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飞行军士学校第十一大队四十三中队宋选学
来源：中国飞虎研究学会   2024-03-22 18:40:58

　　三十年代，既是我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年代，也是我人生旅途最难忘怀的年代。

　　当时，中国是一个刚由民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工农业十分落后，轻重工业产品大都靠外国进口，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制定“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中国)，欲征服支那，先征服满蒙”的侵略方针，先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继之加紧军事侵略，抗日的呼声已遍及全国，然而，统治中国的蒋家王朝则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口号，实行不抵抗主义。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件，安图灭亡中国，大批青年学生便投笔从我，救亡图存，时值国民党成都航校来贵阳招生(我就读贵州省立职业学校高中土木工程科)，我毅然报考，决心走“航空救国”的道路，报效祖国。

　　航空体检非常严格，从头到脚，五脏六腑，乃至五官、血液、大小便都要仔细察看，就是脸上有几颗麻子也不行。我的身体各部全合格，唯有体重不够120磅，过不了关。于是，我两次要求主考的航空医官李德甫让我参加学科考试，并保证三个月体重增长到120磅。但李医官说：“小伙子，有志报国有的是机会，回去好好读书，下次再来。”我哪还有心思读书?见到本校的刘胜志同学被录取了，其他几位也考取黄埔军校走了，失望、痛苦使我半年不得安宁。

　　半年后，成都航校又来贵阳招考第二期飞行生。还是那位穿着空军服装、身材魁梧的李德甫医官主考。他一见我就先开腔道：“小伙子，真的又来啦?”我说：“李医官，这次你一定要让我去打日本 囉!体重不够我也要跟你去，哪怕在地面措飞机也行。”他笑道：“好家伙，不愧是个航空预选生。但你必须弄清楚，前次并不是我不准你去打日本，而是你的体检不合格。这次如果你的体重仍不够120磅，我仍然不准你去。”其实，我心中有数，半年来，我两个月去称一次，体重已达121磅。结果体检完全合格，我终于获得了参加学科考试的资格，真是喜出望外。

　　一个星期天，学科考试在贵阳女师教室进行。女师一向是男生的禁区，我今天持着准考证高兴地踏进女师校门后仍不能随处乱窜，只能在教室外坝子里活动。厕所外面也贴有“航空招生用”的醒目字条。我在场外坝子里遇到郎岱读女师的同乡朱静蓉，她说：“恭喜你，考航空啦!”与她同行的两个女同学问：“他是你们郎岱的?”朱说道：“是的。我们郎岱只有一个航空员叫何伯醇，现在又多出一个姓宋的来了。”她们向我投来称羡的目光，我似乎觉得脸在发热，但她们的目光对我也是一种鼓励。

　　国文(语文)、英文、数学、政治四门本科考完后，400多人仅录取8个，我们省职业中学占了3个(向荣骏，朱朝升和我)。接到录取通知后，我一连写了三封挂号信回家奉告双亲，立志从军报国。

　　领到旅费后，我们便赴成都报到。我们8个人中只有李登云到过重庆、成都，其余的都是从未远离过家门的青年学生，所以一路上都听李指挥。

　　初到比贵阳繁华的重庆，好似刘姥姥进大观园，一逛街就眼花练乱连进馆子吃东西都十分拘束。在重庆住了三天，我们就乘汽车去成都。进入成都城里，下榻春熙路的春熙饭馆。等待一周后就到北校场中央军校报到入伍。最初编为空军入伍生代管队，和黄埔军校14期6总队的学员住在一块。考进6总队的贵州同乡陈本信、牟克勤(牟廷芳的侄儿)经常在晚饭后与我们游玩闲谈。待铜梁的所有空军入伍生调集北校场后，就编为“空交缩入伍生团”，仍住军校接受军训，专学步兵的基本知识。每日由班教练、排教练、连教练进行三操两讲，军营生活紧张得不亦乐乎。我们二期300多个入伍生中，学历最低是高中肄业，最高的是大学毕业，全国各省的人，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都有，可谓五湖四海，形形色色。我们的伙食与军校学生分开，着装也有所不同，军校学生穿皮鞋、马裤，我们穿草鞋、旧军服、旧短裤。有的人故意把短裤扯破穿起，露出红绿运动短裤，出现在市内饭馆或娱乐场所，使得市民们搞不清这批草鞋短裤兵是从哪里来的。特别是大名鼎鼎的全国撑杆跳冠军符保禄出现在饭馆里脱下旧军装露“全运会”的背心来时，成都才有人认出了这个意大利妈、中国爹的混血儿运动健将。我们在街上亮相两三个星期后，市民们方知这帮吊二郎当的草鞋兵就是空军入伍生，饭馆里才大胆地卖饭菜。

　　在军校的几个月里，由于空军入伍生服装和伙食都不知军校生，所以随处都能听到牢骚怪话。记得1938年“双十节”灯会游行的时候，军校的队伍领头由北校场出发，他们打着一只写有“军校大皮鞋，踏平日本岛”字样的两公尺多长的鞋型灯笼在前，随后我们也打着一只写有“空交辐团发扬草鞋精神”字样的长约三公尺的草鞋灯笼跟了上去。一般人看了也不知其意，实则是平时积怨甚多的空军入伍生借此机会对军校当局进行的尖锐讽刺。这事在后来的星期一纪念周会上遭到了军校教育长陈佑新的一顿臭骂(当时所有军事学校的校长都是蒋中正，教育长就行使校长之权)。因为空军入伍生团与军校有矛盾，所以就把我们的营地迁移到新都宝光寺大庙里去了。

