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晋冀鲁 游击三千里——追忆父亲徐向前的抗战岁月
来源：人民网 作者：徐小岩   2023-01-26 15:25:36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明确了我军的作战方针，即以独立山地游击战为主，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这次会议上，父亲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不久，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编为115师、120师和129师，刘伯承担任129师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八路军整装待发，准备开赴山西抗日。

　　129师的第一战

　　129师出师抗日前线，正逢忻口战役。忻口一旦失守，太原难保，阎锡山、卫立煌下决心死守。129师奉命直插敌后，扰其补给，寻机歼敌。129师先遣部队769团进至忻口以北百余里的代县苏郎口村时，在低空发现大批敌机。经侦查，发现有一个阎锡山建设的机场，却已被日军占领。日军用于忻口战役的飞机都停在这里。

　　摸清情况后，769团决心打掉这批飞机。不过，攻击机场犹如“虎口拔牙”，一旦不能迅速结束战斗，必将陷入日军重围。陈锡联团长决定把攻击时间选在午夜，并派出有“夜老虎”之称的三营为突击部队，扬我军之长，力争速决。为了保证初战必胜，副团长汪乃贵亲率三营营长赵棠德、教导员潘寿才和几个干部，化装成机场民工，在日寇眼皮底下进行详细侦察。

　　当夜，赵营长率领十连、十一连，悄悄摸进机场，直到距飞机仅30余米处，才被日军哨兵发觉。赵营长果断下令进攻。战士们把一捆捆手榴弹扔向敌机，随着一声声巨响，24架敌机全被炸毁。随后，战士们边打边撤，打死打伤百余日军，顺利撤出战斗，随后打阻击的部队也迅速转移。等到日寇重兵来援时，只见到一堆飞机碎片。可惜的是，赵营长撤退在后，不幸中弹牺牲。

　　响堂铺设伏

　　太原失陷后，国民党部队纷纷退往黄河西岸，而我党提出“与华北共存亡”的号召，八路军决心在山西坚持敌后游击战。129师依托太行山脉，转战晋东南。3月下旬，日军向晋南、晋西黄河沿线大举推进，在邯长公路上，日军汽车日夜运送兵员物资。129师首长决心打一次伏击。

　　这时，刘伯承师长去总部出席会议。邓小平政委和父亲商量将设伏点选在涉县到黎城之间的响堂铺，这段道路旁边是干枯的河床，南北两侧有险山峭壁。3月30日凌晨，部队冒雨行军赶往战场。午夜时分，部队隐蔽进入阵地。按计划，由769团和771团主攻，772团打援。

　　然而，拂晓前，772团突然报告，后方发现数百敌人，请示是否撤出?指挥所顿时紧张起来。难道日军发现我军企图，妄图反包围?父亲处变不惊，一面果断命令部队加强隐蔽，继续埋伏，一面派出作战科长邓仕俊等人前往侦察。之后，父亲又对769团团长陈锡联讲：“你们要坚决消灭敌运输队，即使有几百敌人绕到你们后面，你和771团徐深吉各给我1个连，我来掩护你们，待消灭敌运输队后，向南撤出。”2小时后，侦察人员报告，日军并未发觉我军的埋伏。

　　31日8时，日军14师团辎重部队的2个汽车中队和400余掩护部队，向设伏地区开来，200余辆汽车绵延5公里。771团团长徐深吉在日军车队完全进入伏击圈后，立刻下令开火。769团截头，771团断尾，枪声和爆炸声响成一片。县城的日军得知车队被袭，急忙来援，却遭到772团痛击，只能狼狈逃回。经过半日激战，日军车队被全歼，我军缴获大量军火和物资。

　　血战长乐村

　　从1937年冬至翌年春，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连续战斗，给予日寇沉重打击。日军恼羞成怒，调集10个联队，3万多人，分9路围攻抗日根据地，史称“九路围攻”。然而，来犯日寇虽然占据了一些县城和据点，但找不到八路军的主力，反而频繁遭到游击武装袭扰，补给困难，不得不回窜。八路军总部抓住战机，决心打其一路，断其一指，攻击对象选中由武乡退往襄垣的日军117联队。

　　129师386旅连夜出动，陈赓旅长率部急行军9小时，追到长乐村附近的河谷地带，咬住了日军的辎重队及部分主力。386旅占领有利地形后，向日军发起进攻。趁日军遇袭混乱，386旅指战员乘势发起冲锋，将1500余名日军截为数段。

