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与新四军抗战
来源：海南史志网   2023-06-14 11:11:52

　　张云逸，又名张胜之，1892年出生在海南文昌县头苑区上僚村一个农民家庭。他17岁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岁参加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时，他担任革命军炸弹队队长攻打两广总督府。22岁时以优异成绩从广东陆军学校毕业。1914年，他参加讨袁护国战争，1921年加入粤军，1924年在粤军许崇智部任旅长，两次率部参加国民革命军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屡立战功，所率部队被称为“胜之旅”。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参谋长并参加北伐战争。同年10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2月，他参与领导百色起义。此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中央军委副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职。1934年10月参加红军长征，历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红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74年11月在北京市逝世。

　　组建新四军的功臣

　　1936年12月，张云逸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受中共中央派遣，往来于广州、香港、南京、武汉、福州、桂林等地，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中负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这年发生的西安事变结束了10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吸取了第一次国共党内合作的教训，确定了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毛泽东提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红军要合法化，壮大和发展人民武装，就要整编，整编就要有番号，但蒋介石却迟迟不愿给番号。

　　毛泽东曾经说过：“共产党能对国民党将领说话的人不多，张云逸是其一。”于是，1937年8月，张云逸受中共中央指示到澳门请叶挺复出参加抗战。叶挺在1928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党内“左”倾路线的排挤，离开部队，避居澳门10年。

　　张云逸化装成华侨阔佬，通过国民党军界的关系秘密潜入澳门，并按周恩来告知的地址找到了叶挺。张云逸与叶挺在广东陆军学校时是同学，之后又一起参加北伐战争，两人之间有很深的友情。闲居澳门的叶挺，见到张云逸远道而来，感动地说：“张云逸先生到来，如大旱之遇云霓，寒冬之见新绿。”张云逸向叶挺介绍七七事件爆发后，中共中央实行战略转变，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拟将南方各省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改编部队的军长必须是国共两党均能接受的合适人选。张云逸随即出示了中共中央敦请叶挺复出组建改编部队的电报。叶挺看了电报后，当即表示决不辜负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

　　叶挺在张云逸来访后，马上离开澳门，奔赴上海与周恩来会见，从此结束了他10年幽居的生活，开始了叱咤风云的抗日生涯。之后，叶挺向蒋介石提出“让我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的建议，并提议红军改编部队的番号为“新四军”。蒋介石接受了叶挺的建议。

　　新四军的番号都得到了国共两党的认可。但蒋介石认可的新四军，是他任总司令的北伐军中有个第四军。毛泽东认可的新四军，是他创建人民军队的第一个军红四军。

　　组建新四军的时候，张云逸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当年他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做参谋时，蒋介石也是参谋，由于有同盟会元老的资历，所以谈判比较顺利。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不含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编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指挥官顾祝同)，并规定在苏北、皖南地区担任游击。随后，经国民政府与中共中央商定，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兼政委，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副参谋长，邓子恢为副主任。中共中央同时决定成立以项英、陈毅为正副书记的军委会新四军分会，以加强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领导。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30日，毛泽东批准新四军的编制。1938年1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正式核准了新四军的编制。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移至南昌。随后，陈毅和张云逸分头到南方8省联络当地的红军和游击队下山整编。陈毅负责湘鄂赣各省，张云逸负责闽浙粤诸省。张云逸到福建向当地红军游击队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及南方游击区域保存革命战略支点和各部队改编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等指示，并与福建省政府谈判该省各地游击队改编和北上集中的问题，在福州设立了新四军办事处，并亲率福建的各游击队北上皖南集结。

　　3月初，散布在南方8省14个地区40余县的各红军游击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下山集中整编。经过短时间的整训，完成了由游击队向正规军的转变。新四军改编后的编制序列为下辖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全军共约1.03万人，6200余支枪械。

　　新四军部队整编任务完成后，立即奔赴抗日战场。第三支队在皖南担任长江防务;第四支队奉命向皖中开进，在长江南北作战略展开;第一、第二支队相继进入苏南，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根据地。

　　寻机出奇兵，在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1938年春，新四军编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规定的第三战区序列。蒋介石规定新四军的任务是：在苏南、皖中敌侧后进行游击战争，在这些地区构成游击网，袭击敌人，破坏敌人交通，以牵制敌人。

　　新四军军部成立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就徐州会战的部署与周恩来商榷，周恩来提议说：“我准备命令新四军张云逸的第三支队，协同贵部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两淮流域，使津浦线南段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会战期间，新四军还派出代表向李宗仁转达：可利用台儿庄以北的有利地势给日军一次沉重打击。

