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甲归田——抗战胜利后退役的黄埔5期生们(之十一)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2024-07-08 14:36:25

　　1944年底，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现，中华民国的军力也达到了空前的124个军354个师另31个旅近600万官兵，国力不堪重负。

　　1945年初，国民政府实际已陆续裁减了36个军111个师另21个旅，编制减少了约1/3，官兵人数减少了约110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惨胜。

　　1946年1月，为了减少军费支出，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国民政府决定再一次大规模缩编军队(上一次军队缩编引发了中原大战)(《本是同根生——中原大战阵亡的黄埔6期生》(之一-之八))。1月17日，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林蔚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关于整军的报告》：“国民党方面早在抗战后期便已计划军队整编工作，至如此庞大的兵力在经济上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而且部队素质低下，待遇不高，亟待调整整编。”是为国民革命军正式缩编的先声。

　　3月，军政部向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报告，国民革命军将在18个月内分两期整编：第一期12个月，部队从现在的91个军253个师裁减为30个军90个师，第一期第一阶段先把军改为师，师改为旅，预定5月底完成;第二阶段统一编成90个师，两阶段预计复员官兵143万人。第二期全军编为50个师，预计复员官兵65万人，地方保安团队亦复员1/3。——林蔚：《军事复员报告》

　　据蒋介石的机密甲9269号和9272号手令，国民革命军的整编方法是：“将全国现有陆军，按军师单位，军缩为师，师缩为团，或先缩为旅”。——《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1946年印本，第4页

　　也就是说，三师九团制的军缩编为二旅六团制、或三旅六团制的师，裁掉1/3的员额，从三三制改为二三或三二制。据时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郭汝瑰的看法，军政部原计划汰弱留强，后因各部队要求公平，遂改为全军一律裁减1/3，最终导致强者变弱，弱者更弱。

　　从3月开始，第一期整编陇海路沿线的27个军67个师，4月底完成;第二期整编长江以南的30个军84个师，6月底基本完成;第三期计划整编陇海路以北的32个军，自7月开始……此时，全面内战爆发，军队整编工作终止。

　　没有查到国民政府关于军队最终裁减实数的统计，按中共的统计：1946年6月，国军总数为430万人，较林蔚所称1945年底的490万的数量减少了约60万人。现有资料中，军官佐被裁后的有关情况较多，但很少有关于士兵被裁情况的资料。

　　按蒋介石当初的设想，是“将现役师旅团中之各级优秀军官佐及军士，轮流悉数选集于中央陆海空军各学校，重新训练，以为建立国防军之新干部，尔后按省设立军区，开始征兵，逐步成立国防师”;“将已经缩编之师旅，配置于全国重要公(铁)路线上，及国防重地，区分地境，限期六个月至一年内，将其所辖地区内之公路铁路或水利治河，定期完成，尔后按实有人数，师缩为旅，旅缩为团，继续增修公(铁)路与治河水利工作，并增加较久之生产事业，如造林，垦殖，与移民戍边等工作。”——《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第4-5页。

　　为此，行政院成立了“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对于复员官兵之生计，负统筹设计之责，务使人人各安其业，各得其所”(《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第4-5页，第3页)。然而，由于形势变化太快，无论是复员军官的转业训练还是薪俸待遇，最终大都停留在纸面上，未能真正付诸实施。按照当时的物价上涨情况，如果退役后没有职业，这点薪水不能够维持其原有生活水平，以至出现了“将级人员退伍还乡后，社会地位未予保障，致受保甲人员欺压”的情况(《国防部政绩报告》、《国防部会议记录》，1946年6月18日)。唯一实行了的，是成立了20个军官总队及4个直属大队，收容被裁军官。

　　这次大缩编，使得曾为国家浴血奋战的官兵对党国心怀怨恨，影响了社会安定，更是直接影响到今后部队的作战士气以及即将上演的国共内战的结果。许多戎马半生的被裁军官，除打仗之外身无长技，一旦裁减，走投无路，甚至不乏自寻短见者，军官团的“哭陵事件”便是最好的例证。

　　如果自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生走出校门到现在算起，他们也已经在硝烟弥漫的杀戮场上刀头舔血二十个春秋了。许多人被裁，许多人萌生退意，想回归正常生活，也有许多人受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蛊惑，想借着这一次的缩编，解甲归田了。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岂不是古今中外无数职业军人的终极理想吗?您想多了，那可能是“古”和“外”，“今”和“中”必不会如此，因为即将到来的这一战，不仅关乎权力与利益，更关乎意识形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您想少了，思想战线上的暗争，远比战场上的明斗更加神秘、诡异、残酷，岂非一般“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职业军人能够想象、理解、适应?正因如此，与后来“起义”、“投诚”以及“被俘”的同学们相比，那些在抗战胜利之后以各种理由退役转行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们各自的命运更加地戏剧化，也更加地扑朔迷离，更加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学史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规律吗?错，历史本无规律可言!新政权执政后“全国上下一盘棋”吗?从未有过，人治社会更多的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如果非要从历史的教训中总结出若干经验，我父亲生前(他在中华民国生活过二十多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过六十多年)总结了一条：

　　要么做大官，要么不要做官!

