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东江纵队的统战策略
来源：《智富时代》2019年10期   2023-02-03 10:06:44

　　【摘 要】对东江纵队的统一战线策略及其实践，学术界鲜有研究。抗战时期，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争取各阶层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抗日，动员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积极争取我党以外的爱国军人抗日，重视分化瓦解日伪军，并建立日军战俘反战同盟，有效地实现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的目标。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国民党开始实行“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政策，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在此背景下，中共各地方党组织及人民抗日武装纷纷响应中央号召，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华南，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自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认真做好各方面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成抗日救国的洪流。

　　一、团结争取各阶层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抗日

　　东江地区有很多海外华侨、开明绅士、爱国民主人士，还有农工民主党、老同盟会员和地方实力派等。东江纵队和中共东江地方组织一直重视做好统战工作，团结争取各界人士共同抗日。

　　1938年10月，王作尧领导的东莞县抗日模范壮丁队，是农民、工人和学生组成的，白手起家没有武器。当时东莞县政府掌管壮丁工作的“社训总队”负责人颜奇比较赞成中共的团结抗日政策。当地党组织对他做了许多工作，在颜奇的协助下，王作尧向东莞县长说理，让他打开武器库发了40多支步枪，每支枪配15发子弹。后来王作尧利用同乡同宗关系，与第四战区游击纵队司令王若舟取得联系，于1939年改编王部为“直辖第二大队”，取得公开合法的地位，并得到一定数量的给养。曾生于1938年12月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通过统战工作，从国民党军罗坤支队、独九旅旅长温淑海处要来20多支步枪武装自己。队伍壮大起来后，通过国民党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司令骆凤翔的参谋长的关系，于5月改编为骆部“直辖新编大队”，取得公开合法的地位。东莞县长岭的吴金水，是当地的实力派人物，是国民党顽军大队长黄文光的拜把兄弟。经过教育争取后，吴金水积极支持东江抗日游击队，为游击队提供情报及经济援助。[1]

　　另外，根据地各级民主政府按照“三三制”的基本原则，主动邀请社会贤达、开明士绅参加政府工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各抗日民主政权先后召开有各阶层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国事座谈会，使得东江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掀起了民主建政、减租减息、建立农抗会、动员广大群众参军参战以扩大武装力量的热潮，为东江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动员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

　　中共广东党组织一直把团结和发动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支援抗战，作为实现华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卓有成效。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积极从人力上、物质上、政治上支援人民抗日武装，为东江纵队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8年，中共香港党组织发起“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动员爱国的工人、学生回东江各地宣传抗战。在部队初创时，大批港澳青年回东江参加曾生和王作尧的抗日游击队。1939年期间，南洋各地爱国侨领先后组织了数百人回国参加东江抗日游击队，使得部队迅速发展壮大。

　　部队创建初期是以民众抗日武装面目出现，无固定经费和粮饷，经济供给的来源一方面靠向当地群众筹措，更主要的是依靠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支援。香港和南洋的爱国团体和学校师生，通过募捐、义演、义卖等多种方式为东江抗日游击队筹款。1939年初，海外侨胞寄给宋庆龄女士转交曾生部队的捐款一次就达港币20万元。1939年底，国民党在全国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广东国民党当局于1940年3月调集重兵企图消灭曾生、王作尧两部。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爱国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并致电国民党中央和惠州军事当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政治上的支持，有力地配合了曾、王两部反击反共逆流，扩大了人民抗日武装的政治影响。

　　三、争取国民党军中和其他爱国军人共同抗日

　　广东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限共、反共，不但遭到海外赤子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亦激起了内部爱国军人的不满和反感。中共东江党和军队的统战部门积极工作，大力争取国民党军队中和民主党派的爱国军人共同抗日。例证甚多，以下仅举数例。如原国民党退伍团长陈友芳，1944年在家乡成立大鹏联防自卫大队任大队长。该武装属于当地中国农工民主党领导人李伯球的武装。经部队统战工作的争取，这支队伍联合我东江纵队护航大队等武装，成立大亚湾人民抗日自卫总队，约1000人枪，由陈友芳任总队长，部队委派政委。这支队伍最终纳入东江纵队序列。再如国民党惠博紫护航第三中队长朱星和惠紫海联防中队中队长翁汉奎，不满国民党反共不抗日，经我党组织的教育争取，于1945年1月，率官兵90余人在惠阳县多祝起义，参加东江纵队抗日行列，被编为独立第六大队。在北江，原老同盟会员莫雄，跟随孙中山南征北战，在大革命时期已是国民党高级军官，曾秘密为中共做过许多好事。抗战期间，他任国民党第七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经我党组织对他进行教育和争取，他热情地同东江纵队北江支队友好合作，从兵力上、经济上、武器上支持北江支队。1944年底至1945年初，东江纵队还派李嘉人为代表，赴广西与李济深会谈，争取其支持东江纵队抗日。

　　四、分化瓦解日伪军，建立日军战俘反战同盟

　　在东江纵队统战工作的影响下，伪军起义、反正的事例不下20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梁德明、麦定唐的率部起义。梁为驻东莞伪军第30师89团代理团长兼第一营营长，是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的燕塘军校同学。部队利用这一关系对他进行教育，晓以大义，梁遂于1943年11月率部130多人投奔东江纵队。麦定唐，大革命时期曾参加东莞农民运动，后当过十九路军的营长，回乡后被日军威胁担任县伪警察大队大队长。经我党的教育争取，麦定唐于1945年2月率部携带武器来投，被编为东纵新生大队。

　　此外，东纵政治部非常重视对日军战俘进行教育转化工作。敌工科耐心的向他们讲明我军的俘虏政策，消除他们的疑虑、恐惧和敌对心态，还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和优待，其生活标准甚至高于我军干部的标准。结果，除个别顽固分子外，大多数战俘的思想都有所转变。后来政治部把日共总书记冈野进在延安组织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消息及其宣言向他们传达。战俘们先后应《宣言》的号召，成立了分别以台湾、朝鲜和日本战俘为主体的三个反战同盟，盟员积极参加各种反战活动，对日军起到一定的宣传瓦解作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们有积极参加对日军的劝降工作，均收到一定效果。[2]

　　总之，在及其困难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东江纵队坚持抗日不动摇，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海内外爱國人士的支持。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实践，是东江纵队走向胜利的关键之一。

　　【参考文献】

　　[1]曾生.曾生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101-124

　　[2]《东江纵队志》编委会.东江纵队志[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241-248

　　作者简介：黄晓弘(1967-)，男，江西九江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历史、旅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