高瞻远瞩地指出：“任何政党只有当他在抗日战场上、在抗日的武装斗争中表现了自己的最大能力时，才能巩固和发展自己，并在国际与国内的政治舞台上提高自己的地位，否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党当然也不能例外。”①而中共最能够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作用、大显身手的就是发动和组织游击战。游击战争到哪里去打?当然是到最艰苦、最困难、最危险的敌人后方去。共产党人应该也能够担起这付重担。
刘少奇认为，在华中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与华北一样，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光明的前途。刘少奇具体分析了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具备的重要条件。第一，敌强我弱，日本是一个现代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在这种力量对比下，要在敌人战略进攻阶段就阻止敌人向内地深入和驱逐敌人出境是不可能的，中国大片领土的沦陷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战争不可能速胜;第二，又由于敌人是异民族，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无法完全控制广大的敌后占领区;第三，由于中国旧统治者的腐败，在敌人严重进攻下，不可避免地要逃亡和崩溃;第四，全国人民抗日情绪的高涨，进步势力的壮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坚持斗争，决定了中国不会灭亡，决定了战争将是长期的、艰苦的、卓绝的。从这些条件出发，就决定了共产党必须坚持在敌后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就决定这种游击战争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刘少奇批评王明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指出，他们一方面“不了解卢沟桥事变以后民族革命高涨的新形势和主要斗争形式的新变动”，“没有把主要的注意力、工作的中心放在组织和发展敌后广大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上，而放在那些不久就要失守的城市中的群众斗争上”。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于抗战形势估计不正确，以为日本不会打到武汉来，中国军队可以在长江下游阻止敌人前进，中国可以速胜。因而“他们对于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与游击战的相互关系有不正确的了解，不了解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他们就放弃了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的中心任务”。②刘少奇指出，“抗战的主要战争形式是正规战，也只有正规战才能最后战胜敌人与驱逐敌人出境”，“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应当采取正规战的方式和敌人作战，而且，也要用一切方法造成将来能够和敌人进行正规战的一切条件”，猛烈地向敌后发展游击战，将大量分散的游击队组织和训练成正规军，这就是为向正规战转化作准备，就是游击战向正规战发展的必要过程。正规战依靠和凭借广大敌后地区军民的游击战，支援和指导游击战，游击战配合正规战，并且在条件准备好了的基础上转变为正规战，这就是正规战与游击战的辩证关系。从当时的具体条件出发，在抗战的防御及相持阶段，是不可能采取正规战方式与敌人作战的，在华中我们兵力不足，更无进行正规战的可能。而只有游击战既可以独立自主进行，又在抗战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所以独立自主地进行山地的和平原的游击战，才是共产党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
二、发展抗日武装与建立敌后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也同时必须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游击武装力量。
刘少奇在抗战刚爆发时即指出：“在抗日战争中迫切需要到处组织武装部队，也迫切需要各种武装部队的联合、集中、合并与改造。因此共产党反对南京中央政府及某些地方当局禁止人民自由组织抗日武装队伍的方针，主张让人民武装起来，发给人民枪支，帮助人民武装，不要怕抗日的武装部队太多太复杂。”③刘少奇一到达华中，立即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把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放到首要位置。他对华中的各级干部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使他们认识过去王明等人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他批评王明等人不发动群众，不发展武装，完全做国民党的工具，执行的是一种“苦力政策”。针对一些人错误地讲共产党搞武装发展是“招兵买马”，刘少奇说：“打日本要用枪来打，有枪就要有兵，为抗日招兵买马有什么不好?有兵为什么不招?有马为什么不买?发展抗日武装，多多益善嘛”。针对东南分局负责人不敢发展新四军搞所谓“精兵主义”政策，刘少奇指出“这是把自己捆死。新四军第四支队原有7000人，我们到时只剩下4000人，不发展怎么能精呢?”④1939年1月至3月，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对鄂豫皖边发展抗日武装情况进行具体了解，指示彭雪枫、李先念、陈少敏等分别在豫皖边、鄂中、豫南大力发展武装，并且将这一部署和发展情况报告中央。3月刘少奇奉命回延安后，又连续对中原地区武装发展作出一系列指示。
