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杀敌，无力回天——1930年代病故的黄埔1期生们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2024-07-08 16:25:31

　　早期的黄埔军校，大门口有着这么一幅对联：

　　上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

　　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横批：革命者来。

　　真的有这么一幅对联，抑或这只是早期黄埔师生中间流传的一个相互激励的口号，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就像没有人知道它的出处一样。这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全国各地不少离经叛道、胆大妄为之徒已经陆续行往此处了，尤其是南方的年轻人;因为一来周边各省信息通畅交通便利，二来东南诸省素有南下粤港闯荡的传统。而对于北方人来说，第一消息闭塞路途遥远，第二奉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的居多，知道广州大元帅府的人少。那时的广州，是造反之地，是革命之地，而真的不是升官发财之地。

　　对于某些同样不贪生怕死的黄埔1期生来说，进入斯门，可谓“有心杀敌，无力回天”，他们因为身体的原因(当然也有生活条件、卫生条件和环境等诸因素的原因)，有的未出校门、有的刚刚毕业、还有的风头正健时，就早早病故了……

　　以下是在1930年代病故的黄埔1期生们，为了便于大家阅读，以死亡时间排序：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十七)：温忠(1902-1932年9月7日)，别号：德威，别字：百顺，湖南临澧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国民革命军第89师第267旅旅长，少将军衔。

　　1923年冬，温忠来到广州，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学习。

　　1924年5月，该校并入黄埔军校第1期，温忠被编入第6队学习。军校毕业后，温忠历任黄埔军校第4期入伍生总队排长、连长，第5期学员总队教育副官，第6期学员总队第2大队第6中队中校队长。

　　1928年底，温忠奉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0年，温忠毕业回国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10师第56团团长，第3独立旅第2团上校团长，第89师267旅少将旅长。

　　1932年9月7日，温忠在武汉病逝，年30岁。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十八)：刘国勋(1903-1933)，别号：荣九，云南普洱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国民革命军陆军预备师参谋长，上校军衔。

　　刘国勋的父亲任职学界，家庭经济条件中等，云南省立师范学校毕业。

　　1923年冬，刘国勋来到广州，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学习。

　　1924年春，由云南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周自得、李宗黄、刘国详等介绍加入国民党，并推荐投考黄埔军校，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4队学习。军校毕业后，刘国勋参加了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留校任入伍生队见习，教导2团排长，黄埔军校第4期入伍生团连长。

　　1927年春，随校迁往南京，刘国勋任第6期第1总队第3步兵大队中校大队附、上校大队长。

　　1931年起，刘国勋任陆军预备师上校团长、师参谋长。

　　1933年2月，刘国勋病故，年30岁。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十九)：石美麟(1903-1933)，字 号：颂阁，贵州后坪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央军校教官，军衔不详。

　　石美麟家庭从事商农，中产阶级，有田400亩，略懂日文。

　　1920年，石美麟在本省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平民大学预科学习。毕业后一度任教，后入北京朝阳大学二年级进修。

　　1924年1月12日，由谭克敏(北京特别区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北京大学教授)及丁惟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介绍，石美麟加入国民党。同年春，由谭熙鸿(北京特别区推选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及李大钊(中共党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石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三人联名介绍，石美麟报考黄埔军校，编入第1期第4队学习。军校毕业后，石美麟随部参加了第一、二次东征。

　　1926年，石美麟随部参加北伐战争，随东路军经沪入宁，血战龙潭。

　　1930年，石美麟参加临时组建的教导师，参加中原大战，后调入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任教官。

　　1933年，石美麟因病逝世，年30岁。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二十)：张际春(1904-1933)，字：童言，湖南醴陵人，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共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没有军衔//中华民国中央军校政训处政治教官，中校军衔。

　　张际春出身于书香门第，家有地产，年收谷租约100石，生活较好。早年毕业于县立高小、县立中学，再入衡阳第三师范学校学习。

　　1922年，由毛泽东、夏曦介绍，张际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冬，张际春来到广州，入军政部讲武学校(校长程潜)第1期。

