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飞行军士学校第三期郭烽明
来源：中国飞虎研究学会   2024-03-21 15:44:49

　　1937年，18岁的父亲即将毕业于保定师范英文专业。他品学兼优，文体兼长，健壮英武，仪表堂堂，深得各科先生的器重，他怀抱修齐治平的志向，向往着大展宏图，有所作为。

　　父亲的家世

　　父亲出生于河北晋县一个开明富足、勤谨本分的耕读世家。忠厚传家，诗书继世，久成门风。我的爷爷和太爷爷，都是知书达理、受人敬重的乡绅，家有良田几百亩，镇上有商铺，村里有药房，亦农亦商，悬壶济世。

　　华北大平原，富饶肥沃，民情纯朴;旧式大家庭长幼有序，家风淳厚。父亲自幼衣食无忧，喜读圣贤书，也接受了西学东渐带来的新思想。孰料爷爷竟在29岁溘然早逝，太爷太奶经不起痛失长子的打击，相继撒手人寰，偌大家业猝然衰落，又一分为三。奶奶本是大家闺秀，她不怨天尤人，勉力支撑着大不如前的家境，坚持让两个儿子继续念书。懂事的父亲放弃了对京师大学堂的向往，考取了不收学费的保定师范，更懂事的大伯则中断了自己的学业，回村教私塾挣钱养家，帮奶奶管理着几十亩田地。父亲仍然渴望继续深造，善良的大伯全力支持父亲的想法。

　　投笔从戎

　　卢沟桥的炮火和日寇的铁蹄打碎了亿万中国百姓的平静生活，也打碎了父亲的大学梦。在隆隆的炮声中，奶奶和大伯让父亲跟做生意的姨祖父田海三一起逃命去。父亲曾向我讲述，过黄河时，正逢日机轰炸，爆炸声震耳欲聋，惨叫声撕心裂肺。舅爷身形虽不及父亲高大，却拼命用身子护着父亲。父亲仅露出半张脸，他清楚地看到了飞机上刺目的膏药标志。父亲说，当时只觉得砖头瓦块在往下砸，心想“吾命休矣!”后来，发现砸在身上的竟是血肉模糊的断肢!怒从心头起，恨向胆边生，一年后，他考进了空军士校，一心插上双翅，与日寇血战长空。

　　“我们效忠于祖国/效忠于晴空的酣战/效忠于一千里一万里的大出击/ 凭一副杆舵向血淋淋的受了屈辱的天空飞去吧!凭一千倍的骄矜向敌人咒骂/用炸弹用枪弹/向溃逃的法西斯强盗底脊椎打去吧!”

　　“压不住血管里沸腾的血浪，连人带飞机向法西斯强盗冲下去吧!.....”

　　“诗以言志”，那时的父亲满腔热血，一心报国。

　　三期的学习生活

　　1939年初，三期在成都铜梁空军入伍生总队开学。根据《期史》，“陆续又有来自空军各部队的二十几人加入该集体。”父亲和徐品行应属这“二十几人”之列，因为据徐世椿叔叔讲，父亲入校前已是空军机械士，徐品行则是空军照相士。上学期间他们还另有些津贴。徐叔叔说，父亲那几个钱都是大家花。毕业时，大家拿到第一个月的津贴就凑份子给父亲买了一只怀表。徐叔叔说，“你爸爸是我们敬重的大学长!”

　　三期在校四年，先是“入伍生训练”即军训，以把老百姓变为军人。以后是初级飞行、中级飞行、高级飞行。每个阶段都有学员被无情淘汰。1942年12月毕业时仅剩83人。

　　三期学员绝大部分来自沦陷区。赵良田和金仑来自东北辽宁，从1931年就已沦为亡国奴。家仇国恨，怒火中烧。在校四年，大家训练极刻苦。那时的飞机很简陋，只有一副驾驶杆和一只罗盘，飞行员要有胆有识，有极好的技术、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父亲在《镣铐万里行》中说：“中国式的、美国式的、苏联式的驱逐机，我都可以骑上去，如同骑老牛一样的安稳。我的特技也做得不错，快滚、慢滚、翻跟头、英麦曼，大都正确。我以驱逐科第四名的榜次毕业了!”

　　三期学员文化课全面而深入，英文与飞行理论课扎扎实实，国学基础课毫不含糊。几十年后，当他们恢复联系数度聚会时，几千封书信文采斐然;诗词唱和，书画相赠，堪登大雅之堂。我陪同父亲参加聚会，深感前辈们“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1988年聚会时，向子昶在座谈会发言时激动的说，“我们三期个个文韬武略啊!搞飞行操驾驶杆来得，当参谋拿笔杆更来得，只可惜造化弄人啊。”

　　生活艰苦，学习紧张，训练难度大，但三期的文体活动丰富多彩，水平奇高。他们的期歌《冒着风暴，驰向云天》由父亲作词，音乐教官于中海作曲。于中海是当时著名的男中音。他严格挑选出40人组织了多声部的“同声合唱团”。乐队中西合璧，钢琴、小提琴、二胡、笛子、西洋鼓，一应俱全，人才济济，还常到校外演出。三期有话剧社，在校期间排演了两部五幕戏剧——《烽火梵音》和《怒海沈船》，引发的轰动父亲在《期史》中称为“狂潮”。三期还组织了名为“飞箭社”的读书会，创办了图文并茂的板报《云野》。运动会上，田赛竞赛，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体操等，屡夺锦标。三期的毕业纪念册图文并茂，洋洋洒洒，全面记载了那四年不平凡的岁月。

　　三期学员或家破人亡，或有家难回。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心齐志坚，相濡以沫;比翼长空，同仇敌忾。在大家心中，“三期”就是家，同学就是亲兄弟。

　　重庆解放了

　　1949年12月1日重庆《新民报》以一号字通栏刊出“重庆解放了，解放军昨晚七时进城!”的号外。

　　头版社论《迎接解放，支援前线》就是时任采访主任的父亲连夜赶写的。和父亲同在报社工作的母亲回忆，那时跑新闻，她常陪父亲挑灯夜战。父亲写完一页，母亲检查无误即交付排字工人，翌日一早见报。

　　不久前，母亲还流着泪说，“谁能比得上你爸啊，品貌德才，样样出众。我真幸运，碰上了你爸。1946-1958那十几年，我们过得多好啊，可惜后来我不珍惜，总和你爸找事……”——不是母亲不珍惜，是反右、文革、清队、一打三反，数不清的整人运动以惨无人道的凌辱和侵害，刺激、摧残和扭曲了母亲的性格。对母亲有时表现出来的古怪乃至暴戾，父亲从不在意，至多说一句“又来电了”。父亲认为，是自己连累了母亲和子女。那种深重的内疚和负罪感，始终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

　　1945年，日本投降，父亲和23名飞行员难友走出监狱，重获自由。父亲考入重庆《时事新报》做了心仪已久的“无冕之王”。他针砭时弊，忧国运之坎坷，哀民生之多艰。极受经理兼主笔王研石的器重，很快被提为编辑主任。父亲一腔热血，秉笔直书，却以“言论过激”受到特务威胁，一度逃到乡下避难，在王朴开办的志达中学教语文、英语、体育、音乐。(王朴是母亲复旦新闻系同学、《挺进报》创始人，牺牲于渣滓洞)

　　王朴被捕后，父亲又到《新民报》做了采访主任。父亲年富力强，敬业多产，写了很多报导、评论、专访，涉及时政、财经、军事、外交、文化、体育、音乐诸多领域。他白天跑采访，写稿件，夜晚抄收并翻译英文电讯(那时母亲刚生下我姐姐不久，在志达中学和《新民报》，父亲实际上兼起了他和母亲两人的工作)。父亲多才，出手迅捷，被报业同行盛赞为“铁笔妙文，倚马可待”。父亲和重庆新闻界的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如谢韬、田伯萍、邵子南、王朴、陈理源、吴子见、张勉、朱立彬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帮助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但父亲坚持不再加入任何组织，决意做一个自由主义者。

　　对自己原是一名翱翔蓝天的战鹰，曾因“奸匪”嫌疑获罪入狱之事，父亲则讳莫如深，守口如瓶。

　　新中国成立了!解放了，自由了，民主了，“连呼吸都畅快、走路都想飞”的父亲坚信，国家、民族和个人都已否极泰来，此后定能畅所欲言，痛快淋漓，舞文弄墨，策马放歌。

　　几天后，父亲就开始在新民报副刊《天下》的《西方夜谭》版连载《镣铐万里行》，每日一篇。以《我是一个航空员》开篇，讲述国民党空军23名飞行员所遭遇的那场曾经轰动一时的冤狱，记录了他们身负镣铐万里远行的苦难历程。

　　父亲写此文，缘于对“原图碧空驰烈马，反遭缧绁投魔窟”，壮志未酬的遭际的极度愤懑和出狱六年来如鲠在喉的隐痛。

　　《镣铐万 里行》全篇在父亲心中或已成型。他要写他和徐世椿、王觉非三人于炎炎烈日下戴着手铐脚镣穿越炽热的戈壁，连内裤都无法脱换的困苦;写他们在冰冻三尺的兰州，一身单衣睡在铺着薄薄稻草的水泥地上，手脚长满冻疮;写“同案”的23人会合时，以为将被集体处决，为能“同年同月同日死”而悲喜交加;写重庆军法处开庭审理“查无实据”，原以为可以无罪开释，重上蓝天杀敌报国，却被校长蒋中正御批送进了“战时青年训导团”(重庆五云山集中营);写他们把集中营变成大课堂坚持学习，锻炼身体;写他们得知鬼子投降的消息后忘乎所以的彻夜狂欢：写他们出狱时相拥而泣，互勉为百孔千疮的祖国立业建功……

　　可惜动笔不久，《镣铐》一文就“暂时”搁置了。因抗战爆发流亡入川的父母，离乡背井已十四年，思念亲人和家乡，早已归心似箭。他们变卖了所有的家当，再加上积蓄的银元，托报社知己、母亲的复旦同学张天授买了两张北归的船票，抱着刚满周岁的姐姐，漫卷诗书喜欲狂地踏上了回乡之路。

