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我今天的报告，是要把三年以来，党在组织民族革命战争方面的工作，做一个总结。和说明党在这方面所规定的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
这个总结是非常必要的，这因为:(一)目前我们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新的大举进攻的面前，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新阶段面前，处在中国民族危机新阶段的面前。这个紧张的情况，要求我们仔细的检查过去整个时期中在这方面的工作，它的成绩和缺点，并由此决定我们新的任务。(二)因为正是在这方面，亦能够清楚的看出四中全会以来，党在中央的领导之下，在自己的布尔塞维克化方面的进步;党不仅能够正确的提出总的路线与总的口号，而且能用具体的灵活的战术的方法，使群众在自己的政治经验上相信党的口号，使党的口号成为广大群众的口号，以保证党的基本路线之实现。我们应当具体的说明党的这一进步，这对于我们党--首先是年青的新党员有极大的教育的义。(三)因为反帝问题,是党与一切反革命斗争最尖锐的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党用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反对改良主义的和国民党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武断宣传，并在这方面得到巨大的胜利。党在残酷与坚【艰】苦的斗争之中，在思想上、理论上大大的增长了。总结在这方面我们几年来的经验，将能更加尖利我们反对一切反革命派的思想上、理论上的武器。
一、党在反帝问题上的基本方针、口号和战略原则。
试问，在中国革命发展的现阶段上，党的基术方针、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什么?
党的基本方针，即在于尽量发展苏区与非苏区的群众革命斗争，把全国的革命斗争统一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而适时地配合起来,率领它们为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的统治，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这就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
但仅有着总的路线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没有根据着这一方针而定出的明显的具体的口号，就不能组织与号召群众，发展革命斗争。我们党不仅有了上述的方针，并且定出了动员群众的三个基本口号:
(一)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保卫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二)推翻卖国、导国和国民党政府，是胜利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
(三)只有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才能彻底进行与领导最广大的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目本和-一切帝国主义，并达到完全的民族解放。
从“九一八”以来，一直到现在，党的动员群众的基本口号就是这三个。
但是，仅仅有了口号，还不能组织胜利的伟大的民众革命，要达到这一目的，还必须使党的口号变为群众的口号。使党的口号变为群众的口号，是布尔塞维克战略原则的第一个。
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与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说：
“如果这个革命是一个真正民众的,含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那么，它的胜利，只靠一个党的正确口号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个必须的条件，才能使革命真正获得胜利，这就是说:必须要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去相信这些口号之正确。只有那时候,党的口号才能成为群众的口号，只有到那时候，革命才成为真正的民众的革命。布尔塞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期中，其策略上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能正确的决定那种路线和关键、能很自然的使群众跟着党的口号走去，使他们能根据其本身的经验，很自觉的去了解和承认这种口号的正确。换句话说:布尔塞维克策略上的另一特点就是，它能把党的领导和群众的领导不相混淆，它很了解第一种领导和第二种领导的基本区别”(《列宁主义问题》第三五页)。
党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是依据着斯大林同志的这一指示而工作的。三年来党在反帝运动方面的努力，正是在用一切方法使党的口号由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相信是唯一的正确的口号，借以保证革命发展成为伟大的民众革命。
当我们总结过去的工作时，第一个出发点就是、而且应当是:党在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的1号上，怎样做了工作，并得到了些什么?
党的战略的第二个原则，也是布尔塞维克在十月革命中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就在孤立妥协的改良的政
斯大林同志告诉我们说:
“列宁主义战略上根本规律，就是在承认:
一、在革命将获最终胜利的时期中，最危险的革命底敌人的社会柱石就是妥协的政党。
二、要推翻我们的敌人(沙皇及资产阶级)，首先必须设法使这些政党陷于孤立。
三、在革命准备期中，我们的枪锋，应注射在这些政党上面，首先必须把它们抓立并和劳动群众隔离”(同上二十八页)。
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这一原则，也就是党在三年以来所采取为领导的战略原则的。
在这方面要指出:在三年来的斗争中，我们在抗日救国的问题上,不仅是要与一切反革命派别血战,而且在朝的国民党统治，虽然实质上最无耻的投降与出卖中国，然而口头上自始至终想用种种方法企图表示它是要“抗日救国”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妥协的改良主义政党的口号纲领，正是从国民党武器库中拿出来的。因此，要揭露妥协的改良主义的派别，必须揭露国民党一切无耻的武断的宣传。
党在三年来的工作中，还有第三个中心的领导的原则，即是尖锐的把苏维埃与国民党对立起来，把这两个不同的政权，不同的制度，对立起来。在群众中竭力提高苏维埃与红军的威信。
党在三年的斗争中的领导的战略原则就是这三个。
二、党在三年来怎样在实际工作中实现了这些基本原则?
