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抗战初期谍战南京
来源：大西北网-新华网   2023-07-15 10:38:57

　　李克农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以对党无限忠诚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紧急关头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在关键时刻向党中央提供了决策性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克农(1899.9.15-1962.2.9) ,又名泽田、峡公、种禾、曼梓、稼轩、天痴、震中，1899年9月15日出生于安徽巢县炯炀镇中李村(今巢湖市居巢区)。汉族。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人称中共的“特工之王”.1931年冬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卢沟桥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新四军驻上海、南京、桂林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1941年起，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秘书长。后主持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部长。1953年起，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62年2月9日在北京逝世。

　　李克农是中国共产党情报战线的重要领导者，在腥风血雨的国内革命战争中，他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出生入死，冒险犯难，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与钱壮飞、胡底两人一起被誉为情报战线的“龙潭三杰”。

　　鲜为人知的是，1937年，李克农曾在战云弥空的南京，进行了三个半月惊心动魄的谍战工作。

　　借《金陵日报》平台宣传抗日，鼓舞军民士气

　　1937年8月27日，李克农带着几位助手匆匆离开大上海，搭乘沪宁线上的兰钢快车来到南京。奉党中央之命，李克农出任陆军第18集团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在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代表秦邦宪和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他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17路军驻沪军需主任”.当时，淞沪战场正处胶着状态，日军战机频繁空袭南京。

　　李克农的住所是鼓楼附近傅厚岗66号(现青云巷41号)的一幢西式小楼(原为南开大学校长、中华民国体育协进总会主席张伯苓的公馆，周恩来利用与张的师生关系租用)。他平时很少穿军装，许多人并不知道他的身份。

　　来到南京后，李克农很快利用吕一峰与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的兄弟关系办起《金陵日报》，并借此平台全力宣传抗日，鼓舞军民士气。他还注意收集各种情报，当他看到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来的情报时，心情也愈发地沉重起来：这几年来，南京的中共地下党屡遭国民党军统、中统的破坏，损失相当严重。即便是利用国共合作的机会，保释出的中共党团员也不足两百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对日谍、汉奸猖狂活动的打击却很不得力。由此看出，国民党时刻处心积虑地“限共反共”.

　　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也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这种局面令李克农感到气愤和痛心，但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他和战友们还是沉住气，继续开展抗日情报工作。

　　向白崇禧发出预警，使其躲过日谍谋杀

　　一天上午，李克农和叶剑英、肖作云三人应作战部之邀，乘汽车去城西五台山上参观高射炮阵地。归途中，李克农发现路边一个戴草帽的矮个老汉有意无意地扔下一个纸团，又盯住他看了一阵才慢慢离开。凭着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李克农知道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于是，他悄悄捡起小纸团，摊开一看是两行铅笔字：“日本特务要刺杀白总长务请转告他切切不可大意”.李克农很惊讶，这位神秘的老汉是什么人?他为何向我传递情报?莫非他认识我?回到傅厚岗办事处小楼，李克农苦苦思索着，并和几位同志商量了此事。最后，大家认为：此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此事不便通过官方正式渠道告诫白崇禧注意安全。李克农想到一个人---在白崇禧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于是，他立刻指派手下的情报分析员刘纪夫设法与谢和赓接上头。

　　谢和赓是广西人，早年投身革命，他的父亲与白崇禧是多年至交，情同手足，又同在北伐东路军共事。而且，谢和赓的妻子俞漪云和白崇禧家沾亲。有这样的家世背景，谢和赓一向受白崇禧的信任。“七七事变”后，有“小诸葛”之誉的白崇禧奉调南京，出任副参谋总长，佐助蒋介石指挥华北、东南抗战，成为国民党高层的核心人物之一。

　　白崇禧十分信任谢和赓，每次参加高层的作战会议总是把他带在身边。谢和赓设法向已在南京开展工作的李克农汇报了许多重要情报，如淞沪战况、冀豫晋前线战况等，还报告了黄浚(行政院机要秘书)、黄纪父子已因泄露国民党军封锁江阴江面以全歼长江中游日本海军小舰队等绝密作战计划而被处决的内部消息，以及同案被捕的日本间谍南造云子、金马利、永野志雄等13人均在押，尚未处置的情况。李克农对谢和赓的表现很满意，指示他：若无特殊情况，切不可来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