　　郭烽明先生在新民报副刊《天下》的《西方夜谭》版连载《镣铐万里行》文稿。

　　然而，“最爱自由的思想”的父亲，却再也没有机会写完他的《镣铐万里行》。从反右到文革，虽然没有手铐脚镣，没有高墙铁窗，但无形的精神枷锁和“意识形态”领域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几乎彻底摧毁了父亲的尊严，泯灭了他的抱负。

　　1988年，定居美国的樊培益回国看望阔别的大陆同学，对父亲晚年醉心于书画十分不解。他多次含泪劝说父亲写写自己和留在大陆同学的遭遇。樊培益和许多海外同学都说，无论国共，谁欠的债谁还，总有讨还公道的那一天，即使我们等不到姗姗来迟的正义，也要让后人知道这段历史。

　　父亲也曾动心，但母亲“以死相拼”的威胁，使父亲最终没能拿起笔来……

　　父亲在给樊培益的信中说：我们都已过古稀，几十年逆来顺受，吞下多少含冤的苦果，不想计较了……

　　所幸父亲毕竟在1949年写出了《镣铐万里行》的片段，所幸父亲在肃反时主动把《镣铐万里行》和他在重庆《时事新报》及《新民报》的部分剪报以及1942年他编写的三期《毕业纪念册》交给了组织，所幸父亲历经劫难活到了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那一天，所幸父亲在晚年享受了地市级离休革命干部的待遇，所幸有一天“落实政策”，这些东西又回到了父亲手中……

　　整理阅读《镣铐万里行》，心潮难平。短短29节文字，从《我是一个航空员》开篇，到《学会了脱裤子(带着手铐脚镣)》戛然中止，内容不可谓不丰富，一些异域风情的描写，亦引人入胜。虽然父亲的有些说法、观点，现在看来有所局限，“值得商榷”，也是“误读”所致，但父亲那颗赤诚的心和曾经的铮铮铁骨跃然纸上。

　　近来反日热浪涌动，钓鱼岛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很多国人因之提起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父亲六十多年前在《镣铐万里行中》就有这样的述说：

　　窝劳治卡才15岁，父亲是中国汉人，母亲是白俄女人，他出生在佛拉基沃斯兜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提起这个地名，我总认为是不祥的，佛拉基是“占领”，窝斯兜克是“东方”连起来是“占领东方”。总有些征服的意味。同样伊犁区旧政府就是绥定，也是对边民的辱侮……

　　从今天起我将连续刊出父亲写于949年12月—1950年1月的《镣铐万 里行》。

　　以后，我还要陆续将父亲留下的剪报整理并刊出。

　　雁过留声，何况我的父亲是昨日雄鹰。

 

　　《镣铐万里行》之一 我是一个航空员

　　从1943年起，我不能再飞向碧蓝的天空了。我沉默着过了六年，我害怕向任何人多说了一句话，我害怕国民党的特务，我对于所有注视我的眼光都感到疑惧，我失掉了比翼晴空的伙伴，我不敢交朋友，沉默使我很快的显得苍老了。

　　1940年到42年，在成都锦城簇桥边的新营房，我学飞行，280多个同班同学摔死了六个，淘汰了近200个，中国式的、美国式的、苏联式的驱逐机我都可以骑上去，如同骑老牛一样的安稳。我自信我的特技也做得不错，快滚、慢滚、翻跟头、英麦曼大致正确。我以驱逐科第四名的榜次毕业了。

　　我是一个不愿做奴才的航空员，我读了些书，李季译的资本论缩本，反杜林论、联共党史、论新阶段、大众哲学，另外学校限定我读的总理遗教和“总裁训词”也读得很认真，我买了桂林诗创作的每一期，艾青的诗也搜罗得差不多，我编板报大胆的把三民主义只称之为“政策”，我读了一本孙中山和列宁的书以后，对于“总裁”和“党”都失掉了信念。甚至于我坦白地向政治指导员张慎哉说：我要把飞行当副业，我要读苏联的小说，我要写诗，我要当新闻记者。我说，国民党，是不是孙中山留下来的党?

　

　张慎哉老师

　　同学中传说张指导员了不起，曾经是布尔什维克，上过杀场。我对他越感神秘了，我尽可能得接近他，但我发现他不失湖南人的忠厚和耿直，他不向我说教，像填鸭一样的填三民主义，我与他倒建立了兄弟似的感情。后来我证明了他不是特务。在学校政治部设了一个调查室，那才是特务组织。调查室就在我们打锣鼓唱戏打台球和下棋的俱乐部旁边。俱乐部几乎是我们放浪形骸说话最随便的地方。此外我并不知道有什么恐惧

　　父亲自注：大约是49年12月中旬写起，至50年一月中旬逐日刊于重庆《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谭”版。共29节。重庆解放于1949年11底。

　　张慎(文中提到的张慎哉，时任航校训育主任。并非布尔什维克，而是北伐时已加入国民党的“党国元老”。

　　赴台后升任将军。晚年定居美国洛杉矶。对于父亲等23人的冤案，他曾上书航委会以身家性命担保，“欲救23位菁英同学，使其一遂宏志——振翼冲天。”并传书父亲，嘱咐大家“静候佳音”。奈何父亲等23位空中骄子等来的却是蒋中正校长的御批：关他们三年，好好学习三民主义……

　　四十多年后，张慎哉写信给父亲说，伊宁事件是“空军内隐藏的“红色政客”孙浮生而为”……

　　父亲万万想不到，一身正气，与三期兄弟肝胆相照的张慎哉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孙浮生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父亲驾驶过的飞机机型：

弗力提初级教练机                                                                                莱茵中级教练机

　　中、高级教练机 北美                                                                         高级教练机 复兴

　　高级教练机 E-15                                                                          空中车箱 C-119运输机

　　父亲没有驾驶过的飞机机型：

　　1943年父亲等23人被捕后，三期剩余的六十名飞行军士，全部升为军官，赴美国奥斯丁、阿克拉荷马空军基地受训，这些飞机机型应该是父亲等23人没有机会飞过的。

　　一九三五年 冬在美训练 B-25                                                一九三六年美国奥斯汀基地 C-46

　　当年战绩煊赫的P-47战斗机

　　敌寇丧胆的野马式P-51战斗机

　　《镣铐万里行》之二

　　我自己很明白，硬部头的书生吞活剥地读，不容易懂，我抄大纲写笔记，倒也建立了初步正确的人生观。后来我为艾青的诗醉倒了，我每天写，写的很多，锻炼自己的情感，组织它，我感到进步的愉快。当然我不敢说我有了成就。我曾经想象着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场面。我写到：

　　“有一天啊，我随着凯旋大军，走过一个乡村，脚下扬起黄尘一片。柴门边是母亲吧，滹沱河的水在流，母亲可有了白发?”

　　我给一位好友题在纪念册上的是：“我爱马，我爱自由，我爱自由奔跑的思想，是谁啊，点燃我一胸膛的火。我在马背上，策马跑了，蹄声多么清脆，马蹄跑在多石的路上，蹄下还有一点点的火星。”……

　　年底我邀请了一些好朋友深夜里偷偷地起来，歃血为盟组织一个自学团体，名叫“飞箭社”，我不能盲目的信仰三民主义，我不愿意无理由的服从。我们开始团结脑壳里不是豆渣而是脑浆的同学，社员渐渐多了。42年春天，我们正准备打破班级界限扩大组织的时候，一位元T社员畏难而退。为了怕他出卖我们，立刻宣布解散。而愿意自学的人可始终不愿丢下书本，我们开始办油印小报，为了表明我们的志趣，定名为《云野》，我们愿意在空中耕耘播种，我们时常在夜里队长查过寝室之后，悄悄的起来写稿，油印，装订，几乎到二三点，我在那时候学会了抽烟。

　　最危险的是前夜熬了几乎一通宵，第二天黎明又赶到机场去飞行。我想不飞，但终于派定。我飞单座的霍克三式，在起飞之后，盘旋上升的时候，我睡着了，两分钟后醒来已离开指定“空域”三十几里，如果不是那种飞机稳定，恐怕我已在沉睡中死去了。

　　我知道了共产党有完整的理论，有民主集中的组织，我对于钳制思想的国民党空军，更是恨得深沉了。但是我不愿意在今天，共产党受到全国人民爱戴的时候，自己捞一顶红帽子顶起，在当时我甚至于还不知道中国还有民盟、民社党、青年党;国民党所说的共产党有多少周边组织，我也一无所知。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自由思想!

　　42年冬天，我们毕业了，我写了些自勉的散文，我对于喊“蒋校长万岁”深恶痛绝。我只认为，见到日本人一拼是唯一的好方向。

　　我写着：“……压不住血管里沸腾的血浪，连人带飞机向法西斯强盗冲下去吧!”

　　思想的自由在空军中是不许有的，甚至于连思想都不许有。只许吃肉、睡觉、玩耍、打牌……国民党想把我们喂成猪与武士道去作牛斗。我不能见容，终于1943年在新疆伊宁被扣钉镣上铐，押解万里莫名其妙的做了政治犯，以“奸匪”嫌疑，受过审讯，送入了集中营。

　　在这篇短短的文字中，父亲写道：“我爱马，我爱自由，我爱自由奔跑的思想……”

　　他说：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自由思想!

　　他不愿意喊“蒋校长万岁”。

　　他认为，见到日本人一拼是唯一的好方向。

　　他写道：“压不住血管里沸腾的血浪，连人带飞机向法西斯强盗冲下去吧!”

