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甲归田——抗战胜利后退役的黄埔1期生们(之二十四)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2024-07-08 15:18:58

　　1944年底，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现，中华民国的军力也达到了空前的124个军354个师另31个旅近600万官兵，国力不堪重负。

　　1945年初，国民政府实际已陆续裁减了36个军111个师另21个旅，编制减少了约1/3，官兵人数减少了约110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惨胜。

　　1946年1月，为了减少军费支出，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国民政府决定再一次大规模缩编军队(上一次军队缩编引发了中原大战)(《本是同根生——中原大战阵亡的黄埔1期生》)。1月17日，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林蔚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关于整军的报告》：“国民党方面早在抗战后期便已计划军队整编工作，至如此庞大的兵力在经济上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而且部队素质低下，待遇不高，亟待调整整编。”是为国民革命军正式缩编的先声。

　　3月，军政部向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报告，国民革命军将在18个月内分两期整编：第一期12个月，部队从现在的91个军253个师裁减为30个军90个师，第一期第一阶段先把军改为师，师改为旅，预定5月底完成;第二阶段统一编成90个师，两阶段预计复员官兵143万人。第二期全军编为50个师，预计复员官兵65万人，地方保安团队亦复员1/3。——林蔚：《军事复员报告》

　　据蒋介石的机密甲9269号和9272号手令，国民革命军的整编方法是：“将全国现有陆军，按军师单位，军缩为师，师缩为团，或先缩为旅”。——《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1946年印本，第4页

　　也就是说，三师九团制的军缩编为二旅六团制、或三旅六团制的师，裁掉1/3的员额，从三三制改为二三或三二制。据时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郭汝瑰的看法，军政部原计划汰弱留强，后因各部队要求公平，遂改为全军一律裁减1/3，最终导致强者变弱，弱者更弱。

　　从3月开始，第一期整编陇海路沿线的27个军67个师，4月底完成;第二期整编长江以南的30个军84个师，6月底基本完成;第三期计划整编陇海路以北的32个军，自7月开始……此时，全面内战爆发，军队整编工作终止。

　　没有查到国民政府关于军队最终裁减实数的统计，按中共的统计：1946年6月，国军总数为430万人，较林蔚所称1945年底的490万的数量减少了约60万人。现有资料中，军官佐被裁后的有关情况较多，但很少有关于士兵被裁情况的资料。

　　按蒋介石当初的设想，是“将现役师旅团中之各级优秀军官佐及军士，轮流悉数选集于中央陆海空军各学校，重新训练，以为建立国防军之新干部，尔后按省设立军区，开始征兵，逐步成立国防师”;“将已经缩编之师旅，配置于全国重要公(铁)路线上，及国防重地，区分地境，限期六个月至一年内，将其所辖地区内之公路铁路或水利治河，定期完成，尔后按实有人数，师缩为旅，旅缩为团，继续增修公(铁)路与治河水利工作，并增加较久之生产事业，如造林，垦殖，与移民戍边等工作。”——《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第4-5页。

　　为此，行政院成立了“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对于复员官兵之生计，负统筹设计之责，务使人人各安其业，各得其所”(《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第4-5页，第3页)。然而，由于形势变化太快，无论是复员军官的转业训练还是薪俸待遇，最终大都停留在纸面上，未能真正付诸实施。按照当时的物价上涨情况，如果退役后没有职业，这点薪水不能够维持其原有生活水平，以至出现了“将级人员退伍还乡后，社会地位未予保障，致受保甲人员欺压”的情况(《国防部政绩报告》、《国防部会议记录》，1946年6月18日)。唯一实行了的，是成立了20个军官总队及4个直属大队，收容被裁军官。

　　这次大缩编，使得曾为国家浴血奋战的官兵对党国心怀怨恨，影响了社会安定，更是直接影响到今后部队的作战士气以及即将上演的国共内战的结果。许多戎马半生的被裁军官，除打仗之外身无长技，一旦裁减，走投无路，甚至不乏自寻短见者，军官团的“哭陵事件”便是最好的例证。