　　这次，谢和赓与李克农派来的联络员刘纪夫接上关系后，立即向白崇禧报警，白崇禧听后很感动。接到警告后，白崇禧更加小心了：他加强了个人的警卫力量，不定期地更换住所，这让日谍无法掌握他的行踪，从而迟迟不能下手。白崇禧在南京有两处住所：一处在逸仙桥附近的雍园9号，是一座带花园的小洋楼;一处在清凉山1号，也是一座洋楼。白崇禧有时住雍园公馆，有时住清凉山别墅。这种变化是毫无规律可循的。他还谢绝了宪兵司令谷正伦要为他加派一个排宪兵保护他的“好心”,因为他已从谢和赓口中听说，谷正伦与南造云子为首的日军间谍组织有“暧昧”的关系。

　　9月19日晚上，夜色浓重，下着小雨，清凉古寺的山门已关上，寺内灯火还亮着。广州路方向的路灯不知为何都熄灭了，夜色中，七八个人影分两路潜往清凉山别墅，试图翻院墙进入，不想惊动了护院的狼狗，于是犬吠不止。接着，这些不速之客就扑向别墅，结果遇到卫兵的顽强抵抗，双方皆有人员伤亡。这些偷袭者正是日军的间谍。他们发现别墅内有防卫，不敢恋战，在卫戍司令部巡逻部队赶到之前迅速逃离。其实，在袭击事件发生的当晚，白崇禧的确曾驱车去清凉山别墅，但他对几名卫兵作了交代后即悄悄从后门离开了。在两车卫兵的护卫下，白崇禧秘密前往升州路上的净觉寺(中国伊斯兰教协进会驻地)，在寺中三楼的一房间里住下。净觉寺的几位教长均与身兼伊斯兰教协进会主席的白崇禧熟悉、交好，如同一家人，此前白崇禧已不止一次借宿净觉寺了。次日，当他得知日谍果然动手刺杀他的消息后，庆幸逃过一劫。

　　那个给李克农送情报的老汉究竟是谁?后来，李克农派人查清楚了老汉的真实身份。原来，那名老汉叫“覃瑞义”,广西人，早年曾参加过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广西右江红八军起义，起义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流落上海。在上海期间，充当了支持中共的租界捕房探长杨登瀛(鲍君甫)的线人。1934年杨登瀛到南京出任中央反省院副院长，与中共中断了联系，覃瑞义也离开杨登瀛来到南京谋生。他从为日谍效劳的城西青帮大头子缪凤池口中得知：日谍要对白崇禧下毒手。他深感此事事关重大，应传给白崇禧。可是，自己又无法与白氏取得联系。想来想去，他觉得只有李克农等共产党人才值得信任，于是便乔装改扮传递了情报。

　　调查军火轮爆炸案，证实确为日本海军驻芜湖及贵池两个谍报小组配合所为

　　1937年11月15日晚，安徽芜湖江面上一艘满载军火的1500吨级货船突然发生大爆炸。由于事发突然，船员及押运的官兵们来不及逃生，死伤惨烈。爆炸的货船也烧毁沉入江底。一时间，从芜湖到南京，流言四起，议论纷纷，战乱中的老百姓更加人心惶惶。特别是港口城市芜湖，百姓们纷纷扶老携幼，欲逃往皖南山区。军警在全城戒严，当局张贴了告示：告知市民，无须惊慌。军火轮爆炸沉江原因尚待查明。初步判断当因船员大意，点火取暖引致大爆炸，并称国军精锐已从四方调集首都(南京)，城防固若金汤。上海前线日寇已成强弩之末，胜利当指日可待云云。但稍具军事常识的人都可看出，战火正日益逼近南京。