　　在收集抗战胜利后退役的黄埔军校毕业生资料的过程中，我总结了两条：

　　在他乡比在家乡好过;在监狱比在社会上安全。

　　学史可以让人变得聪明倒是真的!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我们按每人去世时间的先后，说说那些抗战胜利后退役转行的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生们：

　　抗战胜利后退役的黄埔5期生(十一)：颜健(1910年6月-1977)，字：绍贤，湖南益阳桃江县石井头乡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国民革命军第32集团军高参，少将军衔。

　　颜家世代务农，在其父辛苦劳作之下薄有积蓄，购得山田十余亩;因家庭人口众多，生活甚是艰难，常以杂粮糊口;颜家兄弟四人，颜健居末。

　　颜健幼时读私塾启蒙，然后进入小学;小学毕业后，因家贫无力升学，回家帮父母料理家务。

　　1926年4月，颜健考入黄埔军校第5期入伍生总队受训。11月，正式升入黄埔军校第5期步兵科学习。

　　1927年8月，在南京毕业后，颜健被派任吴淞要塞司令部守备营排长。

　　1928年2月，颜健进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军官团受训。

　　1929年3月，结训后，颜健派任中央军校教导师学兵连排长，并很快晋升连长。

　　1930年4月，颜健随教导第1师(冯轶裴)参加中原大战，教导第1师与陈诚的第11师合力攻占冯阎联军据守的归德。9月，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颜健升任教导第1师小炮营少校营长。

　　1931年3月，颜健调任国民政府警卫师第1团少校营长。

　　1932年1月11日，中央军校教导第1师、国民政府警卫军特务第1团、第2团和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队在南京合编成立国民革命军第87师，是国军三大德械师之一。颜健改任国民革命军第87师(师长王敬久，黄埔1期)少校营长，率部随国民革命军第5军(军长张治中，黄埔教官)参加淞沪抗战。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颜健率部随国民革命军第87师撤离上海。第87师负责承担锡澄线(无锡至江阴)的国防工事构筑任务。

　　颜健先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10师(师长李默庵，黄埔1期)师部参谋、军事委员会军事交通研究院队长等职。

　　1938年，颜健调任军政部第7补训处(处长王万龄，黄埔1期)第1团上校团长，率部驻防洛阳马坡。

　　1940年，颜健调入南岳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李默庵)，任大队长。

　　1941年，颜健出任湖北省崇阳县长，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

　　后进入陆军大学参谋班深造。

　　1943年7月，颜健调任国民革命军第32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少将高参。

　　1945年3月，颜健回湘，出任抗日自卫军益、汉、安、沅自卫区司令部少将参谋长，率部参加抗日战争。

　　1946年1月，颜健当选为益阳县参议员。国民革命军缩编后，颜健改任国民革命军军官大队队附，中央训练团团员，国防部军官总队督导官。

　　1947年，不愿参加内战的颜健选择退役，回到湖南。

　　1948年，经陈云章介绍，颜健结识了几名共产党员，如陈采夫(化名蔡大博，黄埔3期)、涂西畴(化名陈力)、刘寿祺。在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领导下，他与蔡杞材、陈扬汉等人一起开展和平运动。在湖南各县选举省参议员时，颜健利用旧友、同乡关系和竞选集团内部矛盾，积极支持陈云章，助陈云章击败了省政府支持的益阳三民主义青年团骨干成员刘伟民，赢得省议会参议员席位。

　　1949年春，颜健加入“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秘密开展策反活动。4月，经中共湖南省工委同意，奉湖南省主席程潜之令出任益阳县县长，担负迎接解放军进入益阳的任务。颜健一到任，即根据中共地下党指示，对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武装文星朗部作名义上的收编，使益阳保安司令胡维陛一举消灭文部的计划破产。同时，颜健支持成立“资江南岸七乡联防办事处”，联系和团结办事处负责人陈楚良、警察所长夏敬初、乡长夏荫华等人，安排中共地下党员符清俊、文星朗到县政府工作，直接或间接使他们在解放军和平进入益阳过程中发挥了作用。黄埔1期学长潘佑强曾质问颜健：“符清俊任县府秘书，文星朗任县府指导员，是谁的介绍?你与他们有何关系?为什么收文俊鹏部为特务大队?”小学弟颜健反问：“他们都是本县人，为本县做事要什么介绍?我是县长，为什么不能起用几个人?”

　　7月，“七一一”事件爆发，益阳行政督察员兼保安司令潘佑强筹措“戡剿费”一万银元，配合湘鄂赣边区总司令刘召东所部，在益、安、宁边境攻打姜亚勋、文俊鹏的游击队，查封中共外围组织“益青文化社”并逮捕田吉孚等相关人员二十余名，颜健及时派陈楚良赴长沙密告中共湖南省工委涂西畴，省工委迅即通过程潜以蔡杞材取代了潘佑强的职务，并全部释放了被关押的中共地下党员、“益青社”社员和其他人士。战乱之际，过境益阳的国民革命军各部众多，地方军粮供应任务浩繁，颜健竭力拖延抗阻，不予供应。

　　8月3日凌晨，蔡杞材接到沅江县长刘沅英电话，告知中共解放军第146师已进驻沅江并向益阳进发，蔡杞材即与颜健商议，一边派专署科长刘梦荷、县府秘书符清俊为代表，前往甘溪港迎接解放军先遣部队，一边组织县城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各界代表组成欢迎队伍。下午四时，解放军在师长刘奎元、副师长赵峰、政委齐渭川率领下，在锣鼓、鞭炮、欢呼声中进入益阳县城。8月5日，过渡性政权机构“县临时治安委员会”成立，颜健被任命为主任委员，陈楚良、杨朴庵等人为委员。

　　益阳县新政权建立后，颜健受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指派，进入湖南革命大学学习。

　　1950年6月，颜健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

　　1951-1954年，经历不详。

　　1955年4月，颜健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

　　1956年，颜健任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

　　1958年7月，颜健被划为右派，撤销参事职务。

　　1959-1976年，经历不详。

　　1977年7月，颜健病逝于长沙，年68岁。

　　1979年3月，中共有关部门宣布撤销颜健原划右派及其处分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