　　1924年初，由毛泽东、夏曦(均为湖南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保荐，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2队，所填家庭通讯处为“醴陵县城黄和盛号”。11月30日毕业后，分至军校教导第1团(团长何应钦)见习。

　　1925年初，张际春调任军校教导第1团连党代表。2月，随部参加第一次东征作战。6月，随部回师广州与杨希闵、刘振寰部滇缅军作战。不久，升任党军第1师(师长何应钦)第1团(团长刘峙)营党代表。10月初，张际春随部参加第二次东征作战，第3师第7、8、补充团与第1师、第2师第4团(团长刘尧宸)、独立第1师(师长吴铁城)、建国鄂军(总司令何成浚)合编为第1纵队，由何应钦兼任纵队长，沿中路直扑惠州;第3师第8团党代表张际春组织攻城敢死队，每队三、四十人，挑选精壮士兵充当(或自动报名)，10多个连党代表担任各个敢死队的队长，第8团的各个敢死队由张际春团党代表指挥。当天下午，东征军攻克惠州。此后，东征军中路纵队继续前进。27日，第3师在华阳与敌发生激战。据包惠僧(时任第1师第3团党代表)在《大革命时代在黄埔》一文中说，“在华阳一战，第3师的三个团被敌人消灭了两个，打死了一个团长、两个副团长，谭曙卿仅以身免。”月底，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第3师一部驻平海，一部驻梅县。

　　根据当事人回忆：

　　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攻打惠州时，第8团“敢死队的编组为每队120人，编为10个班，设正副班长各一人，每一个班携带一个梯子作为爬城之用，并带上两副门板，以便攻到城脚下铺在地上，以防五角钉戳穿足背——这些门板都是老百姓自动送来备用的。张团党代表集合第8团的敢死队长讲了话，指示一切进攻爬城战斗和战术机宜，并发给每一个敢死队长一个固封的密件，叫我们听到号音时，当众拆开来看，遵照里面所说的办理……第二天(13日)早晨4时，就起来吃早饭，饭后奉到敢死队指挥官张际春的命令，敢死队即各进入攻击准备位置……我们正在察看地形，冲锋号音忽然响起来了，我们马上拿出密封文件，当众打开一看，原来里面是一张油印纸，上面印着如下的字句：‘临冲锋时，率领队员高呼下面的口号毕，即行冲锋：攻打惠州城，大炮十二门，同志要奋勇，革命要牺牲。’这时，各队狂呼口号的声音，震动山岳;同时，飞鹅岭上的大炮惊天动地地怒吼。敢死队员手拿步枪，腰挂斧头，像猛虎般地向堤上猛扑。敌人的大炮、机枪、步枪亦打起来了。当敢死队冲到第一道栅子时，敌人的机枪对准第一道栅子交叉射击，‘集束弹道’构成很密的火网。凡冲到栅子的，无不中弹而倒，有些人未冲到栅子就牺牲了。同时，敌人又对准堤的西端入口，用火网封锁后续部队前进，我们增援很感困难。张际春指挥官看见这种攻法难于奏效，乃命人将小钢炮护板抬一副来，又提了几桶汽油来，由两人抬着护板前进，掩护着后面提汽油的人取低姿态跟进，去烧毁木栅。但因小钢炮护板短而窄，掩护得头部，就遮不住下身。湖面射界宽阔，敌人居高临下，侧射火力非常猛烈，结果未接近木栅，进攻的人又倒下了。同时，因敌人射击我后续部队，8团3营张营长(忘记了名字)亦被击倒，竹林中的隐蔽部队亦伤亡甚众。张际春看见这种情况，在长堤这条进攻路线上，不可能冲到城墙，徒消耗我军战斗力。到了午后，遂将敢死队撤下来整补休息，而飞鹅岭上炮声仍继续怒吼。”同日，刘尧宸阵亡。

　　“14日清晨4时，天还未亮，我们忽然奉到命令，把我们敢死队调到北门……到上午11时，我们起来吃过午饭后，奉到团部命令说……攻城部署：(1)、我攻城敢死队由张际春指挥官率领，于午后1时进入攻击准备位置，隐伏于北门外石桥北端竹林下，待命攻击……张际春指挥官对我们队长宣读了攻城命令并加以讲解后，我们又将这个命令分别向本队士兵宣读解释一遍。各队员听了后，满怀信心地立待上阵杀敌。”