党在反帝斗争中的工作，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今天，可以分作四个阶段来说，这四个阶段就是:(一)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底南京大示威为止;(二)上海“一二八”战争起，经过李顿调查团来华，到一九三三年春一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发表对日作战统一战线的三个条件的宜言止;(三)人民革命政府的产生到它的破产;(四)目前阶段--即日本新的进攻与民族危机的新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到南京的枪杀。
这-时期的特点是，直接在“九一八”事变影响之下，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惊醒了广大的中国民众，唤起了他们的民族的自觉。千百万的群众是卷入于反日斗争的热潮之中来了，这是每一个真正的民众革命的先决条件。但是，同时这种最广大的群众的民族的醒悟，在最初的阶段上，亦必然的将一些偏见、幼想、迷惘，带到运动中间来。列宁曾经说过:
“一切种种被压迫者，不满意者的群众斗争之爆发，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落后的工人必然会参加这个斗争--非有他们的参加不能有群众的斗争，不能有任何的革命--而且同样必然会把他们自己的偏见，自己的反动的幻想，自己的弱点与错误带到运动中来”(列宁:《关于民族自决辩论的总结》)。
“九一八”以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广大的群众是觉醒了,运动的范围是扩大了,但是整个运动还缺乏明确的纲领和口号。一切党派都用各种各色的方法,来争取群众，各种各样的、众口纷纭的、五光十色的口号、纲领、宜言在战斗着，国民党“国家主义派”、“社会与教育派”“新月派”………以至托陈取消派，都提出了自己的口号与纲领。这一时期，是各种党派、各种口号、各种纲领斗争最剧烈的时候。一切反革命的在野党派:“国家主义派”“社会与教育派”、“新月派”、……一直到托陈取消派,虽然有五花八门的面目，但是它们同有两个基本口号:(一)要求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宣战;(二)要求取消一党专政，容纳各反革命党派参加政权——这个要求的具体口号，就是所谓“组织国防政府应付国难”。
当全国民众对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极度愤恨的时候,国民党的基本方针,就是把一切罪恶推到张学良的身上。国民党把自己与张学良分开来。为要竭力表示不抵抗的只是张学良而不是国民党，所以国民党与一切反革命派别一起,鼓吹“要求国民党对日宣战”的口号,同时它提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口号来对付一切在野的、反革命党派的“国防政府”口号。国民党一方面竭力维持群众中对它的幻想，另一方面则团结一切反革命党派，首先是团结国民党内部力量，来抵抗广大群众的民族觉醒。
在这样的极其复杂的环境之下，我们党的方针和具体方法是怎样的呢?
党抱着下列三个基本方针:
(一)坚决的揭破一切反革命党派的各种口号，在群众中广大的传布与通俗化党的基本口号(即前述的三个基本口号)。并经过各种过渡的口号，使群众在自己的切身的经验上，确认党的口号是唯一的正确的口号。党把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来反对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要求国民党对日宣战。党并提出各种辅助的口号“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之完全自由”“组织义勇军要求发枪并夺取枪械”，“组织反日的罢工罢课、示威进行”等等，并且根据每一个事实证明整个国民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是国民党政策的典范，并使群众能依据自己的切身经验而证实这一点。党揭破“国防政府”是实国的、屠杀群众的口号，把苏维埃的口号与“国防政府”的口号对立起来。
(二)紧抓者群众中的民族觉醒，清楚的估计到群众中存在着的弱点、偏见与幻想，不是简单的站在群众运动之外去批评这些弱点、偏见和幻想，不是仅限于女字的、口头的揭露反革命派的口号，而是一方面最明确的指出，要求国民党对日宣战的口号之幻想与反动，另一方面尽量发动群众，不是在纸张上、电文上，而是以群众的行动，广大群众的请愿与示威，要求国民党实行对日宜战，借以使群众在自己的切身经验上了解国民党是不会对日宜战的，借以消除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并揭露在野反革命派别之真正的政治面目。
(三)迅速团集革命的力量,形成会国革命运动领导的中心与骨干，党加速建立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在一九三一年十月革命纪念节，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了，颁布了革命的政纲，成立临时中央苏维埃政府。党把苏维埃的革命政纲，与因民党的反革命政纲对立起来。并在这个革命政纲的周围团集全国的革命力量。
党所进行的具体步骤是:1.利用广大群众民族觉醒的茁长中,国民党失掉控制力量的间隙,尽量争取举公开的地位,用一切可能的公开与半公开的方法，如集会、刊物;群众示威等,进行广大的宣传。2.把反革命派所召集的群众大会的领导权,夺取到我们的手里,把大会变为革命的集会;上海九月二十六日的群众大会，就是最好的例子。3.发动群众向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示威与请愿夺取这些群众示威请愿的领导权在自己的手里。4.最广泛的组织群众的反日团体(反日会、后援会等)及义勇军的组织，发动一切形式的群众抗日运动，抵货、罢课、罢工、示威等等。
党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在这个阶段上得到什么结果呢?