　　从四川盆地来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年青的飞行员全都爱上了骑马。

　　徐世椿回忆，那时空军教导队养了很多军马。他们半天学飞行，另外半天抢着去骑马。父亲等不少人还自己买了马。徐世椿至今都记得他买的那匹青鬃马，花了45块大洋。宋肇兴买的一匹四蹄生风的枣红汗血马，竟因人见人爱引发了一段长达四十几年的“纠葛”——

　　宋肇兴是伊宁事件最后一批、最后一个被捕的——政教处搜走了他流露了“异端思想”的日记。宋肇兴回忆：押赴内地的前一夜，我回队收拾行李，同学们纷纷表示难过和同情。张子明靠近我，摘下手上的金戒指，说：“此去成都，万里迢迢。路上用得着，拿着吧，保重啊!”我含泪谢过子明，顺便托他替我照顾我的马。原以为不久即可归队，谁知一去无回。

　　1943年，冯学珍在马上的英姿

　　子明在我离去后悉心照料着我的马，还常骑着它和曹楚才、李寿彭比赛。孰料后来崔某以和我是老乡为由，硬是横刀夺爱，从子明手中抢走了那匹马……。

　　四十多年后，三期同学相聚于大陆，崔同学并未前来，宋肇兴修书问候，他竟不睬。由是激起美、台同学的义愤，力劝宋肇兴起诉崔某。而大陆同学则劝宋肇兴息事宁人、免伤和气。王戈伯说：我们这一生，失去的东西太多了，差点连命都丢了。区区一匹马值几多?西瓜都丢了。何必在乎一粒芝麻?老崔不仗义，老弟要豁达。往事已如烟，恩怨早了结……

　　后来宋肇兴将“马事”的前因后果写成《一匹马的纠葛》，在海内外同学中传阅。此事不了了之。

　　在伊宁，三期前辈们除了自己三五成群赛马竞技，还常和当地牧民一同骑马放牧，向他们学习马术。“我们在伊黎河边野餐，我们与哈萨克牧马人用手势谈心，与塔塔尔人唱歌，大家围着圈子看维族人跳舞，拍掌欢呼，我们骑着他们的无鞍马狂奔，放浪形骸享受片刻的自由，积雪已消，遍地露出一尺深的冬前枯草，一只火柴点起燎原的火，那时候我看着蔓延的野火自身也仿佛燃烧了……

　　年轻勇武的飞行员与英俊漂亮的新疆小伙、姑娘在大草原上策马狂奔，纵情放歌。那画卷多美、多有诗意啊!

　　记得我五、六岁时，一天父亲意外地收到了几元稿费和一本期刊《大家唱》。那期《大家唱》刊登了一首父亲作词，描写哈萨克牧民生活的歌曲。那是父亲为一张年画的配诗，被一位作曲家拿去谱了曲。记得父亲坐在藤椅上，用脚打着节拍，哼了两遍，就教我和姐姐唱了起来。这首小诗应该来源于父亲在大草原上真实经历的积淀吧。依稀记得那作曲家姓程，歌名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我还会唱第一段：翠蓝蓝的天空，绿油油的草，大红旗子举得高。肥壮的马上骑着牧羊女，哈萨克的姑娘啊，红娇娇。啦哩啦啦啦，啊哈哈哈哈哈!……

　　今天的我，真想对当年的父亲说：“自由思想”真的那么重要吗?!简单惬意的生活多好啊?干嘛非要“先天下之忧而忧”?您真是孔夫子念得太多了!您不愿意吃肉喝酒、玩耍打牌，还可以骑马放歌、打球跳舞、拉琴写诗……只要能和日本鬼子一拼，何必非要自由思想?关心政治，热衷“主义”，结果自讨苦吃，落得铩羽折翼，从此运交华盖。

　　何苦来哉啊!

 

　　《镣铐万里行》之三 成都到迪化

　　1943年，成都早春的天气冷得反常，每天早晨都是大雾，户外温度总在摄氏零度左右。走出门来，漫天大雾都被冻成极小的冰粒，打在脸上，吸进鼻孔，比起北方冬季飘雪更冷得痛。那是一种阴湿的带有霉草气息的雾。小河里、冬水田里都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我们冷得不支，把飞行用的三层衣服都穿起来，每个人又都把长筒的狗皮毡靴也穿上了。海獭皮的飞行帽也不离头了，周身显得臃肿不堪，走起路来，两腿拖在地面，像圆规的两只脚。

　　命令来了，前任驱逐队长雍沛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调到一个很好的北方去。”还说：“那里伙食可以吃得好，天气好，白俄女孩子好，混血儿也爱僚起克(俄语：飞行员)。”暂时调到新八号营待命出发。大家都明白，次一目的地是新疆伊宁空军教导队。

　　我们大部分的同学的生活开始糜烂，糜烂得怕人。一天不停地赌，麻将、十点半、牌九，圈子围得水泄不通。厨房变成了餐馆，随时像馆子一样的喊菜。一天不停地吃流水席。进城的，找女朋友开旅馆，钱不耍光不会回来的。

　　跟着，营房里发生了窃案，我的军大衣和表不见了，床单不见了。第二天、第三天，每一个寝室都失落了衣服。勤务兵是跟了几年的人，一股子纯朴的农民气质，他一定不会偷。几天以后，大家都明白了，外边有人挑着萝兜来，一挑一挑的买衣服，自然价钱是很便宜的。飞行员有人做贼了，我想这就是国民党空军需要的飞行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飞机夫。

　　不过，倒也不是百分之一百的全都坏，好的也有，可实在太少了。有几个人每天早起洗冷水澡。我和几个朋友却翻一下俄文书，读一点杂志和报纸。但是这种“好”是基于所谓是“天良”而不是基于“认识”的。因此我急求早走，我被排在第二批。

　　行期既定，又有人打着新的算盘，把所能卖的都卖掉，在成都大买茶砖，有些人又买西药，有些人蚌扣，甚至于有些人买橘子皮，要带到新疆去做一本万利的生意。

　　大概是二月六日吧，我们第二批启程，一早在北门外凤凰山机场搭机西行。一路上看地面，绿色的四川，黄色的甘肃，亮的灰白的大戈壁，下午四点半(当地时间)才到了白雪耀眼的北疆，在迪化着陆。

　　四川如同一只盆子上迷漫着雾气，闷得人没有一天舒展，思想也被禁锢得发了霉。

　　那一天我感到多年不曾有过的畅快，因为我家在北方，今天我又重回北方，并且我要向苏联友人学习了。

　　一个地勤朋友张贵和告诉我，伊宁可以看苏联最新的影片，在法西斯的战争中有多少英烈的史诗，伊宁有苏联使馆开的文化书店……我想往得时常半夜不眠。那一天夜里，宿在迪化。注：迪化即今天的乌鲁木齐。

　　对于“ 我们大部分的同学的生活开始糜烂，糜烂得怕人。”之说，记得三期毕业五十年聚会时，前辈一起谈笑，忆及往事，美、台同学既赞赏大陆同学德才兼备，也笑讽他们“个个要做正人君子”。冯汝元说，我当年还小，头脑简单。懒得参加你们的读书会。我就想在地面玩个尽兴，上天去死个痛快，哪晓得老子命大，一活活到七十多!

 

　　《镣铐万里行》之四 空招待所的一夜

　　我在迪化只住了一夜，航空招待所是盛督办(后来才知道他是杀人的魔鬼)主持下的新疆设立的。房舍陈设完全苏式设备，钢丝床、俄国毯子，两个人合围直达屋顶的火炉(代壁炉)，墙壁上挂着列宁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放大照片，宽宽的一丈多长的红布上用白纸贴成了俄文标语。

　　当时我是不懂俄文的，但我却为了这种布置激动了火一样的感情。

　　我想起了孙中山先生说的“世界上帝国主义最恨的人是列宁，他是我们的朋友”。和“我已经命令我留下的党(国民党)和你们(苏联)合作，像亲兄弟一样的携手奋斗”。在盛世才督办的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和平、清廉、建设六大政策指导之下，新疆是幸福的，我这样想。

　　一整天的空中生活本来就很疲乏了，但是我无论如何合不上眼，我想象着像苏联尤其是俄罗斯那样侠义为怀领导革命的民族。我想象那辽阔无边的大草原上健康的人民该有多么开朗的胸襟，当第一位苏联的朋友伸出那只坚实的生着密密的黄色绒毛的手握住我的手的时候，我的心会跳出来的吧!我又想到他们在抵抗最凶恶的德国法西斯强盗的爱国战争中表现得最果敢，我到伊宁后看到的“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影片，这虽是后话，我却愿意先提。勇敢的人民与德国强盗拼命，一间房子一个楼梯都洒下爱国战士的血，苏联在世界大战中首先使用了火箭筒，朱可夫将军卓越的指挥和乌拉山背后迅速重建的工业都形成了战胜的因素，最难得的英勇的红军一夜之间跨着浪涛滚滚的伏尔加河建造了十几座可以通过重型坦克的大桥，在地图上看不到的地方苏联的人民，男的女的动手修了四条平行的铁路，运输军队和粮秣。我惊异与兴奋流着眼泪看着这唱着伏尔加船夫曲的民族。

　　另外，当夜一点小插曲是我真的是“怀抱火炉吃西瓜”了，招待所供应的是苏联式的西餐。马肠、肉饼、黑面包、萝卜汤和一大盘通心粉，特别又把存放得好好的哈密瓜飨客，北方的生活方式确乎不同了。

　　一位四川的同学因为看到一只肥大的猫惊异的叫道“嘿!好大的猫儿”!说着话猫儿一跳过去了。像一只半大的狗，吓了他一跳。

　　在这段和以后的很多文字中，父亲表现出了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列主义的热忱和向往，和对“有着蒙古人眼睛的”列宁、斯大林、伏罗希洛夫以及苏维埃红色政权的爱戴和倾慕。

　　我不明白饱受四书五经熏陶的父亲是怎样喜欢上了那些洋教条的。那时，读这些玩意儿几乎要冒生命危险。这些舶来的“真理”，当年确实吸引了父亲这样一大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近乎迷信的虔诚，竟至那么多先烈愿意为它“抛头颅、洒热血”。

　　六十年代初，目睹中苏交恶的父亲心情是复杂的。记得父亲不仅认真、仔细地收听广播里慷慨激昂地放送的一至九评，还把报纸看了又看。父亲和他的同学一直坚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伊宁，他们与苏联教官也的确相处甚睦。何以一夜之间竟与“老大哥”反目成仇?疾言厉色的九评也许难以打消父亲心中的疑惑。记得父亲曾悄悄地收听被干扰得丝丝拉拉的外台——那时起，我就熟悉了不同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美国之音的软软腔调，记住了“这里是日本广播电台，NHK”的呼号，也记住了“苏修”台的开始曲……

