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松：【爱护和平】
来源：华文出版社   2023-08-10 11:08:15

　　黄慕松(1883—1937)，广东省梅县人。名汝海，又名承恩。广东武备学堂第一期、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工兵科、日本火炮工兵专门学校及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曾任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监督(校长)、民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陆军测量总局局长、黄埔军校高级班副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师长、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测量总局局长、陆军大学校长、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东省保安司令等职。1935年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1937年病逝世于广东省政府主席任上，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

　　黄慕松多次赴边疆地区进行军事地理测量，对边疆事务颇有见识。其任参谋本部测量总局局长时首次完成全国军事测量任务，被誉为“中国军事测量之父”。黄慕松先后奉命宣慰新疆、西藏，提出恢复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曾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著有《环球游记》、《新疆西藏游记》、《黄慕松先生遗著》等。

　　个人简介

　　黄慕松，原名黄承恩，梅县松源宝坑人，是民国早期高级将领。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毕业于武备学堂，后由军咨府选派留学日本，入日本士官学校，以优等生毕业。返国后，任广东陆军小学堂监督。嗣后再赴日本，入炮工专门学校学习。他倾向民主革命，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黄慕松由日返国，谒见孙中山，随孙中山入南京，任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兵站副部长。1913年，黄慕松任外蒙考察团考察委员，参与规划国防军事。回归时，得知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遂往日本，进日本陆军大学继续深造。1920年以中国军事研究专员身份赴欧，在英、德、法等国考察，历时3年，研究各国军事战略器械。他通晓日、俄、英、德、法语，见多识广。回国后，任中俄界务公署参议兼中俄会议专门委员，后又兼任交通部路线审查会主任。

　　1925年，广州军政府成立，黄慕松回广东任粤军总司令部编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黄埔军校高级班副主任。1927年任陆军第三师师长。1928年至1930年先后任军官团副团长、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军委参谋部测量总局局长。1930年秋，奉派为英伦万国航空会议代表、第四届万国测地联合会及第三届万国航空摄影测量会议代表。之后，又由南京国民政府特任为国际军缩筹备委员会专门委员，并代表国民政府出席日内瓦召开的万国军缩会议。次年11月，黄慕松出席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后任国民政府军委参谋部次长。1933年，奉命主持边政，派往西北，先后到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地区，随后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1936年7月，黄慕松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到任后，重视整饬民风，首申严禁烟赌之令，深得民心。其时，全省各地纷设“禁烟局”、“戒烟(指鸦片)医院”，收到一定效果。任职仅半年多，因肝病复发，1937年3月20日病逝于广州，终年54岁。南京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在广州隆重举行追悼仪式，林森、蒋中正、于右任、孙科、居正等均亲书吊唁词。墓在广州番禺黄家村。生前著述有《环球游记》、《新疆西藏游记》等。

　　人物生平

　　中国军事测量之父黄慕松，早年肄业于汕头岭东同文学堂。后入广东武备学堂，毕业后选派去日本留学。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炮工学院。此间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任广东黄埔陆军小学教官、校长。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任民军参谋长。民国成立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总统府军咨府(后改参谋本部)第五局局长。1913年任国防考察委员，曾赴蒙古、新疆实地考察。回京历任陆地测量总局局长。1916年1月再度日本。以陆军工兵中尉身份入日本陆军大学31期深造。(同学覃师范、陈仪、王孝缜、朱绶光、张华辅、王树常6人)1919年11月26日毕业。教师评价：具有独自创造性，性格诚实。热心钻研军事学术。成绩优秀、战术技能卓越、日语表达流畅，精通俄语。该学生将来具有很大的前途。身高约172厘米，体重约59公斤。属于体形较大、健康良好的学员。赴英国留学，并在德法两国考察，历时两年。回国后，任中俄界务公署参议兼中俄会议专门委员，并兼交通部路线审查会主任。1925年5月任军务善后委员会委员。同年南下广州任粤军总司令部编审委员会委员长兼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高级班副主任。1927年6月7日至7月29日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同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8月任参谋本部测量总局局长。首次完成全国军事测量任务，被誉为“中国军事测量之父”。1930年再度代理陆军大学校长。不久奉派去英国出席万国航空会议、第四届万国测量家联合会会议、第三届万国航空摄影测量会议，并作为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出席国际军缩会议。1931年12月26日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中国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被推选中央海外党务委员。1932年9月26日任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1933年4月，28日特任新疆宣慰使，处理新疆事变，9月任陆军大学校长，同年底任新疆省党部指导委员长，1934年1月奉派赴藏任致祭达赖专使并主持册封大典。1935年3月15日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4月4日任中将，同年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两广事变，陈济棠反蒋的时候，7月29日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东省保安司令。1937年3月20日在广东去世，同年4月12日追赠为上将。有《黄慕松先生遗著》。

