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哲：【抗日战友之救星】
来源：华文出版社   2023-06-20 16:28:48

　　王以哲(1896年—1937年2月2日)，原名蓬峤，字鼎芳，黑龙江宾县人。王以哲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也是张学良的亲信部属。

　　历任东北陆军步兵第十九师中将师长兼第七旅旅长、六十七军军长等职务。

　　在铲除亲日派“杨常事件”中，王以哲是参与者之一，并领导了“夜袭挑马渡”、“榆关之战”等著名战役。1936年，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肤施会谈就是王以哲一手促成的。

　　西安事变前，王以哲在张学良向中共提出入党的要求之后，于1936年7月由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西安事变中，他也是主要参与策划和实施人。此外，他还曾支援红军大量枪支弹药，并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协议。

　　1937年2月2日，在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等发动的变乱中，王以哲遇害牺牲。

　　人物简介

　　王以哲，字鼎芳，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生于黑龙江省宾县。1911年，入宾州府中学堂学习。他中学毕业后，投考河北军官学校第8期步兵科就读。

　　毕业后，历任东北军军士教导队排、连、营长等职。民国14年(1925年)，晋升第39团上校团长，次年继任张卫队少将旅长。

　　民国17年(1928年)初，王被提升为第19师中将师长，同年七月改任第1旅中将旅长。“东北易帜”后，王任陆军独立第七旅旅长，驻守沈阳。

　　民国24年(1935年)夏，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开赴陕北继续剿共。67军尾追红25军，辗转陕南、陕北等地。王于8月率部住洛川县城内柳营(当时习惯称窑院，今县检察院内)。9月下旬，王部属110师师长何超率部在劳山湫沟沿中红军埋伏，全师履灭，师长被击毙。10月，王部107师619团在甘泉榆林桥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11月，直罗镇战役，57军109师及106师一个整团被歼。红军经二万五千里长征来陕北，连续三次战役的胜利，给张学良、王以哲将军莫大震惊。

　　工作经历

　　1935年夏，王以哲的朋友杜重远办《新生》杂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被当局逮捕判刑。同年，爆发“一二·九”运动，全国兴起救亡新高潮。在时局推动下，王以哲接受进步朋友和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等劝告，认识到只有停止内战、全国全民总动员、联合各派共同抗日，中国才有出路。

　　是年底，红军不究既往，释放了被俘的高福源团长。高返回东北军即向王以哲晓以抗日大计。王密送高去见张学良，陈述共产党抗日主张，使张有所接受，张对王以哲与共产党的交往有所默允，从而开始了东北军与红军的秘密交往。

　　1936年初，张学良在洛川设立前进指挥所，首先与王以哲商讨东北军的去留大计，密托王设法沟通与红军的联系。2月25日，王以哲在洛川城内柳营会见了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和苏维埃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等，双方就红军与67军局部合作达成口头协议：在政治上，王赞同红军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军事上，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在经济上恢复红白区通商。这是红军和东北军第一个停战互助协定。按照协定，红军秘派政工人员赴洛川专区协助工作(专员曹国华曾在杨虎城部任旅长)，而67军热诚接待。红军在后子头村设合作社，沟通红白区贸易。红军政工人员，曾在洛川第一高小演讲，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课余组织学生排练文艺节目。王以哲曾在洛川第一高小向学生两次讲话，鼓励学生奋发成才，为民族事业献身，并向专员曹国华和县长建议从财物上资助教育事业;王同教育科长安万章经常接触，并和校长杨向之交谈学校工作。王以哲对官兵进行爱国教育，67军士兵都会唱《流亡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美丽的大豆和高粱，那里有无穷的宝藏……”唱时声连泪、泪连声，怨忿而思乡。红军将领徐向前，常带战士于洛川四处游击，红军战士借机向东北军士兵喊话：“我们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这些都激起了东北军将士的抗日决心。

　　张学良、王以哲将军对士兵极为关怀，在南京政府减饷的情况下，天冷时，给士兵每人发一件皮背心，士兵常摸着背心说：“这是副司令发给我们的，多漂亮。”长官怜悯之情、关怀之心，战士由衷感激。同时，67军军纪好，爱百姓。

　　王以哲将军体恤民情，关心生产，常穿便衣于街市和老者交谈，问“收成如何?生活怎样?这里是否能种东北的高粱等。王将军身高体大，额宽脸长，左目有疾，着便服时，身穿长袍，多系灰色或青色。他关心民情风俗，过问百姓疾苦，常到王子万家作客。吃饭中，听说东山黄龙山土匪多，韩城、白水、宜川、富县等县遭受土匪扰乱，百姓不安。王将军摸清土匪活动情况后，曾派士兵前去剿匪除害，为民解忧。

