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英勇作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直到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作为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的“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党创建和领导的华南人民抗日武装——东江纵队，不仅在军事斗争上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政权建设、游击战术、统一战线上进行了创新创造，形成了特点鲜明的东江纵队精神。
一、东江纵队的奋斗特点及精神形成
东江纵队的奋斗是党领导人民改变中国命运伟大斗争的鲜活印证。1938年10月12日，侵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华南地区建立抗日武装。根据党组织的要求，曾生等人从香港返回深圳坪山，于12月2日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39年1月1日，王作尧以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为基础，成立东宝惠边抗日游击大队。这两支部队是东江纵队的前身和基础。1940年，两支部队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第三、第五大队。1943年12月2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正式公开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东江纵队是华南抗日纵队中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对日伪军作战1400 余次，击毙日伪军6000 余人，俘虏、投诚约3500 多人，缴获各种枪支6500余支，各种门炮25 门。在艰苦曲折的斗争中，东江纵队呈现出鲜明特点：
1.军队序列的独特性。东江纵队是纵队建制，但一直接受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和指挥。十年内战中，广东党组织损失殆尽。党中央于1937年派曾任毛泽东秘书的张文彬到广东，恢复重建党组织，1938年决定在华南开展游击战，1940年作出“五八指示”、挽救了曾王两部，1943年决定部队改名为东江纵队、公开宣布接受党的领导。在抗战期间的华南各作战部队中，东纵直接接受中央指示，与党中央联系最紧密。
2.斗争过程的曲折性。东纵所处地域孤悬敌后，又没有较大的后方，长期在日伪顽的夹击下战斗，面临环境极为复杂、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与八路军、新四军是从红军直接发展而来不同，东江纵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在日伪和国民党顽军两面夹击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华南抗日部队，发展历程曲折艰辛。
3. 政权形式的多样性。根据党中央“要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采取某些便于游击发展和军队转移的政权形式”指示，东纵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方式灵活多样，如通过国事座谈会等极富地方特色的民主方式，实现民主普选与部队任命相结合;建立的既有巩固的县区乡政权，也有“白皮红心”政权;施政措施灵活多样，为抗日服务，如征粮时“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得报告，经征人转报该乡政府发给证明，报政治处批准减免或减收抗日公粮。1.自由职业者或鳃寡孤独自有田地无力自耕，而每造总收人不足五担者;2.抗日军人家属之男系亲(兄弟伯叔等)如确系贫苦或确系帮助出征之军人者;3.对抗日有功人士…… ”[1]。
4.执行任务的特殊性。东纵执行了许多其他部队未曾碰到的特殊任务。如香港沦陷后，根据党中央指示，参与并胜利完成滞留香港的文化精英800多人、被囚禁在香港九龙的美军俘虏赖特上校等盟军和国际友人80 多人的营救任务。又如组建港九独立大队深入港九地区抗击日本占领军，成为日军侵占香港三年零八个月中“香港唯一的建制抗日武装力量”，推动“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香港抗战的中流砥柱”[2]。
5.游击战术的灵活性。东纵把游击战推进到城市、海上。为应对日寇入侵香港，东纵成立港九独立大队，吸收青年知识分子、香港原居民投身到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战争中，在港九地区开展城市游击战。东纵组建两支海上游击队，在大鹏湾、大亚湾破坏日寇海上运输险，保护我海上运输和往来客商，取得“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海战的范例”——马鞭岛海上战斗等诸多胜利。
6.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东纵广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其人员组成具有知识分子多、港澳同胞多、归国华侨多、女战士多的“四多”的特点。如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在组建初期，无固定经费和粮饷，经济非常困难，港澳同胞和华侨通过募捐、巡回义演、卖花劝捐等活动进行筹款，为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提供了主要经济资助，1939年上半年，“曾生部发展较快，全部经费靠香港工人和南洋华侨大力相助”[3]“这支部队的经费和物资供应，还是主要靠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捐助”[4](P132-133)“东江惠阳曾部的经济来源，有三分之一是靠香港的募捐”[5]。遵照党中央开展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指示，东纵与盟军密切合作，营救被俘英军、被关押国际友人和美军飞行员，向美军提供对日作战情报等，扩大了党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思想的形成，都是一定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同时它也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根本变革而发展升华。特点鲜明的奋斗孕育了内涵独特的精神。在东纵奋斗中孕育、形成、发展的东纵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抗战精神、特区精神相互融通，在中国革命精神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价值。
二、东纵精神的基本内涵