　　在民国时期，他是第一位在中央政府出任部长级职务的梅州客家人，同时以擅长军事地理和军事教育驰名于世，被称为“中国军事测量之父”;他游历东西各国，学习军事理论，踏遍内蒙古、新疆、西藏山水，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的事业，最后因劳瘁而倒在广东省政府主席任上。

　　好学不倦：被誉“中国军事测量之父”

　　初夏的一天，在广州市荔湾区周门路的一座普通公寓里，82岁的黄维藏老人激动地向记者讲述伯父黄慕松的生平。在黄维藏眼里，伯父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军人兼政治家，通晓日、英、德、法四门外语，曾经多次到日本以及欧洲留学考察。

　　在黄维藏居所以北不远处，有一间珠江染织厂，其前身彩虹染织厂就是由黄慕松的父亲黄璧池在清末创建。上世纪初，黄璧池从家乡松源镇来到广州以贩卖布匹谋生，随后经营染织生意。黄慕松曾随父亲在广州生活，不久，他考入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创办的汕头岭东同文学堂，开始了多彩的一生。

　　1904年，从广东武备学堂毕业的黄慕松因成绩优异，被中央政府选派官费留学。他与同乡、梅城攀桂坊的杨少穆一起东渡日本，进入振武学校学习，随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直到他快毕业的时候，与他人生有交会的另一位中国重要历史人物蒋介石才启程前往振武学校留学。

　　对于黄慕松来说，这仅是他的第一次留学生涯。1910年，从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监督任上卸任，他再次到日本炮工专科学校学习。1916年初，在北京陆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任职的黄慕松考入日本陆军大学系统学习军事理论，成为第一批进入日本陆大的中国留学生之一。

　　青年黄慕松并不是只顾埋头学习的军人，他时刻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在三次留学日本前后时期，他曾参加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日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期间南京革命政府的北伐行动，还加入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

　　1918年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展示了大量新式的武器，以及伴生的作战战术、战略，给壮年黄慕松极大的刺激。他决心到欧洲进行军事考察，于是申请辞去军事测量总局局长的职务，作为军事研究员远赴欧洲。对黄慕松生平颇有研究的汕头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黄羡章表示，黄慕松是一位热爱军事理论研究的军人，对权位不太留恋。何况他在北洋政府陆地测量总局局长任上，甚至一度需要家里寄钱解决开支。好在当时的家族企业由弟弟黄焯南等人打理得红红火火，免去他的后顾之忧。

　　从1920年到1923年，黄慕松先后到英、法、德考察学习欧洲先进的军事理论。回国后经过一番辗转，于1929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测量总局局长。他认识到现代战争已经进入海陆空立体作战时代，因此对开展军事测量活动极为热心，先后出席英国万国航空会议、第四届万国测地联合会、万国航空摄影测量会议，撰写了《出席国际测量会议报告》。在他的主持推动下，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军事测量工作顺利完成。正是这一成果，黄慕松被军界赞誉为“中国军事测量之父”。