九月二十六日的上海群众大会，我们在这大会上夺取了领导权，把反革命派所召集的大会变为革命的大示威。十一月三日、五日，党所领导的两次上海闸北示威中，国民党开始撕破它的“对日宣战”的假面具，公安局五区下令开枪屠杀向国民党请求对日宣战的群众。广州在十一月十日发生同样的惨杀。但国民党仍用微换公安局长职务的办法，来维持群众中对它的幻想,装出模样，好像下令枪杀的只是公安局长，而不是国民党，好像国民党还是准备对日作战;我们党于是集中火力，把运动推向国民党的中央机关去，动员了广大的学生群众，到南京请愿和示威。直到北大南下示威团到南京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于示威和请愿的学生，实行大批屠杀。国民党已经不能容忍群众的民族觉醒，下令禁止一切反日罢工示威等，连到南京请愿对日宣战也被禁止。国民党公开的说，“对日宣战”是政府的事,民众不得过问。这时候国民党迫得不能不取消“对日宣战”的口号，而改用所谓“长期抵抗”的口号。因民党不能不暴露自己帝国主义走狗的面目，以血的镇压来对付群众抗日运动。
这样，一方面,国民党“对日作战”的欺骗被拆穿了，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上认识了国民党的卖国贼的作用，另一方面，群众的反日运动开展起来，并且这个运动带着直接反对国民党的性质，群众的反日组织是形成和巩固了起来，而十一月七日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更把苏维埃与国民党的原则的对立尖锐显示了出来。
第一阶段的情形，就是如此。
第二阶段——“一二八"到中央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抗日作战协定三个条件的宣言。
南京屠杀之后，党继续开展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组织反对南京政府屠杀群众的行动。在上海，这一斗争得到“抬棺示威”的名字。党在上海领导群众把在南京被惨杀的杨姓学生的棺柩抬着行，组织了几年来所从未有过的几万人的大示威，示威的行列通过许多上海最重要区域与街道。这时候运动是扩大了，但运动有自己的弱点，就是还没有吸引更多的工厂工人来参加运动，无产阶级的骨干还是比较的弱。党立即就注意到工厂中的工作，使这一运动不仅有无产阶级的路线，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组织的骨干。党组织了沪西的同兴、日华等日本纱厂的罢工，并把它扩大成为全沪西以至全上海的日本纱厂总罢工。这一目的，在上海战争尚未爆发的前夜，就达到了。这一伟大的日本纱厂同盟罢工，革命化了整个上海的环境,使帝国主义在赤色的上海面前恐怖起来，因而决意采用直接武装占领的方法，来与革命的上海工人与上海民众作战。同时，亦因为上海工人的英勇斗争及群众的反日运动的高涨，使十九路军士兵受到革命的影响。由于这些情形，爆发了“一二八”上海战争。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晚十时，国民党已经完全答应了帝国主义的一切要求，十九路军军阀下令军队微退淞沪，把上海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并且封闭民众反日会，禁止一切反日运动，镇压反日罢工，自己担负起反对上海反日运动的清道夫的使命。我们现在所有的材料，已经完全可以证明,上海战争中最初抵抗的是工人义勇军工人群众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引起了十九路军士兵的自动参加,大家知道，当“一二八”战争爆发的时候,十九路军已大部退出上海，留在上海的只有一团人。战争爆发后，因为十九路军士兵要求抗日，十九路军军阀最初只肯每团抽一些人去作战。但是十九路军士乓违抗了他们官长的意志，全部参加了抗日战争。工人义勇军与十九路军士兵，把这个英勇的抗日战争支持了一月零四天。
国民党采取了一切办法，来迅速的结束战争，他们准备收缴十九路军士兵的枪械，最后更用机关枪扫射不肯撤退的十九路军士兵。一切反革命党派，重新提出了他们的已经破产了的“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的口号。我们的党做了什么呢?我们告诉全国民众，怎样能够取得上海战争的胜利。党在二月二十六日，即是上海战争的炮火最激烈的时候，拿上述一标题发表了宣言。宣言说:
“要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这一领导，把领导权拿在民众自己手里。因此，我们主张:
(一)十九路军士兵立刻不顾一切长官的命令,追击日军到租界内，消灭日军的根据地，坚决反对'退却’、停战’把上海交给任何帝国主义。
(二)民众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压迫，自动启封一切革命团体，大批的武装工人与一切劳苦群众，组织民众的义勇军与游击队，保护自己的革命组织，并参加前线作战。
(三)革命的士兵，立刻组织士兵委员会,直接接收与分配民众的捐款与慰劳品(当十九路军士兵在上海抗日作战时，一个多月中共收到民众捐款与慰劳品数千万元，大多数被军官吞没——博注),监视与逮捕一切不抵抗的长官，并且加人民众的革命组织。
(四)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一民族革命战争。
(五)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刻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银行、工厂、商店与交通工具，拿来作为民族革命战争的用途，并且以同样的办法对付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资本家。
(六)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刻腾出一切公共房屋给失业工人与灾民居生，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建筑物交给工人与灾民的组织;从大资本家、大商人大批的征发粮食与衣被，分配给失业工人与灾民;没收一切帝国主义走狗与投机资本家的财产;立刻宣布八小时工作制与社会保险，改良失业工人的生活，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
(七)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召集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的代表会议，把政权交给民众自己的政府。
我们以为只有这些具体办法的实现，才能把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拿在我们的手里，而不为国民党军阀所出卖。也只有这样，民族革命战争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上海战争中，党提出了最彻底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纲领，提出了要取得上海战争的胜利的革命的办法;这是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具体的行动纲领。
