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上海青年会在一二八战事发生时在战区服务救济难民】
来源：华文出版社   2024-02-27 10:16:43

　　史量才(1880年1月2日—1934年11月13日)，名家修，字量才，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杰出的商人、报人、教育家和报业巨子，近代中国出色的报业经营者。

　　1912年任《申报》总经理。1934年11月13日，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终年54岁。

　　人物生平

　　史量才(1880—1934年)，杰出的商人、教育家和报业巨子，上个世纪初中国最出色的报业经营者，作为上海的报业大王，史量才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

　　1899年中秀才，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今浙江理工大学)学习。曾在泗泾创办养正小学堂。蚕学馆毕业后，1904年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校(后该校迁至苏州浒墅关)。同时，先后在南洋中学、育才学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务本女校任教，并与黄炎培等发起组织江苏学务总会。为反对清廷向列强借款筑路，参加收回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

　　1908年任《时报》主笔。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江苏独立运动，清理江海关财务，后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议和期间，史量才又参加了南北议和的协商工作，并在上海海关清理处和松江盐务局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公职。

　　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失败的过程和政权的嬗变，史量才逐步看清了反动军阀和流氓政客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真实。对政治感到十分的失望，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向新闻事业，试图通过社会舆论的力量来监督当局，激浊扬清。

　　1912年，史量才与张謇、应德闳、赵凤昌等合资，以12万元购买了《申报》。《申报》由英国人美查创办于1872年，是近代中国历史最久的一份报纸。1909年，美查回国，将该报卖给席裕福。由于经营不善，《申报》发行量仅7000多份，连年亏蚀，席氏不得不转手出售。

　　接办《申报》后，史量才出任总经理。为了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不受掣肘，1916年，他收购了合资人的股权，独家经营《申报》，为了改变《申报》经营欠佳的局面，史量才赢得了江浙资产阶级资金上的投入，同时起用张竹平、冯子培、王尧钦等管理人才，对《申报》逐步实行现代化、企业化管理。史量才以超前的眼光，开拓广告业务，从而大大增加了报纸收入和社会影响。他以卓尔非凡的经商头脑分析市场行情，适时屯积廉价纸张，以降低成本。更主要的是，史量才关注社会热点，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为标榜。他常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强调：“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申报》敢于抨击时弊，揭露当局的黑暗统治，因而声誉雀起，发行量骤增。1922年11月，英国报界巨子、《泰晤士报》的主人北岩勋爵来到中国，他在参观《申报》馆后，称赞它是中国的《泰晤士报》。到1931年，该报日发行量增加到15万份，年利润达数10万元，销售量和影响直追当时全国最畅销的《新闻报》。1927年，他购得《时事新报》的全部产权，1929年，他又从美商福开森手中收买了《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一跃而为上海乃至中国新闻界最大的报业集团。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痛感国土沦丧，内战连结，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不满，迸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思想日趋激进，政治态度更加鲜明，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转折。《申报》在他的主持下，成为抗日进步力量的喉舌。

　　1932年1月，史量才在上海哈同路寓所中成立了“壬申俱乐部”，成员主要为爱国民族资本家及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聚会商讨对付日本侵略的对策。为了调动各界的爱国热情，史量才在壬申俱乐部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成立大会上，史量才指日为誓，“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呼吁国人“如果畏缩退避，恐仍未能保得身家财产，不如一起奋勇向前，抗战救国”。

　　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斗争中，史量才和宋庆龄、杨杏佛等著名民主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申报》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这些正义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跟踪报道，扩大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社会影响。1932年至1933年间，史量才还创办了几项社会文化事业。其中有以俞颂华为主编的《申报月刊》，以李公朴为馆长的“申报流动图书馆”及由李公朴主持的“申报业余实习学校”和“申报妇女实习学校”。这些进步、带有公益性质的文化事业对中国社会作出了贡献，为抗日救亡工作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