　　空军入伍生团这帮草鞋兵在成都住了半年，真是花样百出。有位香港英皇书院毕业的同学叫彭拔臣，他是一个最滑稽的人。他鼻子很高，人很瘦，爱学公鸡叫，同学们都叫他鸡公。入伍时，由于军队纪律严明，他伴装不懂普通话，实际他的英语、普通话、广东话讲得都很好。每当他犯纪律时，值星官都原谅他，认为他是华侨听不懂普通话，因此他占了不少便宜。他家每月都由香港汇港币给他零花，有一次他去邮局取外汇，正遇上一位西装革履的人随后赶来，这西装客用英语向邮柜里的营业员说：“先把我的兑来吧，那大兵让他等着怕什么!”营业员刚要动手给西装客兑款，彭便用流利的英语把他俩骂了一顿，于是营业员只好先兑给他。他回来对我们说他骂西装客的话是：“你是在哪个拍卖行买到这套西装，穿起来就自高自大。如果不是国难当头，我不当兵的话，我脱丢去的比你这套高级得多。不相信，你和我去北校场，随便在储藏室里拿一套都比你这套漂亮。我说话算数，你愿跟我去，我送你一套好的，不过你穿出去不能吓唬别人。”我们被逗得供堂大笑。这以后彭每次去取港币，那位女营业员对他就很客气。

　　半年的入伍训练结束了。一天晚饭后，我们集合在操场上听值星官宣读命令：收拾行装夜行军40华里去成都北校场，明日8点举行升学典礼。军校14期步科6总队的学员则举行毕业典礼。他们学一年就毕业了，投陆军少尉军衔，而我们才开始正式到航校学习。第二天10时，校长蒋中正出现在阅兵台上。他训话后，我们这批空军入伍生就乘坐航校汽车到南郊簇桥空校去了。经过一年艰苦的学习，我们转到太平寺机场的营房，生活待遇大为改善。寝室里的双人床上贴着学员的名字，每个床位的内务箱里都有新的空军学员制服，内衣裤、面巾、面盆、牙膏牙刷等预先发放的物品。编队点名后，我们各找各的床位，换上新军服。学校接连三天开空勤伙食，每顿都 像宴席一样，三天后，食量好的同学也吃不下去了。

　　学习期间，先是两个月的地面理论教育：航行学、飞行原理、机械学、射击学、通讯学、气象学、国际政治、制图、照像、战术、兵器学、飞机地面实习、仪表学等，其中座舱实习比较重要，全由地面理论教官讲解。当时的初级教练机是美制FLEET(弗力提)双座教练机。我第一次坐进机舱时心都冷了半截，除了操纵系统的驾驶杆、方向舵、升降舵、油门、高空调节以外，还有仪表指示板，仪表板上有高度表、速度表、转速表、滑油温度表、滑油压力表、汽油压力表、转弯倾斜仪、磁罗盘等。驾驶飞机时必须时刻注意指标指示的数字，所有的仪表每隔两三秒钟就查看一遍，以判断飞机状态是否正常。面对这么多仪表，我思想就打了退堂鼓，作了学不会就转进军校的准备。

　　其次是感觉飞行。第一天感觉飞行由教官操作，学生只是感觉一下空中飞行的滋味。我的初级教官是筑桥航校五期甲班轰炸科毕业的，名叫李振欧(河北人)，此人性情急躁但话不多。一个飞行大组是150多人，一个飞行小组是6至7人。第一天感觉飞行精神上压力就很大。他组的一位同学刘维炽(河北人)，在停机在线送本组飞机到“T”字布起飞回休息凳时因飞机螺旋桨卷起的地面灰尘遮住视线看不清，他埋着头跑至飞机滑行地段，被另一驾飞机的螺旋桨将脑壳削飞半边，脚向前跨出半步才倒下，流出一大堆脑浆。离我们休息座位约15公尺。机场指挥命令救护车将尸体运走后又继续由几位教官带飞。停飞回队之前，我们李教官问本组同学：“你们看到这种情况怕不怕?”我们一致回答道：“怕死就不来当兵，就不来学飞行囉!”李教官说：“飞行这玩艺儿就是这样，上飞机之前把脑袋交给阎王爷，下飞机后再去要回来。”他又叫大家别害怕，掌握技术后胆子就会大起来。并强调说：“飞行事故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违反操典、教范、条令造成的，怎样规定你怎样做就不会出事。在飞机上我发点牌气，你们也别紧张害怕。”同时要我们牢记“胆大心细，动作柔和，把握轻松，顾虑周到”这几句话。

　　菜花盛开的时节，我起飞了。川西平原一片金黄，地面景物随着飞机高度的增加而变小，公路上的汽车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后面扬起一线尘土。飞机在空中转了几个弯后就回来着陆。第一次上天的滋味有点不好受。起飞上升时生理上还无特异感受，下降着陆时滋味就不同了。飞机已经下滑快到机场边时，自己的心仿佛还在空中悬着，直到飞机着陆停稳后耳朵里出现潮水奔涌似的一声饱哮，神智才清醒过来，恢复了正常的状态。这就叫感觉飞行。后来才知道气压是随着高度的升高而降低，短时间内从地面升到空中，由于上空气压小，致使耳膜逐渐向外膨胀，待高度降低后耳膜突然恢复原状，就出现了万马奔腾似的吼声。