　　在文革中，“收听敌台”也是父亲的一大罪行，是与我家相处极好邻居揭发的，我们住的简易筒子楼隔音极差，邻居阿姨又是电话班的接线员，有着职业训练的敏锐听力。

　　文革初，抄家之风刚起，父亲就从书柜中抽出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士.斯特朗所着《斯大林时代》烧掉了。我不解，只觉可惜。那时在父母的影响下我已经爱看书、喜欢书了。囫囵吞枣地看过《斯大林时代》，但不太懂，现在也全无印象了。当时不明白家里那么多“封资修”的藏书，为什么父亲偏偏毁掉那一本。

　　现在想来，他担心惹祸上身的或许是自己写在书上的那些“眉批”。不然，以当时红卫兵、工宣队的水平，只知打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都当斯大林和马恩列一样是革命导师呢。

　　后来，家里的藏书几乎都被抄走，但文革后期基本如数归还了。只有那本《斯大林时代》和一本线装《济公传》被彻底消尸灭迹了。红卫兵来抄家时，我正躺在床上看《济公传》，听到纷乱嘈杂的脚步声，一时不知所措，父亲拿过我手中的书，迅速拉开大衣柜最下边的大抽屉，扔到后边的地下。

　　我庆幸《济公传》之幸免于难，但当我再掏出来，看“下回分解”时，却被父亲坚决地扔进了炉膛。父母异口同声地告诫我：不要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有时间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吧……

　　1989年末，去芬兰看望儿子路过莫斯科的殷钟崃从赫尔辛基写信给父亲：“芬兰蕞尔小国，以前是瑞典和沙俄的附属。但一旦聪明的领导人把大家带上正路，才二十多年的时间，就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目前芬兰的人均收入已超过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人民一个个埋头工作，有奔头，不用心惊胆战过日子，国家怎么会不好起来呢?

　　……苏联的经济情况很糟，简直不敢相信十月革命七十年后竟会如此。改革是十分艰巨的。今后可能还会有不少变化，等着瞧吧。芬兰赢得独立，人民生活得好，成了苏联门前的一个橱窗!…

　　信中还有殷叔叔在莫斯科红场上的留影，克林姆林宫的红星清晰可见。

　　随信附诗一首：

　　自况

　　如梦以生如梦死，稀里糊涂一辈子。

　　投笔救国陷囹圄，展翅长空遭铩羽。

　　能伸能屈七身躯，教来教去五斗米。

　　如今红场谒陵墓，唯愿七十不逾矩。

　　一年之后，苏联瞬间解体。对此，父亲表示出些许惋惜。从心底他应该是“尊重苏联人民自己的选择”的。至于年轻时代对苏俄的极度推崇，由于没有更多的交流，我无法得知父亲内心是否会有思想涡流的鼓荡，抑或已是死水微澜。应该也有“稀里糊涂一辈子”的感喟吧?

 

　　《镣铐万里行》之五 伊犁雪霁

　　两小时的飞行到了伊宁。

　　北疆的雪景是美丽的，可是我因为头一天夜里的兴奋失眠，在飞机上睡着了。飞机越过塔尔奇依楞山，驾驶员林大刚骤然推低了机头，我醒了，下面是伊黎河谷，傍午的太阳虽然并无多少暖意，但是一地的白雪反射着强烈的白光，我竟不能睁开眼睛——下面是伊宁雪霁图。

　　飞机上的玻璃窗，因为我们呼出的水汽结冻了，半透明的六边形的窗花，像辐射的小花瓣，像淡黄色的野菊花，我用我呼出的热气溶解它，花又变了，冻结的窗花流动了，没有流到半寸，又冻了，像一条丝带，它在戏弄我。丝带上是规律的另一种小花瓣的图案，我犹豫了很久才掏出手帕。哈着热气擦掉它。真的，我离开北方，不见窗花已经五六年了，冰冻的窗花像一个亲人站在我面前，若隐若现，一种迷惘的和亲切的感情涌现在心头。

　　窗外一片白光，天山在这里分叉了，下面是伊黎河谷。

　　北面一排一排的雪山，南面天山也洁白一片，中间的伊黎河上也铺着厚厚的雪，圣洁的象是有史以来都没有经过人间烟火的样子。天是白的，发着刺眼的光，地是白的，也浑然一片，找不出天地的界限，我的心胸竟象是空了，我似乎是钻进了一个熔炉，物化了我。

　　思想像一匹马又在跑了，从抑郁的笼子里跑到广场，我的身躯也像在膨胀，我从江南来到北方，我必须适应北方的粗犷。

　　一丛竹，数幢茅草屋，一个水塘，走在田坎上，像一只卒子走在棋盘上，这就是四川。一批山，一条冰河，望不着边的平原铺雪，骑一匹马翻腾了蹄子驰骋，像流星一条光划过了半天而驻足，这就是北方。

　　我不知道怎样比喻才好，一个修道女静静地缓步来了，她穿着洁白的绸衣，我把她的衣服比作白雪，我又把白雪比作一个修道女的白衣了。

　　飞机盘旋着降低了，我看见雪原上的路，小簇的针叶林，和乡村。路——像一条灰白的带子从城市扯出来，弯弯曲曲的向前伸展着，那条灰色的带子犹如白衣上的一条缝，一个笨缝工用错了丝线。

　　飞机低了，路显了，在路边看见了小村落，像小孩们摆的积木，又像一堆火柴盒。伊犁的平房多，从天空看下去，方方正正的排列着，屋顶因房里生火是不积雪的，越显得那些轮廓的小巧玲珑。飞机更低了，山脚下偶然有了一簇簇的针叶树，雪覆盖着它们，边缘上有一线深绿色的影子。这是伊犁冬季唯一的绿色，林边有马拉车出现了，冬天的马车换了雪橇，寒带粗犷的人民活跃在雪原上，冰封了土地，冰封不住北方的人民。

　　飞机对准了“T字布”符号，下滑降落，我看看风袋，刚好是顶头逆风，机场边停着一辆卡车，有一群马队跑来了，穿黑制服，戴羊皮帽，我认出了自己的朋友们!跳下飞机，我们拥抱着跳，大声叫，喜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在此段和接下来的几段文字中，父亲描写了初到新疆，亲近了草肥水美的大草原和巍峨雄伟的雪山，耳目一新且心旷神怡。三期前辈那时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初识与内地迥异的边塞风光和群居于此的十几个少数民族，兴奋之余，掩饰不住的好奇和欢喜。

　

　父亲的《葡萄图》

　　新疆人民热情地接待了这些即将为国出征的年轻飞行员。徐世椿回忆，当时伊宁驻军不少，有盛世才的地方军，也有些杂牌军。只有他们是中央军嫡系，又是将要对日作战的天之骄子，最受欢迎和敬重。

　　飞行员的服装也颇为引人注目——毛料制服、呢大衣、夹克式全皮飞行装、锃亮的皮马靴，雪白的立领俄式衬衫，人人腰间都佩戴者银光闪闪的中正剑。穿起来“神气得不得了”!三期前辈们年轻时个个仪表堂堂，英武健美。三五成群走在街上，或骑马驰骋于大草原，都是一道美不胜收的独特风景。

　　伊宁民风纯朴。那时候，十四个民族和睦相处，没有民族纠纷。93岁的徐世椿至今还记得他们当年为记住十四个民族编的顺口溜：“汉满蒙回维，锡索哈柯归，三塔加一乌。”(汉、满、蒙古、回、维吾尔族;锡伯、索尼、哈萨克、柯尔克孜、归化族;塔吉克、塔塔尔、达斡尔、乌兹别克族。)归化族即俄罗斯族。是十月革命落败后，逃到我国新疆地区的白军及难民，也称白俄。

　　每逢周末，尤其是在夏季，当地人都会赶着马车举家出动，到伊黎河畔郊游。飞行员们常骑马佩剑，去参与他们的狂欢。

　　无论走进谁家的帐篷，都会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捧出哈密瓜和葡萄、葡萄干;请他们吃烤馕、马奶子，喝马奶子酒。少数民族，无论男女老少，人人能歌善舞;天之骄子，个个毫不逊色。冬不拉.手风琴响成一片。载歌载舞，其乐融融。晚上还会燃起篝火，有时玩得通宵达旦。

　　毕业五十年聚会时，已年逾古稀的三期前辈们还朗声齐唱《达阪城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

　　父亲晚年的许多诗画都流露了对那段异域生活的留恋。他在一幅赠友人的《葡萄图》上题诗：壮岁飞西域，初识此果甜，博望侯千古，英名载凌烟。

　　当时，边城伊宁的风气非常开放，尤其是那些白俄和混血儿姑娘。她们追星般追逐着初到边城的年轻英武的飞行员。冯学珍编印的纪念册上，有一篇“伊宁的玩伴”，收录了几位混血姑娘当年的照片，都很时髦漂亮。不知现在那些姑娘是否还活着，是否还在伊宁。如果还有健在者，也该都是老祖母了，她们一定不会忘记当年活跃在草原上那些青年雄鹰……

 

　　《镣铐万里行》之六 我在伊宁

　　北国风光边疆情调

　　伊犁的冬天走得太迟，三月间还流连不去，我们的营房到处都积了很厚的雪，桦树秃光光的矗立在街边，桦树皮经过严冬变成了灰黑色，有些被马啃了的就变成黝黑色，象是一块一块冻烂了的疮疤。

　　入夜冷到摄氏表零下二十度，白天也总在零下十度，若偶尔好晴天不起风，温度表的水银柱懒懒的往上爬，也很少爬上零度。

　　人们穿着厚皮衣服，臃肿得像不倒翁。白天街上行人不多，大部分躲在家里烤火，夜里出来看场影戏，进酒吧喝俄国啤酒取暖。因而人反倒多起来了。归化族、乌兹别克族、维哈柯俱乐部天天客满，放映苏联电影或是公演话剧。话剧不够水平，但是却遵守着一个条件，以民族形式宣扬六大政策。