但是，我们党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主要的弱点，这就是，党没有能把上海战争的军事上的领导权夺取在自已手里，一直到战争结束，军事上的领导权是在十九路军军阀的手里的。我们的这一弱点，一方面使国民党能够出卖上海战争，另一方面使国民党及十九路军军阀能把自己描写成为“民族英雄”。这就使得:
(一)国民党能在“一二八"后再行欺骗群众,似乎国民党中至少还有十九路军那么一派不是不抵抗的。国民党利用了这一政治资本,就提出“抗日必先剿共”的口号。国民党卖淫妇汪精卫之流，把上海战争失败的责任推到苏维埃与红军身上，说上海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红军“捣乱后方”，使国民党“不能调兵援助十九路军”。为了增加这种武断宣传的政治资本起见，国民党尽量利用一些所谓“民族英雄”,除了蒋光鼐、蔡廷楷[锴]等以外，还把出卖满洲义勇军的马占山、苏炳文等抬出来。蒋介石把马占山、苏炳文等请到江西来“参观匪区惨状”，叫他们回去宣传,说“江西的共祸,比满洲的亡国还要惨”等等。
(二)国民党散布对国际联盟与美国的幻想，说“世界公理尚存”，要群众去等待美国与国联来主待[持]公道,党的弱点，使得党在“一二八”战争以后,要用极大的努力,长期的工作，才能把国民党的欺骗完全揭露“一二八”战争之后，群众已经知道国民党的投降出卖，但是他们还没有确信苏维埃与红军真正抗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党的方针应当是三个:第一个基本方针就是最明显的表示苏维埃与红军是决心准备抗口的，揭破国民党“红军捣乱后方”的欺骗。正当国民党说红军妨害抗日的时候，苏维埃中央政府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发表了对日宣战宣言和动员令。宣言中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解放和独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才能直接的、毫无障碍的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才能使民族革命战争，在全国大大的发展起来”。
国民党把淞沪变为共管区城，而苏维埃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下动员令。在动员令中，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红军、地方部队与赤卫军，全体准备随时出动，全国苏区准备一切力量来发展民族革命战争。
苏维埃中央政府的这一行动，相当的揭露了国民党的“抗日必先剿共”的武断宜传,但还未能把它完全揭露。因此国民党尚能在“抗日必先剿共”的口号之下，进行四次“围剿”。
为着更进一步揭露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和表示苏维埃红军的抗日决心，在黄狮渡战斗胜利，四次“围剿”开始粉碎的时候，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的时候，十央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发表第二次宣言，这就是最著名的在三个条件之下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宣言。宣言说:
“国民党政府及其政客，解释他们的罪恶行为卖国勾当的理由之一，就是说:中国苏维埃的存在，使他们不能动员一切力量来进行国防，使蒋介石不愿意与日本军阀作战，而用将近一百万的大军，去进攻已经创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府的中国工农。
“但是中国民众愿意自己保卫自己，许多部队与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反对屠杀自己的兄弟姊妹，赞成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开始了解，只有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能够胜利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斥国民党的解释是愚笨的谎话，他们想用这些愚笨的谎话，在全国民众的面前掩盖自己的卖国行为。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再一次提醒中国民众，我们在去年四月已经号召全国民众与我们一起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而蒋介石对于这个号召的回答，是动员一切军队进攻中国工农政府与工农红军，而不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
(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
(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这一宣言，是反帝、反国民党最主要的文件之一。它揭破了国民党的“红军捣乱后方"的谎话与造谣，使国民党军阀处在最困难的地位中。这一宣言的影响，如此之大，使得国民党政客丁文江之流也来讨论这一宣言。丁文江做了一篇文章，叫做“假使我是蒋介石”，在这篇文章里，他说，假使他是蒋介石的话，他就要与红军订立抗日作战协定了。帝国主义的报纸，也把这一宣言登载出来，并且认为这是中国的重大事变。宣言惹起国民党下层党员的不满，质问国民党中央，为什么不与红军联合抗日，以致于汪精卫不得不在国民党中央常会上含糊的狡猎的回答道:“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质问，为什么本党中央不与红军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呢?这个问题是太幼稚了”。最后，这个宜言瓦解了“围剿”苏区的部队的军心，直接帮助我们彻底粉碎四次“围剿”。在士兵群众要求北上抗日，不愿与红军作战的情绪的压力之下，许多中下级白军军官要求北上抗日，离开江西，甚至蒋介石的最忠实的走狗陈诚也惧怕因士兵反日情绪与对苏维埃红军的同情之增大，而在与红军作战时遭受更大的损失，被迫向蒋介石提出北上的要求。这使蒋介石再不能容忍下去，不得不公开下令说“侈言抗日者,立斩无数”。这样，我们就把国民党“抗日必先剿共”的政治资本，完全夺去，把国民党的卖国贼脸，赤裸裸的在广大群众面前揭穿。
为要掩饰自己的投降出卖，国民党用一切力量企图证明“中国无力抗日”。借此在群众中散布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失败情绪。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卖淫妇汪精卫做这样的演说:“要有抵抗的能力，要充实抵抗的能力，必须从政治上、社会上想种种方法去充实国民的生产力，然后再想种种方法，使国民的生产力能应用于武力……”换句话说，中国现在没有力量抗日，要抗日必须等“建设”后才有办法，所以现在只好让日本向中国进攻，只好步步投降，步步屈服。他的这些话，不过是想把国民党的一切卖国行为，以及将来更大的无限制的卖国行为，解说成为合理的行为，但国民党已经被迫得不能不公开承认，它完全不是什么民族英雄，它迫得承认，它是向日本帝国主义步步投降，步步屈服，而且是反对抗日的。