　　8月26日，广州国民政府所属部队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党军扩编为第1军，由蒋介石兼任军长，王懋功任参谋长。9月20日，由建国粤军第2军(军长许崇智)第4师(师长许济)改编的第3师成立，由谭曙卿任师长，党代表为鲁易，政治部主任为林康侯，隶属于第1军。据《蒋介石年谱初稿》一书所记：(22日，)“呈请任命谭曙卿兼第3师第7团(第7旅改)团长，陆瑞荣为副师长兼第8团(第8旅之第16团改)团长，卫立煌为第9团(补充旅改)团长，补充团(张我东团)归陆副师长指挥。令第9团集中石滩，第8团集中石牌，第7团集中新塘改编，补充团开赴深圳、宝安驻扎”。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蒋先云为第3师第7团党代表，张际春为第8团党代表，王逸常为第9团党代表。”

　　1926年1月20日，蒋介石不再兼任第1军军长，遗缺由何应钦接任，何应钦所遗第1师师长由钱大钧接任。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4月，张际春随其他共产党员退出了国民革命军第1军。5月27日，由总政训部(主任陈公博)举办的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周恩来)在广州大沙头开学，主要是训练自第1军、黄埔军校中退出的共产党员，由徐坚任副主任，李正韬(黄埔1期)、许继慎(黄埔1期)、傅维珏(黄埔1期)任第1、2、3大队大队长，张际春参加了该班学习。6月底，该训练班学员结业，张际春被派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师长王柏龄，副师长王俊，参谋长郭俊)第1团(团长叶剑英)第2营营长。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30日，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李济深)独立团(团长叶挺)第2营营长许继慎在湖北贺胜桥之战中负伤，由张际春代理营长。9月中旬，张际春因病请假，谢宣渠(黄埔2期)接任第2营营长。9月下旬，张际春被中共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国共分裂。不久，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些中国学生离校回国，张际春继续留校学习。

　　1928年，张际春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29年春，张际春回国到了上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委员、上海市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5月30日与8月1日，曾两次参与领导了上海各界举行的反帝大示威。8月24日，因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黄埔4期，被称作黄埔第一叛徒)告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一起被捕。此时，张际春已身患重病，大口咳血。30日，杨殷与彭湃、颜昌颐、邢士贞四人被处决。张际春送医治疗，病情较为稳定后，仍回南京陆军监狱服刑，并填写自新书。不久，由周恩来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

　　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在《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中说：“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同志之被捕，日期在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那时，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到沪西叛徒白鑫夫妇的住家。彼等于弄堂内外布置妥贴后，登楼捕人如象预知的一样，按名拘捕共5人(除彭、杨、颜、邢外，还有张际春同志)，而对白鑫夫妇则置诸不问。人捕齐后，于白鑫床下搜出一些革命刊物，如《布尔塞维克》、《红旗》及共产党的中央通告等。被捕5同志当即为警探拥上汽车，直驶向新闸捕房……25日为星期日，临时法院不办公。26日法院开审，合作的帝国主义走狗法官与公安局代表故意做作一番，然后判交公安局引渡带去……彭、杨5同志至公安局，当晚即开审，问官一无所得。而彭、杨5同志在看守所中即开始宣传，许多保安队员为之感动。27日下午复开审，审问历四五小时……审问毕，5同志齐唱《国际歌》，以赋同仇，直影响了全所。第二审过后，公安局深惧有意外，至28日清晨即转解警备司令部。适当晚发生了蒋介石被刺事，一切嫌疑卫兵统押至司令部……于是5同志在押的三天中(28-30日)未经一审，只是手铐脚镣，铁链叮铛，被严重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在这三天中，5同志没放过一刻机会，不断向在狱群众与司令部内的士兵宣传……他们入警备司令部后，已知必死，故他们传出书信多是遗嘱之辞。他们嘱咐党中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他们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在30日这天，临时法院忽又故意票传5人复审。司令部遂亦于当天午后，在形式上将5人严密地解送至法院……在临时法院审后，即刻又武装紧严地解至警备司令部。当由法庭回至囚车时，颜昌颐同志举手呼共产党万岁，5人相视而笑。至司令部，先回看守所，当即送进一桌酒饭，5同志都知是死期已届，谁还肯吃这一桌劳什子‘赏饭’!约一小时，便提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同志行刑……死后，司令部又秘密地派人掩埋，以图灭迹。”