　　当时，国难当头，培训飞行员应是当务之急，但训练速度还是“老牛拉破车”。国急人不急，航空委员会的大员们仍是跟着西方国家的屁股后头走，照老规距，入伍期一年，初级飞一年，中级飞一年，高级(分驱逐轰炸两科)飞一年，这样需三四年才能培养出一个飞行员。飞机呢?当时的中国谈不上航空工业，所有飞机全靠外国进口，教练机不能统一固定：初级教练机是美制FLEET(弗力提)和RIENG(莱菌)，一是双翼，一是单翼，操作性能各异;中级教练机是DOuGLAS(塔格拉斯)、CORSIAS(柯赛)、羊城号、复星号(韶关飞机制造厂用美制SIcHLONG发动机自制组装的);高级教练机驱逐科的是苏制E-15、美制HOCK-Ⅱ、德制享首、意制布瑞达和非亚特，轰炸科的是美制大北美、小北美、AT-6、苏制Cb.学驾破旧飞机也有好处，那就是可以锻炼灵活的操纵技术和预防事故的警惕性，记得在双流机场级飞行时，教官放我单飞到温江方向的空城去做空中“8”字转弯练习，飞机是十多年前买来的美制塔格拉斯双现双座教练机，我乘云彩遮住机场之机会，就飞向温江建国中学去做超低空飞行(当时超低空飞行是严重违反空中纪律的，但又是最开心的)。我头次关小油门减速对着广场俯冲下去，见到操场上的人们向我的飞机招手，连男女同学都可以分辨。我将机头拉起上升时速度也慢，未现见异样。180度转弯后又向操场冲下去，这次俯冲角度大，且是大速度俯冲，想作急上升转弯;冲至距地面莹叶公尺高时拉杆过猛，突然感到飞机震动一下，上翼支柱与机身连接处脱离，只有翼梢的两边支柱与下翼连接，我急中生智迅速松杆，放大曲线飞行的半径，急减离心力，从而使上翼负荷减轻，才不致脱离机身，假如失去上翼，机身和下翼就将变为一颗炸弹投向地面了。因高度低，达不到跳伞的最低高度(500英尺)，只得用最小油门保持水平飞行迅速返航。到双流机场边时顾不得平时正规的由第三边航线进入起落航线通过三转弯、四转弯下滑对正“T”字布着陆了，直接对正机场与“T”字布交叉着陆。当时的教练机上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地面也无指挥电台，起飞之前教官给你下达单飞科目后，你就按规定的科目时间练习飞行，所以起飞之后就全靠自己的智慧去掌握命运了。由于不按规定的布板讯号对正“T”字布降落，地面就知道是强迫降落了。

　　我把飞机滑回停机线关机后，我的中级教官廖穆科(广西航校毕业生)和全组6个学员、一名机械师、一名机械兵以及机务主任都赶到机旁。他们看着我落地后是开着发动机回停机线的，就断定不是发动机的故障迫降了。首先机务主任问我什么毛病，我指着上翼给他看，他登上下翼靠机身处去扳动支柱是活动的，再掀开上翼与支柱连接处的蒙布看看木质的大梁，已朽得用手指都可抠破了。教官问我是何时发现的，我说是作小转弯时压够坡度(倾斜度65-70度)开始拉杆感觉机身震动一下才发现的，我即改为平飞对正机场，回航中油门稍大一点上翼就震动起来，我用小油门维持最小平飞速度回来的。廖教官只说：“丢那妈，十几年前装石头打仗的飞机，目晒雨淋现在还要用，大梁都出虫眼了，真可怜!”廖教官是广西航校毕业的，属杂牌，非蒋介石的嫡系杭州筑桥航校毕业，平时受歧视，他对我组同学很好，很温和，没有那些正牌的官架大。出现这样几乎机毁人亡的事故，所有飞行教官都围观议论起来。有的还绕飞机一圈，看看轮胎和起落架带有菜花粉或菜杆没有(过去有的同学超低空飞行带有菜花粉回来就被送禁闭室关一个星期)，幸好我飞机的轮胎和起落架上什么也没有。

　　单飞之后，我就消除了被淘汰之忧。这段时间每天都有放单飞的，每天都有淘汰的。和我最好的两位同学张英(湖北人)、许景煌(福建人，由马尼拉归国的华侨)在这段时间被淘汰。他们接到校部的停飞通知后，心里非常难过。我们为了共同的目标，投笔从我，抗日救国，五湖四海汇聚一堂，一年多的接触，大家性情直爽，谈天论地情投意合，行将离别真是依依难舍。他们要我放弃飞行，一块去陕北抗大，我却舍不得这优异的成绩，临别前只好陪他俩去小馆子吃一顿，听了他们对当局不满的评论，各奔前程去了。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在两百多人中获得前十名放单飞真是高兴得忘乎所以，一切典范令全置脑外，只要有单飞练习的机会，总爱越轨飞一阵。记得在太平寺飞初级时，自己趁天气能见度不太好的机会，就由成都西郊绕北郊直往新都宝光寺飞去，俯瞰入伍十月驻营的大庙，又飞到新都城里的桂湖公园看桂树，顺原路返航时，因天气变坏，能见度仅有1000公尺左右，飞了一会也看不见成都城，虽在急中，但我自信沿着公路飞一定会回到成都的。果然飞了不一会就看到北门万福桥的河流了，右拐经西郊到南门又看见武候祠的古柏了，到太平寺机场附近又看见着陆布板信号了;这才大大舒了一口气，落地后被教官唬了几句：“天气不好就早点回来嘛，不一定要把30分钟飞完才回来，下次可不能这样死板;看到天气变坏时，可以提前回场降落。”教官哪知我是一个只顾开心不管安危、刚学会一点起飞降落和空中转弯动作就驾着飞机乱闯、不愿遵守纪律的学生呢?待我高级飞行毕业多掌握一些技术后，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

　　初级飞行的一年，是学生、教官最紧张的一年。特别是临近放单飞的阶段，天天都要淘汰人，人人都可能被淘汰，淘汰率在60%以上。教官放学生单独飞行时，全神贯注在地面监视，直到空中动作练习完毕、飞回来安全着陆才能松一口气。