　　如果自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生走出校门到现在算起，他们也已经在硝烟弥漫的杀戮场上刀头舔血二十个春秋了。许多人被裁，许多人萌生退意，想回归正常生活，也有许多人受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蛊惑，想借着这一次的缩编，解甲归田了。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岂不是古今中外无数职业军人的终极理想吗?您想多了，那可能是“古”和“外”，“今”和“中”必不会如此，因为即将到来的这一战，不仅关乎权力与利益，更关乎意识形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您想少了，思想战线上的暗争，远比战场上的明斗更加神秘、诡异、残酷，岂非一般“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职业军人能够想象、理解、适应?正因如此，与后来“起义”、“投诚”以及“被俘”的同学们相比，那些在抗战胜利之后以各种理由退役转行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们各自的命运更加地戏剧化，也更加地扑朔迷离，更加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学史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规律吗?错，历史本无规律可言!新政权执政后“全国上下一盘棋”吗?从未有过，人治社会更多的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如果非要从历史的教训中总结出若干经验，我父亲生前(他在中华民国生活过二十多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过六十多年)总结了一条：

　　要么做大官，要么不要做官!

　　在收集抗战胜利后退役的黄埔军校毕业生资料的过程中，我总结了两条：

　　在他乡比在家乡好过;在监狱比在社会上安全。

　　学史可以让人变得聪明倒是真的!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我们按每人去世时间的先后，说说那些抗战胜利后退役转行的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们：

　　抗战胜利后退役的黄埔1期生(二十四)：刘基宋(1903-1951)，字：季文，湖南桂阳人，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国民革命军某部高级参谋，上校军衔。

　　1923年冬，刘基宋来到广州，考入大本营军政部(部长程潜)陆军讲武学校学习。

　　1924年11月，该校并入黄埔军校第1期，刘基宋编入第6队学习。

　　1925年3月，军校毕业后，刘基宋任军校教导团参谋。

　　1925年5月，由同期同学左权、蔡申熙介绍，刘基宋加入共产党。

　　1926年，刘基宋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参谋。

　　1927年春，刘基宋调国民革命军第6军(军长程潜)任营长，驻鄂南通城，后随部东征讨蒋。途中，部队被张发奎包围缴械，刘基宋只身转赴武汉寻找中共党组织。宁汉合流后，刘基宋被迫藏匿。7月底，在通城待命的刘基宋奉中共党组织指派赴南昌参加暴动。8月2日，刘基宋行至奉新被袭，行程受阻，得知暴动部队已经南下，刘基宋返回修水，途中曾与同样没有赶上南昌暴动的卢德铭(黄埔2期)所率警卫团相遇。

　　卢德铭是刘基宋的黄埔军校同学，也是在叶挺独立团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刘基宋为什么没有直接留在警卫团、随后与警卫团一起参加秋收暴动呢?可能是组织上另有安排吧!

　　刘基宋回到通城后，与王武扬(黄埔2期)(《有心杀敌，无力回天——1920-30年代病故的黄埔2期生们》(之一-之二))、罗荣桓、谭梓生等会面。8月20日，通城、崇阳两县农民自卫军600余人，在王武扬、罗荣桓、刘基宋等领导下夺取了通城县城。当天下午，在通城县衙门前召开大会，宣布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王武扬任总指挥，罗荣桓任党代表，刘基宋为参谋长。9月4日，国民革命军第13军(军长陈嘉佑)向通城逼进，刘基宋率部离开通城，向修水转移，与余洒度所率(黄埔2期)(被处决的“天子门生”——黄埔2期(之二))警卫团会合后，在修水县山口镇正式整合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余洒度任师长，刘基宋任参谋长，下辖两个团，由钟文璋(黄埔2期)和苏先骏(黄埔4期))分任团长。

　　9月9日，刘基宋率部参加秋收暴动。9月17日，在铜鼓排埠，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与毛泽东所率秋收暴动部队会合。9月25日，秋收暴动总指挥卢德铭在山口岩阵亡后，暴动部队余部冒雨攻占莲花，到达永新三湾。暴动部队在三湾缩编为一个团(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由陈皓(黄埔1期)任团长，刘基宋随团部一起行动，具体职务不详。11月，在酃县郊战斗中，刘基宋与团部失联(如果没失联，恐怕这时就已经跟陈皓一起被处决了)，被迫与第1营营长李腾芳(黄埔4期)一起走安仁，再转永兴李腾芳家休息，从此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络。

