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飞行军士学校第十一大队第四十一中队周应熊
来源：中国飞虎研究学会   2024-03-22 19:01:05

　　这是一篇来自2014年第2期《航空知识》一篇相对另类的文章，题目为《寻找二舅的踪迹》。台湾某杂志转载本文，称之为分隔这么多年来，两岸遗属协助的范例。时隔4年，在《航空知识》60年之际，我们重新找出这篇文章，将此文放于微信上与君分享，共同缅怀抗战英烈。

　　2013年4月，母亲去世。在整理母亲遗物时，找到几张我二舅周应熊的照片。这些照片有些发黄，算算应该有70多年历史了。其中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二舅身穿飞行员的套装，头戴飞行帽，双手带着皮手套，拳头紧握。年轻英俊的脸上，带着几分稚气，几分坚毅，又几分忧愁。身后是一架老式的双翼机，机身上漆着醒目的白色号码，301。

　　“熊怎么能飞上天呢?”

　　母亲生前，经常向我们说起二舅的事情。母亲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一个大户人家，父亲是当地士绅，家中有七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老三以下全是女孩。日本入侵中国后，战火很快就延伸到了广州，国破家亡之际，家中两个男儿都选择了从军的道路。老大考取了中央军校，老二考取了空军军校。老二考上空军军校的时候，家中有老人说，“当飞行员不妥，熊怎么能飞上天呢?”此话不幸言中，三年后，有消息从四川传来，老二在对日空战中阵亡。

　　有关二舅的事情家人都知道得很少。母亲说过，二舅是飞虎队的。飞虎队是抗战期间美国援华空军志愿队的别称，后来中美飞行员共同组队。至于二舅是否到了飞虎队，在哪次空战中阵亡，死后埋葬在何处，都语焉不详。二舅殉国时母亲年纪还小，很多事情大人都没有告诉她。母亲年老以后，常常想起两个哥哥，特别是二舅，不知二舅葬于何处，往往暗自神伤。共产党在大陆取得政权后，虽然这两个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务的哥哥都没跟共产党的军队打过仗，但他们的国军身份对母亲来说仍是不敢提的敏感话题，更不要说要求承认抗战烈士身份了。

　　寻找二舅当年如何阵亡的信息也是极为困难的事情，早年的大陆，有关抗战时期空军战史的记录极少，近年来介绍正面主力战场的文章和影视作品多了，但介绍国军空军抗日的文章和资料还是不多。近年来两岸关系好转，当年国军抗日的英烈也开始受到大陆政府和民众的尊重，南京在2009年建立了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重修了抗日航空烈士墓和纪念碑，部分当年抗战中牺牲的中国、苏联和美国空军军人的名字，被刻到了纪念碑上。

　　然而，纪念碑上，以及所有公开发表的纪念文章上，都找不到我二舅周应熊的名字。

　　母亲生前非常遗憾二舅的为国牺牲和荣誉没有得到应得的承认。然而，要得到这些承认，必须找到二舅殉国的记录。知道二舅一些情况的大舅已经过世。母亲那一辈人的其他人，包括二舅当年的战友袍泽，也无处可寻，相信也大部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母亲已经去世，如果我现在不去寻找，二舅的事迹和荣誉将永远埋没。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让二舅的牺牲和荣誉得到承认，我承担了寻找二舅踪迹这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我手上所有的资料，除了这几张二舅的照片，还有1979年大舅周应霖在台湾清华校友会的纪念册上写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有一小段提到二舅：

　　“在军校受训的第二年是我家最不幸的一年;先是父亲去世，继之弟弟殉国。家父因系乡中士绅，为免受日军和伪政府利用，只身走澳门躲避，年老乏人照顾，又潜返家乡，终得病不治。我弟于空军学校毕业，派至四川邛崃空军四十一队任驱逐机飞行员。当时我用俄式E-15、E-16机对抗日军性能远胜的零式机，我弟在一次警报中与敌遭遇，力战牺牲。国难再遭家庭不幸，悲痛万分。”