　　1936年3月5日，王以哲将军陪同从南京返回的张学良与李克农、钱之光会晤，会商约定中共中央负责人与张学良进一步商谈。李克农返回苏区后，红军派刘向三到67军负责联络工作。4月9日，王又陪张学良赴延安与周恩来举行著名的延安会谈。双方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探讨逼蒋抗日之可能，并就两军停战、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达成协议。这次会谈为我党在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奠定了基础。事先，王以哲将举行会谈的一切细节精心安排妥切，亲笔致函周恩来约定联络密码、时间、地点及迎送线路，严守机密，确保了会谈的绝对安全。张学良统帅东北军20余万，良才勇将上百，而王以哲是唯一参与延安会谈被委以秘密联共大计重任的将领。王派人护送钱之光赴西安，帮助采购红军急需物资，如烈性炸药、无线电器材、苏区银行印发货币的石印机等。王还帮助红军经常运输物资，在洛川、界子河、茶坊秘设交通站，指定部队并派亲信副官王政等负责办理枪支弹药、军火武器、棉布等各种军需物资，经此源源不断地秘运苏区。我党干部、联络人员、进步青年、作家丁玲和外国友人斯诺、马海德及肩负重任赴西安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许多要员也从此经过。

　　王以哲驻洛川期间，受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的影响，卓识远见，在67军安排和掩护了不少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地下党员孙达生，经杜仲远、高崇民介绍，由上海赴西安到东北军工作，受到王以哲的热情接待。王委任孙达生为秘书名义少校军衔，为掩护孙达生在东北军中工作提供了各种方便。孙达生、高崇民等在西安和东北军、17路军中的高级干部经常互相拜访，叙谈天伦，关心时局，探讨东北军的出路，共议抗日救国等问题。孙达生、高崇民等秘密撰文并印发了小册子《活路》，受到王以哲的赞赏和帮助。因《活路》宣传抗日反蒋，被国民党特务发觉，高崇民被当局通缉，王以哲受到南京政府不得在军中窝藏共党分子的警告，而王却不以为然，没有动摇，他应中共地下党的要求，把从北平、天津来的20余名进步学生(其中有的是秘密党员)接到洛川，安排在67军教导队中，向部下灌输抗日思想，为67军注入了新鲜血液。

　　王将军和红军共产党人多次秘谈，愈来愈看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真正的抗日力量，认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和威力。故，积极为促进西北大联合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竭尽全力。1936年8月，毛泽东亲笔致函王以哲，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与南京政府谈判的情况，并就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的信息提醒张学良、王以哲“严密警戒”。毛泽东指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一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红军必须以全力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全国革佘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实行者……”。从此，王以哲所率领67军和红军关系更加密切，成为真正的友军，相互配合，默契认可。

　　1936年10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等部10万余人，组成左路军，又令王以哲指挥东北军7个师组成右路军，妄图趁红二、四方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之际，向红军进攻。王为配合红军行动，与红军司令员彭德怀函电交驰，随时联系，秘密将左路军和右路军的进军路线、行止时间等设法通报彭德怀。同时，按照彭的要求，王设法阻滞胡宗南部和东北军前进，帮助红军赢得时间。由于王部的拖延，胡宗南孤军入阵，11月21日于山城堡陷入红军埋伏，3个师败溃，一个半旅被歼。

　　是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王以哲在事变前离开洛川，奔赴西安同孙蔚如、于学忠、刘多荃、何柱国、董英斌等高级将领秘密交涉，坚决执行了兵谏命令，并随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联名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救国主张。14日，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王以哲与孙蔚如、何柱国等成立联合参谋团。王被任命为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副军团长，准备北上对日作战。12月16日，南京政府组成“讨逆军”进逼西安，并派飞机到渭南、富平、三原、赤水等处轰炸，时来洛川施威。在张、杨二将军领导下，王以哲等将领与红军密切配合，积极部署军队，作好迎击“讨逆军”的准备，保卫西北的革命实力。“西安事变”当天，王以哲即速通电中共中央，张学良请中共中央派代表赴西安，共商救国大计。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为代表团赴西安。经过艰苦工作，西安与南京谈判获得初步结果，达成改组南京政府、驱逐亲日派、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

　　“西安事变”后，驻洛川的67军大闹秧歌，以示庆贺。器乐伴有口琴、胡琴、三弦、唢呐之类。鼓乐和谐中听，节奏明快，秧歌步点多变，形式多姿多彩，至今仍然盛传不衰。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发生内讧，爆发了“和”与“战”的激烈争论。东北军部分少壮派军人反对与南京政府和谈，主张拼一死战，部分元老派将领从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中共中央代表团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团结杨虎城、王以哲、于学忠等，维护“三位一体”团结，稳定西北大局。因王以哲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平主张，与红军代表团同心协力，故他就成为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后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联合的核心，也成为极少数野心分子篡夺军权的最大障碍。