　　我们的初级教官李振欧海人不倦，把我们五人(周大道、周远才、李学修、蒋民辉和我)从初级阶段带出来了。结业后，我们就转入中级飞行，使用的机种是塔格拉斯、柯赛、复新号、羊城号，驻四川双流机场，另编飞行小组，每组5人。中级阶段飞行机种不固定，今天飞这个机型，明天或下周下月又飞别的机型，教官也是时常更换。教练我组时间最长的教官是廖穆科，广西航校毕业的飞行员，性情最好，无论空中、地面，从不发脾气。

　　中级飞行比较稳定，不象初级飞行那样惶恐不安，淘汰率只占百分之几，除了特殊情况被淘汰外，基本上是可以顺利跨入高级飞行的。

　　高级飞行又由双流机场转回太平寺机场。升级后分为驱逐、轰炸两科。分科先自报教官审批，校本部批准编队、编组。机种各异，战略战术课程稍有不同，学驱逐的是飞美制霍克Ⅱ、苏制E-15(伊一15);学轰炸的是飞美制北美、AT-6。经过一年的高级飞行训练就进行毕业考试，考试时还有一次必经的跳伞练习科目，不能跳伞者不能毕业。回忆当时跳伞的情景，的确有点不是滋味，名是保险伞实际并不绝对保险，表面上不示弱，实则内心有点虚，当飞机处于1000公尺高度行将跳伞之前对自己的伞是否保险仍是怀疑到机场上空领队打出白旗指挥爬出座舱时，自己还是怕落到那百分之几的不保险成分里去。那天我穿的新飞行皮鞋，鞋底很光滑，本来规定的动作程序是先爬出座舱，一只手抓住两翼之间的支柱，一只手抓住座舱边蹲在下翼上面，待驾驶本机的教官摆动机翼后就松手卷缩成一团，离开飞机后三秒钟就拉胸前的保险伞插销拉环。当时因新皮鞋底太滑，我被气流吹离机翼，变成了空中翻单杠的姿式，回头一看，飞机的水平尾翼与我平行，一松手就会撞上去，会在空中丧命。教官摆动机现后我仍抓紧前座舱口不松手，好在那时年轻力壮，平时玩单、双杠我是有两下的，心里想，你不关油门减小速度我就不松手，哪怕抓住座舱边跟飞机降落我都办得到。这架飞机是初级教官黄才贵驾驶的，他的飞行技术在全体教官中达不到中等，威信也不高。飞机快飞过机场了我还没跳，他急了，大声叫：“跳!”这时我仍抓紧前舱口横飘在他后座的舱口边，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发出最大的声音叫他关小油门，他才如梦初醒，猛将油门全关，速度骤减，但我的脚仍收不回来蹲在下翼上。这时他也变聪明起来，伸出左手到舱外用力压低我的身子，我看低过水平尾翼，才松手缩做一团，用手抱住头在空中翻了两滚，头朝天脚朝地，默数一、二、三后，摸着胸前的拉环用力一拉，只听后面的保险伞“扑噜”一声，感觉象一只巨手把我往上一提，人以每秒约十公尺的速度下降，伞全开时就有很大的一个阻力猛减下垂速度。我两眼一黑，约半秒钟后神智才清醒，抬头一看，张开的伞象半个巨大的鸡蛋壳把自己笼罩着，飘飘荡荡吊在空中，这时才大大舒了一口气：“活了，活了，上帝保佑!”由于气流不太稳定，象荡秋千似的摆来摆去徐徐下降。这时只要按在地面讲的方法操纵伞的劲绳使之摆弧逐渐减小就可以安全降落了。上飞机前我还带上口琴想在空中演奏一曲，哪知使劲吹连自己都觉得声音很小。落地的滋味说不出来，要说重吗?还没有两公尺高跳下那么重，这是因为有伞限速的关系。这一次是十架飞机十个学员跳伞，大家都算安全通过了这一关。

　　1942年1月15日，庄严的时刻到来了，全体教官、学生齐集大礼堂举行毕业典礼，教育长晏玉宗(贵州龙里人)宣读毕业学生名单并作简短讲话后，就请校长蒋中正(介石)训话全场鸦雀无声，照例蒋的英文秘书宋美龄伴随上台。我从穿上军装以来，立正、挺胸、目不斜视，象木头人一样站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还是第一次，直到蒋训完话，他又由横列前逐排检阅一遍走出了礼堂大门，才听到台上一声口令：“稍息!”这是教育处长陪送蒋走出礼堂大门后回来作闭幕讲话前的口令。处长向我们说“校长很满意，认为二期毕业学生有一定的军事素质，蒋夫人说每个学生的身体都很健壮，就是年轻了一点”。当然囉，招考时的年限是18-22岁，整个队列是找不出一个老相来的。

　　下午两点蒋到机场作飞行技术检阅，成都各机关、学校都来机场观看飞行表演。表演项目是：编队飞行、单机空对地打靶、单机特技翻筋斗、快横滚、慢横滚、向台儿、殷麦曼等动作及双机等位格斗。全部飞机安全降落后，再列队抬着布靶到阅兵台前，查看命中率，向委员长报告。我也很荣幸地被指定参加编队飞行受检，到阅兵台前报告时，蒋用奉化土音鼓励说：“你们的飞行技术我很满意，但还要精益求精。从今天起，你们就要站到抗日的最前线去了，不成功，就成仁。你们死了以后，你们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会给他们照顾。”蒋讲完话后就乘小轿车走了，接着大批人马怀着兴奋的心情撤离了成都外南太平寺机场。