　　这一段短文里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用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又都需要得到官方记录的证实。这些需要证实的信息包括：二舅就读于哪个空军学校，毕业于哪一期，服务于哪个单位，哪个驻地，担任职务，驾驶的飞机型号，有无战功，牺牲的时间、地点、经过、葬于何处。

　　根据大舅的经历和回忆录，可以大致推算二舅的牺牲年份，但是其他的信息，就必须通过网上搜索，到有关部门查询，以及实地调查来获得资料。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比起过去来说，我们现在要查历史是比以前容易多了，但是，网上很多资料并不可靠，很多文章是互相抄袭的，很多官方档案还是不能在网上找到。不管怎样，我在网上开始了我的追寻。

　　大舅的一生十分传奇。他1935年考上燕京大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次年为了实业救国，转入清华大学，一年后抗战爆发，大舅投笔从戎，报考中央军校。当时因为二舅已被空军军校录取，大舅遂尊父之命暂回清华，并随清华撤退至西南联大完成学业，毕业后再前往抗日前线，在湖北老河口第五战区司令部任少校秘书。襄阳失守，张自忠将军殉国后，才回成都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入学，以少校军衔当上等兵。

　　前文所说“军校受训的第二年”，正是在成都中央军校炮兵科受训期间。正是这个期间，听到弟弟阵亡的消息，并收到战时航空委员会送来的烈士遗物和一笔抚恤金。按时间推算，这一年，应该是民国30年，即1941年。父亲和弟弟在同一年相继去世，大舅的这个记忆恐怕不会错。因此我把二舅牺牲的年份暂定为1941年。

　　二舅读的是哪所空军学校?

　　抗战前，中国的航空事业还在初期发展阶段。当时的空军就像陆军一样，分属各地军阀。各地的空军都有自己的空军学校，但规模都较小。最早期的是北洋政府1913年在北京办的南苑航校，但南苑航校在1928年随北洋政府的倒台而撤销。广东航空学校是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在1924年成立的，学生来源于黄埔军校，但后来航校落入广东军阀陈济棠之手。1936年，陈济棠跟老蒋争战失败下野，广东航校并入杭州笕桥航校，归属南京政府。

　　二舅虽成长于广东，但1936年才读高二，所以应该不在广东航校。东北航校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在1922年创办，为当时最大规模的航校，然而，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东北航校瓦解。另外还有保定航校，云南航校，广西航校，湖南航校等，但这些航校规模都很小，招收的学员都很少，存在的时间都很短。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笕桥航校西迁往大后方，各地航校为统一抗战，合并归属中央政府。合并后的航校分两个，一个位于昆明，叫中央空军军官学校，简称官校，招收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学员，培养飞行员和指挥官;另一个设在重庆，叫中央空军军士学校，简称士校，招收初中高中毕业学历以上的青年，培养飞行员。官校和士校的学员都是两年制，飞行员学习的科目都一样，毕业后驾驶的飞机，执行的任务，承担的责任都一样，但官阶不同。这在士校学员中产生了一些不满情绪。士校招生六期后撤销，加入官校编制，原士校学员增加半年特训，享受官校待遇。士校一期改称官校十一期特班，士校二期改称官校十二期特班，余类推。

　　二舅是在1938年于广东南海中学高中毕业，同年考入空校，按他的资格和年龄，他应该读的是位于重庆的士校。我在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的网站上，找到空军士校的学员名单，果然，周应熊的名字，出现在士校第一期(即官校第十一期特班)的学员名单上。名单上所注明的籍贯，也是广东南海。不过出生年份，写的是民国2年。这应该是笔误。士校一期是民国27年10月一日入学，民国29年12月25日毕业。要是民国2年出生，民国27年时已经25岁，这个年龄不可能是高中毕业年龄。同期的同学，大多是民国8年9年出生，个别是民国6年到11年之间出生的。民国8、9年出生的青年，民国27年时正好十八九岁。符合士校入学的主要年龄段。二舅是民国27年高中毕业，当时应该是十八九岁，出生年份应该是民国8年。大舅是民国5年出生的，也佐证二舅不可能是民国2年出生。这周应熊，应是我二舅无误。