　　5月初，叶挺、项英向全军下达命令：“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要求全军“积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及军部命令，1938年5月至12月期间，张云逸以军部参谋长之职，部署和指挥新四军各部采取机动防御战术的游击作战抗击日军。第四支队于6月12日率先在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打响新四军抗日第一仗;紧接着，新四军先遣队6月17日在镇江韦岗伏击日军野战重炮兵部队;第一支队6月28日在镇江西南竹子岗伏击日军车队、6月30夜袭京沪线新丰车站等。这个时期，新四军的游击作战，有力地牵制日军大部兵力，在战略上策应了徐州会战，支援了武汉保卫战。

　　曾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在回忆录中说，1938年7月6日，指挥徐州会战的李宗仁因旧伤复发回武汉治疗。时在武汉的周恩来设宴招待他。“李在席间对新四军在津浦线南段附近英勇作战甚为嘉许”。后来，“在颁发武汉会战计划时，根据津浦线南段的经验，要求各部队在进行阵地战、运动战的同时，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以牵制日军，消耗敌人有生力量。”

　　1938年底，为阻击日军进犯皖南第三战区(顾祝同部)总部所在地屯溪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张云逸命第三支队进驻铜陵、繁昌沿江地区担任防御任务。第三支队驻守铜繁地区期间，一面坚持正面防御作战，一面派出小股部队，深入敌后打击日军，袭扰其长江运输船队。从1939年1月至12月间，第三支队在“繁昌保卫战”系列战斗中频频获胜，受到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全军通令嘉奖。

　　皖东反“扫荡”，巩固抗日根据地

　　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叶挺军长根据战局变化，令第四支队挺进至滁县、全椒以西，嘉山、明光以南，巢县以北，定远以南地区作战。11月，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由皖南渡江抵达江北无为县，他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会面建立统战合作，确定第四支队除留一小部在无为活动并与军部联络外，其余均向淮南路东及津浦路南段两侧活动。同时将庐江、无为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人民自卫武装，整编为江北游击纵队(司令戴季英)，由第四支队指挥。

　　1939年2月，周恩来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确定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为执行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5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庐江东汤池成立，张云逸兼任总指挥，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任参谋长。7月1日，江北指挥部对江北部队进行全面整编，整编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第四、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

　　7月初，叶挺军长由张云逸陪同抵达安徽省临时省会立煌县(今金寨县)，与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再次进行谈判，就新四军江北部队活动区域问题进行了交涉，这是新四军与廖磊建立统战的一次重要谈判。

　　廖磊，广西玉林州陆川县人，新桂系骨干。抗日战争爆发后，先是在第五战区迎击日军，1938年春移师安徽，在徐州方面迎击日军。10月，安徽省政府改组，廖磊接替李宗仁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并兼豫鄂皖边区游击兵团司令。

　　数月后，张云逸领导江北指挥部初步打开了皖东敌后抗日局面。第四支队建立了以安徽省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五支队建立了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在安徽省长江北岸开展游击战争，保持和皖南的联系。

　　1939年12月初，刘少奇(化名胡服)和徐海东率中共中原局机关，抵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皖东前线定远县藕塘，直接领导皖东地区抗日斗争。翌年1月，张云逸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

　　正当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初步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之际，日军趁新四军立足未稳，对皖东根据地周家岗、来安等地进行大“扫荡”。

　　12月18日，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纠集盘踞在南京、明光、蚌埠和巢县的日伪军3000余人，集结于滁县、沙河集、全椒等地，对淮南津浦路西发动“扫荡”。21日，从西南方向巢县出动日伪军1000余人，经含山和程家市，“扫荡”国民党安徽省第五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古河镇。

　　翌日，驻全椒的日伪军一路1000余人于夜间11时出动，经东王集进至大马厂;另一路300余人，经石沛桥、枣岭集，窜犯周家岗。驻滁县的日伪军1700余人也分两路出动，其中一路经赤湖铺、关山店、珠龙桥窜入施家集，企图与全椒之敌会合后，合击周家岗。这次日军配有九二步兵炮和山炮10余门，运送炮弹的骡马辎重紧跟其后，并有骑兵配合。

　　大敌当前，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张云逸与刘少奇、徐海东、罗炳辉等人一起分析了阻击敌人的作战方案：周家岗地形四处山峦起伏连绵不断，山上树木茂盛易于隐蔽，羊肠小道蜿蜒曲折，易于设伏。江北指挥部经过周密策划，决定大摆“口袋阵”，由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徐海东率第四支队对日军进行反“扫荡”作战。

　　第二天上午，一路日军以小钢炮开路向周家岗进犯。徐海东在望远镜中看到日军进攻来势凶猛，为避其锐气，他命令部队暂时撤退到周家岗西南山地埋伏，以伺机出击来犯之敌。日军到了周家岗，于傍晚时分在山林中安营扎寨。夜色沉沉，我方阵地上，寂然无声。