　　俱乐部里依然点着大壁炉，男女老幼挤得水泄不通，大胡子老白俄、顶着绣花小帽的维吾尔绅士、半高鼻子爱唱歌的塔塔尔青年，乌黑眼睛两条大辫子标志的乌兹别克姑娘，头戴瓜皮帽，颈缠毛围脖的汉族商人，一脸雀斑浪漫无羁的混血儿和穿军装腰挂短剑的飞行员……肩并肩的坐着，俄语、维族语、汉语叫做一团。一股一股的汗味和着羊肉膻气在剧院回荡着，烈性的下等烟草——马合尔卡——的气味也回荡着，然而一般人却不以为苦。亲族朋友，不分男女，互相逗着，有时候开心了，张大了嘴尽情憨笑着，粗声的喘息着，每一个人似乎都像撑开鼻孔互相嗅着。十四个民族本来都是兄弟，没有大汉族主义疯狗似的狂吠，没有民族优越感。

　　幕布掀开了，是演过的十月革命旧片。莫斯科的工人愤怒的叫着：“我们要面包!我们要自由!”乡村里农奴抑郁的游荡着，他们没有工作，手风琴奏出了俄罗斯短音节的民歌，吃醉了酒的村汉大声的唱。忽然共党中央开会了，列宁消瘦的身影出现了，他的眼睛象是蒙古型的，瞪得发光，山羊胡子抖擞着，观众一阵掌声，小孩子们尖声叫着“窝老吉卡!”(弗拉基米尔的爱称)，斯大林出来了，又是一阵掌声。

　　列宁、斯大林的名字挂在弱小民族的嘴边，又记在他们的心里。

　　伊宁的玩伴 以上两张图片及说明文字选自冯学珍《空军官校十三期特班毕业四十五周年纪念册》

　　照片中的谭灏，(1919—1974)原籍广东南海，抗战时从香港考入航校。1949年赴台湾。

　　谭灏殉职经过：1974年7月27日，在为中华航空公司驾C-123机，自金边飞西贡途中，被越共对空武器击中，坠地殉职。

　　关于那段生活，殷钟崃晚年也写过一篇题为《边城旧事》的文章，发表在《龙门阵》1994年第二期上。文中不仅讲述了新疆的异域风情、苏联在新疆的大量驻军，讲述了盛世才从“反帝、亲苏”突然转向老蒋，还提到了人们现在谈之色变的“东突”，一首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所作“流行歌曲”《玉门出塞》，词曲古风古调，内容却极富前瞻性。预言新疆必将成为重要的“欧亚孔道”，疾呼“经营趁早”，提防“碧眼儿”老外对新疆的虎视眈眈。

　　“……四十年代的新疆对于内地的中国人来说完全是一个禁区。地理上远隔千山万水.政治上不受蒋介石中央政府的管辖。当时它的最高统治者是盛世才，人称盛督办。乌鲁木齐机场积雪盈尺，温度零下20多度。但令人新奇的不是这一片银色的北国风光，而是一种说不出的异域情调。

　　招待所内悬挂的是列宁、斯大林的肖像。工作人员头戴八角帽。上面是六角红星徽章。这对于看惯了孙中山和蒋介石及青天白日徽章的我们来说，真是耳目一新。桌上摆的香烟是苏联货，不是内地常见的强盗牌和红锡包。当晚，盛世才派人把大家接进城去，招待一番，还看了乌兹别克的舞蹈和地方戏。蒋介石的部队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颇出大家的意料，后来才知道.这并不是偶然的，当时的盛世才已撕掉进步的亲苏画皮，倒向蒋介石了。

　　……当时新疆的情况的确很特殊，境内流通的不是法币，而是新疆币。苏联在乌鲁木齐设有飞机装修厂，苏联飞机常在上空飞行，地面还有苏联部队。

　　1943年冬，我们由新疆乘车返回内地时曾经在招待所遇上苏联士兵和装甲车，在独山子苏联设有炼油厂，门口站着苏联士兵，中国人是不让进去的。四十年代中国飞行员使用的航行地图都是采用大公报社出版的五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图，这就是最大最详细的地图了，可是后来同苏联飞行员飞行时所采取的航行地图却是苏联绘制的军用图，详细得多，精致得多。

　　新疆是一块战略要地，早在二十年代，白俄军就入侵过新疆。三十年代.在英帝国主义直接支援下一度出现过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35年以后，盛世才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提出了包括“反帝、亲苏”的六大政策，对于我们这些身在内地的年轻人来说，真是一无所知。记得当时出关去新疆时嘴里还经常哼着一支流行歌曲。歌词据说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谱写的：

　　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天山融雪灌田畴，大漠飞沙旋落照，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岛。过瓜田碧玉丛丛，望马群白浪滔滔，想乘槎张骞，定远班超，汉唐先烈经营早，当年是匈奴右臂，将来更是欧亚孔道，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

　　歌词中的“碧眼儿”究竟何所指.看来远不是仅指英帝国主义。”(殷钟崃《边城旧事》)

 

　　《镣铐万里行》之七

　　影戏散了，富人家喊“阿拉巴盖什”(维族语喊马车)回家，少男少女们挽着臂快步行进，唱着苏联流行的歌曲。他们很少唱齐唱，都是二部合唱，苏联的游击队歌、坦克手、假如明天战争，最为流行，甚至连赶马车的塔吉克小孩都会唱。

　　我们有时候也和同学挽臂唱歌，最初我们只有一首歌，是我写的，于忠海作曲的空军歌，是二部合唱。后来我们也学会了喀秋莎、祖国进行曲、假如明天战争，年青的骑兵歌和游击队歌。

　　有一晚我们从乌兹别克俱乐部看了话剧回来，十几个同学没有马车坐，我们拔着脚走快步，那夜冷到零下十度，但是兴奋得毫不觉得，我们唱着：

　　“冒着风暴，驰向云天。任烽烟浸湿了热泪，任黑发散披过双肩。耐不住光明的引诱，追踪向战斗的召唤。听，是谁唱着慷慨的歌，看，是谁飞过万重的山，走啊，让我们走向前，光明已在不远。”

　　反覆着又反覆着唱回营房来，一个肥胖得像猪似的白俄妇人，在路边开了一家餐馆，从花布窗帘的缝隙里望去，里边灯火辉煌，午夜十二仍然客满，门口雪地上躺着一个醉得像泥人似的白俄老头子，一个顽皮的小孩喊着“别依，窝特卡!”(喝!烧酒!)

　　走过苏联领事馆，扩音器响着，雄壮的豪放的男中音，唱着：“辽阔的土地，我们的国家……”

　　高山大河靠得紧紧的两个国家是中国和苏联，我们心里起了共鸣。

 

　　《镣铐万里行》之八 我在伊宁

　　二窝 劳治卡和佐亚

　　队上有两个我最喜欢攀谈的小孩子，一个寝室的勤务兵窝劳治卡，另一个是厨房里摆台子送菜的女工佐亚。

　　窝劳治卡才15岁，父亲是中国人，汉人。母亲是白俄女人，他出生在的佛拉基沃斯兜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提起这个地名，我总认为是不祥的，佛拉基是“占领”，窝斯兜克是“东方”，连起来是“占领东方”。总有些征服的意味。同样伊犁区旧政府就是绥定，也是对边民的辱侮。窝劳治卡的父亲祖籍是山东，我从他那里就知道了华侨在苏联的生活。

　　在苏联大革命期间，这些华侨愚昧、爱钱，的确有些人做了坏事情，他们大部分是从山东下关东到东海滨省的，做点小生意或是种菜。

　　三十年前农民的意识，承袭了两千年封建主义的衣钵，虽然身在异国，可是同样的，泥土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一把锄头交代了一生，翻覆西伯利亚的黑土，把生命一岁一岁的埋去，他所求的是钱，希望有朝一日携儿带女衣锦荣归。因此在苏联革命时候，他们向自卫军出卖劳力，也有人向干涉苏联革命的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劳力，在中苏边境，更有人偷税，跑单帮，讨落魄的白俄女人。

　　英勇的红军战胜了。大部分华侨被集中管理，终于遣送回国，在军事共产时期苏联农民懈怠了，他们危害了革命，粮食缺了，而这一批遣送回国的华侨却有中国领事馆供给的白面包。苏联的乡村被饥荒噬伤了，饿得发慌的女孩子会因为一奉托(俄量词)面包向你求婚。有些华侨便因此成家。

 

　　《镣铐万 里行》之九

　　窝劳治卡和佐亚就是典型的穷爸爸落魄母亲的产儿。他们小时候就横过西伯利亚、中亚到了新疆，自然他们是不能道出沿途的情形的，但他们都说得来很流利的俄语。而且会唱流行的俄文歌。

　　佐亚是个15岁的女孩子，瘦小的身材，也如同最大多数的混血儿一样，一脸雀斑。头发梳成两个辫子，盘在头上。除了俄语流利之外她还会写字。只不过是字母时常拼错，喜欢唱歌。时常在洗碗擦碟子的时候，一边做 一边唱(Peige.Pazhaluisga!)

　　“唱一个歌，请!”我时常驻足在饭厅请她唱歌，这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孩子后来也帮到我的忙，当我被送到禁闭室的时候，同学托她带信，传口讯，都万无一失。有一次。我把纸条放到剩饭盒里，她瞒过看守兵带出去了。看守兵是维族人，不懂俄语，我又用俄语告诉她一些事情。

　　比较说起来窝劳治卡是个缺欠教育的孩子，贪玩，叫他买东西，偶尔会扣一点钱买烟抽，但他爱清洁的性格却很讨人喜欢。我时常带他一路去看电影，叫他充翻译。很多苏联影片，我比别人理解得更多一些。到今天，我失掉一切资料，我底日记旧稿全丢了，我回忆着六七年以前的事情，脑子里又浮出了一个小孩的容貌。蓄着软软的黄头发像一个桃形，长长的脸，黄色的眼睛流露出天真，穿着半寸厚的羊皮大衣，马皮靴子比脚长了一寸多，踢踢踏踏的走了。我开了留声机，放一张片子，雄壮的男中音和低音唱了，他说：这是农人和矿工对唱，听!“我们底山高河又宽，朋友朋友……”

　　我给他一只烟，他很少抽到的卡兹别克牌，他顽皮的歪着头一欠身说：“斯帕希波(谢谢)!”他就是我取笑着喊的窝劳治卡。

　　在父亲那代人心目中，国家尊严与领土完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乡间私塾虽然没有专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但精忠报国的英雄情结自幼就深植于父亲和三期前辈的脑海中。当忠孝不能两全时，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父母，都坚定地认为，为国尽忠义不容辞。徐世椿的父亲徐八爷就是亲自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送上前线的。