　　▲中央空军军士学校一期的飞行戒指，周应熊就是这一期毕业的学员。

　　重庆的中央空军军士学校位于重庆市铜梁县旧市坝。进入校区的大路入口立有两根门柱，上刻着一副对联：民族复兴路，空军第一关。大路一直通到空军士校的牌坊型大门，大门上也有一副对联：贪生怕死毋入航校，升官发财勿入此门。这些对联写的并不是堂皇的口号，当年进入航校的，都抱有为国捐躯的心志。据说早期航校毕业生的生存时间，是以日来计算的。航校的学习非常艰苦，建校时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学员和教官都知道，当时的中国空军已经损失了大部分的飞机和飞行员。空军的存亡，国家的希望，就在他们这些学员的身上。空军士校有一首校歌：“锦城外，簇桥东，壮士飞，山河动。逐电追风征远道，拨云剪雾镇苍穹。一当十，十当百，百当千，艰难不计，生死与共。一当十，十当百，百当千，碧血洒瀛海，正气贯长虹。我们是新空军的前卫，我们是新空军的英雄。奋进，奋进，扫荡敌踪，保卫祖国领空。奋进，奋进，粉碎敌巢，发扬民族的光荣。”英雄气概，洋溢歌中。

　　二舅的最后一役

　　大舅的文章说，“我弟于空军学校毕业，派至四川邛崃空军四十一队任驱逐机飞行员。”

　　邛崃是什么地方，当年有机场吗?我在网上向四川的朋友询问，四川的朋友回答说邛崃是成都西南面一个小城镇，那里还真有一个军用机场，现在叫桑园机场。我一查，发现这个邛崃机场竟然还很有名。前一阵子四川雅安地震，救援物质都是由军机先送到邛崃机场，然后发往灾区的。李克强总理到灾区视察，也是降落的邛崃机场。

　　5年前汶川地震，我到成都救灾，当时的救灾物资也经邛崃机场转送。冥冥之中，我跟成都还真有点缘分。邛崃机场，原来只是个小型的简易机场，后来飞虎队在中国打空中游击战，到处设立机场，邛崃机场，便被扩建为飞虎队的在川西的七大机场之一。当时的机场建立并不难，草地上也可起飞降落。庄稼地里只要用推土机把庄稼推掉，用大石碾压压平，就是飞机场，没有沥青或水泥地。

　　然而我在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编制上，却找不到四十一队的编制。“七七事变”时，中国空军有九个大队，其中第一，第二，第八大队为轰炸机大队，第三，第四，第五大队为驱逐机大队，第六，第七大队为侦察机大队，第九大队为攻击大队。另有直属第十三中队，十八中队，二十中队，和二十九中队。二舅既然是驱逐机飞行员，应该是在第三，第四，或第五大队。然而这几个大队里，也没有四十一中队。我想大舅写这篇文章时，已是事发当时的40年之后，如果他的记忆有误，也不足为奇。另外，是不是大舅听错了，是不是二舅告诉他说“我是十一大队的”，大舅听成是“我四十一大队的”。老广嘛，是四不分。

　　为了证实二舅确实是驱逐机飞行员，我从二舅的照片上的飞机着手。我把二舅的照片放到网上，马上有朋友指出这是苏制的伊-15战斗机。战斗机在早期中国的航空术语中叫驱逐机。我在Google图片上查了一下伊-15飞机，外形果然跟二舅背后的那架飞机一样。这就对上了大舅文章中所说的“当时我用俄式E-15，E-16机对抗日军性能远胜的‘零’式机”。

　　伊-15的俄文是И-15，英文表示是I-15。И的发音是伊，有些文献按发音写成E-15，因此造成混乱。伊-15是双翼战斗机，是二次大战前苏联空军的主力战机，伊-16是单翼机，是世界上最早用于实战的下单翼战斗机。伊-16比伊-15灵活，但很难控制。中国战场上，伊-15和伊-16的性能跟它们的日本对手中岛97三菱96等差不多，但和1940年开始使用的三菱“零”式相比就差多了。