　　1934年10月，因胃病复发，史量才前往他在杭州的寓所秋水山庄疗养。11月13日傍晚，在回程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章太炎先生在为史量才写的墓志铭中赞道：“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

　　智斗袁世凯

　　意欲收买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又做起了皇帝梦，紧锣密鼓复辟帝制，组建筹安会作为推动帝制的机关，又唆使其亲信党羽杂凑成各界请愿团，要求改变国体。袁世凯深知舆论的厉害，以威逼与利诱并举，使报章为其恢复帝制宣传鼓吹。虑及东南巨埠上海的报章举足轻重，便调拨专款15万大洋，派御用文人、《亚细亚报》总经理薛大可南下行贿报界。《申报》是其收买的首选对象，因该报是沪上资深大报，发行量达万余份，覆盖面广，影响力大，总经理史量才更是报界的名人。

　　薛大可一到上海，即开始暗中活动。他有个赵姓朋友的儿子在《申报》当秘书，遂请赵秘书带口信给史量才，大意谓：只要《申报》不发表反对帝制的议论，支持袁世凯做皇帝，可给予巨额津贴。

　　当时，史量才正遭受一场冤屈官司被罚大宗赔款，经济上陷于困顿境地。薛大可以为史量才正缺钱用，正可封他的口，殊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

　　公开拒贿

　　史量才要秘书转告薛大可：报章职责高于天，但以良心立论，不受津贴。不仅于此，他还起草了“申报馆经理部主笔房同人启”的《本馆启事》，向社会大众公开了行贿者的阴谋，以及拒绝贿买的心志。

　　《本馆启事》刊登在《申报》1915年9月3日头版头条，所占位置与字体引人注目。启事开门见山，一上来就点明了刊登这份启事的原委是：“有人携款15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随之表明向来不受贿买的操守：“按本馆同人，自民国二年十月二十日接手后，所有股东，除营业盈余外，所有馆中办事人及主笔等，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

　　针对这次贿买事，史量才严正声明务必恪守的原则立场：“此次即有人来，亦必终守此志。再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益，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急激之谈，亦无反复之调。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实难赞同一日。特此布闻。”

　　反对帝制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废除民国纪元。史量才在上海报业同业组织——上海日报公会会议上主张，报纸刊头不用洪宪纪年。果然，到了“洪宪元年”的1月1日，《申报》仍用民国纪元“中华民国五年”，沪上多家报纸跟着照此办理。

　　日复一日，10天已过，《申报》刊头还是民国纪年而不见“洪宪”字样。袁世凯得悉后大为恼怒，敦促内务部电令沪海道尹公署查办，内中有语云：本年改洪宪元年，今查上海各报仍有沿用民国五年者，应即知照各报馆，如再沿用，不奉中央政令，即按报纸条例严行取缔，停止邮递……

　　沪海道尹公署将内务部电文抄录给上海日报公会，“希即传知各报迅即更改”。1月11日，日报公会转发给了《申报》馆。史量才大智大勇，钻了公文中“查照办理沿用民国五年者”的空子，于1月12日的刊头上，只去了“中华民国五年”，但并未调用“洪宪纪元”。并通过一则《启事》，公布了内务部电令，公告“本馆因此不再沿用。”

　　到了1月24日，史量才又接到了日报公会转来的上海警察厅公函，大意谓：如不用洪宪纪元，即奉部饬停止邮递，本厅管辖地内，如3日内犹不遵改，一律禁止发卖，并将报纸没收。

　　巧妙抵制

　　为了报纸生存，继续发挥万民之喉舌的作用，史量才只得答应遵改，但还是玩起了“花招”。一是所加“洪宪纪年”四字的位置，在报纸名称下的第4行即西历日期、星期及旧历年、月、日之后，而原来的民国纪年在报纸名称下的第一行，十分醒目;二是原先的民国纪年字体相当于小5号字，而“洪宪纪年”只相当于8号字，小得如芝麻一般，连笔画都分辨不清。对此，广大读者当然心知肚明。