　　三期前辈义无反顾地考入风险极大、牺牲率极高的空军，没人想过要生还。他们唱着：

　　“…… 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亡国的条件决不能接受， 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

　　他们坚信，国家的尊严至高无上，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沦落于小日本或是老毛子手中都是奇耻大辱。所以父亲写道：“佛拉基沃斯兜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提起这个地名，我总认为是不祥的，佛拉基是“占领”，窝斯兜克是“东方”，连起来是“占领东方”。总有些征服的意味。”

　　由于当时对苏俄近乎俯首帖耳的“亲近”，父亲只能欲言又止。

　　但我记得父亲不止一次和我说过符拉迪沃斯托克，他在纠正我“崴”字发音的同时，也纠正我对那片土地的认识。父亲告诉我，那是中国的远东，中国的领土。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西域碎叶——诗仙李白的出生地，都是被老毛子强占去的大片大片的中国领土，符拉迪沃斯托克是很好的天然不冻港，那里原来居住的几十万汉族和满族中国人，在斯大林时代被赶尽杀绝。他们规定只许苏联人可以进入和居住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怕有朝一日，符拉迪沃斯托克里应外合，认祖归宗。父亲如数家珍般惋惜地说，西域辽阔却不蛮荒，蕴藏着丰富的地下宝藏;父亲还愤愤地说，外蒙独立也是斯大林干的“好事”。——说这些的时候，苏联已不再是老大哥，而是仅次于美帝的二号敌人“苏修”了。

　　翻看1942年的三期毕业《纪念册》，在毕业生籍贯统计一节，有精美的手绘中华民国地图。那时的中国版图以山东半岛和新疆塔里木盆地为中心线，恰似一片左右对称美丽动人的秋海棠叶。

　　如今，我们的版图有了太大的变化，没有了外蒙，秋海棠变成了公鸡，据说这公鸡也已瘦身。钓鱼岛风波激起的爱国热潮荒腔走板，在有的地方甚至沦为打砸抢闹剧。人心未见凝聚，风气更加堪忧。

　　我自己和周围的人对保钓的关注和义愤也远远不及93岁的徐世椿老先生。

　　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受着花样翻新的爱国主义教育，榜样的力量无穷无尽。慷慨激昂的口号没少喊，爱国歌曲也唱得滚瓜烂熟，但那种真正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爱国情怀却日渐消退，无法与长在旧社会，学在乡间私塾的父辈相提并论。原因何在?

　

　1942年空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籍贯统计表

　　此段文字，父亲还写了：苏联的大革命带来了大饥馑，饥饿“噬伤了”苏联。饿得发慌的白俄姑娘(多为原来的贵族)会因为“一奉托”面包向逃荒闯关东过去的中国穷小子求婚。是何等“可怕的饥饿”使美丽浪漫、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姑娘彻底放下自己的尊严，愿意下嫁中国目不识丁的逃荒农民?又是何等残酷的“消灭贵族”的政策，使这些落魄的俄罗斯姑娘甘愿背井离乡，拖儿带女随中国“穷爸爸”千辛万苦地穿越西伯利亚、中亚，来到中国的新疆草原上落地生根呢?

　　无怪乎当伊宁的艾林巴克空军教导队出现一批批英俊潇洒、文武双全的飞行员时，那些白俄和混血姑娘会不顾一切地“追星”呢!

　　那大饥馑的惨烈程度与我们饿死近四千万灾民的三年“跃进灾害”应该不相上下吧?

　　令人感动的是，那时正遭受战争重创，并不强大的中国，却能为被斯大林政权像驱赶牲口般驱赶的落难侨民提供庇护和白面包!“中国领事馆”——无疑会使被苏联遣送出境的中国侨民感受到温暖，飘扬的国旗也会令他们萌生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吧。

　　现如今的爱国教育，百姓听其言亦要观其行。有人讲得天花乱坠，自己却争相把家人和贪来的财产转移出国，己不正焉能正人?

　　欲使百姓爱国家，国家也要爱百姓啊。

　　《镣铐万里行》之十 为团结干杯

　　我们二十几个人第二批到伊宁，第一批同学先我们一个月到达。他们以老伊宁的资格开酒会欢迎我们。

　　国民党的空军在当时确乎存在着严重的派系之争，东北派、广东派、广西派、中央派,是尖锐化了的。中央派定期升官，杂牌子等一步。更日趋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军官与军士之争。乌鸦头子周至柔为了贯彻他法西斯的管辖权，凡属飞行士永世不能升军官，并且严禁投考空军军官学校，否则一经查出，请进监牢。命令归命令，军官们偏不争气，学识技术比军士一天不如一天，我们正卷入这个斗争的漩涡，我们是军士，只有靠团结，努力学习，与他们军官比，让他们丢脸，也正因为这个原故，不准飞行军士作战立功。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面对着更残酷的压迫。虽然有认识的人太少，但是利害团结了我们，巩固的组织，使特务们红了眼。

　　有一天晚上五十几个同学济济一堂，先到伊宁的同学指着我们的鼻子骂我们“乔尔马克”(鬼东西)另一位充翻译说：“你们的鼻子有福气”。表演俄文歌，表演刚学到的伦巴舞，两条腿像拐子马似的乱跺，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酒会开始了，定做的六十人同吃的大蛋糕，还有糖果和红酒。啤瓦(俄国啤酒)却抬来了两桶，我们被吓呆了。

　　“请选主席!”

　　“吴大脑壳!”

　　“要得，拥护!”

　　吴天健上台了，上额宽，下巴尖，脸的轮廓活像个倒立的等腰三角形，他伸出了拳头尖叫：“我们在边疆是孤立无援的，我们要有前途就要团结!…”

　　“大家干杯!为团结干杯!”

　　玻璃杯，叮当的响着，啤酒瓶子对敌，“为团结干杯”，“三碗”，“拼五碗”，疯狂了似的拥抱，喊着每个人都有的外号，那一夜简直没有把酒当做酒。喝酒下咽的声音像饮马群于河边一样了。

　　“醉了的抬回去!” W喊了一声。

　　没有一个人愿意被抬，宁愿醉倒在地板上滚，还叫着“团结，干杯!”

　　我从来没有那么兴奋，我先喝啤瓦，拼了十几大杯之后，我再喝红酒，只感觉像咽了口冷气，一身象是麻痹了，我跳上桌子端起一大杯红酒，我最好的朋友曹体湘劝我不能再喝，红酒是甜的，但含酒精量却不比窝特卡少，我不听。

　　“兄弟们，有梁山泊的哥哥就有弟弟，我代表第二批的同学敬大家一杯红酒，我们当血喝，让我们有相同的血液!第三期的同学是不能分化的，团结，进步!”

　　大家齐声叫着，每个人又灌了一杯进肚子。

　　以“升官”为号召的团结是不能持久的，不能武装自己的心是危险的!轰轰烈烈的酒会预伏下祸根。以“官”为饵，以“牢狱”为武器，多少人后来驯良得像只绵羊。

　　我回忆中的“为团结干杯”那是最后一次。

　　文中写到的吴天健是三期合唱团出色的男低音，是很受大家敬重的学生头之一。 他口才好，愿意为集体利益出头，颇有组织能力且热情正直，有勇有谋，非常活跃。徐世椿回忆“天健讲到动情处就会登高而呼、而唱，群情激奋，一呼百应……”。伊宁事件中吴天健是第一批被捕的，曾被单独押往重庆，差点作为“首犯”遭到枪决。

　　吴天健在央航

　　吴天健的舅舅时任国民党交通部的高官，有他的力保，吴天健才得以“枪下留人”，幸免一死。与父亲等另外22人一同蹲了三年集中营。1945年释放后，因其舅舅的举荐，进入央航继续飞行。

　　1949年，吴天健和三期同学伍庆香、吴子丹、卢先华一同参加了两航起义。后来一直在民航工作，文革中受到“冲击”。1988年突发脑溢血逝世，没能等到三期弟兄重聚那一天。1985年留在大陆的三期前辈首次聚会，大家举杯祭奠唯一离去的天健兄弟，很多人老泪纵横……

　　即使在今天，飞行员也属凤毛麟角，何况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但这样一群飞行技艺、才华学识样样出类拔萃的精英，仅因参加的是飞行士的招录，在士官学校中就只能是“士”。

　　他们的地位、待遇，远远低于“官”，而且“凡属飞行士永世不能升军官……”

　　据说,“士、官”的区别在于入学时的学历，初中毕业进士校，高中毕业进官校。几乎所有的三期学员都是在国难当头之际中断学业，投笔从戎的。在三期招录的那个特殊年代——1938年，正如樊培益给父亲信中所说，只求尽快上天，杀敌报国，根本不问士与官的区别。

　　入校后他们才发现，士与官的差别极大，来自“官”的歧视大大刺伤了“士”的自尊心。

　　“少数长官常借故责难或当面责斥，不留情面。或即禁闭处分，时有抗拒事件发生……

　　抗战五周年纪念会，本期同学于运动会中所获田径及球类比赛锦标最多，但学校当局不按应得者颁发，而平均分配于各期，有失竞赛本旨，我同学当然不服，但亦不敢公开反对，忍气吞声，愤恨不平……”(冯学珍《毕业四十五周年纪念册》)

　　不满情绪在发酵，积怨难平。到伊宁后，三期学员继续闹事，终于导致了大规模的镇压。

　　23名在“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困难条件下培养出来的成熟飞行员锒铛入狱，长空杀贼的理想就此化为泡影。这桩冤狱，无论于民族，于个人，都是巨大的损失和灾难。父亲后来回忆说，连审判他们的军法官都惋惜得老泪纵横。

　　此后不久，五大队队长罗英德将军上书航委会：“飞军士改为军官的问题，必须从速解决，而且应采取主动来解决，要比被动为有利。美国如此庞大的空军，全部飞行员都是军官，我们只有少数飞行员，还分成两种身份是不智之举。我完全为国家和空军前程着想，不能一错再错，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不久之后，仅剩的60位三期毕业生及各期飞行军士，全部接受六个月的补修军官课程，在完训后被授予军官阶级，并给予相当空官校的期别，自此后团结一致，士气振奋。(引自“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网站”)

