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驾车离家,只留下一份遗书。
等人们发现她的时候,她在车中,已经逝世。
半年前,她还在美国来回穿行4次,参加了35场签售活动,正是事业上升期。旅行归家后,她却变得越来越恐惧。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她开枪自杀,时年36岁。
“因为我太软弱,无法承受未来那些痛苦和烦恼的岁月……”
她死时,周围应是安静的。深夜的轿车、荒僻的马路、无人听见的枪声……这不是人们熟悉的张纯如。
身为《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的作者,享誉世界的畅销书作家、历史学家,在各地演讲中、在国家电视台的辩论中,镜头下的她,从来是自信从容、侃侃而谈。
“首先,请你务必、务必、务必相信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也能让世界发生巨大的变化。”1998年6月,张纯如受邀回母校进行公开演讲,并鼓励学弟学妹们,永远不要放弃梦想或信念。
不承想,她会放弃自己的生命。子弹,则来自67年前的南京。
忘记大屠杀,就是二次屠杀。
这句话,来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赛尔,也是张纯如著书的原因。在1997年《南京大屠杀》出版之前,这场“二次屠杀”已经持续了60年。
身为向西方社会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第一人,“张纯如”的出现,是偶然,也是必然。
1968年出生于美国的张纯如,与南京大屠杀本没有任何关系。
但她的祖辈是抗日战争亲历者。在南京沦陷前夕,祖父身为国军将领,在上海组织抵御,断联三个月;外祖父母为逃离故土,几乎失散。
关于战争的记忆,一代传了一代。
和当时很多华人家庭一样,张纯如的父母反复向孩子讲述,自己的父母是如何经历了这场战争,其中就包括南京大屠杀。
反复强调的民族记忆,成为张纯如的儿时阴影。而战争亲历者的阴影,却基于遗忘:在遭受极其残虐的暴行后,他们连死亡、痛苦和屈辱,都没有声音。在亚洲以外的世界,绝大多数人甚至不曾听说过“南京大屠杀”这件事。
即使在美国多年最畅销的单卷本“二战”图片史书中,也只字未提。
“成千上万的生命,由于他人一时的恶念闪现而陨落。第二天,他们的死亡就变得毫无意义。”
一场大屠杀,不该是这样安静的。那么,历史的真实到底是什么?
张纯如查阅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搜集了大量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加之实地走访、采访,用时3年,1997年底,《南京大屠杀》一书出版,以极快的速度登上美国的畅销书榜。
可以说,是一切的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张纯如。在西方社会长期忽视和遗忘下,日益强大的中国,足以重启那被日本政府刻意掩盖的历史。为此奔走多年的华人们,也不遗余力地支持着张纯如。
日本右翼对她展开猛烈的抨击。面对日本政府始终宣称“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张纯如在美国的电视直播中,与当时的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对质。
“你听到了他的道歉吗?”主持人问。
“我没有听到‘道歉’的字眼。”张纯如回答。
时至今日,85年后的我们,依旧没听到来自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
关于张纯如的真实死因,众说纷纭。
张纯如的丈夫布雷特•道格拉斯写道,长久以来,对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恐惧和忧虑,以及高强度工作,导致了张纯如的精神崩溃。
日本右翼的疯狂,已知的,有日本学者和官员的文字“围剿”、夹带两颗子弹的信封、“不知名组织”给其日文译本施加的压力。
而高强度的工作,却与张纯如自身的特征有关:聪明、坚韧、勇敢、优秀,且很“舍得自己”。
张纯如提醒自己,应当为保存历史而写作。但幸存者日渐衰老,一旦他们死去,一个人的故事,就此失传。
她尽可能地记录、倾听。从旁人的视角,她是想把自己融入到历史事件中去,似乎自己就是历史事件中的人,用切身感受、体会,写出这本书。
她看见一位年近80岁的老人。在60年前的照片中,她18岁,新婚、怀着孕,为了不被强奸,对着三个日本士兵反抗。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在与3名日本兵英勇搏斗,被连刺37刀后,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如果我出生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那个时间,我也就是其中的一具尸体了,一具无名的尸体。”她说。
她似乎真的成为了旧时代的幸存者,害怕没有人记住,甚至连伤害她的人都说,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该如何的恐怖?”
