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与“翻边”战术的提出和运用
来源：人民网 作者：罗东进   2023-01-26 15:39:07

　　罗荣桓 【1902.11～1963.12】，湖南衡山(今衡东)寒水乡南湾村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1师1团特务连党代表，红军第4军11师31团营党代表，第2纵队党代表，红4军政治委员。1932年起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红8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大学一科政治委员。1937年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第115师政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第115师代师长兼政治委员。1943年起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1949年起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参与指挥辽沈、平津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63年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正是因为“翻边”战术在山东的成功运用，连日本军人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八路军实力正扩大，根据地在不断发展。

　　“翻边”战术是1942年由父亲罗荣桓提出的对付日伪军“蚕食”和“扫荡”的一种战术，是“敌进我进”原则结合山东抗战实际的产物。八路军所以要采用这一战术是由敌后抗战的具体条件决定的。1941年，在日伪军集中重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蚕食”、“扫荡”的情况下，山东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鲁南根据地被“蚕食”得只剩下“南北十几里，东西一枪穿”的狭长地带。由于敌后根据地地域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仍然照搬以前“敌进我退”的办法，那就退无可退，就难以突破敌人的包围。针对敌后的特点，当日伪军进行“扫荡”时，我军主力部队不是部署在根据地的腹部，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当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之部署，粉碎敌之“扫荡”。我主力部队所以要部署在边沿地区，是为了便于较快地“翻”到敌人那里去;所以要靠近一路敌人，是为了便于弄清这股敌人的状况，避免同敌人遭遇或被敌人合围，同样是为了便于“翻”。所以父亲认为，由于日军是外来侵略者，在政治上处于劣势地位，即使在其占领区也是十分孤立的。加之其兵力稀少、后方空虚和八路军长期在敌占区的工作，八路军“翻”到敌占区仍可得到群众的支持而取得行动的自由权。

　　这一战术简单地说就是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由此也可以引申为：敌人“扫荡”我甲处，我从乙处打出去。由于敌人兵力稀少，当它集中兵力“扫荡”我一处时，其他处兵力往往空虚，因此也是其他处实行“翻边”战术的好时机。

　　父亲正式提出“翻边”战术虽然是1942年，但他在过去历次反“扫荡”中早就在实践这种战术。1940年鲁南反“扫荡”和1941年的留田突围都是范例。

　　1940年4月间，日伪军集中8000兵力，分别从邹县、滕县、峄县、临沂、费县等地出发，向鲁南抱犊崮山区进行春季大“扫荡”。父亲和115师代师长陈光叔叔决定：由陈光叔叔率主力部队绕到外线，从背后袭扰敌人，使其不能集中精力在根据地内“扫荡”。父亲则留在内线，带领师部和特务团的两个营，配合四县边联支队，与“扫荡”之敌周旋。随后，师司令部、政治部和鲁南三地委便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父亲率政治部，带了一个连，同敌人周旋。他让组织部兼搞作战，敌工部和锄奸部兼搞侦察，宣传部负责组织群众、训练群众。他还把机关工作人员和剧社的演员编成游击小组，有的担任警戒，有的外出侦察。

　　一天拂晓，在父亲驻地北面的核桃峪发现敌情。此时父亲身边除政治部工作人员外，只有4个班的战斗部队。父亲命令一个班掩护政治机关转移，自己率领三个班爬上村北的山头监视日伪军行动，掩护机关转移。这时在东北和西北方向都发现敌人。正面被山挡住，敌情不明。突然，父亲发现自己正前方山下有几匹无人看守的洋马正悠闲地在山坡上吃草，便命令班长罗贵明带几个人下山看看。如果有敌情就赶快回来报告;如果没有敌情，就把那几匹马牵回来。罗贵明带两个人刚下山就发现山沟里有大队日军，急忙回来报告。父亲听了他们的报告后说：“不要着急，山下的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两翼的敌人同我们之间直线距离虽然不远，但山路崎岖，一时还过不来。”他举着望远镜，沉着地观察着。两翼的日伪军缓缓地向前移动，右翼行动较快，距离越来越近了。500米、400米……警卫排几名战士居高临下进行阻击，日军立即卧倒并开始打炮。迫击炮弹纷纷落在父亲面前的山坡上。他估计政治部已到达安全地带，才下令转移。

　　父亲面临强敌，沉着指挥，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政治部的许多干部都说：“跟着罗政委最安全，用不着担心。”