1.逻辑起点：铁心向党、护国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6]党领导了东纵的建立、发展，铁心向党是东纵发展的起点，也是贯穿东纵发展全过程的厚重底色。在日寇悍然发动对华南侵略前夕，25 岁的王作尧遵照党组织指示，从广州返回家乡东莞，发展东莞的抗日武装。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根据党中央指示和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委派，28 岁的曾生率队返回坪山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部队遭遇国民党顽军追击堵截、损失惨重之际，中央“五八”指示指明了斗争方向，挽救了部队。正如1943年12月2日《东江纵队成立宣言》指出“我们东江子弟兵能够坚持敌后抗战，就是由于有共产党正确的政治主张作指导”“我们全体同志一致热诚的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更一致热烈的接受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为彻底解放中华民族而奋斗到底!”[7]
党的初心使命召唤着东纵将士为之奋斗。面对日寇入侵、国破家亡的景象，曾生舍家为国、变卖家产，王作尧舍身忘死、冲锋血战，无数东纵将士更是挥洒了汗水和热血。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后，东纵克服重重困难，将滞留香港的800 多位文化名人转移到内地，张友渔、夏衍等联名作诗赞叹共产党人“生死身同天下士”。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在党的领导下，东江各界人民纷纷组织起来护国救民。被誉为“东江游击队之母”李淑桓，先后将七名儿女送上战场，其中三个儿子光荣牺牲，她自己被捕后拒绝威逼利诱，高声痛斥敌人而被枪杀。这充分说明，铁心向党、护国为民是东纵精神的逻辑起点。
2.思想内核：英勇无畏、血战到底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企图完全征服中国、变全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的战争。面对极端残暴的侵略者，要从无到有、克敌制胜，惟有战斗，惟有血战。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有2500 余名东纵战士为国捐躯，烈士的鲜血染红了东江大地，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小鬼班以一当百光荣殉国”，谱写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史诗。“小鬼班”班长黄友14 岁加入东纵，牺牲前曾两次负伤，缴获过日军一支步枪和一挺轻机枪，是共产党员。在广九线争夺战中，17 岁的他与李查理(19 岁)、赖志强(19 岁)、傅天聪(17 岁)、尹开(17 岁)，利用一条高50 厘米、宽一米的田基堤围、封住路口，多次打退了敌人冲锋，掩护主力撤出开阔地。激战一个多小时，五战士或伤或死。黄友大腿被打断，血染全身，将打完子弹的驳壳枪和挂包里的“党员须知”埋入稻田淤泥后，奋力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投了出去……党中央“追认黄友同志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战斗英雄，中共模范党员”。再如坳下村血战中，20 多名战士遭遇数倍兵力的来犯日军，凭借地形与敌英勇作战5 个多小时，人员负伤、弹尽粮绝后和鬼子肉搏拼刺刀，刺刀拼弯了用枪托砸，枪砸断了用石头拼。有的战士被刺中肚子，鲜血直流，仍然揪住鬼子衣领;有的战士临终前还死死掐住敌人脖子……由于敌众我寡，战士们全部牺牲。此战系部队重返惠东宝敌后最为惨烈的一战[8]。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9](P161)正是将士们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东江纵队才能最终赢得胜利，成为“华南人民抗战的一面旗帜”。
3.价值导向：心怀天下、开放包容
广东人具有睁眼看世界的外向型禀赋，善于接纳各种新生事物。作为岭南大地的奋斗实践，东纵处处体现了心怀天下、开放包容的价值导向。
第一，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推动建立广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卢沟桥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各地党组织“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组织者”的指示，张文彬、云广英等与张发奎、余汉谋等在粤国民党上层人物协商谈判，争取国民党支持，推动人民武装获得较快发展。广州沦陷后，针对国民党当局消沉抗战的情绪，广东党组织从各地选派包括200 余位中共党员在内的800 多名进步青年到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从事政治工作，有力推动国民党军队积极抗日。香港沦陷后，东纵在营救文化名人同时积极营救如余汉谋的夫人等在港国民党人士及其家属，为巩固团结抗日作出贡献。
第二，以开放包容胸襟把知识分子和港澳同胞、华侨凝聚起来，扩大了抗战的群众基础。如参加东纵的知识分子较多，文化水平普遍较高。东纵前身之一的东莞壮模队基本上是中学生，其领导成员不乏大学生。1944年至1945年粤北地区有六七百名大中学生参加东纵，其中大学生200 人。由于东纵坚决抗日，赢得港澳同胞、海外华侨认可，他们捐款、捐物、“捐人”支援部队抗战，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捐助是为东江人民抗日武装早期的主要经济来源。旅居海外的华侨派遣自己的子弟，远渡重洋回国参加游击队。据统计，华侨子弟和港澳爱国青年先后回来参加游击队达1500 多人，对部队建立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以心怀天下的气度为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了大量工作。遵照党中央指示，东江纵队开展营救英军被俘人员、营救美国飞行员、与盟军合作建立情报站、组织反战同盟瓦解敌军等工作，有力巩固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如在情报合作中，“为了和美国派来的情报组合作，东江纵队建立了一个特别情报工作部门，这部门逐渐扩展到两百多个工作人员，情报站遍布东江敌占区，南起香港，北到广州，东自海陆丰，西至珠江东岸，后来粤北、西江沦陷，又扩展到西、北江去。工作者都是东江纵队经过挑选的干部，一切经费也是靠自己支持。”[10](P675)由于东纵的努力和牺性，搜集到许多日军的重要情报资料供给盟军，其中包括日军在启德、西乡、南头飞机场的情况，日本华南舰队的密码，广九铁路沿线日军工事图纸及日军在香港的机关、油库、船坞的详情等。东江纵队与盟军情报组的合作，得到在华美军司令部赞誉，被认为是“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的成功有着决定的贡献。”[10](P698)
4.意志品质：百折不挠、坚忍不拔
在艰苦复杂斗争环境中，东江纵队凭借坚定信念、依靠自身力量，历经重重苦难赢得了最终胜利，展现了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大无畏精神。