党除了上述的第一个方针以外，还有第二个基本方针,这就是建立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群众已经对国民党不满,但还没有完全的相信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最广泛的团结群众，在斗争中提高群众的觉悟。党在这时候与左倾的关门主义作斗争，因为左倾的关门主义，把那尚没有相信和拥护苏维埃的、而真心愿意反日的群众，当作反动的看待。党同时也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不愿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不愿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把我们变成资产阶级白由主义的尾巴。党在许多文件中提出统一战线的问题，在去年九月党中央给满州省委的信中，指出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与策略方针:
“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阶段上，我们的总策略方针,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斗争》十九期)。
在这封信上，中央指出了统一战线的四个基本原则：
“第一，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同体中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
“第二，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必须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素，须分别的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
“第三，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必须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
“第四，不保证反帝运动有无产阶级的骨干，没有无产阶级广大的群众革命组织(亦色工会、罢工委员会、反日会、工人纠察队、工人义勇军)，就不必想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来实行真正革命的统一战线，或使之有利于无产阶级，也不必想夺得无产阶级的领导”(同上)。
党在这四个原则的基础上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关于三个条件的宣言,亦是根据着这一基本方针而作的。党用了统一战线的方针,在满洲以人民革命军为骨干,与其他义勇军订立了统一战线。谁也知道,因为党的这一方针,满洲的反日战争不但不因国民党军阀的叛卖变节，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惨[残]酷屠杀大举进攻,而削弱,而失败;相反的,现在连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承认，没有十年的“进”，不能把这个力量消灭。它日益团结满洲最广大的反日群众，成为满洲苏维埃运动的胚胎。
党的第三个基本方针，是尽量揭露国联与美国在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针对着国民党的散布美国国联的幻想，党在群众中指出，国联和美国并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相反的，它们鼓励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中国革命，另一方面自己也实行趁火打劫，加紧的瓜分中国。觉利用了李顿调查团来华及其报告书，美帝国主义在上海战争时企图瓜分上海等等事实，进行揭破的工作，消灭国民党在群众中散布的幻想。结果是很明显的，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分赃的机关，美国一样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这些观念是最深刻的印入于广大群众的心头。
第二个阶段的情形，就是这样。无疑的，在这个阶段上，由于我们采取了许多灵活的、适时的战术步骤，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这个阶段上以及以后的时期中，我们还有许多弱点，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没有能够适时的揭破国民党“中国无力抗日”的武断宣传，而以明白通俗的反日作战纲领，在群众中广泛的通俗化起来，以坚定群众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的信念。
第三阶段---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产生及其覆灭。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滦东、察哈尔，卖国贼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了出卖华北的塘沽协定。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使进攻苏区的白军瓦解,在四次战役中得到最后的胜利,并且接着在福建方面摧毁了十九路军军阀的进攻，得到极大的胜利。
国民党统治的破产，群众的不满和革命情绪的增涨，苏维埃红军的伟大胜利，这不能不迫使统治阶级找寻新的机动，玩弄新的把戏，以新的统治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一九三三年秋季我们在统治阶级的营垒中看到两种政治的倾向，一方面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派之法西斯蒂化的激进，这一派想依靠于野兽般的恐怖主义，无情的残酷的镇压一切群众的不满情绪，依靠法西斯蒂的屠刀来维持自己破产了的统治。另一方面则是十九路军军阀为首的一派，企图借助于“左”的、假革命的口号与纲领，以阻止群众更进的革命化，而在新的形式之中继续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最后，这便形成统治阶级营至中公开的分裂。福建便组织了独立的“人民革命”政府，它在一个时期中成了一切在野的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派集合的中心。
