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涉县
来源：人民网   2023-01-24 21:31:48

　　抗日战争时期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按照党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邓小平与刘伯承率八路军一二九师挥师太行，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1940年6月，邓小平随一二九师司令部、政治部进驻河北省涉县，此后在这里度过了5个多战斗春秋。涉县时期由此成为他抗日战争时期战斗生涯的一个标志。在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性的思想。

　　创建抗日根据地，科学总结根据地建设规律

　　1938年1月中旬，邓小平调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到职后迅速投入领导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火热斗争中，一二九师组织多支游击支队，分赴敌后，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地方抗日政权，迅速扭转了许多地区的混乱局面。

　　1938年2月至3月，为了有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一二九师奉命向正太路出击，先后取得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的胜利，取得了抗战初期华北敌后八路军著名的“三战三捷”，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创建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后，在刘伯承、邓小平亲自指挥下，于1938年4月初粉碎了日军对八路军的九路围攻，形成了晋东南根据地的局面，为八路军向冀南、豫北出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8年4月以后，邓小平以主要精力，就近具体指导创建冀西、冀南根据地的工作。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以南宫为中心，西起平汉铁路，东跨津浦铁路，北至沧石公路，南越漳河的冀南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

　　此后，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领导下，又先后建立起晋冀豫、太岳、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6月，一二九师司令部、政治部从辽县桐峪镇迁到涉县常乐村，同年12月，司令部从常乐村迁到赤岸村。1940年8月，在时任中共北方局委员、太北军政委员会书记的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在涉县宣告成立。在此基础上，1941年正式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全区共辖149个县、21个专员公署，人口2000多万，是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中最大的一块，成为中国革命战争一个重要的大战略区。

　　在创建和领导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邓小平立足根据地现实斗争的需要，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和理论，对根据地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43年1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干会议在涉县下温村召开，邓小平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对敌后抗战和根据地斗争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提出了“一个革命根据地除了必须具备的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外，其本身必须具备着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四种力量”的科学论断。他强调指出，党在领导根据地的斗争中，要特别注意使各种革命力量相互协调与配合，避免顾此失彼和胡子眉毛一把抓。而只有正确地掌握根据地的规律，加深根据地的巩固程度，才能使之成为抗日与民主政治建设的依托，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邓小平第一次系统总结了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正确地回答了根据地建设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丰富了我党关于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思想。

　　敌进我进，创造敌后武装工作队斗争形式

　　在领导对敌武装斗争的革命实践中，邓小平不仅着力宣传、贯彻党的战略方针，还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斗争实际进行理论总结和提炼，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军事斗争思想，丰富了我党的军事理论。在《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敌后方的两个路线》等讲话中，他都有精辟而深刻的论述，提出了坚持军事斗争原则与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战术的军事斗争方针。

　　“百团大战”后，日军加紧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封锁、“扫荡”和“蚕食”。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日军接连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作为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所在地，太行区成为日、伪、顽封锁、“扫荡”、进攻的重点地区。在严峻的形势面前，邓小平及时发表了《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分析了太行区困难局面形成的原因，提出了克服困难的方针和办法。文章发表后，给太行全区党政军民提供了新的斗争武器，加强了对敌斗争和地方武装、人民武装建设。太行根据地军民在邓小平和刘伯承领导下，在1941年的反封锁反“蚕食”斗争中，由于实行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针，有效地制止了敌人的封锁和“蚕食”。

　　这一时期，邓小平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敌进我进”方针的提炼和指导运用。“敌进我进”，即到敌后之敌后去打击敌人，“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它是对“敌进我退”的游击战争方针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邓小平在实践基础上对这一方针进行了认真总结、概括和系统阐述，并使之得到全面推广。其思想集中体现在《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中。他还就如何在敌占区、游击区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一二九师创造性地采用了武装工作队这一斗争形式，一支支精干的敌后武工队深入虎穴，驰骋于敌人点线之间，给了敌人出其不意的打击。1942年，八路军前方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肯定了这一斗争形式，并发出命令，在华北各根据地予以推广。

　　奖勤罚懒和生产责任制的早期实践

　　邓小平是抗战时期我党较早注意经济问题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八路军在敌后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大都处于经济薄弱落后的地区，这对抗日武装的坚持和根据地的生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一二九师所处的太行地区，由于土地贫瘠，军需民用都十分紧张。再加上连年灾荒，战乱频仍，边区经济极为困难。1942年9月，中共太行分局在涉县赤岸村成立，邓小平任书记，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三个战略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分局成立后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抓经济建设和对敌经济斗争。

　　为了发展生产，渡过灾荒，晋冀鲁豫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刘邓领导的一二九师直接参加了生产建设运动。为了刺激边区的生产事业，由邓小平提出并制订了生产奖惩制度。当时的情况是：在一二九师官兵的示范作用下，边区的生产一派生机，却招来了党内一些有“左”倾思想的同志的攻击，指责生产好的单位是“经济主义”“本位主义”“金钱观点”“富农思想”等，严重挫伤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为了正确引导和调动部队的生产积极性，邓小平亲自领导一二九师的大生产运动，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关于部队从事生产、运输、经商的办法和分配、奖励原则。在1942年底由黄镇主持起草的“1943年生产计划”的训令中，提出了初步的奖励办法。

　　1943年9月21日，邓小平在太行、太岳、冀南军区部队和政府机关生产会议上作了《努力生产渡过难关迎接胜利》的报告，提出为促进生产发展，必须建立奖罚制度，反对贪污浪费，提倡节约。他说：“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在《命令》中规定，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元到200元的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我说不高。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一项工作做好。”这个报告的摘要在《新华日报》(太行版)转载时，邓小平又将奖金数额提高为“200元到300元”。在太行山区经济极为困难，部队战士每月津贴只有一元五角的情况下，两三百元的奖金，可谓是重奖。在此基础上，1944年3月1日，以邓小平为首的八路军前方总部颁布了《藤代远参谋长、杨立三副参谋长预定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简称《藤杨方案》)，确定集体单位和个人生产节约奖励分红原则。规定在生产中公私兼顾，使集体和个人通过生产节约都能增加收入。这个方案，进一步批判了那种主张“一切归公”“反对私有”的错误观点，提倡劳动、奖励劳动，提倡节约、奖励节约。《藤杨方案》的颁布，“对进一步推动部队的生产节约运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邓小平支持这个方案并身体力行，亲自参加生产，他和张际春、周桓、李大章、刘锡五等前总、北方局领导人，租用了二亩公地，并立下“军令状”，保证来年按规定交出地租。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生产热情，大生产运动的成绩蔚然可观。

　　边区的生产运动赢得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1945年4月12日，毛泽东在给一二九师的电报中说：“你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望妥善执行。”应当说，邓小平的经济建设思想，特别是经济上的责任制和奖罚制度的实行，具有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意义，它为促进生产事业和根据地建设，提供了理论的指针，也为今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摘自《河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