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的中国航空工业
来源：中国飞虎研究学会   2024-03-13 17:44:53

　　当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于1913年夏在北京南苑诞生时，同时也产生了中国第一个航空工厂--南苑航空学校飞机修理厂。为了办好修理厂，北洋政府特从德州、巩县各兵工厂和南口火车修理厂挑选最优秀的铁工、木工数十名，接受法国技师的指导训练，从事飞机修理和保养工作。

　　1914年初，留法学习航空工程的潘世忠回国担任修理厂厂长。不久，他便自行设计、制造和试飞了一架80匹马力的飞机--枪车(Gun Bus) 。

　　1920年春，北洋政府将原隶属于参谋本部的南苑航空学校划归国务院下属的航空教练所。飞机修理厂则独立为航空工厂，直属航空事务处。次年，航空事务处改组为航空署，将航空工厂移至清河，称为清河航空工厂。这时，航空工厂购进了大批航空器材，准备扩大规模研制飞机。但到年底，北洋政府发生政潮，航空署署长丁锦被免职，受其牵连，潘世忠也辞去厂长职务。此后，第一、二次直奉战争相继爆发，航空工厂的设备被各地军阀侵吞。到1925年，中国这个最早的航空工厂只剩下几幢破旧的空厂房了。

　　北洋政府的海军部对发展航空事业也较为重视。1915年，海军部选派毕业于英国德兰姆大学学机械科的巴玉藻、王助、王孝丰和曾诒经4人赴美国学习航空工程。1917年底，4人学或回国。1918年，海军部便在福州马尾设立飞潜学校，在海军船政局设立飞机工程处，由巴玉藻等4人负责制造飞机，同时兼任飞潜学校的教学工作。巴玉藻等人首先在船政局里挑选出数十名技术工人，加以培训。接着，便开始试验用国产材料研制飞机。经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19年8月成功的造出我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

　　1928年9月，飞机工程处奉命改为海军飞机制造处，隶属于海军总司令部，巴玉藻任处长。次年9月，巴玉藻因积劳成疾而病故，处长一职由王助继任。1931年1月，海军飞机制造处已生产了12架飞机。这些飞机主要供教练使用，同时用于侦察与轰炸。

　　海军飞机制造处是当时国内设计能力最强的厂家之一，其技术力量亦雄厚。1935年，该处接受航空委员会费利特式教练机12架订货，从准备到全部完工，仅用了9个多月时间。抗战爆发后，该处内迁，归并于航空委员会，专门从事修理工作。至此，具有19年历史的海军飞机制造处便宣告结束。

　　中国各地也有不少航空工厂，但它们大多数只能修理、装配飞机，不能生产飞机。在各地办的航空工厂中，能自行制造飞机的只有广东和上海两处。

　　广东是近代中国发展航空事业最早的地区之一。1920年11月，孙中山第二次组织大元帅府时，专门成立了航空局，下设工务科，周宝衡兼任工务科长，负责自行设计和制造飞机事宜。1922年航空专家杨仙逸奉孙中山的电召，带着4架可拉斯公司的鑫尼(JN-40式飞机，俗名Jennie) 飞机回到广州。1923年2月，杨仙逸被任命为航空局局长，兼飞机制造厂厂长。6月，杨仙逸亲自主持设计了一架仿金尼式双翼教练机，并制造成功。7月，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主持了试飞典礼，并在飞机前摄影留念。试飞时，由黄光锐驾驶，宋庆龄勇敢地搭乘该机上天。这架飞机即以宋庆龄读书时的英文姓名译音命名--乐士文(Rosamorde) ，孙中山先生为了鼓励提倡自造飞机，当场亲题"航空救国"4个大字。

　　1923年9月，杨仙逸牺牲后，飞机制造厂改为飞机修理厂。1928年，梅龙安接任修理厂厂长一职，将飞机修理厂改建为东山飞机制造厂，并从1928年起，将所有岀厂的飞机定名为"羊城号"。到1934年，该厂设计制造羊城号教练机、战斗机、轰炸机等已达60多架。

　　上海虹桥航空工厂创办于1927年11月1日，初期只有1个机器间和1个引擎间。1929年2月，由饶国璋等设计制成飞机一架，命名为"成功第一号"。该机为双翼双座之教练机，是仿法国高德隆(Caudron)59式。整机除发动机采用法国的希斯巴诺(Hispano Suiza) 外，全采用国产材料。以后，工厂又仿造英国爱弗教练机。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工厂为日本侵略者炸毁。

　　30年代初期，随着航空救国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南京政府曾先后与美、意、德等国签订条约，合资设立了3个航空工厂。

　　1933年12月8日，南京政府代表孔祥熙与美国联洲航空公司(American Inter-Continent Corp) 代表W.D. 鲍雷(Pawley) 签订合同，决定由美方寇蒂斯(Curtiss) 和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提供技术和原材料，与中方合作在中国组建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Central air-craft Manufacturing Company，简称CAMCO) ，主要生产道格拉斯O-38侦察机、寇蒂斯"鹰"式战斗机，以及各种改进型飞机。合同有效期5年，合作期满之后，中方在清偿美方资金后，可以将工厂收回自办。