　　拂晓，日军开始向三合集方向移动。徐海东见时机已到，便果断命令：7团一部迅速尾击敌人，另一部从周家岗经窝子李、西何家到三合集一线，利用沿途起伏的山地、丘陵地形，瞅准机会狠狠打击敌人;9团待敌到大马厂后再尾击敌人。

　　当日军南行三合集至陈郢后山村时，7团1营已抢先守伏在陈郢山头，占据了制高点。7团1营放过了日军前卫部队，待后边随行的骡马辎重和伪军刚一露头，即以猛烈火力给予突然袭击，随即发起冲锋，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冲入敌阵，顿时将敌截为数段，首尾不能相顾。辎重弹药军用物资丢弃满地，骡马东奔西窜，四处逃散。

　　日军遭伏击后，仓皇向复兴集、大马厂方向溃退。此时，第四支队9团2营已运动至复兴集北小高地，严阵以待。当敌行至此地时，我军再次向日军发起攻击，日军死伤惨重。

　　连日来，各路日伪军屡遭打击，接连受挫，不得不撤退。第四支队经过三昼夜的激烈战斗，于12月23日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等地，粉碎了日伪军3000余人的三路“扫荡”。

　　江北指挥部收复古河镇后，在日军扫荡前就撤离的国民党李本一部又返回古河镇，要求新四军归还其“防地”。为团结对敌，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出发，江北指挥部令所部让出古河镇，移驻大墅街。

　　周家岗反“扫荡”战斗，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巩固了新四军在皖东的阵地，收复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等地。由此，新四军在津浦路西站稳了脚跟，为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0年5月，江北指挥部又指挥第五支队出击进攻日军在来安城的据点。来安之战，是新四军第五支队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系列战斗中获得较大胜利的一场战斗。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仅一年多的时间，江北部队第四、第五支队就由7000余人发展至1.5万余人，地方游击队发展至5000余人;江北新四军各部大小战斗200多次，歼灭日伪顽军近9000人。这些重大胜利，有力地促进了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皖南事变前后的张云逸

　　1939年10月，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他撕毁了廖磊与叶挺、张云逸签订的统战协议，并要求新四军“交还”整个皖东根据地。

　　1940年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电到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指定地域。

　　11月9日，中国共产党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佳电”，拒理驳斥“皓电”的污蔑和无理要求，但为顾全抗战大局，仍答应在江南的新四军正规部队北移，不过须宽以期限。

　　还在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前的一个多星期，张云逸就得到情报：第五战区的国民党桂系军队3个师已开往大别山，李品仙已令其所部伺机向皖东大举进攻。此时，江北指挥部所属第四、第五支队主力4个团因调泰兴黄桥地区作战，已东进至淮(安)宝(应)地区，留在淮南津浦路西根据地的只有江北游击纵队和第四支队第9团，而路东根据地则只有4个独立团的地方武装。若桂军集中兵力大举东犯，仅靠淮南抗日根据地现有兵力，不用说打退桂军进犯不可能，就是固守路西部分战略要地，也相当困难。

　　毛泽东等人认为，淮南抗日根据地是整个华中的“战略枢纽”，因此，他们发电报给张云逸下达了一个任务：迅速部署皖东的新四军对西防御，同时向桂军呼吁反对内战，强调团结对敌，务必坚守住淮南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新四军军部也电示张云逸必须坚守淮南抗日根据地。

　　就在张云逸分别接到毛泽东、叶挺要求他坚守淮南抗日根据地的电报时，李品仙已趁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主力东调未返之际，于1940年10月下旬令第48军第138师、第10游击纵队及保安第8团等部共7个团的兵力，越过淮南铁路，向津浦路西新四军根据地发起进攻。

　　因新四军在淮南津浦路西兵力薄弱，11月中旬，桂军相继占领了合肥县梁园、草庙集、王子城，全椒县复兴集，长丰县杜集等地。

　　面对桂军的步步进逼，张云逸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坐镇淮南津浦路西，指挥部队打击进犯的顽军。由于兵力有限，张云逸令第四支队第9团和江北游击纵队以游击战与桂军周旋，在给桂军一定打击后即灵活转移，为主力西返赢得时间。随后，根据桂军的作战特点，张云逸决定集中第四支队全部、江北游击纵队大部以及第五支队第8团，共6个多团的兵力，于淮南津浦路西地区，阻击桂军的进犯。并令罗炳辉赴路西，以江北指挥部副指挥的身份协助自己加强对路西各参战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

　　路西新四军兵力得到加强后，张云逸即调整部署，令各部分别在全椒县周家岗，滁县鸦窝集，定远县藕塘集、界牌集、吴家圩等地构筑工事，准备阻击来犯的顽军，以坚守路西根据地的中心区。张云逸的战略部署终于在11月下旬阻止了桂军进攻皖东的势头。

