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对民族精神的弘扬
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2011年11期   2023-02-03 15:08:10

　　抗日战争中，朱德主要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三个方面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弘扬，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同时又融入了丰富的时代内涵，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增添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学习朱德留下的这份宝贵精神财富，对于不断激发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增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朱德在人民战争、军队建设、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诸方面提出了不少重要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这其中也包括他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方面所做的贡献。抗日战争中，朱德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又融入了丰富的时代内涵，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弘扬，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增添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学习朱德留下的这份宝贵精神财富，对于不断激发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增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发扬乐观主义精神

　　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意志和精神的较量。在这场战争中，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极大地振奋和升华，正是依靠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国人民在抗战中取得了一系列辉煌业绩，不仅重塑了中华民族的外在形象，而且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强盛的重要转折点。在抗战期间，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一言一行，都会对敌后根据地军民的精神面貌产生很大影响。八路军、新四军在这场战争中，始终能够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抗战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与朱德的努力不无关系。

　　(一)消除恐日症和妥协行径，是树立必胜信念的前提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开始进入全民族的抗战阶段。然而，一些动摇分子仍对日本帝国主义心存幻想，甚至还有恐日心理，他们被貌似强大的日本所吓倒，认为战则必败，主张对日妥协。朱德严厉批驳了恐日症现象，认为“所谓的恐日病只是自己脑子里的魔鬼造出来的，日本并不是那么可怕的怪物，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牢牢地记着!”他精辟地分析了日本在经济上、军事上存在的致命弱点：首先自然资源尤其是战略资源严重贫乏，“这些对于军事非常重要的原材料缺乏，无疑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致命伤。”[1]其次，日本“农业技术的落后，封建剥削的残酷，地租及赋税的繁重以及农民的极端贫困化，一切这些都形成了日本农业经济的特征，阻碍了日本工业的发展”，更是日本“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最弱的一环”。第三，日本工业畸形发展，连年大规模扩军备战，结果“这种大量消耗而与国民福利无关的军事工业发展破坏了国民经济”。庞大的军费开支，造成了日本巨额财政赤字而不得不靠发行公债度日。第四，日军在武器上虽优于中国，但随着战线拉长，其兵力不足的弱点将逐渐暴露，日军“不能够支持怎样长久，亦不能布置在广大地区上的。”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程的推进，日军的厌战情绪也会随之增加。

　　那么，怎样才是对待日本法西斯的正确态度呢?朱德认为，一方面“不应忽视日本强盗强大的侵略力量”，否则“将会犯轻视敌人的严重错误”;另一方面，也不能因此而“过分估计日本强盗的力量”。朱德严肃指出，恐日病是严重的错误，让步、妥协与退让是亡国灭种的自杀政策，“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是抗战，抗战到最后的胜利!”

　　(二)抓住战争的有利条件，是抗战胜利的必然要求

　　善于抓住敌人的弱点，充分利用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是加快中国抗战胜利步伐的必然要求。1937年7月，朱德在《解放》周刊上撰文认为，目前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来说有三大有利条件。一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而日本是非正义的，国际舆论一致地责斥日本的强盗行径;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实现了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只要这样地继续下去，勇敢地大踏步地继续下去，终会给与中华民族以新的动力来实现它的民族解放的神圣任务的!”[1]三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已经创造了不少成功的经验。比如“锻炼了成千上万不畏牺牲不避艰难的干部;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认识与政治信仰，红军中的每个战斗员以及饲养员炊事员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认识，知道怎样执行他的抗日的政治任务;建立了完善的系统的政治工作制度;在广大群众中播种了新的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种子。”[1]中国共产党愿把这些宝贵的经验热诚地贡献给一切抗日的友军和全国同胞借鉴。朱德深信只要把这些有利条件充分利用起来，必将“收结更多的革命果实”。

　　(三)坚持动员民众的持久战争，是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野蛮的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唤起民众的抗日激情，动员他们走向抗日第一线。朱德指出抗日战争必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就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全力以赴。因此，他认为动员民众、武装民众，给民众以充分的救国抗日的自由，这是争取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过去蕴藏在广大人民中的巨大抗日力量是“被箝制被压迫了”，“这无疑义地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应该立刻动员千百万的民众到前线去，到日军已占据的区域上“组织大众的游击队，袭击敌人，疲劳敌人，破坏敌人的一切交通，与抗战的军队配合起来作战。这才是最有效的抗战方策。”[1]只有这样，方显人民战争的威力，方能树立抗战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他说：“尽管敌人怎样残暴，怎样强悍，在抗战到底的进程里，最后的胜利终会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我们不但有着这样坚决的信念，民族解放的灯塔亦在这样照耀着我们走向最后的胜利!”[1]1940年5月，朱德在由西安返回延安的途中拜谒了黄帝陵，在听完随行人员的讲解后，他触景生情地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光辉的历史，然而近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却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百般欺凌，被称作‘东亚病夫’。现在，这个古老的民族觉醒了，我们这些黄帝的子孙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烽火，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着神圣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战争，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也一定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那些阻挠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想妥协投降的人，是黄帝的“不肖子孙”。[2]在朱德身上，处处闪耀着一种中华民族不屈的民族性格和必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指引着中国人民走向民族解放之路。