　　忠勤任事：两次代理陆军大学校长

　　黄慕松不但是军事地理学专家，在他不算漫长的人生中，他更是一位军事教育家。早在清末，他就出任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的负责人，后来成为粤系著名将领的陈济棠、余汉谋、蒋光鼐等人都是他的学生。

　　1925年，黄慕松从北京回到广州，担任黄埔军校高级班的副主任，深厚的军事理论功底和任劳任怨的作风，给校长蒋介石留下深刻印象。

　　1928年8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将在北京的中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收归国民政府管理。总司令蒋介石遥兼校长，但实际管理工作由他任命的副校长黄慕松代理。当时位于北京西直门内崇元观的陆军大学在读的学员有第八期以及新招收的第九期。

　　黄慕松为纠正北洋政府时期学校存在的散漫学风，每星期要举行周会一二次，向学员作报告，要求学员自我介绍情况，同时住校舍的学员晚上要点名，外出要请假。不久，因严肃校纪，而触发由湖北籍学员蔡继伦策划的“驱黄风潮”。

　　学者黄羡章表示，事情起因是蔡继伦因私人请求被北平市长何其巩拒绝，竟然扇这位老部下的耳光，事情被冯玉祥告到蒋介石那里。获知蔡继伦犯纪消息，黄慕松决定从严处理，对蔡继伦作出开除处分。衔恨在心的蔡继伦挑唆同乡学员散布流言，借孙中山奉安大典的事件，诬告黄慕松在孙中山灵车经过大学门口时仅派代表参与，而严令学员在校，是对孙总理不敬。黄羡章认为，时任教育长的周斌虽然是黄慕松在日本陆军大学的同学，但作为蔡继伦的同乡态度暧昧，没有积极支持黄慕松，起了很坏的作用。

　　尽管处于流言蜚语之中，黄慕松还是坚持原则，开除掉蔡继伦，随后在1929年上半年底离任代理校长一职。从历史的结局看，黄慕松有洞悉蔡继伦恶劣品质的先见之明。被处分的蔡继伦后来通过各种手腕恢复在陆军大学的学籍，却在抗战期间，担任宜昌警备司令时大肆贪污，落得被军法处置枪毙的下场。

　　1933年，当时的陆军大学已经迁址南京，校长已由云南籍著名将领杨杰担任。这年，由于杨杰要到华北部署军事，防御占领东三省的侵华日军，时任陆军测量总局局长的黄慕松再次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职务。尽管这次时间不长，但黄慕松对陆大一直非常关注，以至1934年，他为致祭册封已故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艰难跋涉到西藏的时候，依然与陆军大学教育长王泽民保持联系，通过电报收到他有关陆大办学情况的汇报。其忠勤任事的作风可见一斑。

　　艰苦跋涉：宣慰抚边不顾塞外风寒

　　黄慕松的一生好像永远奔波在路途。1934年1月，国民政府决定派黄慕松担任致祭、册封刚去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专使，前往西藏。

　　此前的1933年，黄慕松曾经奉命宣慰新疆，本意采取“削藩”策略实现国民政府直接管控新疆。但军阀盛世才发动“六·二二”二次政变，枪杀拥护中央的地方军政人员。黄慕松一行一度被软禁，计划功亏一篑。

　　黄慕松的这次赴藏行程更加艰难而意义重大，为的是恢复与西藏地方的联系，以致祭册封的方式宣示中央权威。而自辛亥革命后，因种种原因，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已“失联”22年。

　　黄慕松率队自5月7日由成都启程，经邛崃、泸定、康定、道孚、甘孜、德格进入西藏的昌都，然后循类乌齐、洛隆、边坝翻越平均海拔五六千米的念青唐古拉山，经工布江达和墨竹林卡，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艰难跋涉，于8月28日抵达拉萨。

　　在派出先遣人员取海道从印度进入西藏的情况下，黄慕松致祭代表团选择这条道路基于下列精心考虑：一是避开英国驻印殖民政府的干扰;二是走国内川藏之路宣示国家主权的尊严;三是艰苦跋涉也表达了中央政府的诚意，同时考察沿途的军事地理等情况，与当地人民加强交流融合。

