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抗战时期的灾荒防治
来源：团结报 文/ 陈豪    2024-06-01 15:50:43

　　【精彩提要】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谈到，解放区“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从“普遍灾荒”到“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是历史性的转变。知史以明鉴，应当说，邓小平在这一艰险过程中的思想和实践对当代中国仍具有宝贵的启示价值。

　　01日军抢粮加重灾荒

　　“华北各区因敌人破坏，战争影响，普遍灾荒及我们自己的生产工作很差，除山东之胶东、滨海及冀鲁豫一部分地区外，经济上都已接近枯竭点。”“冀南今年旱灾之后，又遭水灾、雹灾，入秋普遍瘟疫，死人很多。今冬因水灾种麦减少，特别估计到明年敌人的大破坏，灾荒的继续性，深值警惕。”这是1943年12月邓小平致毛泽东、彭德怀电报的部分内容。一二九师在1939年已经开始了生产自救。1940年，一二九师专门增设负责指导部队生产的生产部。根据地生产度荒，最急需粮食，粮食遂成为敌我斗争的焦灼点。仅在1942年的春季“扫荡”中，日寇就给华北根据地造成了严重侵害。“太行区有六千余头牲口、近万石粮食被日军抢走。”在敌人重重封锁连番“扫荡”中救灾，一面对敌作战，一面劳武结合成为必由的出路。邓小平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开展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放弃对敌斗争，边区建设无从谈起;停止边区建设，也谈不上对敌斗争。

　　对于怎样粉碎日寇图谋，邓小平主张，发展生产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

　　八路军用简陋武器与强敌进行斗争，何以能够创造持久抗战奇迹，邓小平说：“也许为人们所忽视的，就是我们在敌后还是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正因为有了这一战线的胜利，我们才有可能坚持六年之久，并且还能坚持下去。”对于人们忽视经济战线与生产工作的片面性，早在华北地区尚未出现严重旱灾的1943年1月，邓小平已经对部队有所提醒。1月17日发布的《一二九师一九四三年生产工作训令》批评了1942年生产工作的主要不足：轻视农业生产，认为“出力多而赚钱少”;为图改善生活，却将政策法令置脑后于不顾，屡次走私粮食;生产成果支配使用不适当，存在浪费。强调1943年生产计划的基本方向，是以农业为主，大力提倡农业生产，并要制定出生产的标准和具体完成的措施以及生产节约的奖惩办法。为确保华北根据地生产工作的开展，会议作出了《关于太行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检查和决定》。8月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要求把战胜灾荒作为1943年特别是下半年的中心任务。命令各部队不仅要坚持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应加紧生产，厉行节约。

　　在明确“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成果，都是用血换来的”的同时，邓小平主张，敌后抗战战略上是消耗敌人。

　　战略上坚持消耗敌人，就是要把握好消耗与消灭的关系，“消耗包括歼灭敌人，保存自己，发展自己。不要损失自己的力量，打不必要的战斗，同时，一定要有顽强的战斗拼搏精神”。1942年12月9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关于反对敌人抢粮清乡的对策的电报中提出：“扫荡”之敌无后续部队者，应找出其最薄弱之处突破冲击或从后背给以攻击。游击队要强化政治生活，严格纪律，结合民众，这样才能保存本身并发展游击战，否则将被日寇特务削弱、瓦解甚至被消灭。要求干部适应敌强我弱条件下进行敌后斗争的特点，保持警觉。1943年7月14日，邓小平在报告中说：我们对于陕甘宁边区的最好支援，是把我们敌后的每个阵地巩固好，把我们的根据地建设好，把我们的各种工作做好。局势愈紧张，我们愈要镇定，愈要掌握住政策，愈要防止“左”、右的偏向发生。认识上摆清消耗与消灭的关系，敌后根据地才能在坚持生产度荒的斗争中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最终在持久战中赢得对日寇的胜利。