　　1928年初，刘基宋随好友张筠松团到武汉，碰上宁汉分裂，张筠松部被桂系收编。刘基宋离职，在武汉参加邓寅达的“黄埔革命同学会”活动。

　　1930年下半年，刘基宋与同期同学蔡申熙不期而遇，蔡申熙是刘基宋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在了解了刘基宋目前的情况后，蔡申熙指派刘基宋去中共江西根据地工作。可是，刘基宋刚走到南昌，就被南昌卫戌司令部捕获，押解至南京小营监狱。

　　总之，刘基宋自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后，诸事赶不上点，只能徒叹命运不济。

　　1931年春，在狱中悔过自新的刘基宋被送往南京，与黄埔同学徐会之、陈烈和韩浚等十四人被蒋校长选中，进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特别研究班”受训，并恢复了已经被注销的国民党党籍和黄埔军校学历。特别研究班结业后，刘基宋选择回了原籍。

　　看，运气有时候不是不到，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又或许刘基宋悔过自新是假，继续坚持自己的信仰是真。

　　1933年，刘基宋成为长江一带的打工人，据说到处打工的目的实则是为了暗中继续寻找中共党组织(刘基宋难道是忘了蔡申熙曾经说过的中共江西根据地吗?难道长年不看报纸吗?那时候，全天下都知道中共党组织在哪几个边区活动呀)。为了生计，刘基宋后来在本县香花岭成立公司，初任公司董事，后任公司监察，悠悠的经商岁月，一下十年就过去了。

　　1944年，日军南侵，生意肯定是做不下去了。

　　1945年，或许是别人提醒、也或许是刘基宋自己忽然想起自己是黄埔军校出身、打过仗的，于是出任了本县抗日自卫团副司令，率部抗日。当时，战区各县都成立有抗日自卫团，由县长兼任司令，但因为与本县县长不和，刘基宋又被押禁五个月。

　　1947年，刘基宋在南岳军人复原登记处登记，重新确认了自己的身份与学历。

　　1948年，国民政府不计前嫌，授予刘基宋上校高参的闲职。不久后，刘基宋办理退役，再次回乡，加入了当地帮会，染上了毒瘾。

　　走笔至此，我愈发搞不懂刘基宋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如果说退役，他1931年从“特别研究班”结业后，没有接受国民政府的安排而自愿回乡，就已经算是退役了;如果说是寻找党组织，即便当初比较困难，但1937年国共联合抗战后，8路军成了公开合法的军队，还找不到吗?况且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左权就是8路军的主要将领之一呢!要说不再坚守自己年轻时的信仰、但还没有忘记自己曾经的军人身份，那也应该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主动请缨呀，为什么不早不晚要在全面内战爆发后重新登记呢?这不是倒霉催的吗?

　　1949年春，湖南省主席程潜、黄埔1期同学陈明仁通电和平起义，解放军进驻桂阳县。秋季，刘基宋与中共湘南地委徐行取得联系(终于找到了党组织)。按刘基宋自己的话说：“数十年所梦寐以求的革命终见其实现，心中快乐真非言辞可形容的!”他在自我检讨中还说：“……在这漫长的与组织脱节生活中，我无异是大海的孤舟，我虽然做到了不向敌人自首、激励革命气节一点，此外便都堕落了……我除反省忏悔外，惟有请人民政府予以严惩!”

　　1951年，大概刘基宋本人也没有想到，“人民政府”非“国民政府”，“人民政府”果然如刘基宋所愿，按照刘基宋自己在检讨中所要求的对自己“予以严惩”：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年48岁。

　　刘基宋在狱中留下了一首诗：

　　“箕豆相煎事可悲，

　　人生那堪离几回。

　　拼将功罪付一死，

　　他年家乡有泪碑。”

　　然而，别说在家乡桂阳留“有泪碑”了，刘基宋在中共党史中都未能留下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