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与洛川会谈
来源：卷宗 作者：叶篱   2023-01-29 10:18:55

　　摘 要：洛川会谈是1936年1月至3月中共代表李克农与驻守洛川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之间的两次秘密会谈。会谈后红军与东北军建立了联系，解决了红军军事上受围剿，经济上受封锁的燃眉之急，推动初步实现西北大联合的设想，取得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来最重要的突破。为此，李克农立下汗马功劳。

　　洛川会谈的背景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东北、华北，又准备吞并全中国，中国面临严重的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在此民族危急关头，蒋介石却把枪口对准坚决抗日的中共红军。

　　1935年9月，蒋介石任命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出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率领以最具实力的地方势力——东北军为主力的剿共大军，围剿刚取得长征胜利、在陕北会师的红军主力。面对东北军的积极进攻，毛泽东一方面指挥红军作针锋相对的军事反击：在三个月中，歼灭东北军三个师，其中两个师长被击毙，两个团长及数千名东北军官兵被俘。东北军的败北与损失震慑住了张学良及其官兵，沉重打击了东北军围攻红军的信心。另一方面，面对中日矛盾成为全国首要矛盾，毛泽东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首要目标是“西北大联合，然后实现全国抗日大联合”。洛川会谈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洛川会谈是1936年1月至3月中共代表李克农与驻守洛川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之间的两次秘密会谈。会谈后红军与东北军建立了联系，解决了红军军事上受围剿，经济上受封锁的燃眉之急，推动初步实现西北大联合的设想，取得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来最重要的突破。

　　李克农是中共著名情报专家，有着统战工作为情报工作服务的经验，时任中央对外联络局局长，具体负责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洛川会谈前

　　西北局势：西北统战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张学良节制各路军队，因此西北问题的关键是东北军问题。也就是说，实现西北大联合首先要做好东北军，尤其是张学良的统战工作。而统战工作从建立联系开始。

　　对此，李克农决定：以三个月反围剿所俘虏的东北军军官为统战对象，教育和争取他们，借此取得与张学良及东北军上层的联系。被俘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引起李克农注意。高福源是东北军少壮派军人的首脑之一，具有较大影响力;他又是少帅张学良、军长王以哲的心腹爱将，可直接与张学良搭上关系，并对张学良施以影响。李克农决定将高福源作为工作的重点对象。

　　李克农分析了高福源的思想状况：高福源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蒙蔽，剿共失败又处于剿共无路，抗日无门的矛盾中。李克农以高福源为素材，赶写了话剧剧本《你走错了路》。剧中，日寇践踏东北家乡，国军团长之妻因此而流离失所，历尽苦难。面对爱妻，团长因不抵抗日寇而无脸与妻相认。后受命围剿红军，却被红军俘虏，悔过之余决心掉转枪口打日本人。高福源看后，痛哭难眠。在此基础上，李克农向高福源进一步揭示蒋介石利用东北军打红军而两败俱伤的阴谋;向高福源宣传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放下打红军的枪口，“去留自由”;以及中共统战的《八一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这两点都对高福源的思想转变起突破作用。不久，高福源主动向李克农提出：愿回到东北军做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充当红军与张学良之间的“牵线人”。而这正是李克农的工作目标。李克农在这工作中的功劳在于纵观全局，以共同的爱国民族情感作为突破口，通过强大的心理攻势和政治攻势，打破高福源的心理防线，把他争取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中。

　　此后，高福源带着红军的使命，凭着自己在东北军的人脉，秘密往返于红军前线甘泉与军长王以哲率领的东北军六十七军驻地洛川之间，以个人身份向张学良传达了中共抗日主张，并转告张学良，若真正愿意同红军合作，红军可以派正式代表来谈判。张学良立即表示谈判地点在洛川。由此，高福源打通了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

