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飞行军士学校第二期陈宿清
来源：中国飞虎研究学会   2024-03-20 21:53:20

作者陈宿清

　　一九三七年，全国抗日浪潮风起云涌，青年人热血沸腾，积极参加救国行动。一九三八年，笔者已无法上学，困居于广东省南部小城，获悉广州市招考“航空生”，因报考时限将届，起程匆促无分文，幸得同学及时资助广东毫洋五元，当时全国正在统一币制，国币一元换毫洋一元四角，区区小款离家远行虽感不足，惟年轻志壮，断然搭乘母校军训教官护送兵役车，省除车费到达广州巿，和同学数人住进市郊区主人已逃避空袭之楼房，大家合资购买柴米自炊，食宿解决得以安心准备应试。

　　首先报考陆军官校十四期已获得录取，但空军飞行员更具诱惑力，故而继续应试。因空勤体检还在郊外需乘公交车往返，车费只费毫洋一角，那是一碟牛腩饭的价值，足可供午餐之用，为节省开支，竟舍车步行将近两个小时来回，南国炎夏十分辛劳，但为追求理想并无受苦感受。

　　空勤体检要求并非外表高大雄伟，而是身体各部门功能正常，尤以眼睛最为重要。记得有一外表高大、四肢发达考生，未能通过，女护士极表怀疑那位欧阳医官，以粤语幽默口吻答以“企唔够靓仔”。当其见到我童稚未脱，又似发育未成人，女护士于是指着个人资料表问：“这人行吗?”经重新过磅无误后说：“这个磅秤有问题。”引起室内哄堂大笑。全部体检历时两周，千余人中只有五十余人合格，笔试结果正取十三人，备取十二人，笔者名列正取第六名，得遂凌云壮志，喜不自胜，等到报到时已囊空如洗，但自即日起每日领取旅费国币三角，困境解除，报国有门。

　　正取生十三人，由消防班长空军准尉领队，搭乘粤汉铁路火车赴汉口(备取生十二人，随后另派领队率领入川)。当时敌机大举对广州市及交通要袭击，大批居民向后方疏散，我们在三天两夜行车时间内，曾数次遭遇日机轰炸，第一次夜袭警报解除后，因人多拥挤无法回到原来车厢，待列车开动乘客安静后，才从人堆中爬回来，领队惟恐会丢失一人无法交代，见到我时又喜又怒，加以指责，虽然他是准尉地勤军官，但当时空军服装美观庄严，使人见面肃然起敬，虽受责备也不敢申明理由，而内心深感受到委曲。

　　火车上人多无座位，我们半数坐在通道上，自然无法安睡，食物只能在火车停站时从窗口向小贩购买，沿途各地餐食特色不同，英德鸡、湖南莲子均名闻遐迩，长沙鸡蛋特别便宜，国币一毛可买十二个，一位李同学一次竟吃了十个白水煮蛋，因而得到“蛋王”美名。

　　当时武汉尚未受到空袭，逃难同胞纷纷从前方拥进，造成空前热闹。我们的同学中只有三位通晓国语，行走街上，亦步亦趋，惟恐走失。年少初次远行，行动小心，经数日等待，乘船到宜昌，那里有空军射击士训练班，我们被安排在教室内住宿，等船入川，“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加以大批同胞向后方拥进，故行期经过两周才以军运优先上船，起程开往重庆。

　　我们在路上经过十多日相处，彼此已逐渐熟识，原已调皮的年轻人天性也随着出现。在等船入川期间，年已近半百的领队，几乎每晚都到深夜才倦鸟知返，然后准备一杯茶，架起老花眼镜，一面看著书报，一面饮茶，并从铁罐内取食饼干。有一天，数位同学将其饼干吃完，另放入两个活田鸡进去，当他探手入内，摸到软绵绵的动物，吓得从床上弹起来，等到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用粤语大骂，大家都未入睡，覩状无不禁声偷笑。

　　由宜昌乘船往重庆逆水行驶，平底船很平稳，但人多拥挤，大通舱内满是床位，行走通过时，要猛叫“开水”，以便卧者警惕让路。开船后所有乘客均已就位才发现，均系从前方未沦陷城市招考的同学，彼此年龄相仿，又是未来同窗，交谈、唱歌、拉提琴、游水，热闹非凡。有位李国威同学，在大家喝釆声中爬上约两层楼般高的桅杆上跳水，对水流湍急，深浅不明情况下，渡江游泳，跳水十分危险，但年轻人不会顾虑这些的。

　　船上行过三峡，因水流湍急，运输船老旧，马力不足，要在两岸用人力拖拉，捶为困难;江旁山奇异，风景优美，留下深刻印象。

　　重庆市建在山坡上，时值盛夏，湿热难受，旅馆设备不良，臭虫成群，平时躲在木床缝中，入夜我们被咬的遍体鳞伤，不能入睡。市上交通工具仅有黄包车及滑杆，前者上坡时，车伕人瘦体力差，拖拉苦状，不忍卒睹。下坡时，又快步如飞，险象环生，遇有紧急状况停止时，会有人仰车翻之虞。滑竿系用两支粗竹，间编织成座位，多用于山地小路交通，行进时，前后两人相互呼应，谱成山歌，韵味十足，美妙动听，以当时市面情况，作为战时陪都，艰苦可知。(全面)抗战八年，经过无数次轰炸，但不屈不挠“重雾精神”，因而闯名世界。

　　由重庆至成都，仅有一条成都公路，均为崇山峻岭，路面无沙石铺设，遇雨行车造成凹凸不平且坡陡弯急，故而车祸频频，沿途翻车，触目惊心。我们所乘的那辆卡车，仅驾驶舱有座位，后面车箱坐立两难，加以那位光头司机，胆大技不高，不时超速超车，惊危万分。我们年轻好胜，报以欢呼鼓舞，他亦得意忘形，能安全到达成都实属万幸。

　　我们到达成都后，被送至陆军官校第三分校代管生队报到，领取“两尺半”军服、草鞋、布袜，剃除三千烦恼丝，有些同学爱发如命，忍不住暗弹珠泪，我生长于乡下，无爱美观念，乐于光头容易洗刷，便于接受严格军事训练。