　　然而父亲等23人的命运已彻底改写……。

　　下图为《三期毕业纪念册》中“毕业生学历淘汰比率统计表”。三期学员高中、高师学历者占绝大多数。邹忠、张树奇入校时年仅15岁，初中还没念完。

　　入学时学员为280人，经过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的飞行训练与考核，毕业生 实为92人，淘汰比率达百分之七十。

　　92名毕业生中，又因跳伞事件逮捕、除名四人，伊宁事件逮捕关押23人，三期学员硕果仅存者实际只有65名。

 

　　《镣铐万 里行》之十一 深雪季，塞上草

　　伊犁溶雪的季节是迷人而又腻人的，四月天气在那里还是早春，白杨树耐过冬日的严寒，冻烂了的疮疤开始恢复，杨毛狗颤抖着跌落在地上，旷野的红柳开始抽芽，埋在地下过冬的葡萄树，又被掘起来搭上架子，伊黎河开始流着浮冰，急性子的渔夫试撒渔网，西沙河有钱的塔塔尔人家里每夜有愉快的舞会。

　　但是在街上呢，一冬的积雪溶成了烂泥浆，深可及膝。街边上虽然可行走，如果不穿了长筒不透水的马皮靴子，也还是件恼人的事情。

　　我们一些年轻人耐不住春天的挑逗了，我和C.Y.殷几个人在伊犁日报包揽了一个周刊，取名叫《塞上草》。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大家动手写溶雪季里我们底为春天所挑逗不甘蛰伏的心情。在发刊词里，我写道：“汲取于生活，我们唱歌!”

　　谁能说春风不度玉门关呢?我们久住在山沟里被梅雨浸湿了的心思，开始在大草原上宾士，我们的眼睛为山头白雪照亮了，我们的情绪被荒原上一点火而燎原的伟大场面而开展了。那里的河流山野有着天真的面目。

　　记得我写过一些山地小诗，其中一节,隐约记得：“爬上西山，看早晨的太阳，染红了半边天空，冰河边有弯曲的雪径，冰河边，冰块敲着拍节我歌唱我有洁亮的心田……”

　　我描写维族人住的乡村：“一个老头骑着马来了，维族老头披着油腻的‘恰帮’(棉袍)马蹄扬起一片黄埃，惊腾地像烟，弥漫了小村庄的街巷。”

　　天边也有看不透的霾层，乌鸦回绕着大树，是黄昏了。

　　小村庄里，泥土垛成的矮墙，泥块垒成的小屋，泥墙的缺口用枣树枝编成了栅栏门，一个老妇人抱着小孩等候着。后来她们等到了她所迎接的人。老头在马背上带来了一只猎得的黄羊，大家都笑了。

　　这一对老夫妻都一脸尘埃，欢笑的皱纹抖落了一些尘土吧…

　　诸如此类，这都写得很隐晦，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丝毫社会气氛了，但是依旧不能得到“检察官”的宽大并作为了后来的罪证，后来C.Y.殷在我被囚的时候写在日记上有一段话，他写得也很隐晦，他写道：“走了，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的性格那么顽强一千里，一万里，和那推不开的栅栏门，都在等着他啊，”(注：此处“一千里，一万里”“推不开的栅栏门”都引自父亲的的诗歌，所指为未酬之壮志，未尽之孝悌——“我们效忠于祖国，效忠于晴空的酣战，效忠于一千里、一万里的大出击……”“柴门边是母亲吧?母亲可有了白发?”)

　　据徐世椿回忆，《塞上草》的主创为父亲和殷钟崃二人，周德武、王觉非、宋肇兴、徐世椿、李天相、张兆朴等都曾为《塞上草》写稿，体裁多为散文、诗歌。《伊宁日报》原来的汉语文字水平不高，销量也不大。边塞小城伊宁，空降天之骄子，文学青年飞行员创办的《塞上草》，如春风催生的离离原上草，使《伊宁日报》着实火起来了，街头小报童都用维族调的汉语吆喝着“塞上草!塞上草!”报纸销量因之大增。

　　1989年父亲曾致函新疆图书馆，寻找当年刊于《伊宁日报》之《塞上草》的资料。不知是为撰写回忆录做准备还是仅仅出于对那段岁月的怀念和追忆。新疆自治区图书馆回函称：“我馆仅从四九年以后入藏，解放前未入藏，见谅……”

　

　　《镣铐万里行》之十二 溶雪季•塞上草

　　提起C.Y.殷，在很多地方是很相投的，他是一位地主的儿子，父亲是一位清官，退休时候只有百多亩田，是靠每月十几块洋钱积累起来买的。这位朋友作为县太爷的少爷养成了比较软弱的性格，如果拿艾青的一句诗来形容他，他是感伤得“伏在紫色的岩石上哭泣”的孩子。他在十期塞上草中，连续写了很多个人感伤气氛很浓厚的诗，取名叫北行集，连续发表。他曾经有一位白俄女朋友告诉他更多苏联杂志报纸上的故事。

　　我们一起读俄文，互相批评，在后来的两年中，过着不自由的生活，始终勉励着为将来打算，自己都应该坚强起来。

　　另外常写稿的还有T.H.李，T.W.周和C.P.张。在我的想象中，李确实是位恶劣的角色，在我们被拘之后，他不再学俄文了，他曾立誓要自伊宁带马雅可夫斯基全集、高尔基全集和一些新俄作家的俄文版回内地，也失约了。甚至于他不敢与我们通信，他驾着美国飞机残杀自己的人民。周和张到还肯学习。

　　塞上草出了士气，伊犁区青年学生向我们靠近了，一位霍尔果斯的青年署名张星写了几句小诗寄给我们，里边有两句是：“遥望着对岸辉煌的灯火，我想飞过去”。这首小诗被政治部扣下了，他们说霍城对岸是苏联，这样景慕苏联的东西，简直是“奸匪”。

　　政治部也发动了“清扫运动”，他们也包揽了一个周刊取名“犁艺”。每期大花其钱，锌版、木刻、插图，花样倒多，只是内容不佳，他们自命为三民主义的信徒，满纸都是周公、孔子、大汉族主义的臭调，我骂他是糖衣毒药的鬼郎中。他们却大言不惭的说：举起清白大旗(国民党的旗)，发动清扫运动。

　　七月间，伊犁行政长官公署召开了文化座谈会。我和一位姓王的朋友代表塞上草出席，犁艺则是政治部主任孙浮生和干事汤沸代表出席。伊宁区各族文艺工作者全出席了，一百多人济济一堂，每个人都做了自我介绍，那些维族的剧组家、诗人、演员……太多了，我听得“买提、买提，杜拉、杜拉”的，大概他们都是歌颂盛督办的角色。因为翻译只有一个，根本没有交谈的机会。

　　座谈会上孙浮生又大吹大擂，说汉族有几千的文化，周公、孔子、孟子……我却越听越不入耳。我站起发言说：“祖宗的归祖宗去吧，当前的问题是汉族应当向新疆十三个民族学习，增加文学里的语汇，促成文化的交流，尤其应该向下层朴素的人民学习，与他们共同生活，学习真正人民的语言。”

　　这件事我把他触怒了，原来在他们的嘴里“周公、孔孟者，三民主义是也”。他可以称马克思为“先生”，斯大林为“同志”，喊“共产党万岁”，“斯大林同志万岁!”而我则多读了一页俄文都是犯罪的，塞上草自然从那时起也就停刊了。

　　我很早就知道父亲和殷钟崃的深厚友情。文革结束后。他们不约而同地相互寻找，几乎同时收到了对方的信。

　　1982年，殷叔叔从四川大学赴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绕道山西看望父亲。我以为，是第一次见到殷叔叔，但他笑着说，不是一回生而是二回熟了，第一次见面时你还不会走路呢。

　　那还是副食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鸡蛋是奢侈品，当殷叔叔发现他的面条下埋着四个鸡蛋时，爽声大笑，连呼吃不消，吃不消!硬是分给父亲两个，两人都说，若回到住集中营的时代和年龄，莫说四个，八个也未必够……。

　　父亲曾说，1945年出狱后，殷钟崃邀有家难回的父亲一道前往他四川长寿的家。殷叔叔的父母善良慈爱，悉心照料着这一双身心都遭受了重创的儿子。休息调养一段后，殷叔叔考取了川大外文系，继续因抗战中断的学业，父亲则在重庆做了记者。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直到“反右”之后才生生中断了20多年……。

　　父亲和殷钟崃在航校同窗五载，可谓志趣相投，心心相印。他们相知相敬，互助互勉。两人都“追求进步”，爱思考，爱读书、喜欢舞文弄墨。在校时共同创办过板报《云野》、《剪云》，是读书会《飞箭社》的发起人;又都多才多艺——有健美高挑的身材，是篮球、排球队的主力;都有清爽、磁性的好嗓音，拉得一手好二胡，还是合唱团的台柱子。在三期纪念册的《生活.文艺》园地，有父亲和殷钟崃的新诗和散文，他们写道：“凡心中有热爱的有憎恨的，有痛苦与悲愤的不要沉默!生活就是歌，应当唱得更响更响!我们骄傲 我们底日子!”