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根据刘少奇初到华中工作的情况及意见，立即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队伍之任务。”⑤4月底，根据刘少奇的指示，陈少敏等率豫南信阳挺进纵队及竹沟留守处部队与李先念在鄂中会师，不久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刘少奇指示“目前豫鄂边各地党以建立武装部队为中心任务”，“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期内，扩大与创立一支5000人以上的党可直接领导的新四军”。⑥1939年11月，刘少奇到达淮北。此时彭雪枫在豫皖边已建立和发展了一支7000余人的游击队，并且已开始走向正规化，部队纪律好，战斗力强。刘少奇对此十分满意。11月11日，刘少奇致电中央书记处，报告雪枫部队情况，要求延安抗大派两百人来作骨干，计划年内扩大雪枫部2万至3万人。
12月初，刘少奇到达皖东，立刻部署华中地区武装部队的扩大和发展。(一)鄂中李先念部(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在半年内发展至2万人枪;(二)豫东彭雪枫部(第六游击支队)发展到3至4万人枪;(三)江北新四军也应迅速扩大原有武装，四、五支队分别扩大到1万人以上;(四)在苏皖边，半年内发展党所领导的游击队3万人枪，自卫军30万人。其它地区发展自卫军均应为游击部队的10倍左右。
1940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山东、华中地区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肯定了刘少奇在华中发展武装的部署和计划。
在大力发展游击武装部队的同时，刘少奇把扩大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也同样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说“游击战争是要有根据地的，没有根据地就不能长期坚持”⑦。他每到一地，都强调，打仗要有人，要有枪，同时也要有个“家”。刘少奇形象地把发展抗日武装和建立根据地的关系比喻为“人”与“家”的关系，这个“家”就是要建立根据地。他说“历史上的流寇主义，没有一个能够成功，抗日战争没有根据地也不可能取得胜利”⑧。刘少奇坚持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发展华中的指示，把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看成是一项关系抗日战争全局和影响今后建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任务。
1939年春夏，刘少奇对创建鄂中、豫南、豫东的抗日根据地作了部署。同年11月，刘少奇到达淮北时，立即指示彭雪枫部“集中力量创建永、夏、萧、宿四县根据地”，同时要求“在杞、太、淮及鹿邑、亳州、商丘等地建立小块根据地，以便将来联系成大块”。
同时，刘少奇以战略家的眼光，瞄准了苏北：“准备在一二个月后，主力部队及省委干部抽一部即越过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在苏北，我们活动的可能性更大，更可放手。”⑨
12月初，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到达皖东，通过详细调查了解，觉得皖东明显存在的问题是“地方工作薄弱，建立根据地观念甚微弱，而国民党则调集相当大的兵力到皖东向我压迫，命令我们过江南”。12月19日，刘少奇在就华中地区工作部署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在武汉失守后，大约有好几个月时间，使我们完全有可能建立相当完满的皖东抗日根据地，我们是(处于)失去历史发展这种特殊的窘迫。如果敌情及全国大局没有大的变化，目前我们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而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在江苏北部”[10]。
根据这种形势，刘少奇作出部署，新四军四、五支队一部分留皖东，加强和巩固原来基础，其余部分北渡淮河开赴皖东北，配合彭雪枫部向苏北大发展。12月中旬至次年初，刘少奇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调整组织，统一思想，作出了向苏北发展、建立巩固的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具体部署。除了四、五支队一部北上，配合彭雪枫部东进以外，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调遣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陈毅部由苏南北上。三支队伍合力开辟苏北。会后，刘少奇决定自己亲赴皖东北实施东进计划。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完全同意刘少奇发展和开辟皖东北、苏北根据地的部署，并且派遣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三四四旅南下，命令“三四四旅应速开动，其电台即与胡服联络”，“八路军到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向苏北发展”[11]。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1940年10月，南北各路大军胜利会师苏北盐城，刘少奇率中原局同时到达。