　　因当时情况不明，1929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说，“24日帝国主义国民党又拘捕中国革命领袖彭湃、(杨殷)、颜昌颐、张际春、邢士贞等5人，首先加以严刑拷打，继则于同月30日下午加以枪杀的极刑……张际春同志是现在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的副总指挥。今年八一，上海工人劳苦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大示威，他是示威的领导者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很老的党员，在过去的革命斗争历史上他是一个极英勇的战士!”此后，中共党组织才搞清楚张际春并未被同时处决。

　　9月6日，据晓云(不知是何人化名)在《为彭湃等就义前给党中央的报告所作的说明》中说：“这是彭湃(即孟字，中央委员、中央农委书记、江苏省委军委书记)、杨殷(梦揆、中央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颜昌颐(江苏军科)、张际春(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邢士贞(江苏军科做士兵运动之负责人)5同志在上海被难前几天向党的报告，内有张际春同志一人在9月6日前尚未被杀，余4人在8月31号下午被敌人枪杀于龙华。”

　　9月14日，《民国日报》刊登“著名共党彭湃枪决”一文说，“本埠当局前据密报，有著名共党匿居本埠，发纵使指，阴谋暴动，当由军警前往拘捕。连日破获机关数处，拘获共党彭湃、杨英(殷)、白鑫在(4期)、张际春、颜昌颐、邢士贞等6人，解往警备司令部讯办。彭等初皆改姓易名，被讯时极端否认，后经熟人指认，方知无可抵赖，乃即哀求赦免，准其戴罪立功，以报党国。惟当局以彭湃等4人前在海陆丰组织苏维埃，公然残杀民众，罪在不赦，判处死刑，业已枪决。至白鑫、张际春2人曾在黄埔学校毕业，前以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闻本埠共党机关自当局严厉搜查后，业已破获殆尽。”

　　又据曾扩情(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1期)在《黄埔同学会始末》一文中说，“约在1929年8月的时侯，上海警察局(局长袁良)破获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几处，逮捕了黄埔第1期同学张际春(与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不是一人)及其他共产党员如彭湃等多人。蒋介石想借此瓦解当共产党员的黄埔同学，特派我到上海警察局，将张际春同学保释出来，其余如彭湃等多人，一律令由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枪决了。”

　　1932年初，张际春获释，被蒋校长派往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政训处(处长酆悌)任中校政治教官。

　　1933年4月，张际春在重庆病逝，年29岁。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内还有一位湖南宜章出身的张际春，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1968年9月12日于“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有不少人将这两人混为一谈，如邓文仪(黄埔1期)在大陆“文化大革命”初，曾通过电台给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徐向前(黄埔1期)播了一封“策反信”说：“想念当年同期同学600多人，到现在只剩下不到五分之一，不足100人了，真是感慨万分。现在台湾的黄埔第1期同学，还有百多人，不知道在大陆的1期同学还有多少?陈赓(黄埔1期)同学是前年在上海病死的吧?张际春同学在北京，你们常见面吗?”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二十一)：楼景越(1899-1933)，别号：秀挺，别字：景樾，又号：秀庭，浙江诸暨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军事参议院参议，中将军衔。

　　楼景越家祖辈务农，有地产二十余亩。

　　楼景越在本县暨牌镇高级小学、省立诸暨中学毕业后，在浙江陆军第1师第2团学兵连肄业;北京政府内务部高等警官学校毕业后，历任福建泉州警察局科员，福建陆军第5旅第9团第2营副官，团本部军需，中央军需署交通局委员等职。

