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
来源：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 档案出版社   2024-06-14 09:41:35

　　(六次战争即指我们平常所讲的五次战争)

　　(略)

　　论到我们的这些错误和弱点时，我首先就应当指出，我们在福建事变时军事计划的错误，直到现在关于福建事变教训问题，一部分人中间多少有些争论。讲到福建事变发生的原因，现在大家都一致承认了，福建事变不简单地反映国民党军阀内部冲突，而同时是中国广大的民众--尤其是十九路军士兵，和一部分官佐的反日反蒋底革命情绪的反映，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号召一切军队共同抗日讨蒋底第一次实际响应，并切[且)是中国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力量和威信日益增长的结果。讲到福建事变失败的主要客观原因，即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帮助，以极大军力向十九路军猛攻，这是不可争辩的实事。讲到福建事变失败的主观原因，事实上现在也不容争论，因为十九路军领导方面的错误和缺点，现在事过境迁更看得非常明显的，现在谁都知道即是站在最友谊和最爱护十九路军底观点上讲，也不能不指出当福建事变时十九路军领导方面，确实犯了下列错误:第十九路军领导，在政治方面上了生产党甚至个别托陈取消派分子这类无聊政客的当，这些政客们一方面想利用十九路军这支军力，来达到他们幻想的中国的“第三条出路”(即是既不是国民党的反革命的殖民地化底出路，也不是苏维埃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出路)，因此他们故意在口头上提出许多他们自己认为是过左的口号(如什么耕者有其田、“分配土地”“国有矿山森林水利”……等等)，而在实际上他们不仅不能执行这些口号，而且甚至连一般民主自由权利(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身体、居住、罢工、示威等自由)，都不能和不愿给与民众，另方面他们企图利用十九路军来作为升官发财和争权利的工具，结果使十九路军和所谓福建人民政府，陷人这样一种政治环境里，就是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实际行动……不合乎他们的革命词句，所以劳苦民众不能真正起来帮助他们。另方面，因为他们高唱革命口号，于是使各种可能的以至原来多少有过成约的反蒋军阀方面的同盟军，暂时的对福建事变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第二，十九路军领导方面，仅仅实行了他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方面签定的协定的一部分(例如公开宣布反日反蒋，停止进攻苏区和立即进行讨蒋军事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和建立经常互相通商关系，释放政治犯等)，但是未有执行福建①中的另外一般部分(如武装民众抗日讨蒋，广大组织工农群众等等)，以致不能得到群众武装和群众组织的援助。第三，十九路军对于闽赣东北边境，这条战线的严重意义估计得不够，以致把防守延平这个战略要地底责任交给了那些靠不住的和见利思迁的将领，尤其重要的当那些叛徒将把延平一带出卖以后，十九路军领导方面未能接受红军总司令部及苏维埃政府的忠告和提议(即立刻武装民众继续进行坚决反蒋武装斗争等等)，未曾企图与红军共同讨蒋作战，以便尽力逾成新局面，而意[竟]然几乎不战而退出福州。

　　但是讲到在福建事变时，我们红军指导在军事计划方面是否犯了错误这一点，却直到现在，还在个别分子中间，不免有时发生争论。我们的觉和红军领导方面，早已了解到我们在福建事变时在军事计划方面，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领导的方面和十九路军领导方面一样，对于闽赣东北战争底严重政治意义和重要军事战略地位，估计得不够，我们的领导方面和十九路[军领导方面一样，以为十九路军和蒋贼军的主力战应在浙江方面，因此，不仅未曾特别加强力量去巩卫这一道战线，而且将当时在延平、邵武一带驻防的一部红军主力，调向抚州战线方面去，同时甚至企图使红军渡过赣江从后方去给蒋贼军以严重的打击，而事实上因为我们军力在这条极严重战线上的减弱，所以蒋贼军在其走狗刘和鼎等帮助之下，能够比较顺利无阻地向这条战线推进，蒋介石军占领延平，就造成了一方面截断十九路军攻浙部队后方，而另方面直接威胁福州的形势，因此在十九路军方面形成了惊惶失措底情绪，而在那个时候红军又来不及立刻给十九路军以应有的和有力的援助了。如红军领导在军事计划方面这个错误，以及十九路军领导方面的各种错误，就形成了福建事变失败的重要原因。十九路军在福建的失败，马上增加了红军反对六次“围剿”斗争的困难，如果我们红领领导方面及十九路军领导方面，没有这些错误和缺点，那么，福建事变或会得到完全另样的结局，因为在十九路军顺利政入浙江和红军积极在闽赣东北线活动底情形之下，蒋介石的地位更感到非常困难。蒋介石无论在浙江战线上或闽赣东北战线上受到失败，都不可免的要引起他的前线总溃退，而在福建事变继续向前发展的条件之下，全中国政局将会产生完全另外一种新局面，因为如果十九路军和红军能够在共同作战条件下，给蒋介石以巨大的打击，那么毫无疑问地一方面要引起广大民众的反日反蒋的革命巨潮，另方面要引起一切反蒋军阀派别以至蒋军内部动摇队伍起来实行武装反蒋，这种假定在实际上，完全有实现的可能，例如在福建事变前后，北方吉鸿昌、方振武、孙殿英、冯玉祥等部队，还公开打起了抗目讨蒋的旗帜。如果福建事变能继续发展到北方武装反蒋发动之日，那么北方反蒋势力和十九路军，都或会得到另样的结果。如果当时能形成像以上我们所说的这种改局，那么不仅蒋介石对红军六次“围剿”早已完全破产了，而且全中国的政治情况，在今天有可能早已是另外一种局面，即是更加有利于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发展的局面。