　　当时陆、海、空军各校，均由蒋介石兼任校长，驻成都的陆官第三分校教育长为陈继承，教育处长黄杰，校舍设于成都市内，北面以城墙为界，南面为正门，牌楼严肃雄伟，东西两面仅有小门进出，四周以围墙为界，范围广阔;除房舍外，另有操场，每日清晨破晓时分，起床号角响彻云霄，紧张作息，即行开始，十分钟内完成整理床帐，穿衣盥洗，起初数日，绑腿尚未打上，集合哨子已鸣，愈急愈乱，又不能迟到，只妤先进入队伍听候发落，随即“怒潮澎湃......”，校歌声，晨跑的跑步声，此起彼落，朝气蓬勃。早餐后，操练军事基本动作，烈日下实施，立正课目，站立挺胸收小肚，闭口睁眼睛，培养军人正确姿态。下午学科或体育活动，作息时间安排紧密，部分家庭富裕、娇生惯养同学，叫苦连天，难以接受，加以有些排、连长要求认真，违规重大者加以体罚，故有脱队偷跑情事发生。

　　空交辎团全是空军入伍生，故我们全部编入受训，因校舍不足，以教育方式行军迁移至成都市北面小镇旁之宝光寺内驻营。该寺范围广阔，古木参天，溪流贯通，但房舍不足，我们三个营，床位设三层，铺位靠近骨灰神牌，阴风森森，幸人多阳盛，足以壮胆，但亦有胆小同学夜尿不敢下床，就便尿入水壶，巧遇中铺同学发烧口渴，半醒状态，饮后发觉有味异作呕。又因无饭厅浴室，用餐时饭菜均摆在地面就食。时已冬令，露天淋浴，天冷水冻，幸青年体健，亦能适应忍受。其时学科基本教育已完成，仅余野外操作、战斗课目、野外对抗。我们三、五成群躲在掩体内，无长官监视，偷空到街上购买土产，如兔肉锅盔、叶儿巴之类，美味可口，令人怀念。.

　　我们投考“航空生”，入校才知是飞行军士学校，系创办于抗战初期，因校舍赶建不及，第一期同学飞行进度落后，我们第二期入校时间顺延数月，原来是仿效日本士官学校，目的在赶快完成飞行训练参加作战。

　　校舍在成都市南门外簇桥东太平寺机场，其一切教育设备、教学方法，完全与官校相同，但毕业后则以士官授阶，故而引起许多风披，幸上级及早发现改进，以毕业时间先后并入官校某期，以特班区别，问题迎刃而解。士校办至第七期停止。

　　那首已久无人唱的校歌充分表现当时环境及空军传统精神，特录如下：“锦城外，簇桥东，壮士飞，山河动，逐电追风征远道，拨云剪雾振苍穹。一当十，十当百，百当千，艰难不计，生死与共;一当十，十当百，百当千，碧血洒瀛海，正气贯长虹。我们是新空军的前卫，我们是新空军的英雄。前进!前进!扫荡敌踪，保卫祖国的领空。前进!前进!粉碎敌巢，发扬民族的荣。”极具士气激励价值。

　　三月初春的成都市郊，菜花边地黄，教练机弗力堤，四川人称为“黄天霸”，首次凌空是坐后座，教官前座操纵，虽然机下美景如登仙境，但兴奋心情只顾按教官指导，小心以三只手指轻放在驾驶杆上，感觉教官如何操纵，也按手势指示作平飞和大、中转弯，都是看天地线关系位置以判断飞机飞行状态，压坡度推拉驾驶杆多少程度，除按官所讲要领外，自己体会十分重要。初级飞行差不多就可以决定适于飞行，原因就在此，其淘汰率大概是百分之六十以上，中、高级如果身体没有变化或其他原因，都可毕业。

　　带飞七小时左右，各组纷纷选送学生到组长考试。我们分两大组，第一大组已有数人单飞，第二大组亦已有数人送考，均未通过。本组教官系七期，当时是起码低期别，不敢抢先送考，组长朱天宝要教官送一员试试，我有幸被选中，当所有考试课目做完落地后，组长声色俱厉加以训示，看情况似乎凉了，想不到他问：“你敢不敢单飞?”笔者闻言猛点头表示有把握，随即在机翼张线挂上白布条表示系首次单飞，各机回避，前座已无教官，视线广阔，一切要靠自己，故倍加小心。起飞爬高，平飞转弯下滑降落，按所学要领操纵，完成一个航线，安全降落，回到停机线同学们都投以羡慕眼光，那分高兴再生难忘。也因那次单飞结果完满，增加组长与同学信心，随后陆续通过考试单飞。

　　在初级飞行阶段内我曾遇到一生中惟一飞行失事。那天由代理教官徐世庞带飞，在完成两圈地面，目标“8”字练习课目后，教官忽然将油门收到慢车位置，那是表示要作强迫降落课目，当即选择前面已将成熟稻田作假想迫降场，由一千呎降至两百呎时，加油门，螺旋桨竟然未增加转数，得不到马力，弄假成真，落在田上，在地面滑行将至停止时，起落架碰到田埂土，螺旋桨打地，飞机翻过去，头下脚上，拉开保险带，随即连同保险坐伞倒出座舱外，爬出飞机未见教教官出来即协助他尽速离开，幸均未受伤，停车原因是油门操纵线接头脱落，加不上油。次日机械人员拖回去，更换螺旋桨修妥后又能飞行。

　　太平寺机场无法容纳初、中、高三班飞行训练，中级科移至五十哩外之双流机场，教官、学生、机械人员均在机场附近建营房居住，使用部队淘汰的飞机，曾经是驱逐或轰炸机，计有美制新旧老“可塞”、“道格拉斯”、“北美”、国造“羊城号”、“复兴号”......，五花八门，老旧不堪，时生故障，尤其是老“可塞”，每日早上机械士整修开车，都要先“乒!乒!乓!乓”咳上十多分钟，热车后才能运转正常，因其系后三点落地，角度很大，落地视线不佳，容易打地转，令人见而生畏，无论学生甚至教官，都吃过苦头。