　　1915年，由陈英士、蒋镰介绍，楼景越加入国民党。

　　1924年春，由吴皋明、蒋螯保荐，楼景越投考黄埔军校，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3队学习。军校毕业后，任黄埔军校第3期教导队排长，黄埔军校教导第2团特务连连长，随部参加了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2师连长，营长、团附。

　　1928年起，楼景越任第2师第4旅少将旅长，第2师副师长、代理师长，是黄埔1期中较早晋升将军的学生之一。

　　1930年，楼景越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2师中将师长。

　　楼景越是黄埔1期生中升迁较快的学生之一，他任中将师长时，他的那些后来得享大名的第1期同学们大都还是旅、团长。

　　1931年，楼景越任国民政府警卫军第1师中将师长，兼郑州警备司令。

　　1932年1月，楼景越任第5军第87师中将师长，率部参加淞沪抗战。5月，楼景越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兼武汉行营补充兵编练处主任。

　　1933年10月，楼景越在汉口病逝，年34岁。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二十二)：李青(1904-1934)，湖南桂阳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从副官，少将军衔。

　　1924年春，李青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毕业后随部参加东征北伐，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

　　1933年，李青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副官;

　　1934年，李青因病逝世，年30岁。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二十三)：郭剑鸣(1903-1934)，江苏铜山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徐州市警察局长，军衔不详。

　　郭剑鸣地主家庭出身，有田两百亩。

　　铜山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及徐州初级中学校毕业。

　　1923年8月，由顾子杨(时任铜山县教育会会长及徐州中学校长)介绍，郭剑鸣加入国民党。

　　1924年春，由刘云昭(时任国民党江苏省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及顾子杨(时已任江苏省国民党驻粤代表)介绍，郭剑鸣投考黄埔军校，编入第1期第1队学习。

　　1925年，郭剑鸣任蒋校长的侍从官。

　　1926年，郭剑鸣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作战负伤后被派任徐州市警察局长;

　　1927-1933年，经历不详;

　　1934年，郭剑鸣病逝，年31岁。

　　据郭剑鸣的儿子、台湾诗人郭枫回忆：“我父亲郭剑鸣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据说黄埔1期会打仗的将军很多，文才好的就数黄杰和郭剑鸣。我父亲先跟校长蒋介石当侍从官，以后北伐带兵作战受伤，被派任徐州市警察局长，要他去掌控那个兵家必争之地。因此父亲黄埔1期江苏籍的八位拜把子兄弟，都在徐州盖了宅院聚居一起。那时候，兵荒马乱，徐州就是他们的天下。

　　(黄埔1期确有“徐州七兄弟”之称，是指：贾韫山、王家修、郭剑鸣、孙树成、王敬久、王仲廉、蔡敦仁等七位徐州籍学员，加上南京的张世希，八个人在从上海到广州的船上结拜为兄弟，张世希排老七，蔡敦仁最小。)

　　1947年秋季开学，五世伯王敬久将军，保送我进了“国民革命军南京遗族学校”。这是中国很特殊的“私立”中学，校长蒋介石，董事长宋美龄，董事是中央部会首长，学校经费由国家充份供应。蒋夫人按照美国贵族私立中学标准在中山陵前面明代“四方城”山冈上，建了一所美仑美奂的校园，从全国五十七万国军遗族中，挑选了五百名学生，学生的生活和教师的待遇都极优渥，南京人称之为“贵族学校”。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二十四)：卢盛(1899-1935)，字：焚，别号：芳山，江西南康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中央军校第2步兵大队大队长，上校军衔。

　　卢盛之父从实业，家庭经济条件中等。

　　1914年，卢盛从本县塘江圩私立乐群高级小学、江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毕业。

　　1923年，卢盛在江西省立第四中学任教;同年冬来到广州，任中央直辖第3军司令部中尉。

　　1924年春，由卢师谛(中央直辖第3军军长)推荐投考黄埔军校，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4队学习。卢盛毕业后随部参加第一、二次东征作战和北伐战争，历任军校入伍生队见习，教导第2团排长。