　　1937年1月31日，周恩来、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和王以哲，在王的家里召开三方最高级会议，决定坚持“三位一体”，采用政治手段营救张学良。会后，极少数野心分子，欲篡军夺权，设法堵塞和谈渠道，决定杀害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以“开会”请“吃饺子”为名，将东北军和17路军部分中级军官骗至王的家中，封锁院门，宣布杀害王以哲、何柱国等的所谓“除奸”计划，立即派张学良卫士营长陈志久执行。陈举枪说道：“长官，对不起!”随即两枪，卧病在床的王以哲衔恨惨死在血泊中。同日，另有宋学礼、蒋斌、徐方三位军官同时遇害。刺杀何柱国的暴徒，因受到杨虎城将军申斥，未敢动手。

　　在王将军遇害后的极端混乱中，周恩来力挽狂澜，亲率中共代表团成员赴王家吊唁。2月4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王将军家属：“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对王以哲将军于国于民之所为，作出崇高的评价，身陷囹圄的张学良，惊悉噩耗，在致于学忠信中写道：“真叫弟话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表达了他心疼如碎的哀思。

　　王将军牺牲不久，67军调离洛川。是年，国共两党再将实现合作，全国抗日局面形成。王以哲将军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和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卒年42岁。

　　人物轶事

　　王以哲轶事数则

　　一、1926年，刘澜波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经常挟个黑色皮包，内中装有马克思《资本论》一书。每到星期天，他总到三、四方面军团卫队部与其堂兄刘多荃话家常(刘任队附，王任队长)，与王以哲接触颇多。后来王得知刘澜波的皮包内有《资本论》一书，为了他的安全起见，赠以三、四方面军团卫队证章一枚，令其佩于胸前。当时北京的警察、宪兵等经常在路上拦人检查。但见有佩带三、四方面军团卫队证章的人，就不敢检查了。

　　二、王以哲知道自己的一个侄儿王育才，在北京读书时，就已加入了共产党。在那个军阀时代，一提“共产党”三个字，就谈虎色变。王以哲为了王育才的安全和深造，送他到日本去读书。当时知其内情者，只有随王多年、任卫队中尉副官的史耀东。1947年.王育才在沈阳国民党的中央银行沈阳分行(在大北门里)国库科当科长时，笔者与育才会晤多次。谈及往事，不禁感慨系之。

　　三、九·一八事变前，在北大营第七旅主持步兵研究班的杜长龄，在王以哲调任北平军分会第一处(参谋处)中将处长后，被派为第一科上校科长。不久，杜请辞科长职，另行组织抗日义勇军，王始知其为共产党员，遂准其请。杜率一支抗日义勇军参加长城抗日战役。笔者因在第七旅步兵研究班受训，与杜有师生之雅，遂被调充第一大队少校队长。当时杜部有 10个大队。王以哲调任六十七军军长后，遂改称六十七军特务总队，曾夜袭建昌营子冷口之日军，颇有斩获，并曾一度占领建昌营子。由于《塘沽协定》的签订，长城抗日告一段落，杜部奉令开到廊坊以东白果村一带整训。杜由北京各大学聘请进步人士来防地讲述马列主义等革命道理，不料消息外泄，为何应钦所闻，迫令王以哲立即将特务总队缴械，指名逮捕杜长龄和l0名大队长(大队长中有周振声、胡品卿等)。王不得已派一O七师六二一团团长刘泽玉和工兵团团长杜维刚两个团“围剿”。杜率部且战且退，企图向房山、易水方向前进，与骑兵第二师黄显声部汇合。这时刘团追击于后，杜维刚团截击于前，结果在滹沱河东岸被击溃，官兵四处逃散。何应钦下令通缉杜长龄和10名大队长。杜长龄化装逃出重围，在王以哲的保护和资助下去了新疆(杜与盛世才在日本同学)，曾一度当过喀什专员，后为盛世才杀害。

　　四、1936年，张学良将军的西北“剿总”参谋长人选尚在空悬，蒋介石派他的侍从室组长晏道刚接任。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的一部份将领，在西京招待所举行公宴，欢迎晏道刚。席间，王以哲借“三杯酒下肚”之机，佯醉即席发表一篇言论。他说：“我们东北军诚心诚意、一点折扣都没有的来拥护蒋委员长。我们东北老家被日本鬼子占了，我们认为只有蒋委员长才能领导我们打回老家去。所以我们从东北到华北、华中，这一次又到陕北，辗转数千里无非是想实现打回老家去这一愿望。谁想到在西北打仗，武器损失了得不到补充;牺牲的官兵和家属得不到抚恤。一O九师、一一O师两个师的阵亡遗族，流落在西安，一点救济的办法都没有。尤其是张副司令的处境，更使人伤心。他每月的特支费中央仅给8万元，已经丢了老家的东北军政人员和同乡们，跑到西北来求他，他毫无办法，甚至送点路费都相当困难。他是负军事全责的副司令，还赶不上胡宗南部队的一个师长，每月特支费都有12万元.真是令人伤心……”这段话，使得蒋介石的亲信、前来监军的晏道刚如坐针毡，忐忑不安。

　　五、80年代初，叶剑英公开证实王以哲是中共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