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刘子云(1914—1992年)开国少将,江西永新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担任第四十七军参谋长兼湘西军区参谋长。1951年,父亲奉命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简称军事学院)报到,受刘伯承院长委派,负责军事学院基本系阅兵学员的训练工作。从1952年至1956年,父亲连续5年组织训练工作,我有幸见证了训练过程。
受命组织训练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父亲刘子云奉命从湘西剿匪斗争的第一线来到南京,向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报到。刘院长委任他兼训练处长,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到学院的第二天,父亲就开始搞教学法训练,一连搞了4天。训练抓得很紧,早上5点起床,晚上10点后才休息。
没过多久,刘院长和陈伯钧教育长把我父亲找去,要他把学校的政治、训练等工作都兼起来。他一听马上说:“院长啊,我干不了呀!”刘院长马上说:“能行,我还可以帮你忙嘛!”此后,无论是制订计划,还是写总结及训练情况汇报,都是我父亲先写好,再请陈伯钧修改,改完后再送刘院长审阅。刘院长看得很仔细,边看边问他,直到一点一点都核实准确后才放心。
刘院长改稿时,总是那样认真,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改,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改完后他要求我父亲重新抄写,并复印几份,分别送给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院党委各一份,还指示他和教育部教员、顾问多联系,多了解一些情况。每逢开会,刘院长总是强调,要开门见山,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讲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话。刘院长自己也是这样,对下属的缺点和错误批评得很严,但只要改了,他就非常高兴。
1951年国庆是新中国成立后军事院校第一次参加阅兵盛典,刘院长年近花甲仍亲自出征,组成了高级系一期(军、师干部)200多名学员的阅兵方队,率领军事学院受阅人员赴京,并坐镇指挥训练。继之,基本系二期学员(多为师团干部)“二过天安门”。尔后,基本系、情报系各期学员,先后分批次赴京,参加国庆阅兵。
1953年,原基本系主任谢振华入朝作战,我父亲代理基本系主任和党委书记,1956年5月被正式任命为基本系主任。基本系的学员主要是团级干部,少数是营职干部,来自全军各部队。由于生活习惯不太一样,我父亲经常到班里和学员一起聊天,征求意见,解决实际困难。
父亲带学员训练时,我和弟弟以及一帮小朋友就成了忠实观众。放学后,我们便齐聚操场边,坐成一排,认真观看,还学大人们一二一、一二一地走着正步。
每年7月初,我父亲便带领受阅学员乘坐火车来到北京,在天坛公园的古柏树林里搭起帐篷,吃、住和训练都在那里。天刚放亮,他们就起来练立正、稍息、正步。练习正步最严格,任何一个分解动作都要做到位,有人专门用尺子测量摆臂前后的高度、腿抬多高、脚落下多远。按现在的话讲,帽线、枪线、手线,线线笔直;横排、纵排、斜排,排排分明;昂首挺胸、目光向前、整齐划一。
帐篷里的日子
1955年,我们全家在北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暑假。7月,我父亲又带领受阅学员乘坐火车来到北京,我们全家跟着他一同来到北京,我妈妈和哥哥住在洋溢胡同军事学院办事处;我和姐姐、弟弟是第一次来到首都,姐弟三人和父亲一起住在天坛公园训练用的帐篷里,睡的是行军床,每天早晨听着起床号起来,林中小鸟啾啾的叫声宛转悠扬,非常好听。
帐篷的周围是一棵棵高大笔直的古松柏,耸入云天;小松鼠上蹿下跳,一切宛如童话之中。我们姐弟三人觉得很新鲜、很兴奋,整天在公园里转悠,除了跑到祈年殿、圜丘、回音壁玩耍外,更主要的“任务”就是和学员叔叔们一起起床,他们操练,我们做忠实观众,坐在旁边认真观看,场场不落。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和我们一起玩,只有我们姐弟三人,学员叔叔休息时,也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尤其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我,帮助炊事员叔叔择菜;跟在炊事班叔叔后面送绿豆汤、送凉开水、送饭。那时,我每天都跟着炊事班的叔叔满公园转悠,坐在三轮车上很得意,觉得自己就像个“小小兵”,非常神气,特别骄傲。
七八月间,北京天气炎热。我们姐弟三人看到学员叔叔汗流浃背,衣服上一层层的盐渍,感到很好奇。他们休息时,我们一边给他们送去大蒲扇,一边指着盐渍问这是什么。不到6岁的弟弟穿着背带裤、撅着小屁股学着学员叔叔操正步,像模像样,逗得叔叔们哈哈大笑,大家纷纷说:这小家伙学得还挺像!