　　相关事件

　　1912年秋天，在社会急剧转型之际，32岁的史量才得到张謇等实业家的支持，以12万元从席子佩手里买下了已有40年历史的《申报》(当年9月23日订约，10月20日正式移交)，从此踏上办报之路，开创了一生的事业。他毕业于杭州蚕桑学堂，在上海创办了蚕桑女子学校，曾在《时报》做过兼职和专职编辑，接触过近代报业。正是他将《申报》发扬光大，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在百年报业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民国五年(1916年)还清了张謇等在《申报》中的股款，从而使《申报》摆脱了张謇等影响。自任总经理，开始对版面内容有所改变。《申报》以采访国内外大事和社会新闻为主要内容，对时政不时发出批评，如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了扩大销路，史量才招罗了一些鸳鸯蝴蝶派的文人，为他主持副刊“自由谈”，连载了不少才子佳人的小说。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申报》销路大增，史量才在报界的威望也不断提高，1927年，他又收买了《新闻报》股权，成为上海报业大王。他凭借在报界的实力，向其他产业发展，1921年，参加创办中南银行，还发起设立民生纱厂，帮助扩大五洲药房，协助复兴中华书局。他实力日增，在哈同路(今铜仁路)购买了豪宅，有花园假山，珍奇异玩，美奂美轮。

　　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军阀和蒋介石，不敢公然反对，又认为报纸是民众的口舌，总要为人民说话，才站得住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更坚定了爱国、民主立场。他聘请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做《申报》的设计部长，请李公朴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他一改“自由谈”的面貌，聘请进步作家黎列文主持，专以发表新文艺作品，经常刊登巴金的《沙丁》、茅盾的《林家铺子》等比较进步的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申报月刊》创刊上刊载胡愈之的《动荡中之世界政治》等进步文章。他自恃《申报》的机构在上海租界里，国民党政府奈何不了他，所以在国民党政府有关重大政治经济举措上，常常旁敲侧击予以批评。在他同意下，《申报》还先后刊登鲁迅和陶行知化名“不除庭草斋夫”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文章，并发表了几篇《剿匪评论》，反对蒋介石围攻红军。他以中南银行名义，出席南京经济会议时，拒绝认购巨额债券，在十九路军上海抗日时期还捐出了巨款。这些举动深为蒋介石不满。

　　1932年6月，南京中央大学发生了殴打兼职校长段锡朋事件，当时中大校长一职虚悬近半年，经费也业积欠达半年之久，因此当行政院简派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兼代校长后，早已不满的学生以段系官僚政客，不符合校长人选标准，向段当面质询，段则扬言捉拿为首喊打的学生，由此引起学潮，《申报》据实报道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并发表了评论文章，认为教育日益败坏，最大根源在官僚主义的侵入，并批评了国民党政府诸多政治和军事举措。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在盛怒之下，罗列《申报》危害党国的罪状，向蒋介石举报，1932年8月，上海警备司令部受蒋介石指示，下令上海租界以外的国统区，一律禁止《申报》的邮递，后经过史量才多方求助，蒋介石才解除了禁令，但要求由国民党中宣部派员指导《申报》的编辑和发行，遭史量才拒绝。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颇为不满，赞同宋庆龄的政治主张，在《申报》上全文刊载了宋的宣言;还发表社论，同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他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顶住了国民党当局施加的种种压力。

　　沪战结束后，上海地方维持会改组为上海地方协会，仍被推为会长。支持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族危亡而进行的“剿匪”内战。为此，《申报》被蒋介石手令禁止邮递达35天之久。国民党当局任以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等职，不为笼络，虚与委蛇。

　　由于思想倾向进步，国民党当局威逼利诱均无效，遂遭忌恨，直接导火索为其刊登国母文章后，蒋介石阅后批上6个红字，申报禁止邮寄，于是长达35天的停刊，随后，在与蒋的一次会面合照时，蒋威逼说：“我有100万军队……”史却说：“我有100万读者……”于是蒋遂下定了去除史的决心。