只是,触碰历史的人,总不免被刺痛。失眠多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痉挛性地颤抖……其实她也不是什么大无畏的英雄,只是她停不下来——当年的痛苦更甚于今日。
1995年夏,南京之行,她随身携带的相机,记录了十余名幸存者的面容,他们身上大多有伤疤,有人落下终身的残疾,有人叙述往事时,痛苦到难忍落泪。
然而能活下来,已是幸运。砍头、肢解、活埋、奸杀、凌辱……杀人取乐的刽子手们,把死者的尸体和因痛苦发出的惨烈哀嚎,都给焚烧、掩埋了。
时隔30年、50年、80年……当年的幸存者,一遍遍讲述亲身经历,一次次置身历史屠场。有幸存者,听闻中日恢复交往的消息,直接晕倒。历史和现实,都有百般无奈,但有些事情,再痛苦,也不敢忘。
如今,有的读者读《南京大屠杀》,翻开几页,不忍卒读。其实,任何试图通过张纯如的眼睛,回望那段历史的人,都是在重温当年的残酷和痛苦。
正如葬礼上,作家詹姆斯·布拉德利,对张纯如2岁的儿子克里斯托弗说:
“在你追寻你母亲的故事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在她的眼前,浮现着成百上千——不,应该是成千上万——饱受折磨的死者和惨叫着的幸存者。”
谈张纯如,是因为她让世界更直接地听到了,南京大屠杀中,那些死去的、痛苦地幸存的人们,被捂住的哭声。
也是因为,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记住历史的另一种方式:知道,但不止于知道。
1993年的张纯如,知道南京大屠杀。那是母亲口中,祖父、外祖父亲历的民族浩劫,是日本对中国人民的一场屠杀,是死亡、是痛苦
但当她走进这段历史,通过不同人的眼睛,她看见了一个罗生门式的南京大屠杀:在军国主义洗脑下逐渐丧失人性的日本士兵、受尽屈辱和磨难的中国老百姓、冒险庇护难民的欧美人士。
在这庞大的群像里,还有一些微弱的声音,险些被历史的洪流淹没,又被张纯如从字里行间捞了出来,比如反对杀俘的日军指挥官、曝光并抨击本国士兵残忍暴行的日本记者、支持坚守首都却无奈撤离的国军将领。
她认真了、用心了,把自己卷进去了,看到了这段历史有多复杂,也更“知道”,这场浩劫,是中国人民的死亡和痛苦,也是无数爱好和平的人的挣扎和抗争。
知道与“知道”之间,是一道天堑。
真正的“知道”,不应只是看到关键词,条件反射式地激愤,而是在足够的认知和思考后,在认清了历史的复杂性后,真正明白目标所在。
如今,对于南京大屠杀,我们已不说忘记,更不说“有什么关系”,但如果不去更深入地了解,更深刻地体会历史的复杂,动辄抵制日货,对日本文化喊打喊杀,种种盲目仇日的言行,只是一种浮于表面的民族政治正确。
毕竟,情绪是经不起消耗的。脱离了认知和思考,一时的民族激愤,离开了特定的纪念日,往往难以维系。
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但如果不去认真钻研历史,简单地把“南京大屠杀”当做符号和一种宏大叙事,也是一种变相的冷漠、是更隐晦的虚无主义。
对于广大青年来说,我们未必能像张纯如一样舍身史海,但我们可以更认真、更用心、更严肃地去了解这段历史。在国家公祭日这天,花时间读一本书、不带倍速地看完纪录片,去感受当初的绝望,和斗争的伟大。
少一点浮躁,多一点用心,面对历史,让热血静静地沸腾。
今天是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在祭奠亡灵之时,我辈更当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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