　　父亲带领师直属部队留在内线同进行“扫荡”的敌人周旋，陈光叔叔则在外线指挥686团、苏鲁支队以机动灵活的战术打击敌人的后方，有力地牵制了在根据地中心进行“扫荡”的敌人。在内线和外线八路军的共同抗击下，5月中旬，日军开始撤退，敌人的“扫荡”被粉碎。在这次反“扫荡”快要结束时，父亲在葫芦套干部会议上总结经验时说：“敌人利用青黄不接、部队与群众粮食困难之际来‘扫荡’山区，我们是有办法克服的。我们把主力运动到敌人后方去活动，很容易解决。再过一个月，青纱帐起，我们还可以到平原上去活动，去和敌人的坦克车碰一碰。”

　　父亲这一思想是他后来提出 “敌进我进”“翻边”战术的萌芽。

　　1941年11月初，驻山东的侵华日军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纠集3个师团、4个旅团的日军主力，再加上伪军，共5万余人，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父亲主持山东军事工作以来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就在两个多月前的8月19日，父亲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为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主持山东军事工作。

　　11月4日，山东纵队机关遭到日军偷袭、合围，分散突围。由于情况紧急，他们砸了电台，烧了密码，以防落入日军之手，因而同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系。父亲和陈光叔叔得知山纵遭敌合围后用电台呼叫，得不到回音，又派出许多侦察员，也没有查明他们转移到什么地方。与此同时，日伪军正逐步向留田逼近的情报却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这时，第115师师部、山东分局和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相当于省政府)机关共2000余人就驻在留田一带，而战斗部队只有第115师的一个特务营和山东分局的一个特务连。

　　5日拂晓，临沂、费县、平邑、蒙阴、沂水、莒县的日伪军兵分11路，在飞机、坦克掩护下，从四面八方向留田合围而来。情况非常危急。到下午，日伪军最近的离留田只有七八里，远的也不过十几里。特务营已经在留田周围的山头、隘口，构筑工事，实施警戒。

　　下午，在留田东南面一个叫牛家沟的小村子里，父亲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参加会议的有陈光、朱瑞、陈士榘、肖华等领导同志和第115师司令部、政治部各部门的负责人，还有特务营的领导。

　　会议讨论的问题很集中，即如何突出重围。大家一面看地图一面讨论。概括地说，提出的方案有四：一是向东，过沂河、沭河，进入滨海根据地;二是向北，同山东纵队会合;三是向西，进入蒙山;四是分散突围。但是没有一个人是主张向南的，因为南面是临沂，是敌人的大本营。当时传说，日军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就在临沂。因此，人们在考虑突围方向时，自然而然地把南面排除掉了。

　　然而，父亲的主张却正是向南。他分析了敌情，综合了大家的意见。他的深思熟虑是：东面，沂河、沭河已被敌人严密封锁，日军在此集结了重兵，设下了埋伏，正张网以待。北面，敌人正疯狂南压，沂蒙山区在国民党军队手中。他们在皖南事变后，同八路军关系恶化，最近刚刚同山纵交了火。如北上，很可能遭到日、顽的两面进攻。西面，临沂通蒙阴的公路已经成为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即使我们能通过这道封锁线进入蒙山，那里也正是敌人合击的目标。而南面呢?正因为是敌人的大本营，敌人就不会料到我们会向它的大本营进发，向南走，可以出敌不意。既然敌人把兵力都集中到了沂蒙山区，其后方必定空虚，那里倒可能要安全一些。至于分散突围，那只是应急措施。现在形势虽然紧张，但还没有到分散突围的程度。父亲主张，先向南突围，跳出包围圈，然后向西，进入蒙山南部。

　　同父亲一起开会的都是久经沙场的指挥员，自然是一点就通，大家一致同意父亲的主张。按照父亲的方案，这2000多将士，大多数是机关人员，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硬是悄无声息地通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突出了重围。同行的有一位德国记者叫希伯，突出重围后高兴得像个孩子，对陪同他的谷牧叔叔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参加的任何一次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怀念。我一定要把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他写的文章发表在115师的《战士报》上，题目叫《无声的战斗》。

　　如果说1940年父亲在指挥鲁南反“扫荡”，是 “敌进我进”“翻边”战术的思想萌芽的话，那么1941年的留田突围，则是“翻边”战术的成功实践和经典战例。到了1942年，鉴于反“扫荡”的严峻形势和教训，父亲明确提出了“翻边”战术，并以它来对付日伪军的“蚕食”和“扫荡”。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1942年8月1日，为了统一山东部队的指挥，中央军委决定将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隶属第115师指挥。但是，这只做到了形式上的统一。这一年的秋季反“扫荡”暴露了这一方面的问题。