　　有个别的分子对我们党和红军领导机关，对于福建事变时我们军事计划底这种估计，有些不同意，这些人以为福建事变时，红军的军事计划是对的，这些人的第一种理由是红军不应当代十九路军接受蒋介石的打击，因为当时蒋介石集中一切力量去打击的目标是九路军。这种理由猛然从表面上看，好像也言之成理，但实际上简直经不起任何批驳。因为问题的中心,不在于我们红军愿意不愿意接受蒋介石这个打击，而问题的实质是在于,或者红军和十九路军一起来击退蒋介石的力量,或者是蒋介石打败我们的同盟军--十九[路]军，然后再集中一切力量来打击我们的红军。这些人的第二种理由是，红军因为缺乏空军及重炮队，实际上不能够真正妨碍和阻止蒋介石，从东北战线对福建的进攻，这种理由已经被事实粉碎了，事实证明了中央苏区红军，在福建事变失败后，在军事环境比较福建事变时困难得多的条件之下，仅仅靠自己的力量，还能在几个月期间，阻止和妨碍蒋介石从各方面战线的进攻，还能使蒋介石军队在几个月期内，非常困难地和缓慢地侵入苏区某些领土，而在福建事变时，红军妨碍和阻止蒋介石对福建的进攻，要比现在妨碍和阻止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进攻更容易做到些。同时我已经说过了红军在当时阻碍蒋介石，从东北战线向福建进攻，不仅有非常大的军事作用，而且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此外最坏的就是另一部分极少数人的观点，他们否认福建事变时我们的错误，是从企图抹杀这些错误找掩盖，这些错误底观点出发的这些人，完全不了解共产党的优点和力量之一，就在于我们的布尔塞维克党与一切资产阶级改党不同，就是我们不仅不抹杀和掩盖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而自勇敢地揭发和公开地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便在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教训当中来学习，使将来再不重复这些错误和缺点，并且懂得应该怎样去战胜敌人。