　　邓小平主张，我们军队在技术上处于劣势，主要是靠人的条件来弥补技术条件的不足。邓小平用“窳劣”来描述八路军的武器，他对一二九师装备的劣势深有感受。1938年6月24日，他在和刘伯承向毛泽东、朱德等的求援电报中说：“我师电台独五瓦特，手摇，马达又坏，碍于气候变坏，发报极难。请急发一个十五瓦特手摇机，否则不能指挥宽面作战。”特别是在日寇进行特种战争的严峻形势中，越发凸显了八路军武器的劣势。1943年6月9日，和刘伯承向中央军委的汇报中写道：敌人为要捕捉统帅机关，经常不断地探测我每个无线电台机器声音、拍电手法、移动位置、如何改变呼号及波长。敌飞机经常扭住我军踪迹，连续飞行侦察，并速示指挥轰炸。如何应对这样强大的敌手，1943年1月邓小平在代表太行分局作的报告中，总结的第一条对敌经验即：敌我斗争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今后的斗争将更加巧妙而尖锐，应切实注意加强下层，提高下级对敌斗争的能力。延安《解放日报》刊文肯定的太行灭蝗斗争，生动体现了怎样以人的条件来弥补技术条件不足的抗争方法。蝗灾是华北抗日根据地遭受的自然灾害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地面上的蝗虫一般是三四寸厚，恐怖的厚达一二尺。蝗虫过后，庄稼、树枝、草叶顷刻被吃得精光。由于灭蝗药物需要的食糖匮乏，邓小平提出组织军民人工灭蝗。有效灭蝗需要反复多次刨卵、捕打，军民使用工具就地取材，有铁锹、扫帚、布袋等。据统计，全太行区日均出动人数25万人以上，总用工1000万个以上，人均约40天。10个县统计的剿蝗成果，共刨卵、打蝻、打蝗1835万斤。由于全区军民齐心协力灭蝗，使蝗虫造成的庄稼减产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降低。这次轰轰烈烈的剿蝗运动一直持续到1944年。1944年夏季太行区获得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丰收，收获小麦160万石，基本度过了三年灾荒。

　　02政策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指出：“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订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精兵简政是毛泽东强调的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重重困难压迫下，机构庞杂臃肿造成的财政、物资供应负担与根据地民力条件的矛盾越发突出。邓小平在根据地机关、部队进行第一次精兵简政期间，主要从减轻人民负担方面强调了贯彻这一中央决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根据地的同胞比敌占区同胞的负担要轻得多。但是，由于长年不断的战争和日本强盗的掠夺，天灾人祸，生活也是困难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就应特别关心民间疾苦。减轻人民负担，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们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1944年1月28日，邓小平就精兵情况，致电刘伯承等说：第一次精兵全军区共减少七千四百八十七人，以当时每人每年一千元计(粮食在外)，全年节省开支七百五十万元。1943年3至4月进行的第二次精兵，刘伯承和邓小平把重点放在进一步调整机构、改进机关工作作风与提高工作效率上。配合部队精兵的党委、政府简政工作，“仅太行区在八月以前，县级以上政府工作人员就减少了80%，节省经费达38%”。

　　邓小平主张，生产政策应奖励积蓄，“如果生产上鼓励人民积蓄，就能减轻人民负担”。晋冀鲁豫边区连续数年遭受日寇的残酷封锁、掠夺，同时，又遭遇多种自然灾害的严重打击。亟待救济的灾民达35万人，大约占全区总人口23%之多。还有从冀西、豫北和黄河以南国民党统治区逃过来的7万多难民需要安置。全区军民吃穿缺乏，部队、机关的给养几乎后续无继，战士们常常衣食无着，饿着肚子与日寇伪军作战。面临艰困的局势，邓小平分析指出：“从整个形势来看，华北是熬时间，从长期着眼，积蓄力量，坚持斗争。实现这一方针，基本环节在于如何争取群众跟我们党走，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自己。”边区应当建立在人民保有积蓄的基础上，“不积蓄就经不起灾荒，更不能坚持长期斗争”。如果群众倾家荡产，无法进行再生产，人民就不会拥护八路军，“即会弄到既无饭吃又无群众，不能支持斗争”。由于发展生产中执行公私兼顾政策，允许一定比例的个人积蓄，对于扭转严重的生存困难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太行军区个人有积蓄者一度达到9411人，储蓄总额达到167万元。仅太行军区，一年开垦荒地12万亩，其中个人开垦的小块荒地5728亩。时至1944年秋季，太行山遍地待收的庄稼呈现了走出数年灾荒的生机。

　　日军实施人力、物力掠夺，又鼓动灾民到抗日根据地抢粮，企图制造抗日根据地人民与沦陷区中国人严重对立的事端。邓小平指出：“敌人对我们的经济进攻，是与军事、政治、特务的进攻密切结合着的，是极其残暴的。”