　　一九四零年大陆沿海各港口，多已沦陷，加以滇缅公路又被封锁，内陆物资更感缺乏，生活所需价目一日数涨，我们伙食费每月国币十二元，仅够买柴米，缺乏肉类供应，瓜菜类则利用营房空地自种食用。年轻小伙子劳动多，消化力强，甚感空腹难受，每当早班飞行摸黑起床，匆忙进食，仅有缺油小菜、白糖馒头，最少亦有六个吃下肚，但中午飞行完毕，已过十二时，佩带步枪及数十发子弹，走路半小时抵营房，感到饿火中烧，十分难受，那时我国抗日最艰难，但每人意志仍十分坚强。

　　中级飞行将结束时，按教官意见与志愿学生，选定高级飞行分科驱逐与轰炸，全部移返太平寺校本部，与初级科学生同场。因初级教练机速度慢，分配在机场西南角，短场内起落，高级驱逐、轰炸两科机种不同，又无无线电话和塔台联络，起落时，只能看手持旗子来指挥，甚感不便，但限于装备设施别无他途。

　　我经教官同意选定驱逐，使用机种计有俄制“E-15”、美制“霍克三”、国制“忠勇号”，还有英制“保永”、法制“地瓦丁”，五花八门，均是作战部队淘汰除役老机，其中以E-15最为特别，起动时以一条粗大一橡胶绳，套在螺旋桨，另一端用人力拉，手持螺旋桨者口数“一、二、三!”松手，橡皮绳收缩，使抽螺旋桨加速转动，往往施行多次不能开车，尤以冷天更为困难。防空作战，每秒必争，不能及早起飞，就会错失战机，但该机在抗战初期亦能立下大功，殊属不易。在日本“零式”机出现，则因彼此性能悬殊，以至不敌日机，后方民众不知原委，恶言指责，幸在一次日本近百架轰炸机于近黄昏时分空袭成都市，我校教官萧得清(七期)单机在敌机密集火网中上下翻腾攻击，目睹此情，对我空军视死如归精神，各报竞相刊载，无不赞叹不绝。

　　驱逐机均为单座，无法先由教官带飞，第一次放单飞时感到紧张，马力大，各操纵系统不熟，而又无无线电联络，一切靠自己，只能按教官口述要视实施。而年轻小伙子艺不高但胆大，可以飞战斗机了，参战之期就不远，那股兴奋之情迄今未忘。

　　作者与同学跳伞训练后合影

　　也知什么原因，我期毕业前，增加跳伞课目，用初级教练机弗力提，教官前座操纵，学生座后座，飞行高度四千呎，到机场上空，按教官手势爬出座舱，先蹬在机身上松手脱离飞机，默数“一、二、三!”拉伞环，有坐在棉花之感，伞开后，被抽着力气很大，起初很稳定，但因气流波动，前后摆动打起秋千来，经数次拉绳调整，稍定后又见摆动，因离地面已近随即顺势打滚，仅足部受轻伤亦属万幸。此种逃生训练方法，因只带一个伞，万一不张开，必死无疑，有人问教官得到回答很有趣：“再跳一次可也。”只有自求多福了。我期同学除数位受伤，并无严重伤亡，但后期同学则两人丧生，此项训练亦告取消。

　　一九四一年抗战到十分艰难时期，每月十六元伙食不足营养。蒋夫人是“航委会”祕书长来校访问，见到我们面有菜色，而在俄国顾问建议情况下改为空勤伙食，每月两百五十元，规定要用在伙食，不得移作他用，但每日五餐也用不完。此外日军在十二月七日偷袭珍珠港，美国蒙受惨重打击，即对日宣战。

　　我们在抗战增加强大盟友，必胜信心倍增情况下，原订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日毕业，也不知何故延期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在物资空前缺乏情况下，没有先前空军最神气服装，充马库尼布料也显得精神焕发，支领下士三级薪饷每月八十元国币，与两百五十元伙食成为强烈对比。

　　美国虽已参战，但各项美援装备在计昼阶段，俄国因德军之攻击亦无力量支援。我们毕业后仍留任校内没有飞行，最后将部队淘汰除之E-1、E-16机在成都南九十哩之新津机场成立训练队，轰炸科同学则到温江机场，甚少有机会飞行。

　　训练队营房以茅草新建四合院，位于新津河畔毛家渡，编制设队长、副队长及两个区队队员，除我们全体同学外，还有官校九期三人及士校一期四人未完成E-16训练者，教官亦只有三人，区队长亦负带飞之责。E-16有双座，教官认可再由区队长考试放单飞，那是驱逐机操纵最难机种，其上升平飞、下滑几是同一速度，起落架用网绳以摇把转动收放，收起时最后摇转甚为沈重，有时要用脚顶着，放下时，当你打开保险，摇把随着轮架下落加快转动，有被打断手臂之虞。又因其浮力小，进场低，往往拉平飞后要长时间才着陆，且起落架减震不良，轻三点落在草地场上彷彿是骑在一匹野马上跳动不停，因飞机太过老旧，器材补充短缺，修护困难，可飞时数无多，有信心不足同学至完训时，仍有未放单飞者，但沈庭伟同学在结训典礼中低空特技表演，赢得一致好评，连俄国顾问也赞不绝口。

　　训练队营舍位于机场南方，新津市对角，每次放假由队上派卡车往返。某日车至场中，因天雨路滑陷入泥水中，借用正在整修机场工兵工具，因言语不通，发生误会而打斗，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后退奔跑，他们成群追赶到达机场边，王永华同学夺得手卫的步枪向蜂拥而来的追兵，只开一枪，竟然命中其领队连长，余众才向后撤退解除危机，但恐其报，特务旅调派一营兵保护我们，王永华被关进成都王家坝监禁。(王永华同学后来在一九四七年内战被击落城外，当地人民冲出救护但已死亡，因崇敬其英勇，将该城改名为永华城。)

　　将近一年时间，E-16机可飞者无几，也因美援机开始到达，全部以毕业的人员一半调十一大队，一半调五大队，另有少数调十五、十六中队。

　　一九四三年初，笔者调入第五大队二十六中队，美援机到达不多，只有一架P-40，其余为P-66机，以“北美”机带飞，测验各员飞行技术。当时二十六中队选出两人送副大队长考试，笔者有幸通过第一名单飞P-66机。