　　古人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黄慕松的队伍不但经历了蜀道之难，更经受了雪域高原神秘莫测的风雪。他们迭次翻越万年雪山的折多山、雀儿山、易珠雄、丹达山、念青唐古拉山，横渡大渡河、金沙江，饱尝雪山之寒和高原反应症折磨，个别负责运输物资的人员甚至因高原疾病倒在路途上。

　　到达拉萨以后，黄慕松利用在此停留3个月的时间，展开一系列宣慰活动，与僧侣、民众交流，与噶厦官员交涉，顺利完成致祭、册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仪式。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崔保新是研究黄慕松抚边疆藏的历史学者，他对记者表示：“黄慕松离开拉萨时，与西藏噶厦政府商定，中央政府在西藏设立驻藏办事处、无线电台、医疗所、测候所，并建立一所国民小学。在失联22年之后，中央政府在拉萨设常驻机构，是宣誓国家主权、阻止西藏分离的一大成果。”

　　黄慕松赴藏归来不久，1935年3月，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他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7月底，为稳定“南天王”陈济棠下台后的广东政局，黄慕松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这是黄慕松人生事业中的一个高峰。然而劳瘁多年导致疾病突发，半年后，他终于停下奔波的脚步，长眠在岭南大地上。

　　病卒后，南京国民政府追授他为陆军上将，在广州举行了追悼仪式，林森、蒋介石、于右任、孙科、居正等均亲书吊唁词。黄慕松生前著述有《环球游记》、《新疆西藏游记》等。

　　人物轶事

　　生命之光耗尽在雪域高原

　　1937年3月20日，年方54岁的黄慕松在中山大学附属医学院救治无效病逝。作为一位受到中枢信任而就任省政府主席、准备大展鸿猷的政治家，的确是人生一大遗憾。

　　对于黄慕松中年去世的原因，他的亲属以及历史学者们都认为，除了常年奔波劳瘁，黄慕松冒险奔赴西藏，虽然没有在路途上遭遇意外，但雪域高原的恶劣气候，特别是高原反应症最终仍然成为他生命中没有迈过去的一道坎。

　　过去有文献持一种说法，认为黄慕松是死于肝病复发。黄慕松的侄子黄维藏不认同这一病因。他向记者表示，据他亲耳听长辈尤其是二伯母王氏(即黄慕松夫人)讲述，二伯父去世的根本原因是“高山症”，即现代所说的高原病，去世的时候，黄慕松全身皮肤通红，不同于肝病症状的皮肤泛黄。

　　学者黄羡章也认为，黄慕松的早逝与他早年奔波欧洲考察、宣慰边疆，特别是到西藏有关，至少是高原反应症导致他的潜藏疾病一齐暴发。学者崔保新则认为，黄慕松以51岁之龄，千里迢迢使藏，翻越无数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风餐露宿，风寒浸骨，使其身体遭受极大损害。他肝部剧痛，惟不知病原。

　　黄慕松在去西藏的路途上，曾逐日记下所见所闻，后以《使藏纪程》的书名出版。记者从中做了统计，路途上，还是在川西北的折多塘，黄慕松就开始出现高原反应的头痛症状，自此，这一症状在炉霍、德格、江达、九绒、易珠雄、洛隆宗、罗松多哲、瓦日格巴、司力江以及拉萨等地反复出现。

　　1934年8月15日，黄慕松一行抵江达(今属林芝地区北部)。日记写道：“午夜肝气作痛，睡不能适，请王医官打止痛针，并进止痛丸，假寐至晨七时，始解衣覆寝，十一时起床。余于前三星期，即觉肝部微痛，王医官以少骑马为嘱，昨夜忽剧，牵及背部，未知是何病原，因思频年奔走，不遑宁处，倘过于劳顿，罔知调节，则体力日消，虽然满腔热血，何补邦家，不可不自慎也。”然而，艰难的路途迫使黄慕松不得不常借助骑马或骑驴前行，在拉萨又因此导致疝气病发作。

