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出来的异数(第3期)：电影的归电影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2024-07-08 16:07:54

　　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生中的异数，当数郑峻生，没有之一：

　　郑峻生(1902年4月24日-1983年12月28日)，原名：绍嵩，又名：戎子、俊生，后改名：用之，四川富顺县黄镇埔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少将军衔。

　　1902年，出生于一个小康农民之家;

　　北京朝阳大学肄业;

　　1925年1月，郑峻生考入黄埔军校第3期步科学习，在校期间加入孙文主义学会，参与《黄埔画刊》编辑工作，随部参加第二次东征作战。1926年1月，毕业后继入政治训练班学习。7月，随军参加北伐战争。北伐军抵达南昌后，在清党时受到审查;清查完毕，即自动脱离军队，到上海自谋生路。东征和北伐，是郑峻生作为军人所参加过的战斗。

　　在上海，郑峻生先是从事新闻事业。自谋生路首先要有资金，郑峻生回到家乡，说服父亲和大哥，卖掉自己名下的全部财产，先到重庆，结识了不少朋友，与《新蜀报》和《国民公报》挂上了钩。1931年，担任重庆《新蜀报》和《新民报》驻沪特派记者。“九·一八事变”后，郑峻生在上海集中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乡，创办了由他自己主编的《新大陆报》，以四川同乡、在重庆编过报的罗静予为总编。《新大陆报》停刊后，又创办“中国联合新闻社”，并主持社务工作，同时继续给《新蜀报》和《新民报》等发电讯稿。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他亲赴战地拍摄了一些照片，在军校时的教官张治中的支持下，主持出版了《淞沪抗日大画册》，以图像资料真实记录了上海军民“一·二八”抗日作战的全过程。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电影事业蓬勃发展，郑峻生在上海接触了不少影剧界人士，对电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便写了一本《如何抓住电影这支武器》，通过张治中呈送给蒋中正校长。蒋校长看了之后，深为有这么优秀的学生而感到欣慰，从此对郑峻生刮目相看。1933年9月1日，郑峻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政训处电影股上校股长，报社关门之后就被他安排进无线电技术学校学习的同乡们如罗静予、吕奎文等也有了用武之地。电影股下设剧务、技术和秘书三个组，罗静予任技术组中校组长，吕奎文为秘书组组长，好友王瑞麟为剧务组长。一些志同道合的电影、戏剧工作者纷纷加入，拍摄了不少教育片与军事新闻片，在军队和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郑峻生把电影股的全部经费都用于购置电影技术方面的设备，还曾在南昌请蒋介石参加《航空救国》、《龟兔赛跑》两部有声卡通片的放映会，刚成立不久的电影股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和赞赏。郑峻生每天挂着照相机跟在蒋介石后面，拍摄“领袖活动”，举凡蒋介石骑马出游、演说训话、新生活运动检查卫生，与人交谈等都被摄入镜头，又以最快的速度在晚会中即时放映，使蒋介石大为高兴。郑峻生便乘机呈上扩大设备的预算报告，均获立即批准。有了大批经费，电影股愈发壮大起来。