　　其实P-66机较E-16机操纵容易，但手续比较麻烦，且仪器多，当然比喷射机又简单太多。我们已有几种单座机飞行经验，只要熟习其程序，上升下滑速度自然会得心应手，从心所欲。笔者第一次单度一飞，就能在T字布(双流机场尚无跑道)轻三点落自地，获得各级在场部队长赞誉。

　　在学生时代，“航委会”已派员抽试学术科，本来我们多数曾在高中就读，亦有大学一年级者，程度与官校无异，但制度不能随便更改，故而实施随营补习。在五大队那段时间，从成都各大学邀请教授施行普通学科教育，经考试合格，然后任官。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毕业，较官校十二期早三个月，故被编为十二期特班，追认为少尉二级军官。

　　一九四一年八月，美国志愿队成立。同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向日本宣战，美援飞机大量到达，并于一九四三年十月成立“中、美空军混合联队”，官校十二期以后各期，也逐渐在美国毕业，第三、五大队改为混合队，因此我们原在五大队的飞行人员，被调到四、十一大队，我因已单飞P-66机，故一面担任防空警戒任务，一面接受战斗训练，因有美方援助，大后方成都已无敌机到来，也无空战机会，至感遗憾。

　　第十一大队原为P-66机大队，但P-40机也逐渐到达，首先是分派到印度受训，然后将飞机飞回来，后来又改为到美国受训，我已办妥一切留美手续，因抢先单飞P-40机，在大量飞机到达情况下，人手不足，虽未完成战斗课目，只有数次编队，连机枪如何使用亦未知悉，就被指派飞往西安担任作战任务。

　　第一次作战既紧张又刺激，由西安机场起飞，途经万余呎秦岭高山，到河南西峡口，约一小时航程，到达目的地后紧随长机对地面敌部队攻击，从起飞以后，眼睛死盯着长机，亦步亦趋，当数次对地炸射后，已分不清天南地北，但当抽空扫视仪表油温升至九十多度，超过危险红线，被称为不信科学的官校九期张省三副队长，闻讯后命令我自行返航，而径自去追击地面骑兵队，失去依靠惊恐，简直就想哭，打无奈只好对正西安罗盘度数爬高。

　　当高度到达一万呎后，滑油温度奇迹般降到正常度数，原来因散热片于低空时忘记打开，回到高空自然会降低，因飞机无故障，心理已稍安定，且当日天气万里无云，过了秦岭就隐约看到西安，当白系由北向南进场，因受西安城内建筑物凸出影响，加以降落跑道经验不足(过去在成都是在草地上无跑道)，以致测距太高，飞机已过三分之二仍未着陆，塔台无线电猛叫“重飞”，亦因紧张过度，充耳不闻，勉强着陆，已看到跑道尽头，经数次急用剎车又松放，但见用碎石铺设跑道卷起满天尘土，大家都以为必成“铁爬鸡”。没想到竟仍安全无恙，休息室面对蔡名永大队长训斥，惭愧得无地自容。

　　当时进驻西安担任作战任务，各级飞行人员只有我一人外，均曾在印度受美军训练，自然是技不如人。另在服装方面，他们都是丝光卡其军服，美式飞行衣，神气十足，反观自己，草绿色军服，土布飞行衣，寒酸相成强烈对比。有一次早上到场执行任务，为卫兵阻止进入，内心感到不平，迄今仍耿耿难忘。

　　我一切飞行、战技，是从多次作战中增进。某日跟随长机(九期吴越已升任队长，后因飞行失事殉职)对地攻击中，摧毁日军弹药库起火燃烧，我前方陆军部队将战果通报本军，三军区司令王叔铭将军亲至机场颁发华冑奖章，我穿着十足土气飞行服装从美式服装中出列领奖，有种异样感觉，内心不平，迄今已过半个世纪仍未忘怀。

　　当时大队无作战课编制，大队长亲自派遣作战人员出任务。他面对公告拦上飞行人员名单时，总是回头看看在场人员，我们为争取更多作战机会，看看能否被临时选派，全都立正站直，盼能被队长选中，由此可证抗战时空军士气高昂。

　　一九四四年以后至抗战末期，我空军已取得战场上空中优势，在河南西峡口争夺中，没有空中被袭顾虑，集中全力对地面敌军攻击，经常低飞到穿山沟，越树梢，短兵相接，也更能看清地面情况。日本骑兵训练有素，往往能将马后座，对空还击，P-40机座舱前有寸余厚避弹玻璃，座位后有半寸厚钢板，颇有安全感，以六挺五○吋机枪射击，可见一串串的子弹射向敌军，够刺激。有些无人骑马匹，闻枪声奔跑，愈跑愈集中，给我们更有利攻击。但看到成吕字的西峡口城内，因双方争夺激烈，三次失而复得，所有房屋，只有残垣断壁已无房顶，战争的残酷令人心酸，日本军阀带给我人生的灾害将永生难忘。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我空军为因应情况需要，迅速部署复员，第十一大队原驻成都温江机场，奉命移驻西安，飞机全部飞往，地面人员及装备由二十多部卡车运送，我则负责一车随队前往。

　　蜀道难行闻名于世，车队出了成都之后全是山路，连碎石亦缺少的公路，遇雨则泥泞难行，轮带铁鍊颠簸侧滑，险象环生。川北剑阁，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形势险要。途经汉中，到达秦岭，又是另一高山挡路，幸未遇雨天，行车较为顺利，且时值中秋，秋高气爽，沿途风景宜人，张良庙附近更为优美，留下深刻印象。到达宝鸡搭乘火车到西安。

　　移防之行就绪，我即奉命调北平战斗及轰炸混合大队，是新成立的第六大队，下属四个中队，战轰各半，接收收复区日本飞机。

　　从各部队抽调空地勤人员，到重庆白市驿向“航委会”报到，每人借旅费国币十八万元，待命搭乘C-46机飞北平。时已届冬天，降落南苑机场，天空飘雪，且听到卷舌京片子，有异样感觉。大队部设于北平市内西单前经畿道，室内如巨大煤炭火，温暖如春，生平从未到过北方，颇感新鲜有趣。