至此，我豫、皖、苏根据地基本建立，与华中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基本完成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重大战略任务，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在盐城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华中新四军军分会和以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的新四军军部。刘少奇进一步提出“建设正规化党军”的任务。不到一年时间，新四军7个主力师由9万人发展到13?5万人。华中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包括以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中为中心的广大地区，“面积共约18万方里，如加我军经常游击活动的地区，则约有25万方里”，根据地人口“约共有1500万人，约占敌后人口1/3以上”。[12]
斗争实践证明，发展抗日武装和建立敌后根据地是独立自主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不可缺少的两轮。发展武装，取得军事斗争胜利是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建立根据地是发展和坚持武装斗争的基本保证。刘少奇坚决贯彻中央精神，紧紧抓住了这两个轮子，赢得了实现发展和巩固华中的战略目标的胜利。
三、反“扫荡”与反“磨擦”
华中敌后游击战自始至终都是在与日军、伪军和反共顽固派军队的三角斗争中进行的。共产党和新四军是在敌伪顽三方面的夹击中，在反对敌伪的“扫荡”和顽固派的“磨擦”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这就必得要求这场斗争的领导者和指挥者正确处理好反“扫荡”与反“磨擦”的关系，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政治斗争的胜利。
反对和粉碎日伪军的“扫荡”，乃至最后驱逐日军出境，是国共两党两军共同战斗的目标，是完成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方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性任务。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从抗战开始，便作好了在极其困难条件下与日军长期艰苦作战的准备。
自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加紧实施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阴谋。共产党在华北、华中敌后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国民党趁机对共产党采取种种限制和打击的政策。因此，国内形势中暗流渐长，投降、分裂、倒退危险严重存在，华中成了国共磨擦的焦点所在。因此，既要反“扫荡”，又要反“磨擦”，就成了共产党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严峻考验。
1939年底，刘少奇到达皖东的时候，正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向华中新四军发起猖狂进攻，到处挑起“磨擦”的时候。面对国民党妄图把新四军赶出华中的阴谋，刘少奇针锋相对，亲自领导和指挥了一系列出色的反“磨擦”战。
1940年3月4日，国民党桂系部队李品仙部进攻皖东定远县以南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第四支队。3月6日，刘少奇急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广西军与我四、五支队之冲突，将不可避免。我已决心迎击来皖东向我进攻之广西部队，并进一步巩固我在皖阵地。”在刘少奇、张云逸等的直接指挥下，新四军四、五支队一举击溃了桂顽的进攻。
3月21日，国民党韩德勤部趁李品仙部进攻津浦路西之机，出动顽军1万余人，围攻淮南津浦路东半塔集的新四军部队。22日，刘少奇和张云逸向半塔集的新四军第五支队留守部队下达命令：“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守半塔，待路西主力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新四军四、五支队、苏皖支队及挺进纵队奋力合击，歼灭顽军3000余人，把顽军全部赶出皖东地区。
半塔保卫战的胜利，打击了顽军气焰，鼓舞了新四军斗志，为巩固皖东，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指明了方向。6月，刘少奇亲自部署了郭村保卫战，并取得胜利。9月至10月，与陈毅密切配合，迎头痛击向苏南进攻的韩部主力，取得黄桥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从此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坚实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1949年3月，刘少奇关于建立苏皖地区根据地致张爱萍的信中指出：为了在苏皖地区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必须打破苏皖地区一切汉奸、投降派、顽固派、反共派对我们的阻碍”[13]。1940年5月，刘少奇又指示：“目前苏北党的总任务是：迅速从思想上、组织上、武装上准备自己，以现在苏北的新四军部队为基干，抵抗敌寇、汉奸及顽固反动势力对于我党我军的围攻，彻底战胜顽固反动势力，建立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根据地，以便最有效力地长期坚持苏北敌后抗战，直至最后胜利。”[14]