　　毕业了，我的毕业文凭是第拾捌号。学驱逐的59名同学分配到新津机场驱逐总队练习队，学轰炸的46名同学到温江机场轰炸总队。从此，我们正式走向了抗日救国的前线。

　　我们到新津机场驱逐总队练习队后未给战斗任务。在新津机场这段时间(约10个月)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营房住地是建在距机场东南2公里的眼江北岸，除天晴必须去机场练习飞行外，其余时间全由我们自己支配，什么理论课、政治课等，想听就去听一下，不愿听就各玩各的。特别是政治课，同学们称之为“卖膏药”，只要政治教官一到队上来，同学们便相告“卖膏药的来了”，就不约而同地住营房外围“硫散”，或到江边坐茶馆，或下河游泳，或去田野打水鸭，或到同学家打麻将，各尽所好。待值星官吹哨喊上政治课时，队上已空无一人。我们59人非常齐心，拧成一股绳，处处都与当局作对。当时的驱逐练习队只有一个队长(杨一白)和两个区队长(杨孤帆和许宝光)，他们三人都是飞行教官，又是行政管理队长。他们之中的许宝光知道空军土校毕业这两期学生(一、二期20人，三期即将毕业)正在为待遇(制度)问题闹得天翻地覆很不好惹，因而他和我们混得来。有时他还对当局拟订的“军士制度”发表自己的看法，同学们认为他虽不能做支持者，也算得上是同情者，打球打扑克等文娱话动也欢迎他参加。至于二杨，官架十足，认为空军当局拟订的飞行军士制度是钢性宪法、成文宪法，不可更改。这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反感，处处与他俩作对，使得他俩到机场时连拖靶机都不敢飞。所谓飞拖靶机，就是一架飞机用五十公尺长的一根钢绳拖着一个五公尺长直径为一公尺的风袋作平直飞行，后面的三架飞机分别装上红、黄、黑三色油漆漆过弹头的子弹，以30度的进入角轮番射击，飞机落地检查命中率时就以风袋上穿孔的颜色区别成绩，如果射击角较小，弹头就可能射到拖把机上，所以飞拖把机的人哪怕胆子再大也要有点后顾之忧。因此二杨不最飞拖靶机就是怕我们同学在空中拿他俩当靶子打，每逢练习打拖靶都是叫许宝光或我们同学去飞拖靶机。

　　当时国民党在杭州筑桥办有一个空军官校，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在成都簇桥办一个空军士校。抗战前，报考航校的多是高中毕业生或肄业生，抗日战争爆发后报考空军士校的，除离中毕业生和肄业生外，大学肄业生以至毕业生都有。两个学校学生的学历都是一样的，受训期四年也一样，飞的机种也一样，而士校学员毕业两期后，空军最高当局航空委员会才抛出一个所谓的空军军士制度来。他们不考虑自己的国情，只想照搬德国和日本的航空兵制度，想在中国奴化一批航空军曹出来，象德意志的红武士贝多芬那样绝对服从，只知为主子卖命而不知战争包含得有真理和正义。他们不懂得“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强”这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适应的定理，因而想用高压手段来奴化这批投笔从戎的爱国青年，结果适得其反，越压越不服。记得士校轰炸科一期毕业的50多人分驻邛崃机场十二大队，因上级施压他们便把军械库里的机枪和子弹拖出营房与当地袍哥联系，准备上山，后来是航空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简璞亲自由重庆赶到队上做工作，答复了他们提出的要求后他们才回营地正常工作。后来三期毕业同学到新疆伊犁训练也被航委会以异党嫌疑抓了27人判处1-3年徒刑送重庆中央监狱。这27位同学由新疆押送到成都时被关进市内王家坝空军监狱。我们一、二期同学闻讯后决定前往探视，首次只派6个代表带些食品去，军法处只准送食物进去，不准接见。后来一、二期同学200人准备一起去，其中二期同学于坚的父亲在王家坝监狱当法官，于坚就将情况告诉了他：“如再不准接见，恐怕不只200人来探监。”他父亲三思之后，还是同情他儿子的这班不幸同学，经请示上司后准许每次探监者不超过10人。两周后，空军当局就把三期同学27人关到重庆中央监狱去了。

　　由于航委会想试行的军士制度不公平，不得人心，引出不少事端，闹得他们下不了台，最后以空军士校合并到空军宫校来收场。一期称空军官校十一期特班，二期称十二期特班，三、四期如然。一、二、三、四期土校毕业的学员(约400人)全部晋升为军官，已招考进校的五六期学员正式去官校参加十五期十六期受训。这就是国民党空军建设上绕的大弯子。