　　两次秘密的洛川会谈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李克农在谈判前仔细分析了张学良的思想：张学良是国民党爱国将领，有着“先剿共后抗日”思想。但剿共失败不仅令张学良意识到剿共无路，而且加深了他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东北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损失了两个师，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还撤消其番号，削减军费，拒付两阵亡师长各10万元的抚恤金。张学良要为东北军寻求出路。此外，李克农收到中共上海地下党发来的情报：1935年12月，张学良赴上海秘密会见与中共有联系的抗日爱国人士杜重远，就联共抗日，实行西北大联合的主张进行了交谈。张学良还会晤了在西安的东北学生领袖宋黎。这些都表明张学良在想方设法寻求沟通与红军的联系。

　　而此时的局势是：基于山西对全国政治影响大，可推动全国抗日形势的高涨，1936年1月10日，中共决定2月20日紅军主力东征山西，讨伐阎锡山，开赴抗日前线。但是，红军主力东渡黄河后，南线将空虚。而东北军一直在南线、西南线和西线围困红军。集结在延安、洛川一线的南线东北军虽受红军重创，但仍有十多万之众。若南线、西南线、西线东北军进攻苏区，必然给苏区造成威胁，使红军腹背受敌。若东北军控制黄河渡口，切断红军西归退路，后果更不堪设想。红军东征要解决后顾之忧。即红军东征时，东北军保持中立而不进攻苏区对中共很重要。加之中共西北大联合的大目标，中共红军也积极寻求与东北军的联系。

　　1936年1月16日，李克农在双方迫切建立联系的愿望中，在高福源引领下抵达洛川。

　　第一次洛川会谈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是1月17日晚，李克农与替张学良打前站的王以哲之间的会晤。这阶段双方的意图都在于试探对方的底细与诚意。王以哲采取先声夺人的策略，以叼钻的问题力压李克农。问题主要有三个：根据中共《八一宣言》，①曾彼此为敌的东北军与红军能合作抗日吗?②既联合东北军，为何令东北军蒙受重大损失?③既愿帮东北军打回东北收复失地，为何骂东北军投降卖国不抵抗?东北军真心抗日。李克农以雄辩的口才，阐明中共愿与一切抗日军队合作抗日的一贯方针，尖锐地指出东北军给红军和苏区造成的更沉重损失，及东北军不抵抗日寇，却围攻抗日红军这一行径在全国所背负的骂名。并指出红军优待俘虏、释放俘虏正是透露愿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李克农以排山倒海之势展现了中共的雄图大略和高风亮节。会谈取得融洽的气氛。

　　第二阶段是1月20日晚，张学良在王以哲陪同下，与红军代表李克农进行的会谈。由于双方都有合作诚意，在这次会谈中，李克农由始至终采取真诚、幽默的态度，如“……今后我会经常来的，只是贵军可别把我当成‘赤匪抓来枪毙哟!”等，让会谈在友好气氛中进行。双方在“在抗日基础上合作，首先实行陕北红军与东北军停战，再考虑组成西北抗日联军，实行西北大联合”的问题上想法类似。张学良甚至表示于2月内到甘肃、南京争取早日实现停火议和。而张学良的这一态度坚定了中共的东征决策。此外，张学良表示愿恢复苏区与白区间的通商。这点对中共很重要。为了剿共，蒋介石一直通过“禁运”、封锁交通等措施，钳制红军苏区。这对物质本就匮乏的苏区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蒋介石妄图以此扼杀中共苏区军民。因此这一点有利于打破国民党对红军苏区的封锁。还有，双方约定电讯联络的波长呼号，从而建立了红军与东北軍之间的秘密联系。这些都是这次洛川会谈取得的成果。

　　第二次洛川会谈。

　　会谈前局势：中共红军于1936年2月20日发起东征战役。毛泽东和中央率红军渡过黄河去山西前线。第二次与张学良的洛川会谈将关系到红军的整个战略部署。中央敦促李克农加大争取张学良与东北军的工作力度，力求与张学良订立互不侵犯协定。李克农肩负这一重大使命，由高福源带路，于2月21日出发，在2月25日抵达洛川。