　　在伊宁，他们又共同创办了《塞上草》。可惜的是，再也无法找到当年这一对挚友“塞上飞雪见劲草，狂歌倾吐气如虹”的精彩唱和了。

　　但当他们都步入耄耋之年时，仍然心有灵犀：

　　夜思 殷钟崃

　　又是夜长人不寐，更着风雨辞旧岁。

　　鬓霜难忘蜀天阔，齿没犹忆巴山翠。

　　塞上飞雪见劲草，嘉陵波涌待天晓。

　　故人重聚纵无时，片纸胜过春光好。

　　七绝两首和钟崃兄 郭烽明

　　老迈经常人难寐，梦魂飘渺思壮岁。

　　狂歌倾吐气如虹，家仇国耻襟沾泪。

　　边陲飞雪埋荒草，是非功过谁知晓。

　　困厄终于有穷时，短笺互道新年好。

　　1992年殷钟崃给父亲的信中说：“您来川大时赠《七绝》一首，至今记忆犹新，别后我援韵和了一首，供一粲”：

　　比翼长空诩华年，濯锦江边叹逝川。

　　生也有涯情无限，何时把手重聚谈。

　　可惜父亲的原诗没有保留，仅这首意切情深的和诗，已令人动容，从“比翼长空诩华年”到“生也有涯情无限”，这份经历了七十多年坎坷岁月锤炼的友情，纯净高尚，即富于诗意，又堪称壮美。

　　2009年8月14日，父亲走了。当我把这消息发邮件告诉殷叔叔时，却收到了阿姨的简短回复：“愿郭兄走好，殷叔已于半月前去世于川医，一切尽在不言中。”

　　这对曾经比翼长空的昨日雄鹰，竟然不约而同，结伴远行了。他们长达七十多年肝胆相照的心灵唱和，遂成绝响。

 

　　《镣铐万 里行》之十三 孙浮生

　　艾林巴克营房一进门右手边，有一幢土屋，也像别的土屋一样有两层门，冬天时候进出免得冷气入室。门前有十几株桦树和榆树，和几根电线杆子，冬天里死呆呆的直立着，象是一丛僵尸。有时候，带雪的风吹过来，发出尖声像是幽灵在嚎叫，夏季桦树嫩红的枝条上长满了油绿的厚叶子，榆树已经生了榆钱，阳光射出来又象是经过了筛子筛过一样。

　　土屋的一间，书架上陈列着莫斯科出版局中文本的各种新书，桌上玻璃板下面放着一张卡片，写着主人孙浮生的工作计划，如处理例行公事，读俄文，运动…你以为他是进步吗?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据说死在他手下的人已经上“千”数了。

　　孙浮生，开腔说话是湖北音北京调，眼睛眯着笑，而嘴角上一股杀气。你可以指着他的额头骂他“混账!”而他准是低声下气的说：“对不起，有冒犯先生的地方请包涵，老弟事情忙……哈哈……。”但是背地里却与特务勾结，做着杀人的勾当，他是一个微笑着的刽子手，以杀人为职业的野兽。

　　有一个朋友死了，你如寄点钱接济他的家，准有特务去调查那个可怜的家庭，如果另一位朋友失业了，向你告贷，这里多发了几句牢骚，特务又会把您的朋友请去谈话，即令一无所获，他们也要勒着颈子，教你读三民主义，中国之命运。老实说特务们是不懂三民主义的，至于命运呢，好人已经任恶魔屠杀迫害了，个人命运如此，中国之命运也可想而知了。我的朋友张贵和在成都就因为通信而被调查、另两个朋友伍庆香就在重庆石灰市被囚了三个多月，读中国之命运。

　　蒋介石那个狼心狗肺的贼种就是靠这些野兽来做屠夫的。孙浮生在盛世才背叛了他的六大政策，枪杀自己的弟弟盛世骐，投靠蒋匪做门徒的时候，已经炙手可热了。盛世才垮了台，孙浮生以国民党的第一个先遣荣任了伪新疆省党部主委，。

　　在新疆时候，他独自一个人走在林荫下，灰暗的影子摇摆着，腰里偶尔带上手枪，眼角偷偷的瞧了四面八方，像鹰正猎取一群无抵抗的雏鸡。他那时候是空军上尉。

　　孙浮生时任伊宁空军教导队政训室主任，策划了1943年伊宁事件。以“奸匪{共党)嫌疑罪”拘捕二十三名青年飞行员。

　　孙并非一介武夫，而是“饱学之士”，明利害，知轻重。

　　蹊跷的是，解放后，已跻身国军高级将领的孙浮生并没有随战败的国军撤往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先进入西北军政委员会，后转向学术研究”。

　　1950年初，父亲曾在重庆街头碰到孙浮生，把他扭送派出所，不久徐品行又在西安看到他，把他送交军管会，但他毫发无损。肃反时，父亲听说他在西安位居“高职”，在联络张树奇、殷钟崃等人分头写检举材料上报后，也无下文，此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使大家自顾不暇，就将孙浮生置之脑后了。

　　1988年，已定居美国的樊培益，首度回国与三期同学聚会，带来了石破天惊的消息：孙浮生是真正的共产党。

　　事情已经过去七十多年，知情人、当事人多已作古，原以为此案永无水落石出之日，但写这篇博文时，再次百度“孙浮生”，却有了意外发现，原来他系“真正奸匪”之说并非无稽之谈!

　　搜狐博客博主“思存在线”是孙浮生的后人，其博文《家史》介绍道：“叔祖父孙浮生(1906--1992)，毕业于中央大学、黄埔军校五期。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国民党第五军师政治部干事、主任;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宣传部长;伊犁空军教导学校教育长;和平日报社社长;国民党西北行营政治部主任、少将高参。解放后加入西北军政委员会，后转向学术研究。先后任西北民族学院教授、西北大学教授、兰州大学教授、陕西省博物馆研究员。反右期间被下放陕北劳动五年。文革期间，因受毛泽民、陈潭秋新疆被害案牵连，被中央文革小组囚禁北京秦城监狱七年半。1975年毛主席、周总理开恩释放。1992年4月5日病逝于西安，骨灰存放于西安三兆殡仪馆。……”

　　博客转录两封《祖父写给中央的信》(陈述革命经历、要求落实政策)中有这样的文字：

　　(一)： 中央组织部请审转主席办公室：

　　……我1926年秋调第八军三师十一团工作，经师政治部负责人介绍参加共产党……战败队伍被击溃，回到武汉时值国共分裂，行前曾到汉口总商会听周总理、邓颖超同志讲话并接见。

　　……八一起义失败，清共十分吃紧，革命同志多被杀害。……自此后即完全以国民党面貌出现于社会，流落党外，痛苦不堪，其间两次迫切要求回到党组织怀抱，均未得到解决。

　　1938年春，曾多次到八路军办事处会见董老并多次恳谈，要求到延安工作(当时前妻王彤已先半年到延安抗大三期学习)，董老始终劝我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工作，不必去延安……

　　孙浮生(旧名崑梧)亲笔上言 1976.7.1

　　(二)尊敬的华主席，叶、邓、李、汪四位副主席、党中央：

　　……我14岁时参加革命，1926年入党，……在长期失掉组织联系之下，所做的工作在动机和效果，无不自发自动，立足于党的利益……

　　……关于党籍问题。我愿意静待党中央审核处理。暮年余生，无论在党内党外，都决心终身做一个不褪色的布尔什维克。

　　孙浮生 1977年9月5日于陕西省博物馆

　　1926年入党的孙浮生，似乎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即使长期失掉组织联系，亦自发自动为党的利益坚持战斗”。伊宁案，拘捕23名国军飞行员，想来亦是其所谓“立足于党的利益”之举。孤军作战的孤胆英雄的孙浮生战功赫赫，对党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看孙浮生的孙辈“思想者”的博客，由衷生出钦佩与敬重之意，他对中国民主的思考与见解，我亦十分认同。

　　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愿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早日走上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道路，该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镣铐万里行》之十四 克谢略夫和巴夫林高

　　克谢略夫和巴夫林高是我记忆里印象最深的两个顾问。克谢略夫是我们的副中队长，巴夫林高是副区队长。但是队长规定我们喊他们“叟维特尼克”(顾问)而不称职务。

　　宿舍也离开五里多路。克谢略夫和巴夫林高都是苏联空军上尉，但是除了授课和带我们飞行之外，很少有在一起的机会。

　　有些翻译员和顾问混得太熟了，可以直呼他们的名字，如：华西里，安纳多利…等，但是格于“国情”，顾问们总喊“加斯巴金李”(李先生)等。至于我们那就等而下之，更来得客气了。苏联的朋友们隔守着中国反动政府的规定不谈政治，只谈工作。所以苏联人民亲爱的称谓如“同志，公民”是无法听到的。

　　巴夫林高是一个身材不高而又结实的乌克兰人，皮肤好像是中国人的颜色，热情豪放，每次在街上碰面，总伸出肥大的手，紧紧的握着，淡黄的眼睛盯着人问好，他曾带我飞特技，技术倒还不错，有一次他看到我胸前带了一个绿星，他问我是不是学过世界语?他又谈起世界语在苏联学的人不算多，但苏联的世界语者对于世界语者却引为同道，时常有动人的会议，如果世界语者游历苏联，他会得到很多帮助的。

　　克谢略夫除了带飞之外，又教飞行规则，数理程度不太高明，高高的个子，黄头发，眼睛微黄，也不是纯血统的俄罗斯人。说话是相当标准的莫斯科音，他倒是富于寒带人幽默感的角色时常故意错把“早安”说成“晚安”把“谢谢”说成“再见”，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而他自己只是微微动一下嘴角。喜欢看球赛，而不自己玩。在一次球赛之后他握着我的手握了很久，不停地说“你玩得好。。。。”

　　记得在五一劳动节那一天，同学们和顾问们举行了一次酒会联欢，我们用啤酒拼他们喝窝特卡(干酒)他们充分表现了俄罗斯人民爽朗而又强韧的性格，大杯吃下去，喝到兴浓一个一个的把我们举起来，闹做一团，那种健壮的硬汉就代表了苏联的空军，也答复了我们一个问题苏联就是凭这些人打垮了德国法西斯蒂的匪徒。

　

　后排：赵文达、孙楹鳌、杨振麟                                                             后排： 谭灏、郑昌明、冯学珍

　　前排：冯学珍、吴必寅、周黎勘                                                              前排：范崇德、严之炳、曾荣宝

　　左起：曹楚才、郝清俭、谭灏 范崇德、曹楚才、殷毓彬、冯学珍 郑昌明、谭灏、范崇德、曾荣宝

　　这组照片是三期学员赴美受训时摄于美国奥斯丁空军基地、阿克拉荷马、山安通尼等地的，英武俊朗的飞行员笑容灿烂，身着神气的美式军装，怎一个帅字了得!

　　一九四六年夏在美国土山(Tuson)结训晚会与华侨姑娘联欢

　　同一时期，也将“结训”获释的重庆五云山“战时青年训导团”的折翼雄鹰，龙游浅底，虎落平阳，怎一个痛字说尽……

　　文章摘自：新浪微博《昨日雄鹰——云飞翔我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