　　按照大舅的文章，二舅是“在一次警报中与敌遭遇，力战牺牲”。由于抗战时期的对日空战都应该有记录，因此我的调查，就从抗战期间国军空军的战史着手。网上可以找到一些资料，但是多是互相抄袭，可靠性不高。几经周折，找到中国空军史研究权威陈应明老先生写的一本书，《浴血长空：中国空军抗日战史》，这本书有大量来自国军官方的记录和中俄美参战人员的回忆录，甚至日方参战人员的回忆录和官方报导，详细记录了每次空战的过程和使用的飞机，对我的搜寻帮助极大。

　　中日空军直接交锋从1932年淞沪事变开始，第一次交手发生在2月5日，双方无交战损失，但中方一架飞机在紧急起飞时坠毁，飞行员牺牲。2月26日，杭州空战，中方两机重伤一机轻伤，日机两机被击落。中方重伤飞行员后来不幸死亡，成第二个与日空战阵亡者。这以后，中日空军脱离接触，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七七事变”开始时，中国空军有346架飞机，但能作战的不到100架。当时的日本空军在大陆没有飞机场，所有的战斗机都是在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而轰炸机则是由韩国济州岛，日本鹿儿岛或台湾起飞，飞行距离有限，因此以大陆为后方的中国空军跟日本空军的较量时可以进退自如，稍占优势。

　　随着淞沪抗战的失利，日本在华东建立了空军基地，从日本生产的新型战机源源不断进入中国战场，日本空军逐渐取得了优势，中国空军进入了抗战中的第一次困难时期。三个月后，即1937年10月底，中国空军的三百多架飞机损失得差不多了，有的是空战中被击落或重伤不能再飞的，有的是在机场上被击毁的，有的是飞机故障或操作失误损失的。

　　淞沪抗战失利后，中国政府和空军主力都退守西南，以武汉，重庆，成都，昆明，南昌为基地继续抗战。从1937年底，到1942年秋，是中国空军抗战史的第二阶段。1937年底，空军从苏联买回了大量飞机，包括轰炸机和战斗机，重新武装。苏联航空志愿队入华参战，使得空军的力量更加强大。驻守广东的空军也从英国购得少量战斗机补充。日军早期是靠从华东起飞的轰炸机轰炸武汉重庆等城市，因为航程远，护航的战斗机有限，所以被以逸待劳的中苏联队击落不少。中日空战双方互有输赢，战机被击落数大致相等。

　　随着日军地面部队的逐渐西进，机场逐步西迁，加上日本生产的新式战机源源运进大陆参战，空中战场的优势再次向日本空军倾斜。1940年3月开始苏联航空队退出中国战场，中国空军更显得势单力孤，中国空军从此只能采取退避的战术。从此一直到1942年年末，日本空军掌握了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制空权。这一期间，日本空军逐一摧毁中国空军的机场，击毁空中和地面的飞机，炸毁飞机制造和修理厂。狂妄的日本飞行员甚至单机降落中国空军的机场，拔掉军旗，摧毁设备，然后又登机扬长离去。这一段时期，是中国空军的耻辱时期。中国空军几乎全军覆没。

　　▲周应熊牺牲时尚年轻，留下的照片不多，这是其中保存较好的一张。

　　二舅是在1940年12月从空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毕业前的半年，是日本“零”式战机肆虐中国天空的时期。我不知道他们这些准飞行员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们在学校所学习驾驶的伊-15战机，当时已成为了“零”战的活靶子。当时还敢继续留校学习的，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然而中国空军的前途，中国的前途，在1940年那个冬天，被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时我明白了，为什么照片上二舅的眼神，带着一丝忧愁。

　　如果二舅是在1941年阵亡，那么只要查查1941年中国空军的所有作战行动就应该可以找到线索。1941年是中国空军陷入低潮的一年，这个低潮一直持续到1942年9月，这两年间空军的作战行动屈指可数，最大的一次是1941年3·14成都空战，其他几次是小规模的反空袭作战和地面支援作战。我查阅了所有网上能查到的有关这些战斗的阵亡将士的资料，仍没能找到二舅的名字。