人民革命政府的问题，是放在党面前的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政府公开的与南京政府对抗，口头上讲着一切革命的词句，并且以口头上的应允苏维埃的三个条件而要求订立反日、反蒋的作战协定。事实上，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很清楚的，这些屠杀工农兵与革命士兵的刽子手，不会执行任何与南京国民党有原则上不同的政策的。问题的复杂更在于他们的确有一部分群众的支持,这些群众极端愤怒国民党的投降和卖国,然而还没有能够确信我们的主张，福建派的首领们正是用找寻第三条道路之旗帜以剥削群众间的这种情绪，而阻止他们直接的转到共产主义的苏维埃的方向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党采取了如下的基本方针:(一)尽量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争取群众的同盟者，以推动和发展在福建以及全中国的群众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将这个问题提高到争取革命后备军的高点上来。
(二)最严格的、无情的揭露福建派口号与政纲的反动性，及共领袖的动摇、妥协、投降、出卖，并使群众在自己的实际经验上了解只有苏维埃才能敷中国的真理，以促进第三条道路找寻者的破产，以保证群众决定的转变到我们方面来。
(三)在福建派承认苏维埃红军三个条件的基础上，不拒绝与福建政府订立初步反日、反蒋的协定，以便在群众的面前证明苏维埃红军忠实于自己的宣言，并只要有最小的可能都用来为着实际的实现民族革命战争而奋斗，同时，最严厉的批评、指斥福建派对协定的执行的延宕，迟疑背约，借以揭破他们的真实面目。党的这个基本方针是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战略战术的原则而定下的。
斯大林同志曾在《列宁主义概论》上指出，除了在直接的革命后备军之外，还有一种间接后备军。且特别指明这种间接的后备军“对于革命过程有重大的意义”，这种后备军是:“(1)无产阶级以外之本国的其他阶级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来削弱敌人的势力，增强自己的后备军;(2)敌视无产阶级国家之资产阶级国家互相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譬如帝国主义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来向敌人进攻或对敌防御(《列宁主义概论》九三页)。
斯大林同志接者说:“战略的指导的任务，就在正确使用所有这些后备军，以求在革命发展的某一阶段中，达到革命的根本目的”。
怎样才能够正确的使用这种后备军呢?
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更详细的解释了这一问题:
“要想战胜更有力的敌人，只有用最大的力量，并且必须最谨慎周到、细心敏捷的，一面利用敌人间每个(即令是最小的)间隙，利用各国资产阶级间，各国内部各种资产阶级间的每个利益的冲突，他方面，利用每个(即令是最小的)可能的机会以求获得群众的联盟者;尽管这个联盟者是一时的、动摇不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都不要紧。谁要是不懂这一点，谁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科学的社会主义，一窍不通。在比较长久的时期中，在比较复杂的政情中，谁要是不会在实际上证明他会应用这个真理，那么他就可以说还未学会怎样在斗争中帮助革命阶级，以求把全体劳动人民从剥削者手中解放出来。以上所说的，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及以后的时期，都可适应”。
列宁与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这一战略原则，党把它采取了作为对付“人民革命”政府事件的领导的战略则。党依照着这一原则，把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提到为争取革命后备军的高度上来，这样来揭破第三条道路的武断欺骗，忠实于自己的发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事业。
党与苏维埃政府怎样实现了这个基本方针呢?党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步骤，其主要的是:
(一)最坚决揭露“人民政府”的政纲:指出其政纲中之“否认帝国主义强制的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投降及拥护不平等条约的继续存在，指出“计口投田”实际上是阻止农民自己动手的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口号,揭破所谓“生产人民”的术语，是用以模糊、抹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以党和苏维埃的革命政纲尖锐地与他对立起来。(二)利用他的反日、反蒋的“左”的空谈及民主权利的允诺，发动广大的反日、反蒋的群众运动，号召群众自己动手的实现一切民主的武装的权利，提高这个运动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及土地革命的高点。
(三)为着这点加强党在福建的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群众中的工作，组织他们在工会、“反日会”、农民委员会等等中间，并实行自己武装起来，同时采用最广泛的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保证在这个运动中的我们的独立领导。
(四)在苏维埃红军宣言的三个原则的基础上,苏维埃与“人民政府”订立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并采用许多政治和军事的步骤，以求这个协定的实现及推动反日、反蒋的斗争。同时，最严厉地批评、指斥、揭露“人民政府”的对协定的怠工，借以揭露“人民政府”领袖的反革命面目。
(五)加强在十九路军士兵中的工作,号召他们反对反动的长官，实行坚决的反日、反蒋的武装斗争，号召他们与红军联合与加入红军。
这些以及其他的步骤，保证了党的基本方针之实现，扩大了党和苏维埃的影响，使群众了解第二条道路的破产的实质，使它迅速的走到破产。广大群众不仅知道国民党是不能抗日的，并且知道也不能抗日，所谓第三条道路，只有苏维埃能够领导胜利的抗日战争。
不管在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工作上还有许多弱点，以致我们没有能夺取十九路军影响下的士兵到我们力面来，没有能够很好的利用这个时机，但是我们基本的方针是正确的，而政治的成功亦是不可忽视的，这个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阶段。
三、民族危机的新阶段中我们党要做的是什么?