　　邓小平强调要增强干部的能力。“地方武装一定要保证干部优良，游击队的成分要更纯洁”，确保地方武装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斗争。敌人掠夺沦陷区、游击区人民食粮，我们就组织、帮助人民采取包括武装抗争在内的多种方式回击日寇的强盗行径;敌人要抓丁服劳役，我们就组织壮丁躲避奴役，并与群众联合打散集合起来的人丁。“诸如此类的斗争，几年来没有一天停止过。”受严重旱灾、蝗灾、水灾等的影响，抗日民主根据地灾民的生活比往常更为困苦，但是在边区政府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济之下，依然保持着对自然灾害与侵略者顽强斗争的活力。“我们的军队和政民干部，在灾荒严重的区域，成了生产的主力军，专员、县长、司令员、政治委员都亲率干部战士去帮助灾民种地，更给了灾民以很大鼓舞。”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的重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日民族矛盾演变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形势下的必然选择。国内外条件的变化，使内战时期的敌人，转变为了需要联合的友军。邓小平说，“我们与他们的制度、阶级基础不同”，而从事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目的就是团结一切力量去战胜敌人。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人民对敌斗争是客观形势需要。为持续开展政治攻势，争夺思想阵地，1943年2月28日一二九师政治部发布了《一九四三年敌伪工作方针》的报告，要求每一个县掌握一个伪中队，并在其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日军工作，主要对象应为在根据地周围的警备部队，高度发扬反战同盟的力量。对国民党军队采取必要的权宜之策，是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又一方面。

　　华北根据地普遍实行地主减租减息过程中，对于农民佃权的保障，调解人民纠纷，是农会经常注意的重点事宜。针对实施减租清债政策中，对地主打击过重，甚至由打击地主变形为冲击富农的社会风气，邓小平强调区分和把握削弱封建与消灭封建的政策界限。减租减息改善群众生活是一方面，使地主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有条件维持生活，是政策不可偏废的另一方面。侮辱地主人格的斗争手段，既妨碍团结地主抗日，也妨碍争取落后群众对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参与。因此，“三三制”民主政治的施行必须实质上保障抗日地主的人权。为此，邓小平强调党的指导作用的正确发挥，防止群众发动起来后出现的自流性。他说，开展社会统战工作。应当抓住一批地方士绅，进一步开展伪军工作。对国民党不过分刺激，我们的态度不是骂它，而是希望它进步，强调团结，坚持抗战。应对敌后灾荒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斗争，有各阶层人民的积极参加，才能够有所结果。

　　03与人民一块度荒必须做一些善政

　　除领导部队、政府人员帮助群众耕种，鼓励个人开荒，厉行节约，进行大生产活动度荒外，邓小平还组织地方干部挨家逐户帮助受灾群众制订生产自救计划。生产自救过程中，生产互助合作大量出现，至1943年底，太行区生产合作社达416个，297个位于灾区，社员、股金都成倍增多。互助合作是农民由个体劳动跨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生产自救中的实践，证实了互助合作对于生产度荒的有效性。当时太行区“到处传播着人们创造新社会的口号”。随后，这一新型生产度荒方式在晋冀鲁豫各区得到了推广。

　　邓小平推动和指导边区政府实行一系列措施稳定粮食供应、平稳物价、活跃区内外贸易、激励工农业生产恢复。从产粮的敌占区获得粮食来低价(相当市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二)卖给灾民，而运输这些粮食的都是灾民，可以得到运输工资养家。采取运粮方式的以工代赈，民工得到粮食35000石。由邓小平在温村会议上提议，后经他直接指导、督促，边区政府制定、颁布了统一累进税制税则，1943年初太行区开始施行。即把农村并存的数种资产税、收入税合并为一种税，税率累进依纳税富力分等实行。“向老百姓征税要根据当地最近几年的平均收成，超出这一平均数的部分完全归生产者所有。”这种主要由邓小平设计的税收制度，在调节不同阶层收入和增加边区政府财政基础的同时，实际上发挥了鼓励根据地经济恢复发展的作用。冀南银行发行冀南钞票作为边区的地方本币，以消解敌人滥发伪钞无度掠夺民间物资的危险。1944年1月29日，邓小平在致彭德怀的信中说：最近大家感到银行没有实物准备太危险，所以我们决定今年部队、机关生产所得，全部作为银行基金。今年秋如年景好，亦准备多征3万石作银行基金。

　　邓小平重视通过生产技术创新，提高生产度荒的效率。他积极倡导改良农业生产的新技术，亲手将试种成功来自美国的优良品种“金皇后”玉米、番茄等种植到田地。在他的指导促进下，部队和党政机关大力帮助群众兴修农田水利。漳南漳北两条引漳水渠就是由一二九师和边区军民修建的，建成于1944年，总长37华里，加上当地原有的水利灌溉设施，可浇灌面积达9860亩。至今这两条水渠还在发挥灌溉农田的效用，造福于民。正如邓小平所说：“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正因为我们注意了生产的组织与领导，人民许多困难被克服了”。

　　《团结报》2024年4月4日文史周刊8版　　作者：陈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