　　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的厂址设在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机场的北面，于1934年3月动工兴建，6月底落成，10月正式开工。飞机制造厂全采用美国式的管理，设董事会，下仅设经理处和监理处。经理处所有正职由美方派人担任，中国人只任副职。第一任经理乔默门(Limmerman) 、总工程师阿诺德(Arnold) 、总会计师萨利文(Sullivan) 、设计课主任德埃(Day) 、生产课主任塞门斯(Siemens) 。中方只设立一个监理处，监督合同执行和飞机验收。第一任监理王助，秘书组组长王文雄，总务组组长钟敬善，试飞组组长陈栖霞。

　　由于飞机制造厂投产时缺乏受过训练的熟练工人和生产飞机的经验，故第一年制造厂的生产活动主要是装配飞机。到抗战爆发前，该厂已大修和新组装了各式飞机238架。

　　1937年夏，该厂接受了伏尔梯战斗机30架的制造任务，刚完成3架，抗战即爆发，遂辗转迁往云南的垒允。

　　1934年底，南京政府聘请的美国航空顾问团的聘期将至，意大利为了推销其飞机，遂与南京政府商议，拟派以劳第(Lor-di) 为首的意大利航空顾问团来华帮助训练飞行员。8月，一架意大利的萨伏亚(Savia Marchetti) 飞机公司的豪华运输机从罗马飞到南京。这是墨索里尼送给蒋介石的私人礼物，该机后被命为"美龄号"。

　　1935年1月21日，孔祥熙代表南京政府与意大利的菲亚特(Fiat) 、卡普隆尼(Caproni) 、布瑞达(Breda) 和萨伏亚航空公司的代表签订合同，决定设立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Sino-Lta-Lian National aircraft Works) 。

　　工厂最高权力机枸为董事会。厂长负责全厂事务，下设技术、飞机制造修理、工务、管理及人事等部。根据合同规定，工厂的开办费先由意方垫付135万美元，以5年为期，分期偿还。按设计能力，工厂每年能生产军用飞机100架，以第一年迏到设计能力的20%，第二年迏到50%，第三年达到70%的速度完成。3年后即可在中国制造意大利各种飞机。

　　1936年10月，该厂在上海等地公开招聘技术工人。为了训练技术，工厂又于次月开始修理飞机，曾成功完成了"美龄号"和两架小型菲亚特飞机的修理工作。1937年4月，工厂正式开始制造飞机，抗战前，曾岀厂了20架布瑞迏25式教练机和6架萨伏亚轰炸机。

　　中、德合办飞机制造厂早在1931年便开始酝酿了。1934年交通部和财政部与德国容克斯(Jun Kers) 飞机公司签订合同，组建中国航空器材制造有限公司，定股本为300万元，中方占2/3，德方占1/3。由于中、德两方对设厂地点意见分歧，最后中方由航空委员会岀面接手，决定厂址设在江西的萍乡。1936年8月1日，董事会正式成立，中方董事6人，德方董事3人;中方监察2人，德方1人。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中方担任，副总经理由德方担任，下设总务、机务、业务三组。该厂尚未正式投产，抗战即爆发。

　　我国是世界上发展航空工业较早的国家之一。早在辛亥革命前，我国华侨冯如、谭根便在美国设立飞机制造公司，并各自成功试制岀当时世界上先进的飞机。谭根还驾驶自己设计的飞机，荣获过世界飞行冠军。

　　我国早期的航空工业中，亦不乏优秀人材。如1916年巴玉藻和王助在美国学习航空工程毕业后，曾分别被寇蒂斯和波音飞机公司聘为设计工程师和第一任总工程师。然而，到抗战爆发前，中国各地的飞机制造厂竞没有一家能批量自制飞机。所制造岀来的飞机中，又多属于教练机之类，根本无法胜任空军作战的需要。究其原因，除中国整个基础工业落后等客观因素外，根本还在于"政治不统一，军阀无国防思想，只以枪口向内。故有机会办理航空，即求购机，速成实力，以添爪牙 "。

　　摘自中国空军抗战史 唐学锋着

　　中国航空工业缺失的教训

　　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但也必须通过一定的物质力量来实现。18世纪后期以来，整个世界进入“战争工业化”阶段，到20世纪上半叶，战争力量的对比，一直是国家间工业化水平的对比，而当时的工业化水平，又主要体现在重工业即钢铁生产能力上。1937年，日本的钢产量是580万吨，而中国只有4万吨。飞机，日本那年可以造1580架;而在中国，若从作坊里敲敲打打出来的不算，能正规批量生产的连一架也造不了。