　　抗战胜利，收复区人民对政府接收人员最为崇敬，青年男女对飞行员更为爱慕。我们陆续进驻后，前来探访者络绎不断，热闹非凡。因为部队刚成立新事待举，机械人员忙于飞机整修，行政人员准备住宿环境及生活必需事务，飞行员无所事事，每日到北海滑冰或到故宫、西山颐和园各名胜古迹游玩，当时一元国币可换到两百元伪政府联币，我只花三千元联币就买到一双滑冰鞋，在重庆“航委会”借得十八万元，是一笔大数目，可惜因中共作乱币值贬值太快，只过数月就价值无几了。

　　终日游玩只有半个多月时间，我们被派到南京飞“零式”战斗机，使用大校场机场，先用“九九”式机练习，日机与美机不同之处是油门，加油减少恰恰相反，初飞时十分不惯。在修护一方面，由准备遣返日俘担任，他们以战败之身为我们服务，自然士气低落，且因补充零件缺乏，故飞机虽多，但可飞架次不多，我们只由日译人员将飞机性能操作讲解，凭经验理解，飞到天空也能安全降落没有困难。

　　“零式”战斗机在一九四一前后我空军吃够它的苦头，以其与P-40、P-47、P-51各机比较，其上升转弯性能较佳，但结构单薄，向下俯冲速度慢，抗战末期，我们能够取胜，系因能针对彼此优缺点，采取有效战法，当然美国以优势兵力摧毁其后方是最大原因。

　　农历年应同事之邀到上海亲戚家过年，搭乘火车前往，十分便捷。当年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市，高楼林立，市区广大无边，给人有十分伟大感觉。据说楼价以金条计算，如果以我们薪饷购买，则一生中不吃不喝亦不能买到一户。因为住在他亲戚家中，白吃白住，无以为报，适遇某戏院上演红极一时的周璇主演的电影，拟请他们全家春节同乐。到达戏院，看到人山人海抢购入场票，我当时二十岁出头，见义勇为，也傻得可爱，竟然拔枪要求观众排队购票，也许是军装突出，或是他们崇敬由重庆来的军人，果然自动排成长龙，井然有序，顺利购票进场，戏院老阔为报答我的“义行”，要免费招待我进场，我不为所动，仍然按价购票，圆满达到愿望，甚有成就感，其印象深刻，迄今已半个世纪记忆犹新。

　　经过两个多月飞行，由于日俘遣返及零件补充困难，南京可飞“零式”机已无几。我们回到济南第十八中队驻地时，国共双方谈谈打打，济南城受到原在泰山解放军威胁，我们也随时准备作战。

　　一九四六年春，第六大队奉命解散，我被指派飞一架“九九”式日机从南京到北平，因长途经验不足，故仅按铁路轨道航行，分段经蚌埠、徐州至济南加油，因路轨多已被解放军拔除，仅有路基，在能见度不良情况下，甚难辨认，曾有数次走到叉路，幸及一发现，其与罗盘方向不符，免除迷途，从济南到北平直线较近，为求安全仍按铁路轨逐，东飞至天津，然后到北平，时已暮春，北海冰已解冻成水，无法再滑冰，甚为失望。

　　西北混合队原驻新疆省迪化，飞行员由驱逐与轰炸组成，使用俄制E-15与美制“北美”，以作为镇压胡匪之用，当时已老旧不堪，在日本投降后，美军亟待返国，大批战斗机虽被斩头，但仍有很多可以使用。第三、四、五、十一各大队全部用P-51、P-47机，汰除P-40，废物利用，交由西北混合队整备使用，移防西安训练，机械人员则由各部队抽派组成，飞行员除原西北混合队外，多由第六大队补充，共十八员，我就是其中之一。

　　队长、副队长均为飞轰炸，未随队到西安，上级指派第十一大队队长韩文虎负责飞行训练，队员中只有我一人飞P-40较多，亦被指定协助韩队长施训。一个月后，韩队长调到徐州第三大队，全部飞行训练由我一人负责，十八人中亦有数人曾单飞P-40，但调开战斗大队多时未飞，技术生疏，故用PT-13机带飞，依情况放单飞，首先有一队员，于落地时放起架未回复到中央保险位置，着陆后受压收起，成为“铁爬鸡”。另一位则于空中约四千呎高度，变动作失速落地殉职。经自我检讨，十八位队员中，有数位期别较我高，平日较不注重生活纪律，影响飞安。月余之后，我奉命到迪化队部办理结束行政事务。

　　当时从西安到迪化每周有C-47班机一次往返，先至兰州，次日直飞长达约十小时航程，经嘉峪关万里长城后，则“西出阳关无故人”，沙漠地带，鲜有人迹，仅有骆驼行走，暗想如不幸迫降，则生还机会甚微。早上起飞，到达迪化时已将日落西山，在等待班机返回期间，一连数日大雪，积堆数尺，几达屋顶。出门时清除出口甚费周章，寒冷程度，较北平尤甚。

　　迪化居民种族繁杂，除汉人外，其他难以分别，其中以哥萨克族人数较多，腿短善骑。食物以羊肉最佳，街上地摊穿成一串串，随烤随卖，品味甘美，吐鲁番瓜甜美无比，内地人总以为哈密瓜最享盛名，事实上前者更胜一筹。

　　迪化物价较内地为高，我们各项薪津亦按指数馊给，以空勤伙食而言，迪化每月六十万元，西安二十万元，四个月各项薪津，十八人共领到才发行的关金(每元等于国币二十元)装入两个大麻包，重达数十斤，上下飞机惟恐有失，均亲自携带，好在当时年轻体健，仍能搬运自如，但于晚上睡觉放在枕头上防止被偷。回到西安又当起财务官，按数分发，我个人共领得六百万元左右，按金价可买到三大条，可惜因行装才卸，即因作战任务繁忙，无暇变卖，两个月后因币值贬值连五两也买不到。