　　二、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风雨同舟，团结御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基本精神。抗日战争中朱德努力使这种团结御辱的集体主义精神进一步升华，不仅强调要不断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主张一切遭受日本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国家联合起来，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一)把中日民族矛盾放在首位，强调中华民族要团结抗战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建立，从而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对立局面。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基本的条件，朱德始终是这种团结精神的执行者和弘扬者。1937年7月14日，朱德为红军奔赴抗日前线题词：“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复图占外蒙，又侵我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山河，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3]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1938年7月，朱德在八路军总部直属干部会上总结了抗战一年的经验，针对有人挑拨国共两党关系，企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朱德给予了批驳：“共产党的真诚，在一年以来，推动大家走上真正团结的道路”。“有人说主义、阶级、党派的冲突不可避免，但在世界大潮中，民族的冲突大于阶级的冲突”。今后的“中心工作还是统一战线”，“要用一切方法巩固统一战线，才能胜利”。[3]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改变了进攻策略，对国民政府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而集中其主要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日本的诱降下，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公开叛变投敌，失败情绪在一些人当中有所上升。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朱德发表了《我们一定要胜利》一文，文章指出，日本法西斯原来打算用二三十万军队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这个狂妄计划遭到惨重的失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中华民族的团结，是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民党、共产党的亲密合作。两年来，中华民族愈战愈强，特别是表现在华北的抗日战场。当日本法西斯侵入长城以后，以为再无第二道长城可以阻挡他囊括华北的企图了，但是，一座新的长城出现了，这就是华北的游击战争。伟大的中华民族是能够而且敢于胜利的。[3]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不是对国民党进行无原则地让步，而是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把中间派看作是必须争取的力量。1940年5月，朱德由华北抗日前线返回延安，在途径洛阳时会晤国民党著名将领卫立煌。朱德在卫立煌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词，再次强调国共两党和全国军队团结的重要性。他说：“全国人民需要这种团结，国民党的大多数党员需要这种团结，共产党、八路军坚决要求这种团结。只有日寇、汪精卫等汉奸、投降分子和摩擦专家害怕这种团结。这种团结必须建立在进步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2]

　　抗日战争中文艺宣传工作对于鼓舞斗志，振奋集体主义精神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朱德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多次到鲁迅艺术文学院指导根据地文艺宣传工作。他要求根据地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面向广大的群众和士兵作宣传，“中心内容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指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前途。”艺术工作者“要习惯过集体生活，要善于表现集体的力量。因为我们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者。在伟大的共产主义的事业当中，无论是怎样的个人，都显得渺小了。”[4]

　　(二)将国内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合起来，主张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面对着共同的敌人，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民族都应该联合起来，结成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每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都离不开其他国家多方面的支援;同时，每个国家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又是对其他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宝贵的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为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朱德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41年7月7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七七抗战四周年纪念大会上,朱德分析了世界的反法西斯形势。他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应该与欧洲、东亚以及一切反法西斯之民族亲密联合，努力拯救世界人类，免遭德、意、日法西斯强盗蛮横的奴役。[3]1941年10月，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会上朱德号召东方各民族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统一起来，组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指出这是打倒法西斯主义或是阻止它发展的最大力量和武器。这次大会决议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朱德当选为大同盟执行委员。

　　为援助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派出了远征军入缅作战;不少在莫斯科的华人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当然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得到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党派的声援和帮助，一些国家还派遣人员直接来华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其中就有加拿大的白求恩和印度的柯棣华。他们两个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长眠在了中国的土地上，朱德对这种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给予高度评价。他说，白求恩同志是富于国际主义精神的模范，白求恩同志的高尚的共产主义品质，还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无限责任心和对同志对人民的无限热忱。他的技术高明，但仍精益求精，不但以这种极端负责的精神来执行自己的业务，并且教育了他周围一切人。[3]他称赞柯棣华身上表现的是国际主义献身精神，是印度民族精神的伟大表现，值得一切反法西斯人民、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珍重与发扬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亚洲人民的解放，无疑地要依靠人民的这种团结一致的斗争，才能得到。”[5]