　　爆炸案发生后的当务之急是打击猖狂活动的日谍和汉奸，绥靖后方，保障安全。可是国民党军政当局却束手无策，消极应对。芜湖城防司令部只抓了几个趁乱抢劫的无业流氓顶罪，不经审判就押到江边扣上“通敌破坏国家抗战”的罪名，公开处决。这显然无法平息民众对爆炸案的恐慌和怀疑。

　　李克农从南京报纸上读到芜湖江面军火轮爆炸的报道后，心情沉重，连连摇头叹息。他是安徽巢县人，曾长期住在芜湖，如今家中父母仍住在芜湖，故而他很熟悉皖江的情况。他很早就关注对日情报工作，收集过不少重要情报。据他所知，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蓄谋侵华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就派出大批间谍潜入上海、南京、汉口、芜湖、沙市等长江中下游城市，开展间谍活动。这些日谍以汉口乐善堂诊所及眼药店为中心，芜湖亦是长江间谍网中一个大据点。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日谍还与芜湖的几家天主教堂的一些意大利、法国籍神父狼狈为奸，让他们为自己收集中国情报，领取犒赏。面对日谍的猖狂活动，国民党当局居然视若无睹。

　　几个月前，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李克农曾从上海去武汉处理一些秘密要务。他最先发现汉口滨江路日清贸易公司的日本商人、职员及侨民亲属竟一个不剩地全部紧急撤离，桌上的饭菜居然还是热的。而且，码头上几艘日本商船包括满载日本驻汉口海军陆战队几百官兵的炮舰登陆舰均升火启锚。显然，日本方面已得到中国最高当局有关封锁江阴要塞江面的绝密情报，抢先一步搭船舰东撤，令我方作战计划落空。震惊之余，李克农处理完事务立即循踪东下，水陆兼程。途经芜湖码头，他发现住在芜湖的日商及日侨百余人均秩序井然地排队登船，日本海军舰艇担任警戒，码头上一些当地人竟点头哈腰地向交战敌国军民致意。从中可知，日本军方在长江中下游早已有组织严密的谍报网。想到这些，李克农忧心忡忡、夜不成眠，他立即写出有关建议材料派人送给当局军事情报部门。材料上，他列举了江城芜湖的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和敌我态势，要求当局在芜湖、当涂两城实行宵禁、封锁交通、加强卫戍力量，将玩忽职守的军政官员撤职查办，并立即投入军力设立江防巡查大队，盘查江上过往船只，严厉打击日谍、汉奸的破坏活动。

　　可惜的是，李克农的建议大多未被国民党当局采纳。许多官员不是全心全意投入抗战，而是收拾家中金银细软准备开溜。李克农还派了两位情报员迅速赶往芜湖城郊湾，与川军21旅旅长张勋武联系，请他加强芜湖的保护工作和锄奸反特工作。张勋武是川军名将刘湘的老部下，骁勇善战，有爱国心和正义感。张旅长果然采取了措施，抓捕并处死了几个通敌有据的汉奸。在那两名中共党员协助下，追查军火轮爆炸案也有了些头绪，证实确为日本海军驻芜湖及贵池的两个谍报小组配合所为，船上有两名水手充当内应，将两枚定时炸弹偷弄上船。然而，战火很快烧到了芜湖。

　　12月8日，日寇第六师团已经由太湖南岸迂回广德、朗溪包抄了芜湖。张勋武旅长战死，另一个旅长和几个团长营长都弃城而逃，当地驻军中一个团长竟还通敌，守军很快被击溃。日寇在芜湖屠杀军民好几千人，并从南面包围南京……

　　1937年12月1日，李克农指示电台向延安中共中央发送去最后一份电报，报告了战局动态。而后，中共驻京办和八路军驻京办着手准备撤离。

　　在做好了一应善后安排后，12月4日凌晨，叶剑英、李克农、童小鹏、钱之光、赖祖烈以及原在广州负责广东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共七位同志最后一批撤离，他们搭乘办事处的两辆旧小汽车出城西行，告别了战云弥空的南京，结束了三个半月惊心动魄的谍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