　　原计划于一周内完成各项事务，搭乘班机返西安，因大雪不止，第三周才于雪停后清除一条跑道，使飞机降落，由迪化东飞，因与地球旋转方向相逆，且又是冬天日短，无法于天黑前到达兰州，故降落万里长城起点的嘉峪关，宿一夜，次日飞兰州转航西安。

　　抗战胜利后，美军复员返国，遗留下不少飞机。我空军战轰部队重新部署，全部使用P-47、P-51机，由于十一大队所属四十二中队，从南京大编队。P-47机飞西安，迷航迫降飞机全部损失，而告解散，另成立第四十四中队收集各大队汰除P-40拼凑使用，中队成员除抽派十一大队部队员外，西北混合队部分飞行员一也被编入。

　　当时我期同学大部分已升分队长或参谋，我虽已有抗战任务，且曾飞“零式”机，在西北混合队亦负责训练任务，经历足可胜任部队长职务，但仍被编为队员，明了实情者均代为不平，惟同学升职总有先后，如为职位争夺，定必让人耻笑，幸队长张省三对我早有认识，对任务派遣往往超过分队长职责，亦感安慰。

　　一九四六年，西北胡宗南部队奉命进军延安，自开始攻击日起，胡部大军从西安北面山地，沿洛河分三路向北推进，空军执行支援任务，每日自拂晓至黄昏，分批不断飞临上空侦察掩护、炸射。P-40有六挺五○吋机枪，并可携带各种炸弹，低空性能优越，最适宜山地作战，充分发挥威力。利用各部队淘汰除飞机，有效运用，较其他机种立下更大战功。张队长冒恶劣天气空投蒋介石作战命令，加上积极领导中队有效打击解放军，曾获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

　　在抗战期间，我曾在西安执行多次任务，对当地地形熟识，且P-40亦有两百小时飞行经验，故在不良天气偏远、生疏地形困难的任务常被派遣，在作战最紧张时，最高纪录一日中连续出动六次，有时航程短，做完一次任务后落地，仅装挂弹葯不加油，即行起飞作战。张队长勇敢过人，部属受感染、故有“铁公鸡”之称，平剧中的“铁公鸡”是打不死的意思。延安附近直至万里长城都是山地，我们超低空侦炸敌人，穿山沟、越树梢，经常遭遇到山上炮火击伤，张队长曾有两次被击伤迫降山沟河床上，幸均安然无恙。我于某攻击后脱离时，左翼被击中二十五发子弹，仍能安返，殊属幸运。

　　胡宗南将军所部大军，由西安北面山地沿洛河分三路，向延安方向推进，从空中鸟瞰，似蚂蚁搬家般移动。我们从拂晓至天黑，一批一批不断飞往上空，侦察掩护、前进部队。浩浩荡荡，经数日不移动，到达延安南靠近河叉绕道而行，避开险地，那里曾于一九三六年张学良追击解放军中伏，一个师兵力被消灭，影响作战，胡部此次行动未遇抵抗，解放军一贯战术是避实就虚，主力撒至山区，行游击战。延安东面延水河床，原有机场，我军抵达后稍经清除整修，我即奉命率P-40机四架飞往进驻，协助陆军追击作战。

　　延安城建于延水河分叉山地上，城墙建于山顶上，下面为河岸，沿斜坡山建筑窖洞，“抗日大学”校舍，全是山洞，地无三尺平，不知他们如何集合上课。我们也住在窖洞内，冬暖夏凉，并无不适之感。机场三面环山，顺着延水河，无论吹任何风向，只能向东起飞，向西落地，故降落测距时要准确，如果要重飞，则需沿山沟爬升，稍有偏差则会撞上山头，但我们都是P-40机飞行老手，前后驻防一年，并未发生危险事故。

　　解放军虽然已撤离延安城，但山地内仍潜伏大股部队，我们曾到城旁朱德住宅观察，那是一幢建在河床上的平房，当时看到数名农人在附近耕作，为安全计，大家拔出手枪令其离开，回来后晚上接到陆军通报，谓当日傍晚，一班陆军被俘，从山沟逸去，提醒戒备。毛泽东住宅位于延安城外约二十多里车程延水叉河旁，为一老式木造房屋，内有较大客厅，据说是江青用以招待“老毛子”跳舞之用：在厅中央挂有一大匾，上书“人民救星”由边区人民送给毛泽东，我们将其拆除运往南京作为胜利品。

　　延安四周及以北至万里长城全是山地，其山头形状大同小异，且机场设备简单，不但无导航设施，甚至连塔台也没有，一切航行只靠目视，对新进飞行员造成极大危险。我曾领一僚机至延安东北部炸射解放军，经数次低空攻击后，发现滑油温已超过九十度危险红线，汽缸头温度过高，当即通知僚机返航，已得其回答，但见其在前方飞过后消失，而在途中未见跟进，亦无法回头寻找，结果迷航迫降洛河滩上，颈上金链被乡民抢夺受伤醒觉，安全返队。另一次在延安北面小镇瓦无堡攻击解放军，亦因低空炸射飞行动作激烈，僚机失去影踪，经用无线电话令其飞至四千呎，每边飞行一分钟，四方形航行，好容易彼此会合后，我亦不知自己位于何处，按出发前得知攻击目标在北面，故决定向一百八十度南飞，约五分钟发现前方一小镇，屋顶上书有“延安”两个大字，那是专为空中找寻目标设施。我知是航路偏东，顺着延水河西飞即看到延安，僚机因紧张过度，仍未看到下面就是机场，猛叫“低油量要找场迫降”，当即就告之机场就在机腹下，并令其先行落地。

　　延安之战，空军曾出动各机支援，因P-40机低空性能较佳，对山地作战比较灵活，我们中队在当地多次出动，对地形熟悉。我曾好几次奉命引导P-47、P-51对目标攻击，并曾领B-24轰炸机前往，他飞行高度八千呎，我行低空扫射，发光弹指示目标，他领知后，我即升高和他编队，故能清晰看到B-24机炸弹舱打开，大量炸弹成串投下，随即地面目标浓烟蔽天，煞是壮观，较之战斗机只有两颗炸弹威力相比，真有天渊之别。