　　另一件使我难忘的事，说来也好笑，国民党的“搅外必先安内”这条标语曾为我们的两架飞机导过航，否则，我们的两架飞机汽油耗尽后必然要迫降在川西平原的田野里。有一次我和梁德斋同学练习空中编队，规定空中时间为40分钟，20分钟后互换长机，但必须在机场上空1000公尺僚机看见下面新津机场时方可进行长、僚机互换。我们起飞后是梁同学领队，我是跟队。在空中飞了20分钟后，天气逐渐变坏，500公尺高的低积云把地面几乎封闭了三分之二，偶尔能看见下面的村庄、河流。到25分钟时梁同学找不到新津机场了，他摆动机翼示意我当长机，但我看不清下面是不是新津机场，就老是保持在他右后方当僚机，他再摆动机翼我也不上前当长机，于是他急了，干脆关小油门让我飞超他前面去。我早知道他迷航了，都是同期好同学，何必为难他哩。于是我就当长机带着他找机场。500公尺以上都是云层，我带着他保持在500公尺的高度转来转去的找，十几分钟之后才看见下面有个县城，但附近的新津、双流、温江、邛蛛、彭县、大禹、崇庆、崇宁等八九个县城都是在这片平原上，确定不了是哪个县城，在航行地图上边确定不了自己的飞机是在新津机场的哪个关系位置。我俩在500公尺高度绕城飞了两圈，突然发现墙上写有一横条标语。我灵机一动，示意散开队形，让我俯冲下去。我关小油门用最小平飞速度在20公尺高度沿城指观察一遍，只看见“搅外必先安内”几个大字，又绕一圈回来才看滑“老县县党部宣”几个小字。我立即加大油门升高到400公尺，摇摆机现示意梁同学靠近我保持队形。平时我对影县与新准的关系位置很熟悉，不用查看航行地图，就对正磁罗盘180度的航向，采取300公尺的高度向前飞行，七八分钟后就看见岷江了。再左转沿江飞五六分钟，新津机场就出现在左前方。因天气骤变，机场已摆上停飞的红“T”字布了，我俩安全返航。全体人员已上汽车，就等我们这两架苏制E一15(伊一15)返场着陆后一同回营地。我们到队上脱下飞行服洗完澡后，梁同学就到我寝室来说：“你在那里有熟人吗?怎么下去超低空飞行呀?”我说：“你小子当长机迷了航，又不带回机场换位，我当长机后还不是跟你一样稀里糊涂地摸不到方位回来，告诉你，今天全靠‘攘外安内’救了命。”接着，我把经过告诉了他。

　　新津机场不到一年的散漫生活，给我人生里程打下的络印太深，真是永生难忘。

　　后来，我们由新津机场调双流机场五大队飞了半年之后又调到太平寺机场八大队十五中队(该大队是混合大队，两个中队飞驱逐机，两个中队飞轰炸机)。我们十五中队是飞美制高空驱逐机P-43，十六中队是飞美制低空驱逐机P-66。

　　我们还驻防过汉中(南镇)机场，其时十一大队是飞美制P-40中空驱逐机，两个中队18架飞机，有战斗任务;十五中队是飞P-48高空驱逐机，原有五架飞机，但4架进工厂检修，只有一架能飞，所以未给战斗任务。日本飞机来袭时P-48是空中疏散，不参加战斗，任务是起飞后找云层遮掩自己，飞机上的4挺机枪是装满子弹的，如与敌机相遇当然要拼一个你死我活。有一天发出空袭警报后，十一大队的飞机先升空巡逻，当天正是轮到我飞P-48空中疏散，十一大队先起飞后P-43才起飞。我刚起飞升到1000公尺时发现他们的队形约在2000公尺的高度上。有一个分队(三架)变成梯队后，长机对着我俯冲下来，他看准是P-43后，没有开枪，拉起机头升高去了;第二架你机仍和他一样对着我俯冲距约500公尺时也拉起机头升高去了;第三架照样对我俯冲过来，距我约40公尺时，我发现发光弹在我飞机周围飞过(飞机机枪的弹链是隔5发装一颗发光弹，以便修正弹道，其余都是穿甲弹、燃烧弹、铅锌弹混杂)。因P-43的外形与日本“零式”和“东条式”驱逐机相似，头两架未开枪是他们已看清是P-43，而且机翼上的青天白日党微也看清了。第三架只顾立战功未注意看标志，所以对我开了枪。当时我采取紧急动作，翻转垂直俯冲下降，同时压住机外通话按钮叫骂：“他妈的，十一大队的眼睛瞎了?拿老子的P43当零式”打。”当时地面的指挥官是空军三军区司令王淑铭，他在地面用那地道的山东腔问：“空中飞机闹什么?”我说：“报告司令，十一大队的飞机把我的飞机打坏了。”他说：“坏了就赶快回机场迫降，如果不能操纵就跳伞，奶奶的!”我回机场迫降后迅速滑行到机场边的飞机掩体里，下了飞机一查看，尾部和机翼中弹二十余处，幸好是由空处穿过，未打中发动机部分、油箱和操纵系统，否则，跳伞后还得换他在空中扫射，第二天中饭后，十一大队误打我的人(同期毕业同学)一进屋就说：“老子晓得昨天你要发火，今天消了没有?”我说：“你龟儿子眼睛瞎啦?”他说：“我以为他两个打不下，想立一次战功哩!”我说，“你立功时，老子到阎王殿去囉!”逗得大家一笑就算了。

　　以后我由八大队十五中队又调到十一大队四十三中队。1943年到印度丁江去接美制P-40回成都后，练习一段时间就随中队换防到贵州清镇机场。日本人打到贵州独山时，有时一天出两次任务，到独山、都匀一带阻止日军前进，每次除四挺机枪装满子弹外，左右翼下各挂一颗25公斤的小炸弹，虽然找不到日军的踪影，也得找个荒山野坝把炸弹扔下(严禁带炸弹回场降落)，朝天扫射几枪，表示自己打仗回来了，但也不能把子弹打完，以防返航时与敌机遭遇。那时在国民党军队里干差事是捏着鼻子哄眼睛，你若不把子弹往荒山消耗一些，武器弹药原封未动，回来时当官的会说你打仗无能，多少消耗一些，回来时谎称发现日本骑兵扫射两次就不见了，上司反而会说你作战得力。