现在我们已进到第四个阶段。就是:民族危机的新阶段。
那些事实表明民族危机的新阶段?这就是: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华北、华南，都在最积极的进行侵略。日本帝国主义事实上已经占领了整个黄河以北的中国地方，而且事实上开始占领福建。但这并不使它满足。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所发表的宣言，声称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保护国，一切帝国主义不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允许，就不得于涉中国事情。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是要把全中国做它的殖民地。在发表宣言之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许多步骤:日本公使有吉与卖国贼蒋介石、汪精卫、黄郛密谈卖因协定;实行中满通车，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无阻碍的侵入华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一千五百余件所谓“中日悬案”与国民党进行交涉，其中一件就是要国民党政府承认三万万元的西原借款;日本帝国主义把南京副领事藏本藏在山里，借口藏本的“失踪”，动员兵舰集中南京，镇压南京政府更进一步的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台湾浪人在福建到处活动等等。总起来说，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占领华北，并且要独占全中国，把全中国变为满洲，变为它的役求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积极的进攻福建，这是将来直接进攻中央苏区的准备。
国民党更公开的、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现在国民党已经不但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且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它已经出卖了满洲、华北、藏、康、新疆等半个中国，还在继续出卖整个中国给帝国主义。
国民党用法西斯蒂的“新生活运动”来麻醉民众。“新生活运动”的口号，是“复兴中国民族”，不是用民众的武装的抗日战争，而是用提倡礼义廉耻，走上复古的旧道路，提倡旧的奴求顺从的道德，使全国人民安稳的做奴隶。“新生活运动”，不是蒋介石所发起的，而是帝国主义所发起、由蒋介石来进行的。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才是“新生活运动”的发起人与组织者。日本的最积极主张侵略中国与进攻苏联的法西斯蒂军阀--前陆相荒术贞夫，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与日本新闻记者谈话:“道义的日本，建设皇国的日本于道义之上，集日本全部的努力，其庶几乎有效”。以侵略、屠杀、轰炸、抢、奸淫为事业的“道义的日本”,要把中国也创造成为“道义的日本”的一部分,所以要使国民党先在中国亡国之前，把旧道德提倡起来,准备顺民，以便“皇国的日本”好来安稳的统治。今年四月二十日，日本注[驻]福州公使今村在蒋鼎文的宴会上说:“中日两国的国交，要建立于道德之上”。换句话说:中日两国的“国交”，要建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用“新生活运动”,提倡旧道德,养成帝国主义顺民的基础上。
国民党高喊“中国无力抗日”、“抗日必先建设”。国民党的四中全会，定出它们的任务,是所谓“充实国力”“力求建设”、“专力剿共”，而不是抗日。国民党的这一切，都是为要在群众中散布对于抗日作战的悲观失望的情绪，阻止群众的革命斗争。
同时，全中国民众的反帝运动，虽然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镇压之下，但仍是发展着。最近，七月一日中满通车的第一次列车，在塘沽与芦台之间，发生爆炸，乘车的汉奸遗老之流死伤了半数。在华北战区中，发现了革命的传单。在白区，成千的爱国志士正在发起民族自卫会。反日、反帝的斗争也正在走上新的、更剧烈的阶段。
在目前的阶段中，党应当采取什么方针?为着实现党的基本口号，我党的中央已经和将要采取什么步骤?我们应该动员做些什么?