　　1942年9月，父亲看到情报部门送来的一份日军作战计划，说日伪军将集中强大兵力“扫荡”滨海根据地。这时，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战工会(相当于省政府)机关、115师师部和由山东纵队改编而成的山东军区都驻在滨海。这些部门显然都是敌人要捕捉的目标。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相继发出准备反“扫荡”的紧急指示。

　　鬼子要来“扫荡”的风声越来越紧，老百姓都忙着坚壁清野，准备疏散。有些干部建议，党政军机关应迅速从滨海向外转移。父亲不赞成在没有弄清敌人的真实意图和动向就仓促转移，他反复地对照地图，审视各地送来的情报，进行周密的思考。他想，如果敌人真要合围滨海，滨海四面的敌情必有异常变化。可是在滨海北面的潍坊和南面的连云港，并未发现敌人的异常动向。他怀疑，所谓“扫荡”滨海可能是敌人施放的烟幕弹。他主张先不要急于转移，等看清敌人的动向后再行动。但是，山东军区、省战工会和抗大一分校等单位匆忙向鲁中沂蒙区转移，结果遭敌合围，损失惨重。对此，当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江华叔叔回忆道：1942年10月，敌人以1.5万多人，对我沂蒙山区进行了拉网“扫荡”。“扫荡”之前，敌人扬言要“扫荡”滨海两个月，并通过特务机关将其“扫荡”滨海区的假情报、作战计划送到我军。同时，临沂敌人2000余人向沭河以东我滨海地区进犯，以迷惑我军。我山东军区(刚由山东纵队改建)驻在滨海。接到敌假作战计划后，罗荣桓同志主张先不忙行动，看一看再说，我也同意这个意见，但军区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却主张转移到鲁中沂蒙山区去。于是正中敌之阴谋。敌见我转入沂蒙山区后，首先在预定合围地区进行多次合击，以迫我集中。10月27日，敌人分作12路，以我军区所在地南墙峪为中心构成直径35公里的包围圈，在飞机、大炮、骑兵的配合下，突然向我袭击。我军区机关迅速转移，未遭合围，转移到沂水以北的沂山山区。11月2日，敌人又组织8000余人分11路对我合围。我发现敌情后，于拂晓抢占了笛崮山，我方兵力只有一个特务营和鲁中二分区的一个团。敌人从清晨起向我进攻，先用炮火猛烈轰击，接着从三面发起一次比一次猛烈的冲击。我军从早上到黄昏，打退了敌人八次进攻。天黑后，军区机关在特务营掩护下分数路突出重围。这场战斗，团长、政委牺牲，特务营仅剩下14名战士，最后被压缩到笛崮山东端，他们战斗到最后，跳下悬崖，六名同志英勇牺牲，其余同志以后被救回。突围中，省战工会秘书长李竹如同志牺牲，黎玉同志也负了伤。我带着警卫班突围，最后只有警卫员滕代田和我冲了出来。

　　父亲对部队遭受的损失非常痛心，但敌人的疯狂和狡诈又使他更加冷静。他考虑，应当运用“翻边”战术，打到敌人那里去，搅乱其后方，迫使其撤出根据地，以掌握反“扫荡”的主动权。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当敌人集中力量“扫荡”沂蒙区时，父亲决定派主力由滨海区南下，组织海陵战役和郯城战役，打开滨海南部的局面。

　　海陵在滨海地区的东南端，是在赣榆、海州、郯城三县之间建立的新县，那里有一座马陵山，故取名海陵。这个县南面是陇海路，北面是郯城、临沭，是联结山东和华中根据地的要地。

　　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伪军头子叫杨步仁，他就是在湖西“肃托”中血债累累、后来畏罪逃跑、投敌叛变的王凤鸣。他投靠日军后改名换姓，当了伪军的别动队队长，就驻在连云港一带。他经常带着伪军骚扰和“蚕食”根据地，把它的触角向北伸到了大兴镇、欢墩埠，距离115师师部长期住过的蛟龙湾、朱范只有二十来里，对滨海根据地南部形成严重威胁。不仅如此，他还倚仗着曾经在八路军里混过，对部队人员有所了解的条件，施展毒辣的政治阴谋企图瓦解八路军。绝大部分指战员对他自然是嗤之以鼻，但也有个别败类被他拉了过去。曾当过政治部协理员的罗保成就是这样的败类。

