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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隆回地方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来源:网络摘编   2014-03-18 16:54:17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强调指出:“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议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政府同意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也发表讲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12月,中共湖南特委成立。不久,省工委成立。湖南省工委建立后,把恢复全省党的组织作为紧迫任务,把邵阳列为全省发展党组织的重点地区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隆回大部仍然是邵阳县的组成部分。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下,邵阳党组织逐渐恢复发展起来,隆回的地下党员在邵阳党组织的领导下,带领隆回人民开展抗日斗争。

  一、抗日战争初期隆回形势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顽固坚持反共立场,捕杀民主进步人士,宣扬所谓“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主义(三民主义)”的谬论,推行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他们强化保甲制度,加强对革命活动的监控。在经济上,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巧立名目,肆意征税,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人民不堪重负。国民党政府甚至打着抗日旗号,变本加厉加重人民负担,过重征购军粮,推行所谓“节约储蓄”、“升谷献粮”运动,发行战时公债,对人民实施盘剥。

  隆回的地主阶级凭借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向广大农民催租逼债;巨商大贾利用资本囤积居奇对群众进行残酷压榨。此外,境内还有大小土匪,打家劫舍,草菅人命。加上各地帮客、盗贼、流氓、地痞成群结队,飞扬跋扈,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二、党组织的恢复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中共邵阳地方组织已被破坏殆尽,党的活动基本停止。处于国民党统治下的邵阳人民,面对外敌入侵,自发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月29日,邵阳各界群众以邵阳人民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驻北平二十九军,强烈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动全国之师,洗雪耻辱,收复河山”,鼓励前方将士“再接再厉,歼彼倭奴,本县一百六十万民众,誓为后盾”。

  1937年12月,徐特立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长沙建立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为秘密恢复和发展湖南党的组织创造了条件。同时,任作民受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中共湖北省临时工委的委派到达湖南,在中共湘江特委的基础上建立中共湖南特别委员会,任作民为书记。1938年1月,根据中共长江局的决定,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成立,高文华任书记。湖南省工委直属长江局领导,并创办机关报——《观察日报》(该报于1939年4月被国民党查封)。其时,省工委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工作严格分开,省工委从事秘密工作,通讯处从事公开活动,并配合、掩护省工委的工作。1938年7月,中共湖南省工委改称中共湖南省委员会,书记高文华。此时,中共湖南各级党组织处于半公开状态。1938年10月,长江局撤销,省委由中共南方局领导。中共湖南省工委(省委)建立后,把恢复全省党的组织作为紧迫任务,根据邵阳实际情况,把邵阳列为全省恢复发展党组织的重点地区之一。在中共湖南省工委(省委)领导下,邵阳党组织逐渐发展起来。

  1938年2月和8月,邵阳支部和邵阳县委先后建立。1938年下半年,因日军占领武汉,危及长沙,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先后迁往沅陵和耒阳,中共湖南省委机关迁往邵阳回澜街。省委负责人都分散居住在市内,秘密联系,从事党的日常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与此同时,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也迁往邵阳。通讯处设在东门外两路口附近的曾家院子,王凌波任通讯处主任,徐特立以八路军驻湘代表的身份,来到邵阳做上层统战工作。至1939年10月徐特立、王凌波离开邵阳止,邵阳一直是湖南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和省委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

  1939年2月初,省委在邵阳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委成员、特委和部分县委负责人,以及《观察日报》社和部分救亡团体中的党员负责干部共30人。其中有高文华、徐特立、任作民、聂鸿钧、郭光洲、蔡书彬、王涛、袁学之、帅孟奇(女)、李锐、涂国林、王铁铮(回民)、欧阳方、苏镜(女)、杨第甫、陈养吾、李文定、陈次林、谭伟、毛特夫、李业勋、曾国琦、杨隆誉、曾淳、唐旭之等。会议由省委书记高文华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博古(秦邦宪)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共开了5天,是省委在抗日战争时期举行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会议。博古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高文华代表省委做前段工作总结和部署下阶段工作的报告。郭光洲、任作民、聂洪钧、李锐分别就组织、宣传、军事、青年工作发言。在分组讨论中,博古应与会者要求,就讨论中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作了解答。会议还选举了省委新的领导班子。高文华、徐特立、任作民、聂洪钧、郭光洲、蔡书彬、王涛7人为省委委员,袁学之、帅孟奇为省委候补委员,高文华为省委书记。会议决定:巩固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举办党训班,加强党员的纪律教育与保密教育;继续深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派懂军事的党员干部打入和改造地方武装,使其成为抗日同盟军;在反共逆流中,党组织转入农村,秘密活动,开展地下斗争。中共湖南省委于1939年12月撤离邵阳搬至衡阳。

  1939年9月,建立了中共邵阳中心县委。1940年底,中共湖南省委根据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指示,党的工作由半公开状态完全转入地下秘密状态,隐蔽埋伏党的组织,转移撤离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1942年6月,省委遵照毛泽东“大后方的党组织宜将省委、特委一概取消,必要时连县委、区委也取消,只留支部,省特县区四级干部均转入支部工作”的指示,撤销了邵阳中心县委,县委负责人先后离邵。

  三、隆回地下党员在“塘院”

  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面对民族危机,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系统地阐述了持久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1938年8月13日,根据党中央持久抗战的总方针,中共湖南省委发表《保卫湖南宣言》,提出保卫湖南的6条措施,号召“全省三千万同胞紧急行动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到军队中去,到游击队中去……到前线及围绕前线胜利的各方面的抗敌战线上去,一致为保卫中国、保卫武汉、保卫我们湖南而战。”并根据中共长江局(后改为南方局)“集中力量发展组织,加强统战工作,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准备在日寇进攻长沙时,领导和组织全省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而要实现这一战略计划,关键在于大力培训干部,建立一支强大的干部队伍。塘田战时讲学院就是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诞生的。

  1938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采纳中共党员、“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研究部主任吕振羽的建议,决定在武冈塘田寺(今属邵阳县)创办讲学院(简称“塘院”),培养抗日基层干部,以推动湖南抗日救亡运动。

  塘田战时讲学院院址设在塘田寺清末一个大官僚的别墅里。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任院长,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任董事长,省主席张治中、六区保安司令岳森等任董事。但实际负责院务工作的是中共湖南省委指定的中共党员、副院长、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教师有张天翼、雷一宇等,他们大都是国内知名的进步作家和学者。该院有学生约300人,大都来自邵阳、东安、祁阳、湘乡、宁乡等县。隆回籍参加学习的有罗金堂等50余人。他们大多数是冲破家庭和社会的重重阻挠,抱有抗日救亡之志的爱国进步青年。罗金堂等人在学院表现很积极,入校不久就加入了党组织,并且发起成立了塘田学院“军事委员会交通警察第一支队”。他们白天学文,晚上习武,练就报国杀敌本领。讲学院的教学方法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个人阅读与集体讨论相结合,教学一致,与社会联系密切。教职员工由学校供给膳食,没有工资,每月发一块银元作零用,生活十分艰苦。讲学院于1938年9月15日正式开学,1939年4月22日被国民党顽固派用武力强行解散。

  四、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抗日斗争

  隆回的抗日战争以1945年4月中旬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隆回属于抗日后方基地,隆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积极宣传抗日,为抗日前线筹集军粮,举办各类学校,培养抗日人才。后期隆回是抗日前线,隆回战场属于湘西会战的组成部分,隆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配合国民党军队,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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