　　第二，在最近年来我们工作当中的错误和缺点，对于红军反对六次“围剿”斗争，有直接影响的，我认为是我们北方党部，对于吉、方、孙、冯等部队，在本年春季发生的抗日反蒋武装行动意义的忽视。这些军队反日反蒋行动,受到失败的主要原因,一切站在抗日讨蒋的统一战线底友谊观点上的人，都不能不指出下列各点:(一)蒋介石公然派兵去打击这些军队的后方，因此缩所谓日满联军军事行动上以莫大的便利，并认这些军队失败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蒋介石与日满匪军的公开的军事联合行动;(二)这些军队发动退了一些，就是他们未能与南方福建事变同时发生，而是发生在福建事变失败以后②;(三)这些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不仅不真正允许民众自由地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以便向武装的日本强盗及其走狗蒋介石进行严重的斗争，反而用尽方法去妨碍和阻止民众组织和民众武装的行动;(四)这些军队的高级将领，在军事行动当中经常表示出动摇和不坚决，但是同时必须指出革命力量，在这些军队行动中底错误和缺点，如果可以断定说这些军队的武装反日反蒋行动在一定程度内，是由于我们的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军队中和民众中英勇工作而准备起来的，那么，同样应当指出，我们的北方党部在这些事变当中，犯了极大的错误。他们的错误，首先就表现在他们没有对于这些事变加以严重的注意，他们没有企图把这些军队争取到真正进行坚决反帝反蒋斗争方面来。关于这一点，举这一件事实便可以证明。例如虽然中央再三发出指令，虽被许多同志再四提出要求，要北方党部派遣大批党团员到这些军队中去形成坚强的革命骨干，并派得力的领导分子去形成有战斗的坚强领导机关，但北方党部只派了很少同志到军队中去,而且派了三个同志去组织领导机关,这三个人之中有一个还是不久才写申明书，这种简单万法混回党内来的反革命xxx派的分子(张金刃或名张慕陶),另外两个人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也都不能起独立领导作用的，结果就造成这样的现象，就是一方面，这个反革命的xxx派分子，在军队中假借党的名义进行奸细的和破坏的工作，在群众中和军队中破坏我党的威信，并进行分裂反日反蒋队伍的工作，另方面，革命力量在这些军队中，还表示出非常薄弱，以致我们不能在紧急关头，将这些军队引导到继续坚决反日反蒋斗争道路上去。现在每个参加过和晓得这些事变的人，都公开承认如果当时我们的北方党部不犯了这个错误,那么,我们的确有可能使这些军队之中底很大一部分，走到真正坚决地反日反蒋的战斗道路上去，结果便可以在北方和西北形成反蒋的新阵容,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逼使蒋介石把许多部队，不能不从江西福建战线上调到北方去，反对这些反日反蒋的军队，另方面不可免地要引起北方和西北民众的广大反日反蒋新高潮，同时还可引起其他反蒋势力起来行动，要是当时能形成这样的局面，那么，红军在江西福建战线上的斗争早已容易得多了。第三，我们工作当中的错误和缺点，对于红军反对六次“围剿”斗争有直接影响的，我认为是我们在非苏区的反帝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的错误和弱点-特别是我们党部和党员，对在敌人军队中的工作，有着不可允许的忽视态度，而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在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的环境当中，在红军反对六次“围剿”的情况之下，我党在敌人军队中工作有第一等重要的和决定胜负的意义。

　　如果要问我们在福建事变错误，在北方反日反蒋武装行动时错误，以及我们一般地忽视在敌人军队中工作的错误，有没有共同的原因呢?在我个人看来共同原因是有的。因为如果我们详细地和具体地分析一下，我们就可看出这些错误或多或少地都是从下列一个共同来源产生出来的，就是不了解在这些工作面前有了些什么新的特点，我们党在敌人军队中的工作，以及利用军阀派别内部冲突方面，目前应当特别注意那些新特点，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各点:

　　(一)因为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广大的民众反帝高潮，所以许多军阀的军队，都不能不带有情愿为武装保护祖国而对日作战的情绪。

　　(二)红军最近两年来已经成为全中国内一个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从“九一八”事变以来，红军自始至终地为武装人民进行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保障中国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这个神圣口号而奋斗，红军在事实上证明了在一切反蒋军事力量中，他是能够胜利的打退蒋介石的历次军事大举进攻底唯一力量。因此，一切反日反蒋的军事和政治派别，不管他们是从真正爱国和爱民族的观点出发也好，或者是根据帝国主义矛盾和军阀派别冲突的背景出发也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不能不把红军当作是反日反蒋的一种巨大军事力量。

　　(三)根据几年来的事实经验，我们可以看出，在组织和进行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事业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地和必须的，不仅有工农红军和一切觉悟的广大民众参加，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参加，虽然这些参加者之中有一部分只是暂时的，动摇的和不坚决的力量。

