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郭沫若大会记详
岳兰
“几见吕伊佳句在?从来憔悴屈诗人。”
“莫笑斯民无眼耳,振聋发聩更何人?”
这几天,长沙久雨新晴,浸润着春的气息。自从报纸上传出了郭沫若莅湘的消息,不知有多少人的心,期盼一瞻他的丰采,或者是聆他的谈吐,恰好像在寒冬以后,谁都喜欢亲近春天的阳光一样。
是元宵节的前日、金黄色的晨曦,斜射着青年会大礼堂入口的一张白竹布上,挥洒地写着“欢迎诗人郭沫若先生!”
冒着早寒,源源来会的人,有革命老前辈,有新进作家,有青年,有妇女,有军人,有学生,有儿童。
长长的桌子,照例不分一横三直的四行,陈列着各种果品,正中的桌上,摆着直径一英尺的蛋糕,许多客人都好奇地瞧着,原来那上面有几行字:“欢迎我们的文化战士!”主人拉郭先生坐正中,但他谦虚地避开了,结果是坐在右侧面的第三把椅子上。
会议程序的开始,是由田汉介绍郭先生,如雷的掌声起于四座,接着孙伏园氏被推致欢迎词,孙很幽默地说:
郭先生的学问很渊博,可以说“从甲骨文至游击战”,无所不通;到会的朋友范围也很宽,有的和他是甲骨文的关系;有的是游击战的关系;也有许多是为着其他趣味相同的关系。他很感慨地回溯到十二年前和郭先生在一块努力于革命工作,后来革命遭受失败,才分散到不同的方向,但他心中预料必有一个大时代到来,使他们重新聚首,而这时代现在真正到来了。
1938年郭沫若携夫人于利群与日本反战作家在长沙陶园合影
中国终于爆发对我民族死敌——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郭先生终于回到祖国,像当日参加北伐战争一样参加这次神圣的民族抗战了,这个时代的一切比以前更伟大,因此见到郭先生也比在十二年前更愉快。他希望每一文化工作者为着对付共同敌人,都像北伐战争初期那样不分党派,消除成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接着也在诗人欢迎诗人的意味上,田汉请易君左讲话,他简单地表示:在当代伟大的诗人前,我们是这样的渺小,郭先生在宣传工作上,担任着很重要的任务,而他现在也在抗敌宣传方面服务,他希望能得到郭的指教。最后他提议最好大家不拘形迹,随便谈谈,发挥田先生一向所说的“野性”。
田也称颂半年以来郭于抗战宣传的事实上,曾尽了很大的责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宣传科秦镜先生也从这方面发表欢迎的意见,主张抗敌宣传应以三民主义作中心。
老教育家徐特立先生也和郭十年不见了,他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惟主张加重西南,特别是西南中心的湖南。他主张应在湖南建立抗敌的中心力量,因为他认为西南的经济条件、文化和人口密度高,都比西北更重要。
《中央日报》主笔周邦式先生对郭的作品读得很多,仰慕至切,但他自称有一习惯,即越是自己敬佩的人越不想急切地见他。今天有机会晤见郭先生,原只想偷偷地看他一眼,现在却容许仔细端详,实为意想所不到。他把郭比成屈、贾,希望用他的诗才辩才贡献祖国。但希望他不要流于忧郁而当学陆放翁的豪情万丈。
接着希望郭领导大家以身许国为抗战共同奋斗的,有葛建时先生,因为读了本报的《郭沫若在长沙》,把郭氏比做拜仑,觉得他的苦闷是代表全国青年的苦闷。希望他从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上来领导长沙文化界工作的,有薛暮桥先生。
对郭的文字学、考古学发生很深刻的兴趣,同时说明湖南从前并不如今日之沉寂,她也曾经有过热烈而灿烂的革命期,正好像在沙漠之中常常可以发掘出文化的城市一样;因而希望郭先生在湖南开垦的,有方克刚先生。
长沙民众书店出版的《祖国的血》,郭沫若题写书名
方先生在谈话之余,因见郭“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憔悴作诗人?”几句颇有不同的见解,他以为从来文以穷工,屈贾之伟大何尝减于吕伊,与其让郭先生为肥头大脑之吕伊毋宁留他做憔悴之屈贾。因此,他即席和了他一首说:“贾生痛哭曾忧汉,屈子行吟作逐臣。几见吕伊佳句在?从来憔悴屈诗人。”对于这位老教育家的见解和捷才,大家也非常倾倒,继方先生之后和者尚多。如董每戡句云:“忧时我亦心肠热,朋辈当年半逐臣,如此田园供践踏,敢抛心力作诗人?”陶良鹏句云:“才名旧已传三叶,忠悃真堪继二臣,莫笑斯民无眼耳,振聋发聩更何人?”