事实证明，反“扫荡”必须反“磨擦”;反“磨擦”是为了更好地反“扫荡”。只有坚决地、大胆地打退顽固派的进攻，才能克服投降和分裂危险，坚持抗战到底。刘少奇尖锐地批评了在反“磨擦”斗争中的机会主义思想，他指出：犯右倾错误的同志“在反共顽固派阴谋和无理进攻的面前没有警惕性，一味退让，重复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式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因而遭到惨重的失败”。
刘少奇认为，在反“磨擦”的斗争中，既要针锋相对，又必须执行正确的策略。首先要严格遵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原则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其次，对顽固派要区别对待，首先打击最顽固的分子，而暂时和缓另外一些顽固分子。其三，要努力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顽固分子。其四，必须坚决打击日、伪，提高我党我军的政治威信，然后才能胜利地打击顽固派[15]。
刘少奇批评了在反“磨擦”斗争中不注意斗争策略的“左”倾错误。指出，有的地方在反“磨擦”中超出了有理、有节的原则，只图有利，造成原则错误;有的地方把顽固分子当作汉奸，把中间分子当作顽固分子等等过火斗争，都对整个斗争形势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总之，坚持反“磨擦”斗争，既要反对一味退让的右倾思想，又要反对不讲策略、扩大打击面和超过打击限度的“左”倾错误。
在华中各根据地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取得反“磨擦”的胜利，顽军基本瓦解，根据地更加巩固的基础上，便可以集中力量打击和粉碎敌伪的“扫荡”了。1940年春夏，江北新四军在刘少奇指挥下，粉碎了日伪对我皖东、皖东北根据地的多次“扫荡”。1941年夏，华中新四军在刘少奇、陈毅的指挥下，坚决地粉碎了日伪对我津浦路东、苏南地区及苏北地区的分区“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也在坚决的反“磨擦”和反扫荡中壮大、发展和巩固。这也就为大反攻阶段的到来“从思想上、组织上、武装上准备了自己”。
四、战略上统一指挥与战术上独立自主
抗日游击战争的作战方法，与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游击战是不同的。这是更大范围、更大规模以及更加复杂的民族战争与阶级斗争交织着的一场人民战争。特别是在华中的敌后游击战，因为进入抗战的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国民党军队及我方均胶着于这块战略要地，争夺十分激烈。
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毛泽东说过，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相结合[16]。刘少奇把敌后游击战的一般指挥原则巧妙地运用于与敌、伪、顽多方作战的华中敌后战场，表现了他卓越的战争指挥艺术。
刘少奇首先强调战略上的统一指挥原则，因为这是实现开辟广阔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全局的需要。这里包括对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华中所有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即新四军、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的统一指挥，也包括各个游击区及淮北、淮南、皖东北、苏北、苏南、鄂中各抗日根据地游击部队各自的战略统一指挥问题。刘少奇每到一地，总要先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并将解决方案向中央提出建议和报中央批准。例如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的游击部队较分散，刘少奇决定统一由彭雪枫、黄克诚指挥;为统一江北各路新四军部队，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统一指挥;新四军一、二支队北上，新四军华中总指挥部成立后，江北部队统归刘少奇、陈毅指挥。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中央沿此指挥关系不变，刘少奇任政委，陈毅代军长，下辖7个主力师。由于有了对华中地区游击武装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这就保证了新四军部队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猛烈地发展到10多万人枪，并迅速地做好战略展开，完成巩固淮北、皖东、豫鄂边，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根据华中敌后抗日战争严峻的形势和与敌、伪、顽之间三角斗争的复杂局面，刘少奇也同时强调，对于反“扫荡”与反“磨擦”这两种分别与日军和顽军进行的战争，须要两套不同的战法，须要两种不同的战略战术原则。
对日寇的反“扫荡”战争，应当是在战略统一指挥下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反“扫荡”战的作战原则，主要包括两点：
第一，争取顽军、友军的合作和协同作战。例如1941年夏，为了粉碎日军对盐阜的大规模“扫荡”计划，刘少奇、陈毅要求各师“要懂得韩德勤、陈、李投敌于我极不利”，“对陈泰运、李明扬中间派的部队，更应该实际帮助，免为被迫变为敌之工具”。当然，对顽军要争取，又要时刻提高警惕。