　　1929年冬，卢盛任南京中央军校第8期入伍生团第2营第6连连长，第2步兵大队中校大队附、上校大队长。

　　1935年7月，卢盛病逝，年36岁。

　　卢盛在1935年病逝前或许已经不止是上校大队长了，也许职务更高，但我暂时没有查到相关史料。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二十五)：陈选普(1906-1936)，湖南临武人，共产党//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浙江省保安司令部高参，少将军衔。

　　1924年3月，陈选普入黄埔军校1期学习，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留校任教职员。

　　1927年，陈选普随部参加中共广州暴动，任暴动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指导员，在暴动中退党。后任国民革命军南昌行营教导队长、浙江保安第6团团长，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高参。

　　1936年初，陈选普因病去世，年30岁。

　　如果我收集到的资料没错的话，陈选普是在共产党的暴动中脱党加入国民党的，这个思想转变的过程有点儿飞跃，或许是经历了什么或看到了什么吧。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二十六)：印贞中(1899-1937)，浙江浦江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中央统计调查局军队党务处副处长，上校军衔。

　　印贞中家境贫穷，务农出身;县立高等小学毕业，浙江省立第9中学肄业，浙江陆军干部学校将校科毕业。

　　印贞中曾任浙江陆军第8团下士，第1团中士。

　　1918年，印贞中任援闽浙军第1师司令部上士。

　　1919年，印贞中任援闽浙军前敌司令部传达所所长。

　　1920年，印贞中任浙军第1师司令部差遣。

　　1923年，印贞中任东路讨贼军游击第8支队军事委员。

　　1924年春，由浙军第1师师长陈肇英保荐，印贞中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1队学习。军校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排长，宪兵第1团副连长、指导员，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登记处组织股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中校副官，中央统计局军队党务处上校科长、副处长。

　　1937年2月，印贞中病逝，年38岁。

　　1937年10月27日，军委会颁令追赠印贞中为陆军少将。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二十七)：陆汝畴(1905-1937)，别号：大洲，广西容县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广州行营高参，少将军衔。

　　陆汝畴容县初级中学肄业。

　　1924年春，陆汝畴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1队学习。同年秋，与第1队学员赴韶关大本营，担负孙中山的警卫工作。返回军校后任见习官，东征军第2路指挥部副官。随部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长、营长、少校参谋。

　　1929年，陆汝畴考入南京陆军大学正则班第9期深造。

　　1931年10月，陆汝畴毕业后，任军事委员会陆军整理处广西分处科长、上校参谋，军训部少将高参，第6新兵补训处第1总队总队长，补训旅旅长，第93师参谋长、副师长。

　　1936年，陆汝畴任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少将高参。

　　1937年春，陆汝畴病逝，年32岁。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二十八)：贺声洋(1905-1938)，原名：又作：贺声扬，又名：沉洋，字：靖亚，湖南临澧人，国民党员//共产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共闽西红军新编12军代理军长，没有军衔。

　　贺家世代务农，有田50亩，生活较好;按照后来土改运动的标准，就是出身于地主家庭了。贺声洋早年毕业于本县余市乡高小以及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

　　1924年初，由林永言(大元帅府军政部科员)、石盛祖(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干事)介绍，贺声洋加入国民党;由谭延闿(驻粤湘军总司令)保荐，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2队，所填家庭通讯处为“湖南石门县上街吕源兴转”。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军校毕业后，贺声洋被分发至第3期入伍生总队任少尉排长。

　　据郑洞国在《我的戎马生涯》一书中所说，当他于1924年4月份到达广州报考军校时，见到了石门同乡兼好友王尔琢，还见到了另两位朋友：“其中一位中等身材、眉清目秀的青年名叫贺声洋，也是我在石门中学读书时的同学”;另一位则是黄鳌。这四个人后来都考取了黄埔军校第1期。

　　据郑洞国说：“第1期同学中，对我思想影响较大的是王尔琢、黄鳌、贺声洋三人。我们都是湖南同乡，又曾在一起报考军校，思想也比较接近，故入军校后感情格外亲密，情同手足......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上课、训练的间隙，坐在黄埔岛临江的树丛中讨论政治问题。谈话的题目一般都是当时的时局和国民革命的前途等等。我们在讨论中难免经常发生一些争论，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彼此都从未因此产生过任何隔阂。那时除我以外，他们三人又都是共产党员(但身份不公开)。”