　　1935年，电影股迁至汉口，规模有所扩大，改名武汉行营汉口摄影场，仍由郑峻生负责，所拍影片由无声电影进入到有声电影阶段。1936年3月14日，获授陆军步兵中校衔，成为中华民国享受军官待遇的电影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周恩来分任正副部长)第3厅(厅长郭沫若)第6处电影科科长，主持汉口摄影场改建扩建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事宜，任厂长，与撤退到武汉的一批文艺界名人发起拍摄抗战题材的影片，如《抗战特辑》第一、二辑，《电影新闻》第41、42号等新闻记录片;《保卫我们的土地》(1938年)、《热血忠魂》(1938年)、《八百壮士》(1938年)和《最后一滴血》等抗日故事片。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郑峻生当选为理事。为达到抗日救亡宣传教育的目的，第3厅决定组织电影放映网，身任第3厅6处电影科长的郑峻生利用“中制”阵地，开办电影放映人员训练班，郭沫若和郑峻生分任正副班主任，罗静予、郑伯璋任技术教官，招收了60多名爱国青年学习放映技术。学员毕业后，成立了放映队。到1940年，扩大为10个流动放映队，上设电影放映总队，由郭沫若和郑峻生兼任正副队长。1938年9月，“中制”迁到重庆。1939年，拍摄了反映军民团结抗日的《好丈夫》、《保家乡》，描述日本被俘士兵遭遇的《东亚之光》，表现附逆分子觉醒的《火的洗礼》，描写抗日宣传队的《青年中国》，暴露日本侵略军在东北兽性的《日本间谍》，讴歌各民族团结抗战的《塞上风云》等故事片和反映兄弟民族支援抗战的纪录片《民族万岁》等。“中制”还与美国合拍纪录片《中国之抗战》，在国际上反响巨大。“中制”编导委员会主任、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人阳笙翰与郑峻生商量，派罗静予(“中制”技术副厂长)、吴蔚心等到香港建立分厂——大地影业公司。“大地”在香港拍摄了反映上海沦陷为孤岛后人民坚持斗争的《孤岛天堂》和描绘在战乱中由内地逃往香港的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与斗争的《白云故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地”中止拍片，人员转移到大后方。

　　郑峻生在主持“中制”从汉口迁往重庆的同时，将该厂所属的舞台剧团怒潮剧社充实调整，从1938年9月起至1939年春，在重庆公演了《为自由和平而战》、《血祭九·一八》、《中国万岁》等剧。特别是由郑峻生编剧的《中国万岁》一剧，引起轰动，享誉山城，剧团遂于1940年初更名为“中国万岁剧团”(简称“中万”)，郑峻生兼任“中国万岁剧团”团长。以后数年间，“中万”在重庆还上演了《雾重庆》、《虎符》、《蜕变》(曹禺)、《国家至上》(老舍、宋之的)、《国贼汪精卫》(马彦祥)、《江南之春》(马彦祥)和《秣陵风雨》(周彦)等大批新剧、历史剧。此外，还陆续办了“中国魔术团”，郑峻生任团长，副团长阮振南;“中国交响乐团”，郑峻生为团长，贺绿汀为副团长;还办了电影理论刊物《中国电影》，收购了“唯一电影院”，自建了专门上演话剧的“抗建堂”。

　　美国记者罗伦斯是这么描述郑峻生的：“郑先生是广东黄埔军校出身，有军人的精神，艺术家的性格，和政治家的风度，鼻梁上挂着一幅黑边的近视眼镜，白净的面孔;说话的态度，爽快而谦和，平时除了办公会客以外，似乎没有什么特殊嗜好;如有，那就是读书。他为要纠正过去一般艺术家的散漫自由的习气，厂内职工，一律实行军事管理，星期一举行周会(即总理纪念周)，职演员都要参加。这是一般艺术团体颇难做到的，但‘中制’却获得了显著的成效。每个工作者的服务精神，都非常整齐奋发，使一个陌生者感觉惊奇。他治事驭下，很能做到大公无私，赏罚严明的地步，他是一个为300多个员工所敬爱的领导人物。”(原载1941年4月12日重庆《扫荡报》)——《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1937-1945)》)