第二，“军事上以分散游击，避免决战为主，但能争取较大胜利时，应决心实施较大兵力突击”[17]。这样就能有效地达到保存自己有生力量和消灭或击溃敌人之一部的目的。具体作战方针是，在敌开始“扫荡”时，我采用阻击、分散、纠缠、夜袭、伏击等作战法，阻滞敌人前进，掩护根据地民众实行坚壁清野、破路、逃反等工作;主力集中机动位置，选择有利地形，待机予敌一部或一路以歼灭，同时小部队不断袭扰敌人，保持接触。这种军事上的分散、伏击和合击行动，必须发挥游击部队高度的灵活性和独立自主的能力。但这一切又都必须在游击区指挥机关及首长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例如1939年12月21日的周家岗反“扫荡”战，敌伪3000多人分三路窜犯津浦路西根据地的所在地周家岗，刘少奇和张云逸根据敌我形势决定“避敌锋芒，击其弱翼”[18]。战斗开始后，我利用山地设埋伏，敌遭伏击又被分割和追击，敌伤亡近200人，我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古河镇等失地。
对于敌人大规模的“扫荡”行动，则一开始便应避免与敌人决战。刘少奇说，“敌人较大的扫荡战役，总是分若干路向中心区合击，然后反复扫荡，再向据点撤回。我们应付的办法是：当敌人合击与反复扫荡时，主力应切实避免与敌人作战，不要去企图阻止或打击敌之一路，而应分散向四周边区及敌占区行动”，“只留小部队在中心区游击周旋”，“待敌撤退时，主力再转回中心区”[19]。
至于反“磨擦”的战争，刘少奇认为，既不能采取反“扫荡”战中的战略上的统一与战役战术的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也不能照搬红军土地革命时期采用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作战方法，而应当是在战略、战役以至战术上都要统一指挥，特别是在政策上更须统一。因为与顽军的冲突磨擦既是军事斗争，又是政治斗争，是统一战线内坚持独立自主的斗争，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所以往往一场并不大的“磨擦”战，是打或不打，胜或败，都关系到全局，具有战略性影响。如果是规模较大的反“磨擦”战，则更应该慎重。例如，刘少奇曾在处理皖南事变的危急关头及时向中共中央提出对国民党政治上进攻、军事上暂缓进攻的建议，中央和毛泽东采纳了他的建议，改变了原拟政治上、军事上同时予以反击的决策。这一切，都是从战略全局出发考虑的。
根据共产党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斗争原则，在军事上，刘少奇亲自指挥的华中敌后根据地反“磨擦”战中，一般采用“以守为攻”、“孤守待援”的作战方针。例如大桥镇、半塔、郭村、黄桥等保卫战均采取这种战法。攻守得当，速战速胜，战后讲和，充分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而要做到攻守巧妙得当，及时出击，及时收兵，速战速胜，没有领导者高瞻远瞩的全局统一指挥和各作战部队的协同动作，是完全办不到的。
1940年10月的黄桥战役，是由刘少奇和陈毅在整个华中范围内统一指挥，互相配合而取得的一次反顽战争的重大胜利。9月1日，刘少奇即电告陈毅、粟裕：“估计韩德勤有于最近向我进攻之可能，而以向你们进攻之可能性最大”。“韩部如进攻你们，决令苏北各部不顾一切南下;但韩部如向北进攻苏支，你们亦应向东台、盐城北进增援”。同时，又致电张云逸、彭雪枫、黄克诚等，如韩部大举进攻我南面新四军，我苏北各部必须不顾一切南下，向盐城、东台、兴化攻击前进，以便增援，击破韩之主力。同时对西部桂系部队则采取和缓牵制的方针，以集中力量解决韩部。9月底10月初，韩部果然向黄桥大举进犯，在陈毅、粟裕指挥下，新四军一、二、三纵队奋起自卫歼灭顽军万余人。与此同时，黄克诚率八路军第5纵队南下向阜宁、盐城推进，新四军四、五支队经淮安、宝应向东推进，对韩顽造成强大压力。这次江北新四军统一作战行动，取得了开辟苏北根据地的重大战果。
对付顽军的突然袭击和在危急情况下，刘少奇也善于运用“围魏救赵”的战法。例如，1940年3月初反击桂军的定远大桥保卫战，顽军5000多人从南、北、西三路合围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大桥镇，这时镇内仅有守军一个特务营。刘少奇和张云逸一方面命令留守特务营坚守待援，布置四、五支队主力对付西、南进犯之敌;同时急调四支队十四团攻打顽军颜仁毅部巢穴定远县城，调动颜回师北返。经过9天战斗，取得了这次保卫战的胜利。
刘少奇批评了反“扫荡”与反“磨擦”这两种完全应该有不同指挥原则的战争中存在的种种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作法。例如，在反“磨擦”战中，有些指挥员不严格听从指挥部的统一指挥，认为可以打时就打，不可以打时就不打，或随便转移方向，擅自指挥部队行动。他们机械地把红军时期游击战的战略原则用到了反“磨擦”战中，只注意战役上、战术上争取胜利，而不注意上级交给的战略任务的完成，结果造成了整个反“磨擦”战的被动和不利;而在对日作战中，有的部队在战略上严格服从上级指挥，而在战役战术上又常常抱怨上级指挥太少。刘少奇指出，在反“扫荡”战中，不能忽视对反共武装的警戒;在反“磨擦”战中，也不能疏忽对日伪军的警戒。在一定时候，应该集中主力对付一方面，而避免两面出击;当集中主力对付一方面时，要分析矛盾，利用矛盾，集中全力对付主要敌人，不可因担心两面夹击而畏首畏尾，征途动摇。这些作战原则，都是华中敌后抗战的具体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在敌后游击战争中的灵活运用。
注释：
①《缅怀刘少奇》，第113页。
②③⑦[12][14][19]《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70、86、88、283、168、242页。
④据《刘少奇在皖南》郭述申、刘顺元回忆。
⑤[11]《新四军文献(1)》，第126、151页。
⑥[18]《刘少奇主持中原局》，第60、120页。
⑧[10][13][15]《刘少奇在皖南》，第106、22、38、38—39页。
⑨《淮北抗日根据地》，第29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5页。
[17]《新四军文献(2)》，第284—285页。
(作者单位：刘少奇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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