　　1925年，贺声洋任军校第3期中尉区队长，第4期入伍生部第1团上尉连长。10月1日，贺声洋随部参加第二次东征作战。11月，任第4军(军长李济深)第12师(师长陈可钰)第34团(团长叶挺)第2营(营长许继慎，黄埔1期)上尉副营长;该营下辖三个连，由卢德铭(黄埔2期)、刘光烈(黄埔2期)和袁也烈分任第4、5、6连上尉连长。

　　1926年，第34团改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仍以叶挺任团长。第2营营长许继慎改任国民政府高级训练班大队长，贺声洋代理第4军独立团第2营营长。7月中旬，第4军独立团进驻浏阳，许继慎自粤返回部队，接任第2营营长，贺声洋被免职。8月6日，由黔军(总司令袁祖铭)一部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9军在湘西辰州成立，由彭汉章任军长，吕超任党代表，下辖第1师(师长贺龙)、第2师(师长杨其昌)、第3师(师长毛鸿翔)，贺声洋调任第9军第1师少校营长。9月中旬，贺声洋调任北伐军左翼军宣传队(队长周逸群，黄埔2期)副队长。

　　1927年8月，贺声洋随部参加南昌暴动，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代理参谋长。暴动失败后，贺声洋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留学，进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9年夏，贺声洋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工作。8月24日，因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黄埔4期，被称作黄埔第一叛徒)告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一起被捕。此时，张际春已身患重病，大口咳血。30日，杨殷与彭湃、颜昌颐、邢士贞四人被处决。张际春送医治疗，病情较为稳定后，仍回南京陆军监狱服刑，并填写自新书。不久，由周恩来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贺声洋继续留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

　　1930年初，贺声洋奉命进入江西中共中央苏区。同年春，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1分校(又称彭杨军事学校)在福建龙岩虎岗成立，由朱德兼任校长，毛泽东兼任政委，贺声扬任学生总队长并主持日常工作。不久，朱德不再兼任该校校长，由贺声洋接任校长;红21军(代军长谭希林，黄埔5期)余部与闽西红20军(军长胡少海)合编为新编红12军后，由贺声洋任军长，施简任政治委员，谭希林任参谋长。新编红12军成立时，共有3100余人、1600余支枪，归中共粤闽赣省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担负着闽西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任务。

　　据《左权传》一书的作者所说：“这所红军军官学校与中央想定的计划相去甚远，教官、特种教材都一时无法解决，一般教材由红4军供给。原定校长蔡升熙(黄埔1期)一直没有到职，中央才派黄埔军校第1期第2队毕业的贺声洋接任。原拟定录取1000名学员，实际只有300人......11月，中央先期派往闽西开辟工作的施简在龙岩召集总行委、21军军委、红校校委联席会议。会上指出，鉴于过去闽西红军与地方苏维埃关系不好，不能统一指挥.集中力量，影响到闽西苏区的发展，为此必须成立工农革命委员会。由施简、张鼎臣(闽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郭滴人(特委书记)、贺声洋(红校校长)、蓝维仁(闽西工农民主政府常委)、高静山(闽西特委常委)、左权(黄埔1期)、简祥明(闽西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卢其中(永定县群众领袖)等15人出任委员，施简、贺声洋、张鼎臣、高静山、左权、卢其中七人为常委。”

　　1931年春，在中共肃反运动中，贺声洋以“有阶级异已分子嫌疑”的名义，被中共闽西党组织开除党籍，就地处决，年26岁。所遗新编红12军军长职务由左权接任。

　　如果是这样，那贺声洋就不属于“早期病故者”系列，而是要被归入我正在写作的另外一个系列了。然而，另一种说法使得我最后决定还是将他划归到“早期病故者”行列了，这另一种说法的支持者有他的同期同学郑洞国(尽管郑先生同时申明了他与贺声洋自从军校分手后再没有见过也没有过联系)、以及相关学者和地方党史办：