(一)党在四月二十日的宣言中，定出了反日统一战线的五大纲领:1、坚决反对国民党整个的投降出卖政策，反对国民党出卖东北、华北与全中国的塘沽协定和中日直接交涉。抛弃对国联与美因的任何幻想，只有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团结与统一，才是中国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力量与胜利的保证。2、全中国的民众必须起来，为保卫中国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3、号召民众直接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用所有军器库及人口武装来武装民众，组织民众的反日义勇军。积极援助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以及广大群众抵制口货的行动。4、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财产，停止支付一切债款本息，设施累进税来作为抗日的费用。5、中国必须立刻完全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即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这一个步骤，使我们具备了一个最通俗的纲领，作为团结全国民众的旗帜，揭破国民党的“中国无力抗日”的欺骗。
但是，仅仅有这个纲领，还是不够的。要使这个纲领为群众所了解，要使群众了解中国是有力抗日的，必须进行具体的解释，解释我们对日作战的时候，兵力那里来，武器那里来，战费那里来，拿什么做领导机关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国群众完全相信，抗日是有办法的，而且一定会胜利的。
这个解释与鼓动应该依照着下面的基本纲领而进行:
1、全体人民总动员:广泛组织民众反日义勇军、反日游击队、募捐委员会，以援助满洲、热河义勇军与游击队，以及作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基金。组织侦探队、破坏队、交通队、运输队、救护队、宜传队等等;组织纠察队，以监督抵制日货，吸引和动员一切民众去进行反日、反帝斗争。
2、动员一切海陆空军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不许一兵、一卒、一个飞机留在后方反对本国民众。停止进攻苏区，一方面使红军能够进行反日、反帝战争，他方面，使军队不至于参加屠杀工农，而给他们一种可能，把自己的武器用去反对中国的死敌--帝国主义侵略豕。
3、以兵工厂和军器库的一切武器来武装全体民众，将本国已有和正在制造的以及由外国买来和输入的武器武装起来。
4、解放抗日战争军费的具体办法:①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租界、银行、工厂、铁路、轮船、矿山等)和商品,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经费,因为日本在华的投资已经超过了日金二十万万元;②停付日债一切本息;③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④实行财产果进所得税;⑤在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以及一切同情中国劳动群众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人们中，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等等。
我们必须动员我们一切的力量，用一切方法来通俗化这个纲领。这是揭破国民党“无力抗日”的胡说的最有力的工具。
(二)不仅要宣传，而且要用这个纲领来广大的组织群众，把工人、贫民、学生以至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组织在各种民众反日组织之中，我们用一切力量来形成民族革命自卫委员会，成为领导抗日战争最高指挥机关与政权机关。
(三)加强白军士兵中的工作，要采取更多的方法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是我们工作薄弱的一环，今后必须努力的加强它。要学习上海战争中的经验，利用居民中的反日情绪来影响土兵群众。
(四)提高苏维埃与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目前的阶段中我们已不能满足于宣言与协定。时机已经成熟、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拨一部分的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在这方面采取了相当的决定。我们应该给群众证明:红军是民众抗日战争的主力。(鼓掌)
红军直接对日作战的时期已经日益迫近，我们全体红色的军人，应当准备着在任何时候率领着全国民众，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鼓掌)这种情形，要求红军努力提高军事技术，军事政治的教育和自觉的纪律，使红军能随时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我们的赤少队，也要加强政治军事的训练，准备将来一声号召之下，站在全国民众的先头，去同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
(五)但是，当苏维埃与红军进行一切工作来组织全国民众的抗日战争的时候，丝毫不能减弱我们粉碎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工作。因为这个“围剿”，是帝国主义所组织的，是对中国唯一完全脱离了帝国主义势力的区域的进攻。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每一次进攻，都是与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联系着的。“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国民党不是去进行抗日，而是进行对苏区三次“围剿”。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热河，国民党不是去抗日，而是进行对苏区的四次“围剿”。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国民党不是去抗日，而是进行对苏区的五次“围剿”。日本帝国主义宣言独占中国，国民党不足去抗日，而是向苏区大举进攻。只有忠实于我们的口号“推翻国民党卖国政府,是进行胜利的民族革命的前提”彻底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全部红军才能北上抗日，才能真正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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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实现列宁的预言。列宁曾对东方的弱小民族说，
“无论这些民族如何弱小，无论欧洲的压迫者在斗争中使用一切惊人的技术与军事艺术，似乎他们的力量是不能战胜的，然而，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如果它善于唤醒真正千百万的劳动者与被剥削者，那末，它包含有这样的可能，这样的奇事，就是说，不但从世界革命的前途的观点，而且从直接的军事经验的观点来看，东方民族的解放现在就实际上完全可以实现的。”
我们将要教训帝国主义者们，教训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们，教训高喊“中国无力抗日”的汉奸卖国贼国民党:中因的民众将在苏维埃的领导之下，胜利的进行民族革命，得到彻底的民族解放如列宁所预言的那样!(大鼓掌)
(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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