　　从这些新的特点看来，我们党在敌人军队中的工作及利用军阀派别冲突问题，都不能不按照新的观点和新的办法来解决。

　　我们党在敌人军队中工作方面底新观点和新办法应该是:第一，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我们不仅能够夺取士兵群众，而且在武装保卫祖国的战斗条件之下，能够夺取很大的一部分中下级军官成份;第二,在一定条件之下，甚至一部分高级将领，在自己军队和广大民众底革命情形逼迫之下，不能不实行公开的反日反蒋武装行动，同时就不能不允许共产党和革命组织，在他们统治范围内，公开宣传和活动自由，结果时常形成很便利的条件，可以使我党不仅有可能夺取很大部分军队，而且甚至整师整军的队伍到革命运动方面来;第三，我们党在敌人军队中工作的目的,已经不仅是在于使之瓦解，而且更多注意于夺取他们到武装挽救祖国斗争方面来。我们党在利用军阀派别冲突问题方面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应该是:第一，无论军阀派别之间存在和发生某种矛盾和冲突，我们党都要尽量使之发展，并特别使之有利于红军的武装斗争;第二,必须估计到这一件事实,就是在中国目前条件之下，蒋介石是中国人民及其红军的最主要敌人，蒋介石对任何反蒋派别底每一个胜利，都会加强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和红军的力量，同时蒋介石对红军底每一个任何胜利，也同样会增加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和一切反蒋派别的势力，据此，红军领导方面，要比前任何时候都应该更加特别注意利用军阀派别之间的冲突，首先尤其应当注意设法打碎蒋介石这个主要敌人的军事力量集团,据此,红军领导不仅不应当拒绝任何反蒋派别向他提出的订立作战协定，以便反对共同敌人(蒋介石)底要求，而且自己应当加倍地积极起来进行这一方面的工作;而当蒋介石反蒋派别之间的战争真正开始了的时候，不管反蒋派别与红军方面是否订立过共同反蒋的作战协定,红军领导都应当在一定战线上,实行最积极的军事行动，去反对蒋介石的军队;第三，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每一个真正的严重的反日武装行动，迟早不免转变成为反蒋武装斗争(如十九路军行动);同时，每一个大的反蒋武装行动，也有可能转成与日本帝国主义底公开战争(如吉、方、冯等在北方行动)，因此，我们的党，不应当对反蒋派别底反蒋军事行动采取旁观态度，而应当尽力企图把这些反蒋军事行动，转变成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强盗和本国卖国贼的一般民族解放斗争之某种组成部分。

　　(略)

　　现在说到国民党统治区域情形--国民党统治区域情形，也证明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着，反帝的首先是反日的斗争，日益包括更广大的民众。即就最近宋庆龄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以及发表反日宣言和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这件震惊世界的著名事件看来，也可证明反帝运动，正带着更大的威力向前进展着。宋庆龄等在这个纲领中公开指出，中国人民幻想国民党和蒋介石抗日救国的无望，以及等待美国或国联出来替中国人民主持公道的蠢笨和有害，同时坚决号召中国人民认清救国自救的唯一正确道路，便是以武装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宋庆龄等在这个纲领上，指出了六大具体主张，为使大家都知道这些主张起见，我就把他们全部念给你们听。

　　(略)

　　这个公布的纲领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空前的同情和拥护，引起了一切爱国青年的无限兴奋，同时引起了一切中外报纸的注意和反映，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和东北以及中日各地的报纸，对于这个事变，表示出极度的恐慌和愤慨。在纲领未公布以前，只在上海一地，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时间内,便有三千人以上签名,作为发起人和赞助人，在这三千多人当中，不仅有工农兵商学各界的爱国先进代表，不仅有许多诚意抗日救国的专家、学者、名流教授、律师、新闻记者、医生等，各种自由职业者，也不仅有著名进步政治活动家(如宋庆龄氏本人及何香凝氏等)，而且还有许多抗日爱国军人(如前义勇军领袖李杜以及彭浩然、张春武、冯巽占等)，还有银行经理及著名学者(如章壬琢先生等)，还有以老健著名的政论家马相伯氏、甚至还有老政客胡汉民先生。虽然蒋介石、汪精卫、杨永秦、黄郛、陈立夫、陈果夫等日本走狗，已经密议并且下令逮捕一切在这个反日纲领上签名的人物，虽然为这个纲领而积极奋斗的一批反日战士(如余其全、林子明、刘月英、王振生、陈在葛、李锦峰、张金标、刘志纲、郑玉龙、李文碧、张文情、王文杉、王秀英、宋壬美、宋美英等等二十余人),在本年七月二十六日,被上海英租界巡捕会同华探狗进捕去了，并且已经引渡到南京，现在正在监狱中受各种非人的虐待和折磨，但是拥护这个纲领的签名运动，正一日千里的风靡上海、香港、广洲、北平、天津、武汉全国各大中心城市，在各国的侨胞当中，同样在这个纲领影响之下，正蓬勃发展着极大的抗日讨蒋运动，这个伟大事变，在事实上又一次的证明了，非中国最广大的农民中间，已经成熟了武装保护祖国的必要，这种神圣思想:谁能不相信这一点，就是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底武装斗争口剧一日的情形之下，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刀枪每日每时都有可能加上全中国人民头颈上来的情形之下，中国人民的这种正义的思想，在最近的将来，必然会变成神圣的行动。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