　　1933年底，宋庆龄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抗议蒋介石派人暗杀邓演达，杨杏佛将它翻译成中文，要求史量才设法发表，史量才虽然没在《申报》上刊登，但通过关系，在某通讯社的稿件上发表了。凡此种种，迫使蒋介石下了暗杀史量才的决心。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与妻儿等人由杭州回沪，在行驶至海宁附近翁家埠达闸口时，遭国民党特务枪击，不幸去世，从此，报界再无人敢与国民党抗争。

　　遇难始末

　　沈醉回忆说：“不久，史量才果然携眷去杭，戴笠又带着赵理君等赶去布置。原来打算在史的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机狙击，又考虑到如将史暗杀在杭州市区，杭州省会警察局长便脱不了关系而将遭到各方面所责难，势非破案不可。这个警察局，不但局长赵龙文是军统特务，而且整个警察局都控制在军统特务手中，在杭州作案便是自找麻烦，因此最后才决定选择在离开杭州市区的地方去进行。”

　　根据情报，史量才将于1934年11月13日从杭州返回上海，得到消息，赵理君带着手下提前到沿线“踩点”。最终，动手的地点，选在了“沪杭公路所经的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离翁家埠约四华里的地方”。

　　沈醉说：“特务们事前准备了两个临时用的汽车牌照，一是京字第七十二号，这是随便仿制的(以后才知道是南京盐业银行的)，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这辆汽车于十月底前后即由南京开到杭州，一直停在杭州上仓桥浙江警官学校的停车房内。行凶时先是用京字七十二号牌照，逃往南京途中便改用试车牌照，一直快到南京才换上原来的号码，于半夜驶回鸡鹅巷。”

　　11月13日，史量才如期出发，赶往上海，同行的，除了史的如夫人沈秋水、沈的侄女沈丽娟以外，还有史的儿子史咏赓和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加上司机黄锦才，一共6个人。

　　沈醉说：“这次凶手们所带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所以能射穿史所乘的保险汽车。行刺那天，特务们很早便去守候。当史的汽车驶到了凶手们预定动手的地方时，发现有一汽车横在马路当中，伪装损坏正在检修。特务们见史的汽车开来，一面以手示意叫汽车缓行，一面即拔出手枪向史的汽车轮胎射击，同时由指定的两个凶手射击汽车司机和司机座旁的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这是因为特务们误认邓为史的保镖，怕他还击，又怕司机以后供出认识的特务来，所以要先杀掉他以灭口。”

　　当时《申报》登出的《史总经理遇难始末记》记载：“三时零五分，车经海宁与杭县交界处之翁家埠大闸口，遥见有一京字七十二号一九二九年式别克汽车一辆停于路旁，车旁复站有黑衣男子六七人，态度殊为可疑。迨相距一丈余时，忽闻吹哨一声，于是在车旁之六七暴徒，均以手枪及盒子炮，向史先生之汽车迎面射击，车夫黄锦才突见祸作，急俯身避弹，脚踏煞车，车划然止，适止于暴徒站立处。时子弹纷飞，车夫已首先中弹，邓君随亦着弹。”(另有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施芸之、许建业等六人，以及司机张秉午。计7人)

　　沈醉接着说：“当枪弹乱飞的时候，史量才和他的儿子史咏赓急忙跳出车来分头逃跑。凶犯们误认其子为父，因此有三个特务便尾追史咏赓，一连发射二十余弹，均未命中，他从田野中飞奔逃脱。”

　　《史总经理遇难始末记》则说：“史先生知事不妙，即挟夫人公子等，自车厢逃出，夫人踣地而伤，内侄女亦伤;其公子咏赓君反身向杭州方面沿公路拔步飞奔，三匪在后追赶，开枪数十发，幸均未命中。”