　　第二次洛川会谈同样分两阶段。

　　因张学良临时接到蒋介石密电，赴南京与蒋介石有要事商量，第一阶段是2月26日至28日，李克农与王以哲的会谈。双方主要围绕局部、具体问题磋商。由于双方都有谈判诚意，又有了第一次谈判的基础，谈判在互谅互让的友好气氛下进行，很快订立了五条口头协定。(基于蒋介石在东北军安插了很多亲信特务，协定以口头形式订立。)内容主要涉及两方面。其一是订立了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的口头协定。3月5日双方正式停火。这点解决了中共红军东征后，后方空虚的后顾之忧。其二是双方所需物资，红军可到白区，67军可到苏区采购。恢复红白通商。这点的意义在于打破国军对苏区的封锁，有助于恢复和发展苏区经济，为红军发展壮大提供物资基础，有利于积蓄抗日力量。

　　总之，这次会谈虽系口头协定，但双方出于抗日救国诚意，比“寻常外交上之文字协定更为诚信无欺”。李克农解决了中共红军东征的后顾之忧，打破了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完成了中共赋予的使命。

　　第二阶段，在中共中央“扩大谈判成果”的指示下，3月4日下午，李克农与张学良进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会谈过程中，李克农与张学良谈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何不包括蒋介石。在第一次洛川会谈后，李克农已经意识到张学良的思想：他主张抗日，愿与中共合作，却流露出不愿反蒋的情绪。这是第二次谈判要解决的问题。而早在2月21日赴洛川前，中共中央就给李克农下达了谈判原则，其中指示：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坚持抗日讨伐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伐卖国贼。亦即坚持把蒋介石排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外。同时指出谈判中不应因这些原则问题与张学良成尖锐对立，而妨碍初步协定的订立。在此思想指导下，李克农与张学良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争论。

　　李克农表示，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围剿抗日红军，镇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对于这样一个卖国贼，怎能与虎谋皮?中共不能把他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除非他放弃反共、反人民、不抵抗日寇的反动政策，中共才会重新考虑。张学良指出：蒋介石掌握国家政权、财权和军权，实力雄厚，又有着抗日思想的一面。只有争取他参加统一战线，我们才有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蒋先生目前不觉悟，我们先要争取他，逼他抗日。也就是说，张学良希望“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

　　在这个问题上，李克农与张学良争持不下。鉴于问题重大，李克农表示愿转达中共党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这次洛川会谈没有解决对蒋态度问题，但是张学良的“逼蒋抗日”提议有着重大历史意义。在日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共反复讨论研究，终于在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对全党发出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①”至此，确立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尽管“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酝酿，但这是由张学良提出，由李克农及时、准确地向中共中央传达、汇报的。这是两人的功绩。

　　然而这次洛川会谈在其他方面取得成果。谈判结束，李克农和张学良达成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初步协定。1、张学良提出，最好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与张学良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即后来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延安会谈)2、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红军代表借道新疆去苏联的事。(以寻求苏联的国际援助)3、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以灰色名义掩护。(以便与各方联系，推动成立国防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

　　这些协定推动了初步实现西北大联合。也就是说，这阶段的谈判，李克农实现了中共中央“扩大谈判成果”的指示。

　　综上所述，洛川会谈的现实意义在于解除中共红军东征的后顾之忧，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其历史意义在于有助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后来决定西北大联合方针的延安会谈，及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西安事变揭开帷幕，推动了初步实现西北大联合的设想。

　　为此，李克农立下汗马功劳。李克农贯彻了中共中央“一切为了抗日，一切从抗战出发”的方针，解放思想，摒弃前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成功做通张学良心腹高福源的统战工作，使之成为牵线人。从而打开统战工作局面，实现争取张学良的统战工作第一步。此后，李克农单刀赴会张学良和东北军军官，有胆有识。在谈判过程中，秉着顾全抗日大局的精神，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订下有利于红军抗日、有利于苏区发展的协定。在把蒋介石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取得历史性突破。

　　正如几十年后李克农对自己的评价“统一战线上的尖兵”，李克农为中共最高级别的正式谈判(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延安会谈)打前站，体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胆识、睿智和自我牺牲精神，以及为抗日的民族使命不计前嫌的广阔胸襟。中共党人正是凭着这股革命情怀，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中最终从胜利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