　　贺声洋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后不久，即得了肺病，他离开中共苏区回到老家养病，并动员父亲将田产山林的一部分无偿分给当地农民。病愈后的贺声洋前往上海，改名贺靖亚，以贺佛为笔名，从事翻译写作工作。他撰写了《论日俄战争》等著作，翻译了布柳赫尔的军事著作、高尔基《我的大学》等。

　　1938年，贺声洋在上海因肺结核病逝，年33岁。

　　1949年后，贺声扬被中共中央追认为革命烈士。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二十九)：刘保定(1900-1938)，别号：一之，湖南新化县时雍镇锡溪村(现为圳上镇董溪村)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国民革命军第51师师长，少将军衔。

　　刘保定之父从农商，有田30亩，家庭经济中等;刘保定在新化县时雍高等小学、县立初级中学毕业后，加入湘军，曾任湘军第1师司令部中尉副官。

　　1924年春，刘保定来到广州，由邓演达、金佛庄介绍加入国民党，由驻粤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3队学习。在校期间，刘保定任第3队副分队长，参加“孙文主义学会”活动。

　　1925年，刘保定任教导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第2营(营长刘峙)第5连少尉排长，随部参加了第一东征作战，在进攻淡水城中立功。在第二次东征作战中，刘保定升任上尉连长。

　　1926年7月，刘保定随部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15师连长、营长，进军江西、浙江。不久，刘保定调任浙江省保安团第3团上校团长、警备师少将参谋长。

　　刘保定是黄埔1期生中较早晋升将军的学员之一。

　　1927年8月30日，刘保定在江苏龙潭战役中受伤(不少资料显示为阵亡)。北伐之后，为了扩充军事势力，北伐军向外国购买了一批武器，成立了七个补充团，以关麟征、李园、刘保定等黄埔1期生分任团长，伤愈后的刘保定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属补充第6团团长。

　　后调任残废军人教养院长，陆军教导队教育大队长，教导师第1团团长。

　　1932年1月，刘保定升任国民革命军第87师第261旅副旅长。“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2月初，与旅长宋希濂率该旅开赴淞沪参加抗战。因作战有功，刘保定升任第261旅旅长，并获颁陆海空甲种奖章奖状各两份，后调保定新兵训练处任处长，编练处补充第4团团长，国民革命军第51师副师长。

　　令人不解的是：刘保定早在20年代北伐时便已晋级少将了，伤愈后降级使用可以理解;但此后十年一直在少将级、甚至上校级徘徊，而此时，他在王牌师第87师的老搭档早就晋升主力师中将师长了，莫非这其中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

　　1937年，刘保定入陆军大学特别班受训，结业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51师中将师长，在烟溪与日血战，遇日军空袭受伤。

　　1938年秋，刘保定病逝，年38岁。

　　刘保定遗体由其部属护送回乡，葬于新化县白溪镇岩塘村金台山。

　　关于刘保定的生平事迹，众说纷纭，模糊不清。死因有三种说法：一说死于1927年北伐途中的龙潭战役中;二说死于1937年的烟溪抗日之战，三是1938年重病被部属护送回乡后病逝。根椐族谱、刘保定墓地等考证，刘将军殁于1938年的可信度高。刘保定被传殁于北伐龙潭战役的原因是：龙潭战役是国民革命军和孙传芳的一场生死较量，双方投入兵力十万余人，死伤七万余人，激战六天六夜，身为警备师参谋长的刘保定亲临前线，浴血奋战，重伤昏迷，因当时战火纷飞，传来传去就传成了战死沙场。

　　但无论哪种说法，刘保定都是黄埔1期生中最早晋升将军的同学之一，北伐期间已是少将军衔。

　　然而，传来传去的结果之一，就是刘保定变成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抗日将领。

　　刘保定在新化圳上镇董溪村育有一子一女。子女现已故去，仍有后辈在家繁衍生息，为将军扫墓。刘寄书是刘保定之孙，在新化县圳上镇董溪村8组务农。据刘寄书说，现存的《刘氏九修族谱》始于1990年，成书于1994年;他见过年代更久的《刘氏8修族谱》和《刘氏7修族谱》，刘保定的内容都是沿袭原文。可惜老族谱都已丢失，第九修都已虫伤破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