　　沈醉继续说：“史量才因身体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茅屋。两个特务紧追过去时，史又从后门穿出，躲在房后面一个干涸了的小水塘中，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了。赵一面大叫‘在这里’，一面连连向史开枪射击，有一弹正击中史的头部，史当即倒下。李阿大又跑到史身边补上一枪，登时血流如注。凶手见目的已达，立即集合爬上汽车飞奔而去。”

　　再看《史总经理遇难始末记》：“史先生则向乡间奔避，二匪从后紧追。行半里许史先生逃入一沈姓农家，一匪追踵入内，另一匪则先绕至后门守候，及史先生冲出后门，遂被该匪在足部先击一枪，时史先生犹忍痛行数步，至一个干涸之小塘旁。痛极倒地，二匪即向其头部连开二枪，一由口入脑，一由左耳穿入，遂遇害。”

　　沈醉说：“枪声停止了约半小时后，史咏赓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一同返回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杭州。”

　　历史评价

　　69年前的11月14日(1934年)，当时全国最繁华城市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申报》受到致命一击——报社总经理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被拦道的国民党军统特务赵理君、惯匪李阿大等凶手枪杀，遇难时54岁。这一天，是中国新闻界的又一个黑色的纪念日。此前，1926年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在北京前门大街南端的天桥刑场遭北洋军阀杀戮，仅40岁;同年8月6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军阀枪杀在天桥刑场，年仅52岁。

　　本来，他们都可以躲过被枪杀的噩运，只要笔下留点情，不要太不顾及报纸的声誉，甚至只要“裤腰带松一松”，“送上来的金钱该收就收”，无论是《申报》，还是《京报》、《社会日报》，都会好好生活着，而且可以尽享荣华富贵。谁知，他们偏偏要做捍卫正义与监守良知的报人，偏偏不畏死，最后真的当了烈士。一个被杀了还不够，还有两个、三个勇敢者站了出来，以死报死。如果说真理是上帝的化身，那么，他们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上帝。这就是中国报人的骨气和勇气。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是敢于献身的。1946年7月15日，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大学参加李公朴先生追悼大会时，发表最后一次演讲，“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我们都会像李公朴先生那样，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民主是杀不完的!”

　　著名的民主斗士李公朴先生，作为史量才的朋友，也是《申报》的积极加盟者。1932年，创办于1872年的《申报》超过15万份发行量，进入黄金时代。史量才明确宣告“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坚持“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的方针，聘请著名进步人士黄炎培做申报设计部长，请李公朴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约请鲁迅、巴金、茅盾为“自由谈”文艺作品撰稿人。

　　捍卫言论自由，并不是用嘴巴随便说说就可以捍卫的，而是靠吃豹子胆才能为的。著名报人徐铸成在专著《报海旧闻》中写道：蒋介石对《申报》不大听话大为不满，让杜月笙随史老板来南京谈话。蒋沉下脸来直露底色：“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对不起，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句被认为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也为他后来被枪杀埋下了伏笔。不为权力所吓倒，不为金钱所打动，史量才的人格就是《申报》的报格，史量才的献身就是《申报》的永生。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本来，这是一句刺客的诗，今天用在被刺者身上，却令人产生一种特别的“易水寒”感觉。古往今来的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储安平们，无一不是心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夙愿，他们以行动证明，他们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的“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男子汉，大丈夫，生命若无价值，活着不如死去。

　　遗憾的是，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创办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申报》在出版77年之际，不幸于1949年5月27日停刊，一共出版25600号。此后，历史上的史量才和《申报》几乎被人淡忘了。我在史量才先生遇难纪念日之际作一提醒，不是担心历史上先生的形象不够高大，而是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忘记史量才这个人。