　　我给中国南京航空联谊会和北京航空联谊会分别写了信，询问有关二舅的资料，却迟迟没有收到回音。我在网上查到国家图书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了一套十二册的《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按籍贯省份记录了抗战时期为国捐躯的国军将士的姓名，这套书在北京市公共图书馆有收藏，就委托朋友回北京探亲时代为查询。但北京图书馆的藏书少了广东籍军人的那部分，查询的结果当然一无所获。我查到重庆南山有一座空军公墓，埋葬着抗战时殉国的空军烈士，这座空军公墓最近重修开放，就又托人到重庆空军坟查询，还是没找到二舅的名字。

　　周应熊还是周应雄

　　我想到写《浴血长空：中国空军抗日战史》的陈应明老先生，于是给陈老先生写了一封信。幸运的是，93岁的陈老先生在病床上给我回了信。陈老提供了很多线索，然而，还是没有二舅的确切消息。我想到网上的朋友半瓶醋大侠是中国空军史和飞行器的发烧友，何不找他询问一下呢?我在网上一呼吁，很快就得到了醋大侠的回应。醋大侠建议我直接跟台湾“国防部”档案部门和台湾国军文物馆联系。

　　于是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两个部门的网站，给他们送了个电邮，求问证实周应熊的军中身份，殉国时间，地点，殉国过程，埋葬地点。电邮送出后，很快收到国军文物馆的回电，答应协助调查。不久，台湾的“空军司令部”档案室通过国军文物馆给了我确切的答覆：

　　1. 空军军官学校历届毕业学生名册

　　第十一期特班 入学：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一日，毕业：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数：108员。

　　周应熊，籍贯：广东南海，出生：民国二年

　　2. 空军忠烈表(民国四十八年十一月编印)

　　空军第十一大队第四十一中队，下士二级飞行士，

　　周应雄，男，23岁，广东南海，

　　空军士校第一期，民国三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四川邛崃机场西河滩，驾E-16 222机作四机战斗队形练习，失事殉职。

　　第2份资料的名字不同，但可能是缮打错误所致，因其他资料比对均正确。

　　以上资料希望对您有帮助。”

　　▲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将在下一次刻碑的时候将周应熊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供后人瞻仰。图为南京抗日航空纪念馆刻有烈士名字的碑林。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至此，我的问题基本上都有了答案。怪不得我在空战阵亡的烈士里找不到二舅的名字，原来他是在作战斗队形训练时牺牲的。不过，除了第二份资料的名字有误外，第一份资料历届毕业学生名册上的出生年份也有误。周应熊的同期同学都是民国8年9年出生的。入学年龄都是十八九岁，初中高中毕业。周应熊入伍时是高中毕业。大舅周应霖是民国5年出生的，所以二舅周应熊不可能是民国2年出生。推算之下应该是民国8年出生。

　　二舅的名字在航校的时候叫周应熊，这是他原来在家乡时的名字，但当他阵亡时，阵亡记录上的名字是周应雄。这可能是抄写错误，因为熊雄同音，也可能是他毕业后分配到空军第十一大队时改了名字，因为家乡的老人说，熊是不能飞天的。也可能是他勉励自己，在对日抗战中，不能当狗熊，要当英雄。可是这一改变，令他的记录消失了大半个世纪，也增加了我们寻找他的困难。资料指明二舅是1942年3月31日殉国的。这样看来大舅的记忆有误，或者我对大舅文章的时间计算有误。此外，根据我掌握的资料推测，当时失事的还有一架战机，飞行员是广东五华人魏文汉，他跟二舅同年出生，同一空校，同班同学，毕业后分配到同一个大队，驻守同一个机场，执行同一个任务，牺牲于同一天。或许，当天的事故两机相碰，两名飞行员同时遇难?

　　有关二舅在抗战中殉国的谜，至此已大部解开。与此同时，我在国内的亲人带着我们掌握的资料，专门拜访了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并与其主管单位南京航空联谊会联系。终于，我们跟南京航空联谊会的王坚会长联系上了，并了解到，周应熊的名字已经列在了第二批抗日航空烈士的名单上，将会记录在航空联谊会准备出版的书里，并在下一次刻碑的时候，刻在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以供后人瞻仰。周应熊烈士为国捐躯的荣誉终于得到祖国人民的承认。

　　二舅，安息吧。妈妈，安息吧。

　　摘自《航空知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