再把郭先生看成社会科学家,对他的社会史的著作有特别兴趣的有翦伯赞先生,他要求郭先生指示一要领,即如何使抗敌文化发展到乡村,使农民也了解抗战任务的重要,以打破城市与地方抗敌文化工作不平衡的现象。
最后轮到妇女、青年、武装同志们,也都有各色各样的意见提出来,可惜,受时间的限制,不多久由郭发言了。
郭氏以他那洪亮的声音,豪迈的气概,热烈的情感,刚开口便使每个人的视线不期而然地集中在一起。他的话就像一首鼓励大众抗战的诗:
“诸位亲爱的文化界的同志们!今天承大家举行这样盛大的欢迎,实在觉得十二分感激。尤其是听了许多朋友、先生对我热烈的期望,使我感激得要流眼泪。有些朋友说兄弟近来有点悲观忧郁,这个估计,老实说是不大对的。兄弟并不悲观,并不忧郁。不,兄弟从来是最乐观的、最愉快的,兄弟相信只要我们精诚团结,抗战到底,是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的。记得去年今日(2月13)兄弟是一个囚徒,在日本被巡视警察所包围,今天能回国来和长沙的朋友们见面,兄弟是除乐观外,不应该有别的感想!
“半年的抗战,虽有许多损失,但我们所得到的比失掉的更多。比方像今天这样盛大的集会,即是抗战的结果。
“以前我们的文人,虽然老提起‘到民间去’,但是许多曾住在上海、北平、天津的朋友,依然是在都会打圈子。我此次经过广州、汉口、长沙,到处都看见熟识的面孔,他们给战争赶到内地来,各人担负起民众动员的工作,这就像地丁花的种子,被抗战的风一吹,四处都播下去了!这就是抗战的绝大收获之一,但大家觉得我有点悲观,我也并不否认。但我所悲观的,是悲观自己太没才能,再加上我生理上的限制,耳有些聋了,眼睛也不灵敏。本来在国家的生死关头,谁也应该拿出力量来,可恨自己的力量太小,有许多责任负不起来,怎能不悲观呢?
“今天感谢大家对我种种的启迪,使我的聋聩减少得多了。从今天起,兄弟要向大家宣誓:不再悲观了,不再忧郁了。”
“伟大的诗人!”在郭先生座后,一个青年听了忽然兴奋地这样发叫。
接着,郭先生的话又转到一般失去了家乡的人,他说:“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是没有家的人,这倒真是有点悲观。我们应当把中国当为我们的家乡……”我们不仅要保卫家乡,保卫国土,还要从残暴的侵略中保卫全世界的文化。
“刚才诸位说要我领导。这使我想到唱戏时大将出马以前常有打旗子的出来领导。如果是这样的领导,我愿意做这打旗子的替大家引路”
最后,郭先生希望,大家最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各以至诚担当自己的工作。只要每个人肯把他的最善的力、至诚的心贡献出来,我们不怕没有导师。因为经验、工作就是我们的导师。
(原载1938年广州战时出版社刊行、丁山编《抗战中的郭沫若》)
(转自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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