　　在清镇时若不是本地人对地形熟悉，险些丧了性命。有一次飞机起飞后我发觉马力不足，油门加到最大也只能保持最小平飞速度。起飞试机时，转数表指示正常，汽缸分布器压力也正常，只在飞离地面30公尺时突然感到飞机抖一下，转数表及分布器指标猛降，自己当即判断是发电机出了故障，P一40的发动机是两个磁电机双排火花塞，只一排火花塞点火，另一排停止工作，这样，汽缸里的压缩气体不能在设计的单位时间内烧完，爆发力降低，马力减小，油门开满也无力。如果要升高，速度必然减小，小到规定的失速速度，飞机对操纵面失去效应，必然机毁人亡，仅是500公尺以下的高度，又不能跳伞，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到飞行员的一句警言;：“宁可有速度撞死，不愿让飞机失速摔死。”凭着对清镇机场周围地形的熟悉，知道不会有连山出现以致飞机撞山，我见到山亚就穿，终于以最小的平飞速度绕过山划，回机场迫降。我吃过中饭后，去找我的救护车还未回来。下午两点后，救护人员才回来说没有找到我。他们以为我完蛋了，因为见到我的飞机低空飞行，消失在山坳里。哪知我比他们先回来了四五个小时。

　　在清镇机场驻防三个月后，快到1944年的春节了，又换防到成都，在成都一直混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时我认为民族战争的责任已尽到，当初投笔从戒的愿望是救亡图存，抵御外侮，而侵略者已倒戈投降，蒋介石要发动内战，自相残杀，是最可耻的事。时值我患肺病，便不告而辞，毅然脱离部队转家。为此，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下令通缉我，我就购买了枪弹，看通缉令是否转到郎俗县政府来，万一他们要来真的我也不会来假的，逼我上山我就上，反正对当局的统治早已不满。二十几岁的我，感到借大一个世界竟没有立足之地，因而悲观厌世，萎靡不振，整天只知扛起枪去打猎。想到解放区去找出路，又苦于没有地下关系的引见。1948年我的病已痊愈，谋业的愿望越来越迫切。这时东北、华北大片的国土已获解放。经过辽沈、平津战役之后，我清楚地看到蒋家王朝已是朝不保夕，所以，1948年就与刘鸿隆(刘永，现在贵阳师专)等取得联系，多承刘永授予我革命真理，我便毅然参加了他们的游击活动。1949年郎俗“三。三”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县政府对参加暴动的人进行血腥镇压，贵州不能立足，我就到重庆去找刘永，未找到，又直赴成都等待四川解放。成都解放后，我即到军管会航空处报名参军当时的航空处长向核英很关心我们在成都留下的300多名空军空地勤人员。我们学习了两个月的社会发展史。当时中国空军司令员是刘亚楼，政委是吴法宪，副司令员是常乾坤，参谋长是王秉章。全国设有7个航校。空司领导得知在成都学习的300人中有8名飞行员，根据建设人民空军的急需，我与张文清同学等8人于1950年春就刘耀宗和王洪智同学架的C-46运输机去北京。8个人分在七个航校，我和张文清洞学分到沈阳第四航校(驱逐航校)，其余6人，学轰炸的就分到轰炸航校(长春、哈尔滨)，学驱逐的就分到驱逐航校(锦州、济南)。到沈阳北陵四航校后，我想搞地面理论教学，重上天空恐怕不可能，因我患肺结核是否痊愈还不知道。哪知检查身体后，只发现右肺上有三个小钙化点，其余都很正常，飞行要求的4个条件都合格，不受机种、昼夜、高空、高速的限制，于是，校领导就派我到外场搞教学工作。最初给苏联专家当助教，两个月后，苏联专家认为我可以胜任教员工作，就把全组学员7人交给我，由我掌握全组的飞行教练(苏联专家在苏联航校毕业后只飞了三四百小时就派到中国来，我的飞行时间达到一千五六百小时，且他带我飞过多次我的操纵技术他是信得过的)。

　　过去在国民党空军里只是自己飞，不出事故就行了，而现在是要把自己会的教给不会的，既要讲究教学方法，又要注意教学态度，要根据各个学员的具体情况施教，这当中还常涉到一些教与学的关系，教员和学员打不成一片，态度过于严肃，也收不到好的效果。所以教一期学员毕业后，教员的体重至少要减少斤把两斤。头天学员考试结束后，第二天教员就乘软卧到青岛空军疗养院去休息，一月后如体重未恢复，还得延期疗养。记得朝鲜战争爆发后，四航校迁校进关，先到太原，1958年又迁石家庄，当时人民空军建设才开始，急需航空人材，要留下几个成绩好的学员任教员。有一个学员叫易庚山(田汉的外甥，初中文化)毕业时刚19岁，学习过程中表现很好，所以留校当了教员。他把第一批学员(5人一小组)教毕业后，体重减轻了11斤，瘦得象个猴子一样，第二期就不让他当教员了，只当助教，否则要把他拖垮，可见搞飞行教学之不易。特别是进行到特技飞行阶段，所有新教员都吃不消，飞行时间短经验不够，最多带两个学员飞完特技后就无法再带飞特技了，但又不能改变其他科目。这段时间我是够累了这个教官跑来说：“中队长，帮我带学员飞一次特技。”刚飞完降落滑回停机线那个教员又跑来：“中队长，帮我带飞两个嘛!”大约有两周，我忙得每天机场两餐都是拿着两块面包或一只鸡腿在空中边飞边吃，很难得下飞机活动一下，连解小便也只能到飞机尾部去。带飞一天下来，连续陪着每个学员在空中做五六十个翻筋斗、打滚等剧烈动作，晚上睡觉时耳朵里一直是鸣鸣鸣地叫，直到入睡，天天如此。除非是落雨天才不去机场，但还得对学员进行讲评和理论教学。战时的突击训练是相当紧张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训练一个飞行员起码需要3年的正式飞行时间，而新中国的人民空军只需一年就培养出一批飞行员。