　　随着陆军部队向北面追逐作战，直至万里长城，我们每日派机掩护侦察，长城内山脉连绵，景象互异，延长城外则为沙漠地带，广大无限，罕有人烟，因沙漠逐年南移，城墙多被掩埋，仅有城堡仍清晰可见，由于解放军长于游击战，遇大部队则避战，如果见到小部队则攻击而歼灭，经过半年时间后，损失惨重，长城外的榆林城邓宝珊部队三次被围。

　　榆林城第三次被围时，马家军奉命从宁夏出发驰援，其行军阵势是左右两翼及前头部队均为骑兵，中央是骆驼辎重及步兵，约三万之众浩浩荡荡向榆林方向前进。我们驻延安P-40每日自拂晓开始，不断前往支援侦察掩护。第三日，我奉命于傍晚执行侦炸任务，发现围城的蜂巢掩体内的解放军，像蚂蚁般爬出来，也无惧于空军攻击，集结向西行进，去截击马家军。我为确知解放军活动详情，也无心对地面扫射，沿其行进方向搜索，锁定位置，立即回报以作迎击措施，因侦察时间加长而未注意到黑夜来临。当时虽然太阳仍未下山，但返抵延安时，高山下的机场已全黑，连一盏马灯也没有的跑道，仅靠熟悉的山头判断自己位置，飞机的落地灯，只可作操纵飞机落地高低参考，在跑道那段着陆，完全不知，在飞机落地滑行停止时，距离河沟只有二十余呎，真是有惊无险。

　　当晚马家军得到空军情报，即在榆林西三十哩的良久滩扎营，那是沙漠中一块绿洲，有水有草，正可以驻脚备战。次日摸黑起飞，升高数千呎，破晓，到达目的地时，双方已激战多时，我临空盘旋察看，判明敌我阵势，即开始向解放军构筑的蜂巢状阵地俯冲，先行以机枪扫射，压制地对空火力，快到一千呎时拉平投下炸弹，但感到飞机发生强烈震动，且有摇摇欲坠之势，本能的增加油门，企图得知到较大马力以恢复平稳，经爬高检查，发现左翼己被自己的炸弹破片击破五吋左右大洞，原来是沙漠地带，无物可作高度参考，飞机内的高度表，因延安机场与目的地标高不同，实际上我投下炸弹时实际高度已不到一百呎，逃过灾难，实属万幸。

　　我回到延安换飞另一架P-40到达战场，看到马家军骑兵队向东面解放军阵地猛烈攻击，在我机协助下，士气高昂，其辎重及步兵部队，向北面前进行包抄敌后，历经一日激战，解放军溃败，衡林之围终于解除。

　　自从胡宗南部队展开对延安攻击，虽已推进至万里长城榆林等地，但解放军善长于山地战，兵力损失日增，渐渐由优势变成劣势，不到一年时间，各地军队纷纷向南转进。刘戡兵团数万之众，南移途中在延安东南方宜川，被截包围于山地上，我们虽全力出勤侦炸支援仍无法挽回失败命运。突围部队沿洛河东面公路南移，一日后，我奉命侦察发现东面追击解放军已逐渐接近，回返基地报告彼此情况，又奉命携带通讯袋前往我军部队投掷，令其速渡河南撤。次日拂晓，我发现该段洛河内堆集战车、辎重物品作为渡河桥梁，附近遗留甚多破车炊具，军队人员已不知去向。

　　陕北战争结束后，解放军集中力量攻击太原。我命驾P-40首次飞太原察看场地，该机场只有滑道可供降落，虽滑行道稍窄，但P-40机熟练飞行叫安全起落。

　　太原盆地东西有山，南北有汾河贯通。我们进驻初期，解放军均在山上，秋收则到平地抢粮，逐渐集结兵力，采取包围形势，约经月余，阎锡山部队约四万之众，在太原南五十哩西范村被围。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整个太原平地本无敌踪，我们驻防后，防守范围日益缩小。数日后，西范村被重重包围，其中人马密集，与赶集市场无异，解放军大炮不时轰击，情况十分危急。空军空投通讯袋令部队向北突围，另派军由太原城迎接。我在空中侦知被围军队亦曾多次向北攻击前进，均为解放军炮火镇压，无功而退。及至傍晚，我最后一次任务，发现一股约四、五百人队伍，向西南突围，奔跑绕道回太原城，该项战报指挥官半信半疑，入夜通报，确有四百多随军服务的日本战俘脱逃回来。

　　当战事最激烈时，我们四十四中队能飞的妥善的P-40机全部进驻太原机场，每日从拂晓至黄昏，都有飞机在空中，因解放军日益接近太原城，我机起飞爬高至三千呎左右，即可向地面攻击，回航落地只挂弹，又起飞前往炸射，我最高纪录一日出击有六次之多。解放军日伏夜出，某日据报有大量骡马车于黄昏时分行军，我们紧急起飞，往返射击，获丰富战果，但摸黑落地十分危险。

　　汾阳位于太原南汾河旁，以产汾酒闻名。据报解放军司令部进驻指挥，我曾奉命前往炸射，五百磅炸弹两枚均命中目标，但战果不详。

　　西范村被围半个月后，弹尽粮绝，终告不守。机场在炮火威胁下，我们撤回西安，空援减少，太原市亦告失守，其中有五百人不投降，全部自杀成仁，被誉为“太原五百完人”。

　　太原市南西范村被围，某日我已于上午执行数炸射任务，落地滑回停机坪，三军区参谋长罗英德驱车到达机旁，将通讯袋交我，并令立即前往投掷，适中队主任参谋施兆焕到场接班，见状自动接替任务，殊不知他在低空投掷时，一颗子弹从座舱左面射入，击中嘴部打落上排牙齿，血流遍座舱，一块皮吊着口唇，仍能忍痛安全飞返，实属不易，蒋介石适于其时至太原视察，曾亲至医院探视慰勉。

　　一九四七年底，战情益形恶化，运城被围多时，城内补给仅靠空运支援。我们从西安起飞，不断到其上空侦炸支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我奉命于次日前往空投通讯袋，因参加舞会入睡稍迟，赖床被勤务兵送取暖火盆入房醒觉，他说：“好大的雾啊!”我心想无法出任务了，故而继续睡，适副队长早餐路过，见状打开门窗察看后，自愿代替任务，不幸被地面炮火击伤，迫降被俘，自称系通讯员，飞行员在逃，骗过看守卫兵，趁其疏忽，脱逃回队。