　　郑峻生除拍摄电影外，还撰有电影论文，如《民族电影本位论》、《抗建电影制作纲领》、《我们怎样拍摄“白云故乡”》等，成为其电影理论和导演经验之作，其中《抗建电影制作纲领》被收录到《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1949史料·索引》(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国共矛盾加剧，而“中制”内部主创和管理人员中有不少共产党人，这给郑峻生带来了很大困惑。到了1943年，局势更加严峻。据曾扩情回忆说：他们曾在黄家垭口四德里郑峻生公馆里举行过一次重要的碰头会，参加者为复兴社十三太保中当时在政工、特工、党工方面的巨头，除曾扩情外，还有贺衷寒(原政治部第1厅厅长)、康泽(原政治部第2厅厅长)、戴笠(军统局副局长)、邓文仪(原南昌行营政训处长)，会上提出要整顿 “中制”的问题。这是一次极不愉快的聚会，作为政治部第3厅唯一的复兴社成员，郑峻生非常激愤地说：“离开共产党，电影不能搞，话剧无法演。”因此对他们提出的整顿表示反对。这次碰头会是大家以同学之谊、向郑峻生打招呼的会，也是传达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指示。“中制”本来就是军事机构，按照规矩，有一个排警卫驻厂，门口有两个卫兵，进出凭证章。但因为进出的都是熟人，久而久之，凭证出入一项做得十分马虎。第二天，郑峻生回到纯阳洞44号中制厂，门卫不仅换了防，进出看证也十分严格，这更刺激了郑峻生。他写了一张条子交警卫排：“立即关押失职厂长郑用之。”后面盖上中国制片厂大印，并有他本人签名(郑用之，是他后来自己改的名字)。条子即出，便自行关进了禁闭室。消息一出，全厂紧张起来，传说纷纷，都知道出大事了。次日，政治部果真派车把郑用之押到两路口政治部去了。“中制”的几位名编导委员史东山、应云卫、郑君里、何非光、袁丛美联名挽留郑厂长，并把这个书面材料由史东山等人亲自交张治中部长。由于平常他们都像朋友一样，所以张治中立即接见了他们。看了挽留书后，昔日的教官、如今的部长说：“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平常你们提什么建议，我没有不采纳的。但是今天是我教育我的学生，你们几位先生就不必插手了。”

　　不到一个月，政治部宣布郑峻生另有任用，派陆军少将吴树勋为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峻生表示不服，张部长下令禁闭反省。然而，新厂长还没有到任，“中制”的许多导演、演员已先后离去，热闹一时的纯阳洞，顿时变得清静起来。

　　一年后的1944年，毫无建树的吴树勋厂长主动辞职，原上海市警察局局长蔡劲军就任“中制”厂长。上任前，他拍着胸脯向政治部张部长保证：我在上海当局长时与电影界关系很好，我要当了厂长，可以凭过去的关系把这些人找回来拍电影。不到一年，蔡劲军黯然下课，政治部只有起用与郑峻生当年同时开创电影股的副厂长罗静予为厂长。其实，罗静予早在1928年已然就是中共党员了，只是一直没有暴露身份而已。

　　此时的郑峻生在重庆赋闲，经常来“中制”看望好友罗静予。窃想他内心深处还是放不下自己一手打造的中国电影制片厂。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郑峻生要求去美国考察电影事业，张治中部长设法在去美考察的警察代表团中，给郑峻生留了一个名额。从重庆机场起飞去香港时，导演史东山、何非光等一批人到机场送行。见到一批同去美国考察的中、高级警官，史东山有意大声说：“郑厂长，祝你去美国一路平安。希望你带回的是美国的艺术，千万不要把美国手铐带回来。”

　　在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高级警官们都笑了起来。

　　1946年7月31日，郑峻生被授陆军少将衔，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电影制作的总负责人，获准对外挂陆军中将衔，成为民国时期军衔最高的电影人。1949年，郑峻生到了台湾，1951年，又到香港，后偕妻傅思明到美国定居，这一去就是二十年。一向喜欢热闹的郑峻生在美国的二十年是如何度过的?我如今尚在寻找相关资料!1971年，郑峻生独自一人前往台湾，担任中国电影制片厂顾问，晚年制成抗战纪录片《中国之怒吼》。郑峻生毕生以拍摄抗战与军事影片为主，是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和新闻制片人。

　　1983年12月28日，郑峻生在台北因车祸遇难，年81岁。

　　映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