　　空军要发挥作用，离不开航空工业的支撑。二战主要交战国在1939至1945年期间生产了超过80万架飞机，其中产量最大的美国一家就超过30万架。与它们相比，中国刚刚起步的空军主要靠购买外国飞机维持，自己生产的(有资料统计，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40年间，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各种飞机品种在70至80种，生产总数600至700架，大部分是组装或仿制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与美、英、苏等盟国的空军和航空工业相比，中国与他们处在不对称的地位。与主要对手——日本的空军和航空工业的对比中，中国同样也处于绝对弱势，显示出不对称的态势。

　　战争期间，接受外国援助或从国外购买飞机，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你这里的战事要符合人家的战略预期。

　　全面抗战开始后，没有几个月，中国空军面临弹尽粮绝的危险，国民党政府开始寻求外援。蒋介石最初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此时美国奉行中立主义政策，一方面对中国“限购自运”，不能向中国直接提供军事援助;另一方面与日本人搞得火热，根据美日商约把军需工业原料卖给日本，助纣为虐，大发战争财。仅1938、1939两年，日本从美国进口的废铁、碎钢就占其所需的90%和85%，1939年日本从美国进口的油产品占其进口总量的65%。

　　蒋介石见求助美国无望，只能将目光投向苏联。苏联当时面临的形势是：德国希特勒上台后在1936年同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而导致欧洲形势紧张，希特勒有意要充当反布林什维主义的堡垒。险恶处境中的苏联这时采取的战略方针是力争东部无战事，故愿意为中国提供援助，一来抵抗日本侵略，二来有助于把日军牵制在中国战场使其无力北上。

　　1940 年初开始，苏联大幅削减军事援助，重要原因是苏联面对德国的压力而不得不调整和日本的关系。到1941年6月，德国突然进攻苏联，苏联自顾不暇，援助也就全部中断了。

　　至于美国的援助，直到1940年秋季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特别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才加快了援助的步伐。一方面，国际形势的演变使得罗斯福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强中国的力量以牵制日本;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利用这一机会向美国施加了压力。

　　有资料称，在抗战期间，中国空军共得到美国飞机2394架，占此期间外购飞机的59%。其中，战斗机1038架，轰炸机244架、侦察机15架，运输机97架，教练机数目不详。美国飞机性能确比苏联飞机先进。但是，美国提供给中国的飞机数量远未满足中国空军的需求，也未达到美国政府官员多次许诺的数目。

　　中国自己的航空工业呢?国民政府从上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与美国、意大利资本合作，在杭州、上海、韶关和南昌等地开办飞机制造厂和修理厂。其中，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是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第一个全面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培训技术和管理人才，并取得一定成绩的企业。这家工厂的遭遇足以反映当年中国航空工业的水平及日本对中国航空工业的摧残。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中日两国空军首度交锋,当局对军用航空的落后有所察觉，在曾任美国波音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王助等人倡议下，1933年国民政府和美国一家公司合资建立飞机制造厂。厂址选在杭州笕桥，正式的名称是中央飞机制造厂(CAMC)。

　　从投产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该厂修理和组装了200多架飞机，包括霍克III战斗机和诺斯罗普轻型轰炸机等，是中国近代修造飞机最多的厂家之一。1937年8月14日，淞沪抗战第2天，日军飞机就对笕桥进行了轰炸。中央飞机制造厂被迫内迁，先迁武汉，后又迁昆明，最后迁到了位于云南边陲一隅的垒允(亦称雷允)。垒允厂于1939年建成，生产规模比杭州时扩大，设备也更完善，主要任务是根据蓝图制造飞机机体，其他如发动机、仪表、机载武器系统等都采用从国外进口的现成部件。

　　从1939年7月到1940年10月，垒允厂制造了霍克III飞机3架、霍克-75飞机30架、莱因教练机30架，还组装和大修了多型飞机近50架。

　　1940年10月26日，27架日军轰炸机对垒允厂进行了猛烈轰炸，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而且使这个刚刚投产一年多的飞机厂生产陷入停顿状态，并从此一蹶不振，只能承担一些飞机维修任务。此后，为了躲避日军空袭，垒允厂分别在缅甸八莫和仰光建立了发动机分厂和临时装配车间，组装过一批发动机和P-40战斗机。

　　1942年4月底，包括中国远征军在内的盟军在缅甸对日作战失利，垒允厂计划再度迁移，然而由于战局急转直下，形势极端混乱，为了不使宝贵的航空资源被日军俘获，不得不将遗留的设备和建筑全都付之一炬。一个苦心经营数年，花费了巨大财力物力的现代化飞机制造厂，就这样化为灰烬。

　　70年前抗日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中国军民获得的沉重教训之一是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建成一个强大的航空工业。航空工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是世界大国间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航空工业不仅对于保障国家安全必不可少，还是促进科学技术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中国共产党从抗战经历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航空工业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与世界上最先进的空军和航空工业的差距迅速缩小。

　　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但也要看到，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并没有改变，铸剑为犁依然只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的挑战和考验前所未有。和平必须以强大实力为后盾，这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资料来源：《大飞机》杂志 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