　　父亲早就想拔掉这个钉子。当日军反复“扫荡”沂蒙山区时，他把教二旅旅长曾国华、政委符竹庭请到师部，亲自部署这一战役。他要求教二旅从中央突破，向南直插到陇海路，然后逐一拔除铁路以北、郯城、赣榆之间的伪军据点。他要求做好战前动员，让指战员人人明白什么是“翻边”战术，进行海陵战役对于根据地反“扫荡”的意义，以提高指战员战斗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他还要求在战斗中开展打“狗”运动，狠狠打击杨步仁、罗保成这一类癞皮狗。

　　按照这一部署，从1943年1月3日至8日，教二旅连克陇海路北日伪据点16处，把杨步仁1200多人的别动队打得七零八落，只剩下200余人。叛徒罗保成和伪大队长尹玉琢、李振东均被活捉。海陵六个区，原来被日伪军“蚕食”得只剩下两个，这次战役恢复到五个半。

　　海陵战役结束后，召开了祝捷和公审大会，枪毙了叛徒、汉奸罗保成。

　　正当八路军进行海陵战役时，日军第32师团师团长石井嘉穗中将由兖州至枣庄，指挥日伪军加紧对鲁南根据地进行“蚕食”，打通了从临沂经郯城到新安镇的公路，隔断了鲁南和滨海的联系，并在临(沂)青(口)公路上的重要集镇醋大庄等地修碉堡、安据点，妄图打通临青公路，并修筑由临沂东南面的重沟至郯城的堡垒封锁线，以纵横分割滨海南部。海陵战役结束后，曾国华和符竹庭写信给陈、罗，建议拔除醋大庄据点并要求把主攻任务交给他们。出乎曾、符预料，陈、罗交给他们的任务却是绕到日伪军的屁股后面，攻打郯城，进一步“翻边”，卡断醋大庄等据点的日伪军的归路，并策应当时正在进行的冀鲁边、清河的反“扫荡”斗争。

　　曾、符接受任务后，派人侦察了郯城的敌情，发现郯城经日军三年的经营，工事十分坚固但兵力不强，只驻有日军一个小队，还有伪军约一个连。郯城北距临沂、南到陇海路上的新安镇都不过百里。郯城西面的马头镇也驻有一个小队日军。为了防止这些地方的日伪军前来增援，曾、符首先动员群众彻底破坏临(沂)新(安镇)公路，并派一个连监视马头的日军。

　　1月18日夜，曾、符率教二旅通过一道道封锁线，直扑郯城。19日夜，总攻开始，八路军采用连续爆破，把日军一个个炮楼送上了天。经一天激战，20日夜八路军攻进郯城，全歼守军。临沂和新安镇的日军得悉郯城被攻，由于兵力单薄，加上道路不通，无法援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同伙被歼。

　　战斗结束后，曾国华、符竹庭等为了观察日军炮楼的结构和自己部队炸药的威力，便向炸塌的炮楼走去。这时突然从瓦砾堆里钻出一个蓬头垢面的鬼子。他跑到符竹庭面前，指指符胸前的望远镜，一面哇啦哇啦地说，一面竖起大拇指。看来他从胸前的望远镜已看出符是个当官的，于是用语言加手势表示自己的敬佩之情。符竹庭颇为感慨地对曾国华说：“看来鬼子现在也知道‘翻边’战术的厉害了。”

　　郯城战斗结束后，曾、符又乘胜率部打下郯城周围的马头等18个据点。随日军到处进行经济掠夺的日本商人看到他们存放的物资都成了八路军的战利品，不禁惊呼：“在山东再也没有保险的地方了。”在醋大庄等地设据点的日军看到后路被抄，被迫全部撤退。日军企图修筑纵横两道封锁线的计划彻底破产。

　　海陵、郯城战役彻底打乱了日军在1942年冬季继续进行“扫荡”的计划。随后，“翻边”战术陆续推广到山东各个根据地。在胶东，从1942年11月12日起，日军集中2万人，采用拉网战术，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一开始，有的干部想在根据地内安几个钉子，来撕破敌人的网。所谓钉子，就是选择有利地形，修筑工事，进行坚固防守。父亲对他们说，在我们现有的装备和火力的条件下，这样做会给敌人以合击的目标，而丧失我军的机动性，陷入单纯防御的被动地位。后来，胶东军民拆掉工事，运用“翻边”战术，机动灵活地挫败了日伪军的拉网“扫荡”。日军独立步兵第20大队大队长田副正信大佐在叙述胶东拉网合围时承认：“在山岳地带内张网前进极为困难。由于包围网薄，容易被突破。特别是夜间有几次被敌人突围出去，我军很难接触和捕捉共军，感到中共实力正在扩大，其根据地建设正在不断发展。”

　　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主席曾这样评价父亲提出的“翻边”战术：“敌人蚕食了，是面向根据地，还是背向根据地?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