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隆回地方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来源：网络摘编   2014-03-18 16:54:17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强调指出：“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议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政府同意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也发表讲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12月，中共湖南特委成立。不久，省工委成立。湖南省工委建立后，把恢复全省党的组织作为紧迫任务，把邵阳列为全省发展党组织的重点地区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隆回大部仍然是邵阳县的组成部分。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下，邵阳党组织逐渐恢复发展起来，隆回的地下党员在邵阳党组织的领导下，带领隆回人民开展抗日斗争。

　　一、抗日战争初期隆回形势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顽固坚持反共立场，捕杀民主进步人士，宣扬所谓“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主义（三民主义）”的谬论，推行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他们强化保甲制度，加强对革命活动的监控。在经济上，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巧立名目，肆意征税，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人民不堪重负。国民党政府甚至打着抗日旗号，变本加厉加重人民负担，过重征购军粮，推行所谓“节约储蓄”、“升谷献粮”运动，发行战时公债，对人民实施盘剥。

　　隆回的地主阶级凭借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向广大农民催租逼债；巨商大贾利用资本囤积居奇对群众进行残酷压榨。此外，境内还有大小土匪，打家劫舍，草菅人命。加上各地帮客、盗贼、流氓、地痞成群结队，飞扬跋扈，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二、党组织的恢复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中共邵阳地方组织已被破坏殆尽，党的活动基本停止。处于国民党统治下的邵阳人民，面对外敌入侵，自发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月29日，邵阳各界群众以邵阳人民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驻北平二十九军，强烈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动全国之师，洗雪耻辱，收复河山”，鼓励前方将士“再接再厉，歼彼倭奴，本县一百六十万民众，誓为后盾”。

　　1937年12月，徐特立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长沙建立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为秘密恢复和发展湖南党的组织创造了条件。同时，任作民受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中共湖北省临时工委的委派到达湖南，在中共湘江特委的基础上建立中共湖南特别委员会，任作民为书记。1938年1月，根据中共长江局的决定，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成立，高文华任书记。湖南省工委直属长江局领导，并创办机关报——《观察日报》（该报于1939年4月被国民党查封）。其时，省工委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工作严格分开，省工委从事秘密工作，通讯处从事公开活动，并配合、掩护省工委的工作。1938年7月，中共湖南省工委改称中共湖南省委员会，书记高文华。此时，中共湖南各级党组织处于半公开状态。1938年10月，长江局撤销，省委由中共南方局领导。中共湖南省工委（省委）建立后，把恢复全省党的组织作为紧迫任务，根据邵阳实际情况，把邵阳列为全省恢复发展党组织的重点地区之一。在中共湖南省工委（省委）领导下，邵阳党组织逐渐发展起来。

　　1938年2月和8月，邵阳支部和邵阳县委先后建立。1938年下半年，因日军占领武汉，危及长沙，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先后迁往沅陵和耒阳，中共湖南省委机关迁往邵阳回澜街。省委负责人都分散居住在市内，秘密联系，从事党的日常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与此同时，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也迁往邵阳。通讯处设在东门外两路口附近的曾家院子，王凌波任通讯处主任，徐特立以八路军驻湘代表的身份，来到邵阳做上层统战工作。至1939年10月徐特立、王凌波离开邵阳止，邵阳一直是湖南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和省委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

　　1939年2月初，省委在邵阳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委成员、特委和部分县委负责人，以及《观察日报》社和部分救亡团体中的党员负责干部共30人。其中有高文华、徐特立、任作民、聂鸿钧、郭光洲、蔡书彬、王涛、袁学之、帅孟奇（女）、李锐、涂国林、王铁铮（回民）、欧阳方、苏镜（女）、杨第甫、陈养吾、李文定、陈次林、谭伟、毛特夫、李业勋、曾国琦、杨隆誉、曾淳、唐旭之等。会议由省委书记高文华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博古（秦邦宪）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共开了5天，是省委在抗日战争时期举行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会议。博古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高文华代表省委做前段工作总结和部署下阶段工作的报告。郭光洲、任作民、聂洪钧、李锐分别就组织、宣传、军事、青年工作发言。在分组讨论中，博古应与会者要求，就讨论中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作了解答。会议还选举了省委新的领导班子。高文华、徐特立、任作民、聂洪钧、郭光洲、蔡书彬、王涛7人为省委委员，袁学之、帅孟奇为省委候补委员，高文华为省委书记。会议决定：巩固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举办党训班，加强党员的纪律教育与保密教育；继续深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派懂军事的党员干部打入和改造地方武装，使其成为抗日同盟军；在反共逆流中，党组织转入农村，秘密活动，开展地下斗争。中共湖南省委于1939年12月撤离邵阳搬至衡阳。

　　1939年9月，建立了中共邵阳中心县委。1940年底，中共湖南省委根据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指示，党的工作由半公开状态完全转入地下秘密状态，隐蔽埋伏党的组织，转移撤离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1942年6月，省委遵照毛泽东“大后方的党组织宜将省委、特委一概取消，必要时连县委、区委也取消，只留支部，省特县区四级干部均转入支部工作”的指示，撤销了邵阳中心县委，县委负责人先后离邵。

　　三、隆回地下党员在“塘院”

　　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面对民族危机，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系统地阐述了持久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1938年8月13日，根据党中央持久抗战的总方针，中共湖南省委发表《保卫湖南宣言》，提出保卫湖南的6条措施，号召“全省三千万同胞紧急行动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到军队中去，到游击队中去……到前线及围绕前线胜利的各方面的抗敌战线上去，一致为保卫中国、保卫武汉、保卫我们湖南而战。”并根据中共长江局（后改为南方局）“集中力量发展组织，加强统战工作，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准备在日寇进攻长沙时，领导和组织全省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而要实现这一战略计划，关键在于大力培训干部，建立一支强大的干部队伍。塘田战时讲学院就是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诞生的。

　　1938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采纳中共党员、“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研究部主任吕振羽的建议，决定在武冈塘田寺（今属邵阳县）创办讲学院（简称“塘院”），培养抗日基层干部，以推动湖南抗日救亡运动。

　　塘田战时讲学院院址设在塘田寺清末一个大官僚的别墅里。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任院长，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任董事长，省主席张治中、六区保安司令岳森等任董事。但实际负责院务工作的是中共湖南省委指定的中共党员、副院长、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教师有张天翼、雷一宇等，他们大都是国内知名的进步作家和学者。该院有学生约300人，大都来自邵阳、东安、祁阳、湘乡、宁乡等县。隆回籍参加学习的有罗金堂等50余人。他们大多数是冲破家庭和社会的重重阻挠，抱有抗日救亡之志的爱国进步青年。罗金堂等人在学院表现很积极，入校不久就加入了党组织，并且发起成立了塘田学院“军事委员会交通警察第一支队”。他们白天学文，晚上习武，练就报国杀敌本领。讲学院的教学方法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个人阅读与集体讨论相结合，教学一致，与社会联系密切。教职员工由学校供给膳食，没有工资，每月发一块银元作零用，生活十分艰苦。讲学院于1938年9月15日正式开学，1939年4月22日被国民党顽固派用武力强行解散。

　　四、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抗日斗争

　　隆回的抗日战争以1945年4月中旬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隆回属于抗日后方基地，隆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积极宣传抗日，为抗日前线筹集军粮，举办各类学校，培养抗日人才。后期隆回是抗日前线，隆回战场属于湘西会战的组成部分，隆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配合国民党军队，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