　　我们中队的P-40机经不断征战，消耗甚大，且无零件补充，可用架数已所余无几，故而在各地搜集久已不用的P-47机并凑使用。某日我已穿着便衣，准备入城去浴室洗澡，队长正在找我去试飞一架已装妥的P-47机，见状正在不决，见吴劲飞同学从寝室出来，令其去试飞，他于冲场落地时，因飞机马力不足，失速坠地殉职，他因代我任务而丧命，迄今已有半个世纪，不安心情，仍耿耿于怀。

　　战斗飞行员从坐上飞机开始，由于天气变化、机械故障、人为过失及敌人炮火等等原因，而对死亡挑战，前面曾提及因投弹脱离太低，破片击伤机，只是在记亿中的险状，其实还有无数次都是在死亡边缘捡回性命，以下数次记依犹新，历历如昨。

　　一九四六年，驻防延安的P-40机有一架修理，要机械士携带一些零件来修护，我奉命由西安飞一架TP-13机运送，返航时已知西安有雾，但这条航路已飞行多次，十分熟悉，决定起飞航行。过了山地到达的西安时，三千呎以上好天气，但下面大雾有如大锅盖罩着，降低高度至数百呎，仍看不见地面，突然看到一棵大树拉升不及打到树枝，幸仍能飞行，但不敢再试下降，掉头回延安。当飞机飞到山区时，忽然发动机停车，很快就想起因分心而忘记换油箱，立即将操纵柄转至满油的另一个油箱，并使用手摇油帮浦打油，又用手注油至发动机，仍然不能重新开车，飞机已从四千呎高度下降至山沟不到五百呎，一方面忙于打注油，又要找寻河滩准备迫降，在绝望之际，至两百呎时，突然螺旋桨“嗒嗒嗒…”几声转动起来，但随之而来的是，当飞机从河面爬升到四千呎航行高度时，已无法确定自己位置，遂即作东、南、西、北每边飞行一分钟，找寻目标，看到熟悉的机场西面大小劳山终安全降落，那位机工长还以为到了西安，我没好气的说：“差点到了阎王宫了。”

　　一九四七年底，刘戡兵围在延安东南的宜川山地被截包围，我奉命前往支援作战。我投完“伞弹”(那是弹束，在低空伞开爆炸，杀伤山地上敌人)，第二次进入以机枪扫射解放军阵地，然后向我方阵地脱离，突然看到一群人，奔跑掩蔽，因在起飞前任务提示，那地区是我军阵地，为何他们会惊恐躲避呢?为察详情，即向左转拉起抬头，这时山顶上一个碉堡内喷出火光，那是解放军向我射击，立即右推机头向山沟躲避，但为时已晚，很清楚看到左翼已弹痕累累，回到机场降落计算弹痕共二十五发，大梁已被打断，能安全返航，所有机械人员都认为是奇迹出现。

　　一九四七年夏，运城被围，奉命两机前往侦炸。起飞前，天气预报季节性雷雨即将来临，但军情紧张，故仍按预定时间起飞顺利完成任务，返航途中已大雨如注，雷电交加，云层低层低坠，几至地面，加上气流不稳，飞机颠簸跳动，我们两机彼此不能看见，分别沿渭河西飞，到达西安时，我要他先降落，唯恐两机在跑道上相撞。我左转一圈后再对正跑道，在转弯中，突然看到大华纱厂烟囱，毫厘之差，没有碰到，吓得一身冷汗。当我对正跑道时，看到那架僚机正在落地，勉强落在跑道靠右一边的道肩上，幸当时无夜灯及其他障碍物安全归来。

　　一九四八年，笔者奉命调官校高级组飞行教官，从西安搭机飞南京转飞上海，乘火车到杭州报到。当时战事已全面逆转，上海亦已受到威胁，大批人民纷纷向南逃避，沪杭铁路拥挤不堪，我无法从车门进入，而从窗口爬上去，顺便坐在放茶杯小桌上，一直到站，动弹不得。

　　为适应紧急情况需要，官校眷属均先行至台湾冈山，学生施教仍照常实施，但在战局动荡情况下大家心里不安，故只能给学生作必要的熟习飞行。我到职后尚未受教官训练，即带飞高级训练二十七期学生，飞惯战斗机，一旦改飞PT-17小飞机，不甚习惯，操作按部就班，要求柔和，好在高级飞行学生都有飞行能力，没有危险情况，不必改正。

　　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引退时，全国顿失重心，军队士气影响尤大。王叔铭将军时为空军副总司令，为振奋军心，前往各部队打气，并到官校视察，当教官点名时，叫到我名字，感到讶然，问道：“你什么时候调来的?”我官小位低，亦知悉动态，足见其对飞行员的关怀;随即又问：“你从部队来，对学校有什么意见，因空勤伙食要在月中或月底发给，当时币值贬值迅速，发给时间早晚影响甚大，经提出马上指示改正，但在场校长感到面上无光。

　　一九四九年春，官校已全部搬至冈山，我至广州接眷飞台北，再乘火车南下冈山车站，下车雇板车运送行李步行至官校，通过机场到二高，住进大通仓库，以军毯被单隔墙，厨浴寝均在一起，学校以油车载水供应，每次闻“水车来了”，大家提领取备用。在炎夏的南台湾真乃“一滴水一滴血”，生活极为困苦。

　　由于战事失利，政府播迁来台，币值不稳，我们的飞行加给，暂以银元发给，生活尚感充裕。解放军散布谣言谓：“台湾地小人多，只能以香蕉皮充飢”，不攻自破。但冈山机场在对日抗战时，遭美国空军的攻击，炸弹坑及墙上子弹痕迹触目均是，尚未修复，眷村亦需时日修建，每家仅有寝室，无厨厕浴室，故而创办公共食堂，购买点券用膳，虽省事省时，但小家庭老少，各省饮食口味不同责怨声载道，而告结束。

　　(摘自中国的空军 作者陈宿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