　　我在四航校5年，培养出5个期班的学员，质量、数量都是苏联专家和校党委公认不错的。我的顾问叫达威旦克，我们互相尊重，个别学员的学业进度很慢，淘汰之前，他总要征求我的意见(本来顾问最后决定算数)，我认为当时部队迫切需要补充飞行员，培养一个飞行员的确很不容易。一般说，只是因为飞行进度赶不上，不要因为考试时单飞动作不正常就淘汰我是主张尽量带飞出来。例如有个学员叫高任柱，90%以上的学员着陆动作都正常了，他着陆的动作还不正常，我就挤出时间带他多飞起落航线。临到单飞考试时，顾问说：“以你的意见为主。”这次如果不能放单飞的学员就要停飞了，我以为这个学员是落地无把握，只要让他再多飞起落是可以飞出来的。临到考试时，我急中生智找了一个窍门，叫飞得较好的一个学员王靖安给他压座(双座教练机雅克一18前座是学员，后座是教员，前面动作错了或者有危险，后座可纠正;放学员单飞时后座得有一个学员压座，压座者不能乱动前面的杆舵和油门)。上飞机之前我向他俩交待清楚，起飞和空中一切动作全由高做，下滑着陆的动作由王代做。这样，高任柱顺利过了考试关，之后，让他多次练习降落，他终于飞出来了。

　　自从跨进四航校的大门之后，说实话自己的飞行技术并不很高明，由于当时国家的需要，建设人民空军的需要，我才当上了教员。要说革命嘛是初学。我常对学员说：“讲技术，你们向我学，论革命，我向你们学。你们当中营连级师团级干部都有，来学一年的飞行技术后毕业出去就是领导骨干、部队首长(如姬应吾是副师级来当学员的，刚毕业就到上海米格一15师去当师长)。”校长和政委却再三叮嘱我：“不要认为这三期乙班的学员干部多，怕管，责任在身，怕管或不管就是失职。”其实，除了技术方面，日常生活中的事哪会要我管?我还未想到的事情他们都作好了。个别学员还由部队带有警卫员来，有时星期天不进城，想丢汾河湾打雁打兔子，他们就叫警卫员去拿枪。记得有一次我和言曹心濂(已离休，现在上海)去汾河湾打猎，两人坐在河岸的产精丛边，他就讲起薛仁贵家父子在这里比技射张口雁的故事来。正当他讲得津准有味时，两三百只大雁被对岸的人惊动从我俩头上飞过，这时腊准哪只也来不及，只得对着雁群急一校子，结果射中两只。一只落在河中，一只常在岸边的芦第里落在河中的得不到，因汾河水少泥多，河面宽处一个多华里，据说有丈把深的淤泥，人下去踩不到底，又不能当水游，谁也不敢下去;我俩找到芦节丛中的一只，真是客出望外。提起来比鹅大，约十多斤，拿回后向炊事班长交待消楚，学着北京烤鸭那样烘烤。晚餐时全食堂的飞行干部都来品尝天鹅肉，也叫炊事员同志尝尝，人人称羡天鹅肉味美，味鲜，胜过北京王胖鸭。

　　正当我越干越起动的时候，忽然祸从天降，与我在郎岱“三·三”暴动之前的游击活动中有意见分歧的个别权成，借当时极左路线那股风，网罗数人多次去信四航校，要我回来予以镇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被送回郎岱后，上级法院不批死刑，但免不了锦铛入狱。坏事变好事，承他们把我送进那“防空洞”去躲了17年，我才避免了文化革命期间提起就会令人发指的劫难。

　　抚今思昔，峥嵘岁月稠。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挽放下，我这位历尽坎坷沧系的暮年人得到平反，作离体安量，享受县团级的各项待遇，住进了干休所安度余生，我由衷地感激各级领导对我的关照。

　　后记：

　　成都航校一、二期学员毕业前人人都顺利通过跳伞关。唯三期不顺利，跳伞时死了两人：一是伞开时间过晚，重力加速度过大，伞开时劲绳绷断，人伞脱离，人由1000英尺的高空落下摔死;另一个是伞已出伞包但不张开，像一根大尾巴随人到地。由此就取消了跳伞这项科目，三、四期不跳伞就毕业了。

　　成都航校三期毕业的同学被国民党当局判刑的27人，现《贵州日报》已离休的编辑王觉非便是其中之一，他坐了一年监牢出来后不愿飞了，先在重庆《新民晚报》任编辑，直到贵州解放才调《贵州日报》工作。1946年驾C-46飞机在郎岱头塘迫降的驾驶员伍庆香也是27人中之一，他坐了两年牢后，就到中航公司飞民航机去了。

　　我在成都航校初级阶段同组的5个同学，活到现在的只有周大道和我了，其余3人一人病死，两个在飞行事故中丧生。1950年我到沈阳四航校工作时，许景煌在东北空司后勤油料处当处长，我找到他后，在一个假日作了长谈，得知他和张英都在延安抗大毕业，他在北陵机场起飞后迫降腰部受伤，改为地勤工作，张英在一次夜战中爬上电杆偷摘灯泡，被炮楼上的日军击中，摔下当场牺性。

　　廖穆科也加入了人民空军的行列，在沈阳空司飞苏制雅克一12单翼通讯联络机。1950年我在沈阳航校时，我们在机场会面，互相庆贺走进了革命队伍。

　　梁德斋同学，现居美国洛杉机，仍有书信往来。拔臣同学现在台湾。

　　1986年我去北京上访，空军部队派两名离休了的师级干部随我来六枝协助党委落实我的问题，其中一位就是王靖安。

　　摘自《我的航空生涯》  作者：宋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