我们在天坛公园住了近一个月,直到距离开学的日子近了,我们才回南京。这个暑假让我终生难忘。
大阅兵的排头兵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先后在北京和各大军区所在地分别举行了授衔授勋典礼。正在北京带领军事学院阅兵方队训练的父亲有幸参加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的授衔受勋典礼。9月27日,我父亲走进中南海国务院礼堂,参加授衔典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周恩来总理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授衔命令状,接着由周总理把授衔命令状一一颁发给在场的将军,我父亲从周总理手中接过授予少将军衔的命令状。稍后,他和身着蔚蓝色礼服的将军们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元帅授衔典礼和授勋仪式。
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授衔的命令状,毛主席向十大元帅一一颁发命令状。接着,彭真副委员长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向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不同时期的有功人员授予勋章的命令,毛泽东主席向在场的一级勋章荣获者颁发了勋章。
依据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所任职务及其贡献,我父亲刘子云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他的一级解放勋章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当场颁发的,其他两枚二级勋章则是在1955年10月回到南京后由陈毅元帅颁发的。授衔典礼后,周恩来总理宣布:今年国庆典礼之日,毛泽东主席将在天安门城楼阅兵,检阅三军将士。
1955年10月1日国庆6周年阅兵,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七次国庆阅兵,首都50多万人参加了国庆典礼。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应邀参加国庆典礼的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0多位外宾参加了检阅。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乘车检阅了受阅部队,并向全军发布了命令。杨成武任阅兵总指挥。
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官兵身着新式军服接受检阅。这次国庆阅兵,展示了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后的崭新风貌。阅兵第一次出现了将军领队。
1955年10月1日国庆节,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开始前,我们都围在收音机旁边,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天安门现场直播。
听着广播,我们仿佛来到了北京天安门前(当时我们在南京)。首都天安门广场格外庄严。天安门城楼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红墙两端高大的建筑物上写着“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世界和平万岁”等庆祝国庆的标语。
毛泽东主席同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在阅兵前来到天安门检阅台上,广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上午10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首都人民庆祝国庆6周年大会开始。军乐团奏起国歌,礼炮齐鸣。
阅兵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乘阅兵车从天安门出发,由阅兵总指挥杨成武上将陪同,检阅陆、海、空军各部队,并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
10时25分,分列式开始。阅兵总指挥杨成武上将乘指挥车沿长安街自东向西驶过天安门。
在指挥车后面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队伍,随着《义勇军进行曲》,身着深蓝色礼服的军官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天安门广场。此刻,我们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激动的声音:“刘子云将军身着新式军礼服,佩戴金灿灿的少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引领着八一军旗和军事学院方队,以崭新的军容,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由于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后的首次亮相,作为受阅排头兵的父亲受到中外新闻记者的关注。父亲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内外来宾的注视下,向着宽阔的长安街迈出了第一步,引导着八一军旗和各个方队通过天安门。父亲不负重托,带领军事学院方队出色地完成了国庆阅兵任务。
1956年1月,军事学院成立5周年时,刘伯承院长兼政委发布命令,对优秀教学单位和教员、学员予以表彰,我父亲荣获军事学院一等奖。不久,毛泽东主席在刘伯承院长的陪同下到军事学院视察,我父亲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并和毛主席握手留影,这张照片成了我们家最珍贵的记忆。
(摘自2019年第12期《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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