　　更遗憾的是，史量才的没有真的让《申报》永生，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以附逆为名接管《申报》，从此史量才留下的《申报》完全被国民党CC系控制。此后于1946年5月再强迫史量才之子出让51%股份给政府，然后改组申报董事会，调整报社工作机构，并由政府委派杜月笙为《申报》董事长，已创办74年的《申报》改变其民营性质，成为国民党官方报纸。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申报》遂因系国民党党产而宣布停刊。至此这份由英国人创办的中国新闻史上创办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历时78年，发行25600号后终于也成为历史，结束了其坎坷的一生。唯1982年上海市委和市出版局做出决定，委托上海书店以影印的方式保存并出版了全套《申报》，庶可现旧中国百年之风雨，并慰史量才先生拳拳之遗怀。

　　纪念

　　史量才故居

　　史量才故居为一座一层的砖瓦房，墙上有2000年3月原江宁县人民政府所立的一块牌匾，上书“史量才故居”五字。故居内陈列有史量才的生平事迹及政界要人为史量才所题的字。

　　史量才原名史家修，1880年生于湖熟镇杨板桥村，原《申报》总经理，著名新闻事业家、社会活动家。史家世代务农，唯有他的父亲出外在松江县泗泾镇经营药店，他随母留在家乡。8岁丧母后随伯父生活，15岁时才同父亲在泗泾居住。史量才从小刻苦攻读，1899年应童子试考中秀才，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毕业后任教。1904年他在上海创办了蚕桑学堂，受到上海商学各界重视，1905年参加上海学界组织的宪政研究会，与黄炎培等发起并组织成立江苏学务总会。1907年参加江浙两省绅商拒借外资保护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1912年被委任主持沪关清理处与松江盐务处工作。

　　史量才1908年曾一度担任《时报》主笔。1912年借助他人的资金合作，购进我国出版最早的报纸之一《申报》，被推为总经理。从此，他抱着新闻救国的理想，以办好《申报》，作为终生事业，悉心经营，锐意改革，使《申报》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他的声望日益提高，财富也越来越多。1931年，史量才在与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等人士的频繁接触中，爱国思想得到进一步提高。他经营的《申报》不仅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妥协退让，而且成为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要求实行民主的阵地。蒋介石政府为控制上海舆论阵地，曾拉拢史量才，给他以“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荣名高位，但他坚持正义不为利用。最后，蒋介石指使戴笠派遣特务于1934年10月13日杀害了史量才。史量才生前关心家乡建设，给家乡人民很多支援。1907年他在南京发动全国务农联合会，被推为总干事。他还与江宁人士陶保晋等组织南汤山建业公司，集资购地造林，筑路凿泉。他成名后几乎每年出资援助家乡修圩、造桥、救灾、办学，为家乡人民解难济困。

　　之江大学经济学馆

　　史量才为之江大学复校做出巨大贡献。他遇害后，史量才的夫人和儿子史咏赓遵先生遗愿，也为纪念史量才与邓祖询，捐建了“经济学馆”。

　　纪念铜像

　　浙江理工大学为纪念校友史量才逝世70周年，特在下沙校区设立纪念铜像。2004年11月12日下午，报业巨子史量才先生铜像落成典礼在浙江理工大学举行，解放日报党委书记、总编辑尹明华和原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国记协理事丁锡满参加落成典礼并为报业先辈史量才铜像揭幕。当天下午，浙江理工大学还聘请尹明华和丁锡满为该校兼职教授。

　　史量才墓

　　史量才墓，位于西湖区双峰村积庆山马婆岭上。史量才(1880年—1934年)，名家修，原籍江苏江宁，生于淞江(今上海市)。清末曾任上海《时报》主笔。1913年同张謇等购买《申报》产权，任总经理。“九一八”事变后，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张团结抗日，“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任地方维持会会长，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抗日，同时在《申报》上发表宋庆龄、鲁迅、巴金、老舍等进步人士的文章，反对独裁政治。1934年11月13日在浙江海宁翁家埠，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墓建于1936年，坐北朝南，由花岗岩筑成，占地面积200平方米。墓有三个平台依山势而建。八角形墓室内放铜棺，墓上覆盖石刻檐子，翼角起翘。墓碑“史量才之墓”五字，为章太炎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