首先，面对成立时“一片空白”，东纵将士负重前行。由于十年内战期间，广东党组织一度中断活动，无法为新成立武装提供更多支持，东江纵队一定程度上是白手起家。曾生受命组建武装时，从香港带回青年学生等60 多人，大部分没有摸过枪，其中不少是女同志。东宝惠边抗日游击大队成立时，有200 余人，到县政府仅领到40 多支残旧生锈的步枪，每枪只配15 发子弹。
其次，面对发展中“濒临绝境”，东纵将士百折不挠。国民党当局表面允许部队发展，实则千方百计予以消灭。1940年3月，广东国民党顽军纠集186 师和地方武装3000 余人，围攻两支人民抗日武装。两部突围后，向海丰、陆丰和惠东转移。东移后，处在国民党顽军重重包围之中，几遭挫折，人员由800 多人减至100 多人，环境极其险恶。后遵照中央指示率部重返东宝惠地区，才得以保存革命火种、进而发展。1942年4月后，东江地区发生严重旱灾，国民党顽军与日伪军勾结，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处境十分困难。国民党随后派出大批部队围剿大岭山和阳台山根据地，曾、王二部在山区密林中与国民党军周旋，战斗打得非常残酷，最后不得已退出外围，重新恢复惠宝边根据地并挺进梧桐山区，才转危为安。
其次，面对特殊的“从有到无”历程，东纵将士坚忍不拔。抗战胜利后，根据国共《双十协定》，东纵准备北撤。在北撤过程中，国民党当局先是妄图打着“剿匪”旗号、以优势兵力“一网打尽”，后又阻挠、袭击向沙鱼涌集结的北撤部队。经过激烈斗争，2000 多人安全北撤、奔赴烟台;为数众多的留守人员则隐蔽下来，复员回原地或到外地从事耕种、经商、教书或其他职业，东江地区武装就此“从有到无”。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留守人员响应号召，重新组织武装队伍、恢复武装斗争，发展为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和原北撤人员组建的两广纵队一起，为解放战争做出重要贡献。
三、东纵精神的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让红色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东纵精神是粤港发展的不竭动力，具有巨大的时代价值。
1.高扬理想信念
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革命到底的理想信念，是东纵将士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支柱。东纵领导人曾生、王作尧分别为中山大学、燕塘军校毕业生，在那个时代完全可以过上中上等生活。他们为什么选择共产主义信仰?曾生回忆自己入党场景时说：“我自从了解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并认定要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之后，就千方百计寻找党的组织，渴望能早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能在党的领导下为祖国的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4](P69)进入新时代，习总书记指出：衡量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11]我们要学习东纵先烈的革命信仰，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把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奉献作为最高追求，把坚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立足岗位的无畏担当，做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拥护者践行者。
2.坚守人民立场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人民至上”概括为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深刻揭示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东纵抗战为人民利益而战斗，东纵奋斗因人民支持而胜利。东纵前身——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队员余铁夫，幼年丧父，母亲含辛茹苦抚养4 个孩子。受大哥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并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余铁夫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我表面上抛弃了穷苦的家庭，但是实际上我是为了祖国的生存，为了将来全中华民族每一个人能够得到平等、自由、幸福的安乐生活。”[12]当家书送到母亲手中时，余铁夫已牺牲5 个月。传承东纵精神必须坚守人民立场。我们要向东纵先烈学习，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立正确利益观、责任观、群众，正确处理群众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向党负责和向人民群众负责的关系、依靠群众和教育引导群众的关系，始终做到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一起奋斗。
3.增强斗争精神
毛泽东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9](P1484)面对艰难困苦，东纵秉持“置之死地而后生”精神意志、坚持原则又灵活多变的斗争艺术取得了胜利。在经济特区初创之时，面对各种质疑，一大批经历了革命斗争考验、身上流淌着红色血液的东纵老战士，义无反顾地投身经济特区的拓荒和建设，以发展成效为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名”。1978年已61 岁的袁庚，正思谋着“船到码头车到站”回家养老，突然受命赴港参与招商局领导工作。“要是成功了我们都没有话说，要是失败了，放心，我领头，我们一起跳海去。”[13]东纵老战士的参与，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在特区沃土上深深扎根，让东纵精神和特区精神激荡交融。新时代，我们要弘扬东纵斗争精神，始终以“杀出一条血路”的胆气，一往无前地涉险滩、破坚冰、攻堡垒、拔城池，挑起最重的担子，啃下最硬的骨头，推动先行示范区建设跑出加速度、迈上新台阶。
4.推进开放合作
坚持开放合作，推动人民群众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团结抗战，争取与同盟国的合作，是东纵赢得胜利的力量源泉。坚持对外开放，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经济特区成功的重要原因。新时代，我们必须持续推进粤港澳建设这个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建设重大合作平台;必须用好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必须遵循“胸怀天下”这个历史经验，“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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