　　早在青年时代的1913年，黄慕松为边疆事业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北京中央政府为了应对当时外蒙局势，派他为考察委员，与留日士官学校的同学陈宏萼、彭琦一起到内蒙古阴山南麓一带考察规划军事，其中彭琦因坠马意外身亡。

　　这次病魔袭来，黄慕松仍然在抗争，打算强撑到南京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被劝阻，后到从化温泉疗养地养病。1937年3月15日，黄慕松放心不下政务，乘车从疗养地返回广州城里。记者在中山图书馆特藏部保存的其中一张黄慕松照片中看到，身形已经严重消瘦的黄慕松在经过燕塘军营时，坚持下车检阅军队。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身影。5天后，他撒手人寰。

　　两次抚边归来，为侄起名“疆藏”

　　黄慕松去世的时候，留下遗言作了自我评价：“律己则以廉洁励清操，处事则以和平求进步，因此生平无大成就，亦无大过失。”他的人生观可从他为子侄命名的事例找到佐证。

　　1933年7月，黄慕松从新疆回到内地，一度曾回到家乡松源宝坑探亲。次年初，他听到弟弟黄焯南生了一个儿子，决定为侄子起名黄维疆。同年底，黄慕松宣抚西藏从拉萨回到广州，听到小弟弟黄青松也生了一个儿子，又建议将小侄子起名黄维藏，以纪念他这次维护国家统一的艰难行程。

　　在此之前，黄慕松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就有维敬、维恕、维廉的字样，从中折射出客家人践行传统儒家伦理的精神。

　　黄维疆、黄维藏的名字寄寓着黄慕松的家国情怀。记者了解到，他兄弟二人虽然没有取得伯父那样的赫赫业绩，一位在广州电台工作，另一位在广州国营企业工作，而2015年过八旬，过着低调而清介的退休生活，没有辜负先辈的期许。

　　黄维藏向记者表示，很多人看到松源宝坑沙堂坝那一排大屋，可能认为是黄慕松做了大官弄到钱建起来的。其实建房的资金主要来自于祖父黄璧池在广州创建的彩虹染织厂以及万昌隆、亿昌隆商号的利润，那是当时广州数一数二的大型染织企业。整排建筑基本上是在黄慕松去世后才兴建，并在抗战后期完工的，后来安排给他祖父以及祖父哥哥的后裔等居住。

　　将军长眠处 松涛已渺然

　　过去的文献提到黄慕松去世后葬在番禺黄家村。记者联系上黄维藏后，才知道黄慕松的墓地其实在白云山西麓的永泰庄，即今白云区永平街道永泰村，那里的原居民以黄姓居多，所称番禺是古代对广州的泛称，与的番禺行政区域无关。

　　记者为了解黄慕松长眠之地的现状，决定通过友人安排车辆，由耄耋老人黄维藏作向导，前往凭吊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重要足迹的客家先贤。

　　车辆驰行经过白云山下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区，向北走了几公里，拐入永泰村，穿梭于仅容一车通行的狭窄巷道，终于在一条上坡路上停下，交椅坟式的黄慕松将军墓呈现眼前。

　　黄维藏介绍，黄慕松的墓地在特殊年代曾受到一些破坏，在改革开放年代，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由广州市委统战部拨款修缮。2011年还被挂牌“白云区登记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城市的发展，永泰村黄慕松墓地周围三面建起高高的厂房住宅，墓后不远处也被砌起一道高墙。墓前一对华表和石狮子虽然还在，但正前方的墓道已因修建道路而消失。

　　当年遥遥望见白云山，松涛阵阵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这位喜爱故乡松树，并以“张良功成身退从赤松子游”典故重为自己取名的墓主人，相伴的只有墓侧的几棵树木，以及树上的蝉鸣和工厂喇叭传来的嘈杂歌声。时光的变迁，情景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