　　三、坚持战斗和生产，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革命英雄主义是鼓舞中华儿女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凝聚民族力量的伟大旗帜。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对革命英雄主义的内涵，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何弘扬革命英雄主义均作了精辟的论述，对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根据地的战斗和生产，发扬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正确区分新旧英雄主义

　　朱德认为，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广大将士发扬了“坚苦卓绝、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在他看来，革命的英雄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以革命之忧为忧，以革命之乐为乐，赤胆忠心，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而不是斤斤于作个人打算;为了革命的利益和需要，不仅可以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4]革命的英雄主义归根结底是群众的英雄主义，它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所作所为都是为群众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应服从后者。另一表现是相信群众才是创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必须首先澄清对英雄主义种种错误认识，分清革命英雄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本质不同。朱德认为两者的区别有三：从阶级属性来讲，旧英雄主义是为个人利益打算、为反动势力服务的，而新英雄主义则是为了群众的事业，为群众所赏识，为群众所称颂;从与群众的关系来看，旧的个人英雄主义者只突出个人，轻视与脱离群众，甚至愚弄与奴役群众，而新英雄主义者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群众力量中的一点滴，不轻视较自己稍为落后的人，不嫉妒较自己更为前进的人，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从发展趋势来说，旧个人英雄主义者“必然为群众所唾弃，为历史所嘲笑”，而新英雄主义“是新时代新社会的产物，是和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一切人们都可在为群众的事业中，尽量发挥自己的天才和创造性，而所有杰出的群众英雄主义者，“也都会被赏识，被表扬，将和伟大的革命事业一起永垂不朽!”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的是一项神圣事业，“需要有许许多多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赤胆忠心，自始至终为革命服务，为革命效死的革命英雄。”[5]他认为，中国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充分发扬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二)充分认识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抗日战争的后期阶段，日军投入大量兵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了大部分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朱德认为形势的发展对八路军、新四军提出更高的要求，为完成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今后更艰巨的任务，八路军、新四军应肩负起更重大的责任。这就需要花更多的力量去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对于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的重要作用，朱德指出，这项工作对于推进工作、培养干部和教育群众是“很好的很重要的方法”。首先，它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只要引导正确，就可以“形成一种勇往直前的风气”，“使人人积极而愉快地为革命战争贡献出更大的力量”[4]，不但能展示出群众的伟大力量，而且可以从群众中涌现出无数的英雄。其次，弘扬英雄主义是团结群众、培养干部的重要方法。通过坚持敌后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和开展大生产运动，可以培养更多来自群众的、有群众影响的干部。这些英雄主义者是“团结群众的核心，在他们的影响下，使全体群众更积极地行动起来。”[4]第三，弘扬英雄主义是教育群众的重要方法，也是进行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以群众所最熟悉的和最钦佩的群众英雄及其业绩来教育群众，以群众英雄的活榜样号召大家前进，这就打破了教条主义的空谈，使教育产生出力量。”朱德认为，重要的是做好树立英雄主义典型的工作，以榜样的力量来教育群众、激励群众，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有计划的经常的工作”，“如果能使人人积极、上进，向前面看齐，我们的工作就会大踏步地前进，而在前进的道路上就会把一些坏的倾向克服掉。”[4]

　　(三)在战斗和生产的实践中弘扬革命英雄主义

　　如何在战斗和生产实践中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朱德明确指出，战斗、生产、团结群众，是八路军、新四军的三大任务，也是弘扬英雄主义的主要场所。

　　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奋勇杀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空前的，是革命英雄主义的一次生动展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更是这种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无数的革命英雄主义典型事例“无一不是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4]

　　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坚持长期敌后抗战的重要一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寇的封锁、扫荡，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日益困难。为了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学人员和人民群众响应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1940年9月，朱德在《扩张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一文中号召全体指战员和政工人员，“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力更生，做到部队给养部分自给，只有这样，敌后抗日武装才能继续坚持，才能扩大已得的胜利。”[2]在大生产运动中，朱德不仅首创了“南泥湾政策”，而且亲自领导了南泥湾的开发建设。在朱德领导下，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发建设中充分发扬了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使南泥湾很快变成了“陕北江南”， 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典范，同时也孕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顽强拼搏、勤俭节约、同心同德的“南泥湾精神”。

　　总之，抗日战争期间朱德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给今天从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人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今天继续去发扬光大。他的这些光辉的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人，现在我们所大力提倡的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等无不渗透着朱德的重大贡献。

　　[1] 朱德元帅丰碑永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2] 朱德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 朱德年谱[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 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石保山(1974-)，男，汉族，河南方城人，工作单位：河南省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政治理论教学部，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