　　这时，已过长乐村的日军集中千余人回援。772团3营10连抢占长乐村东北的戴家垴高地，数次打退日军救援部队，战至14时，10连官兵几乎全部牺牲，阵地才被日军攻占。就在这关键时刻，115师689团赶到，又把阵地夺回。在河谷这边，赶来的769团一部与771团、772团，对被分割的日军反复冲杀，歼其大部。然而，由于国民党的曾万锺第3军消极避战，使日军从该方向迅速逼近长乐村战场。战至17时，我军主动撤离。

　　长乐村一仗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共毙伤俘敌2200余人，迫使各路日军纷纷回窜，抗日根据地得以恢复。在这场战斗中，772团团长叶成焕身先士卒，头负重伤，壮烈牺牲。

　　冀南造“人山”

　　反“九路围攻”胜利后，华北战局又有了新的变化。日寇从华北抽调大批兵力南下，准备攻占徐州进窥武汉。1938年4月，毛泽东给刘伯承、邓小平和我父亲发电报，要他们将游击战争迅速向平原展开。父亲接受了任务，率“路东纵队”从辽县出发，翻越太行山，横穿平汉路，行军4昼夜抵达南宫，与陈再道、宋任穷等同志会合。

　　从戎十余载，多在山区转战，父亲对山地作战驾轻就熟。来到一马平川的河北大平原后，没有大山可以依托，游击战怎么展开就成了新课题。父亲亲自调查冀南的民情、民俗，找干部、群众谈话，并与宋任穷、刘志坚等同志研究战法。最终他们的思想不谋而合：人民群众才是最高的山，最大的森林，要坚持抗战，就要依靠人民群众，在平原上造“人山”。父亲为此写了《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阐述了建立“人山”的思想。

　　1938年11月15日，日军3700余人兵分4路，首次对冀南展开扫荡，企图合围冀南根据地腹地南宫。八路军按照父亲确定的作战方针，陆续放弃隆平、故城、武城、恩县、高唐、夏津、临清、南宫等县城，避过敌人的锐气，在平原乡村间化整为零。同时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法就地补给。父亲率指挥机关在南宫、威县、清河交界地区游击作战28次，毙俘日军600余人。日寇打无可打，又缺补给，被迫终止扫荡。

　　1938年底，华北地区的日军兵力增至22个师团。父亲认为，日军很快就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扫荡。果然，1939年1月，日军出动5个师团3万余人，兵分11路，合围冀南中心区。面对咄咄逼人的日军，八路军且退且战，使日军每占一地都要付出相应代价。父亲指挥军民坚持游击战，不以敌小而不战，不以人少而不打，积小胜为大胜。到1939年5月，累计战斗400余次，杀伤敌人5000余人，有效坚守了冀南平原根据地。

　　山东反扫荡

　　1939年6月初，党中央指示抓紧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父亲奉命赴山东，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纵队司令，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各部队。

　　鲁中南的沂蒙山区群山巍立，人民强悍勇敢。父亲刚到那里，就赶上日寇发动的第一次“鲁中大扫荡”。从6月1日起，2万余日军兵分10路，展开分进合击。驻扎在莒县、沂水、蒙阴等地的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父亲来不及详细了解根据地情况，便全力投入反扫荡斗争。山东纵队成立时间短，战斗经验少，干部缺，装备差，处境异常艰难。好在沂蒙山区地势险峻，回旋余地广阔，部队熟悉地形民情，又有青纱帐和群众掩护。在父亲的指挥下，经过月余辗转战斗，重点袭击敌交通线和薄弱环节，切断日军后勤供应，拖得敌人精疲力竭，兵员、粮食无继，不得不结束扫荡。

　　刚到山东，父亲感触最深的是吃饭问题，部队吃了上顿没下顿。父亲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没有政权，不能顺利筹粮筹款。于是，在父亲领导下，通过公开和秘密两种形式，建立抗日政府。抗日民主政权的陆续建立，为一次次反扫荡的胜利打下了根基。1940年6月，党中央通知父亲去延安参加“七大”，之后他便没有再回山东，但在他的战斗思想指导下，山东军民始终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度过了1942年的最艰难阶段，迎来了总反攻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