　　令张云逸未曾想到的是，援军未到，对手却又增加了。

　　12月20日，定远、滁县等地的日伪军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集中兵力与桂军作战之机，纠集了2000余人，向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的定远县藕塘集、仁和集，滁县珠龙桥、施家集、曲亭等地进行“扫荡”。在日伪顽军的共同进攻下，路西抗日根据地形势最严峻时只剩下以定远县藕塘集为中心的东西30公里、南北20多公里的狭小地带，只有两三个完整的乡，其余均成了游击区。

　　张云逸与罗炳辉指挥所部以游击战术一面与桂军周旋，一面打击进犯的日伪军。日军在付出伤亡、被俘400余人的代价后，被迫停止了“扫荡”，返回原防地。

　　当国民党桂军在江北对张云逸坐镇的淮南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动进攻时，长江以南的国民党顽军亦加紧部署围歼孤悬皖南弹丸之地的新四军军部。

　　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9000余人，于6日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预先埋伏的国民党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所指挥的7个师8万多人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还击，血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分批突出重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牺牲。为保全部队，1月14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带几个警卫到上官云相总部谈判，但被扣押。项英、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暗害，袁国平在分散突围中牺牲。

　　重整新四军军部，坚持抗战到胜利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20日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后饶漱石)，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941年1月29日，刘少奇、陈毅、张云逸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在苏北盐城召开了新四军军部重建大会，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长江南北地区的新四军、八路军统一整编为新四军7个师又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独立旅旅长张兴初。

　　张云逸任新四军副军长后，竭尽全力与刘少奇、陈毅共同重建新四军军部及部队的建设与发展。陈毅对张云逸非常尊重，常称张云逸为“同志长兄”。陈毅曾说：“云逸既是一个好主角，也是一个好配角。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当配角时则主动配合，精诚合作。”陈毅还曾赞扬张云逸有“大海容人之量，高山仰止之德”。

　　1941年2月，江北指挥部所辖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2师，副军长张云逸兼师长，郑位三任政委，罗炳辉任副师长。下辖3个旅9个主力团，1.5万余人，以及两个联防司令部和地方部队，9000余人。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张云逸作为一个战略区的领导人，除了参加全军的领导工作外，还要对第2师和淮南抗日根据地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这对年近50岁的张云逸来说，既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挑战。

　　1941年4月，日伪军在天(长)、仪(征)、扬(州)地区增设据点，修筑天仪公路，“蚕食”我路东根据地。张云逸指挥第2师各部在天、仪、扬地区发起反“蚕食”作战。在谢家集、铁牌店、十二里岔、金牛山等地与日伪军作战，仅4月期间就毙伤日伪军700余人。5月28日，日军又以5000余人的兵力在飞机的掩护下，对路东地区进行报复性“扫荡”。第2师所部与敌激战，打退日军的进攻。

　　1942年7月，扬州地区的日伪军企图扫荡苏中地区。第2师为配合苏中第1师反“扫荡”，发起了天、仪、扬公路破击战，打乱了扬州日伪军“扫荡”苏中的部署。

　　第2师所部在淮南地区的连续对日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使路东地区的形势，有持续一年多的时间比较稳定。

　　1943年3月，刘少奇调回中共中央工作，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11月，陈毅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会议后，张云逸全面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他直接部署了新四军第3师、第4师和第1师的反“扫荡”作战。

　　1944年，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张云逸部署和指挥苏北、苏中部队连续开展了春夏季攻势作战。同年7月，部署和指挥第4师主力西进作战，基本上收复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同年冬，部署第1师一部渡江南下，开辟苏浙皖边敌后新区。接着又指挥新四军各部开展对日大反攻作战，歼灭大量日伪军，收复大片失地，创建和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江苏盐城境内伪军第4军等部先观望，后拒降。10月期间，张云逸抽调苏中军区主力会同苏北地方武装，发起盐城战役。

　　八年全面抗战，新四军建立了地跨苏、皖、鄂、豫、浙、赣、湘七省的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8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抗击了侵华日军13个师团，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对日伪军作战1.9万余次，歼日伪军31万余人，使数十万日伪军困守华中占领区不得脱身，从而牵制了日军对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行动。

　　新四军从组建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主力21.5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人、民兵自卫队96万人。收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00万，占华中沦陷区人口的50%以上。

　　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是张云逸担任新四军参谋长、副军长工作的一大特点。八年全面抗战，他参与了新四军军部对日作战的战略部署，制订战略行动方案，甚至直接指挥部队作战，为新四军的全面建设建立了不朽功勋。

　　本文参考资料：

　　1.温瑞茂主编：《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张云逸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

　　2.安徽文化网：《皖东地区反“扫荡”斗争》。

　　3.《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