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杀敌，无力回天——1940年代病故的黄埔1期生们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2024-07-08 16:49:40

　　早期的黄埔军校，大门口有着这么一幅对联：

　　上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

　　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横批：革命者来。

　　真的有这么一幅对联，抑或这只是早期黄埔师生中间流传的一个相互激励的口号，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就像没有人知道它的出处一样。这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全国各地不少离经叛道、胆大妄为之徒已经陆续行往此处了，尤其是南方的年轻人;因为一来周边各省信息通畅交通便利，二来东南诸省素有南下粤港闯荡的传统。而对于北方人来说，第一消息闭塞路途遥远，第二奉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的居多，知道广州大元帅府的人少。那时的广州，是造反之地，是革命之地，而真的不是升官发财之地。

　　对于某些同样不贪生怕死的黄埔1期生来说，进入斯门，可谓“有心杀敌，无力回天”，他们因为身体的原因(当然也有生活条件、卫生条件和环境等诸因素的原因)，有的未出校门、有的刚刚毕业、还有的风头正健时，就早早病故了……

　　以下是在1940年代病故的黄埔1期生们，为了便于大家阅读，以死亡时间排序：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三十)：丁炳权(1897-1940年1月25日)，字：御伯，湖北云梦县朱祠后丁村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197师长，中将军衔。

　　1924年春，丁炳权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1期，毕业后参加两次东征作战以及与杨希闵、刘振寰的战斗。

　　1926年，丁炳权随部参加北伐战争。北伐军占领武昌后，丁炳权奉令回到家乡云梦，组织别动军配合北代军作战，任总指挥。后别动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补充营，又改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第1营，丁炳权任营长。不久，该营扩绸为警备第3团，丁炳权任团长，率部参加龙潭之投。后调任国民革命军第22师第66团上校团长。

　　1928年，丁炳权率部参加二次北伐作战。年底，进入陆军大学第1期深造。在校期间，先后出任郑州军事特派员、襄河剿匪司令。

　　1932年8月，陆军大学肄业后，丁炳权任湖北省保安处参谋长。

　　1934年，丁炳权升任湖北省保安处处长，并任鄂东清剿指挥官、湖北省保安副司令等职，率部参加围剿中共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丁炳权调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197师中将师长，第8军编入第9战区序列后，丁炳权兼任长沙警备司令，担任长沙铁路段护路事。

　　1938年6月，丁炳权率部参加武汉会战，驻守阳新的燕厦、龙港、慈口、辛潭铺一带。在与日军激战中，他身先士卒，率领官兵英勇抗敌，给日军以重创，掩护了粤汉铁路北段中国军队的撤退。11月，第197师奉调鄂南通山，丁炳权兼任鄂南游击区指挥官，以九宫山为据点，与日军转战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带的湖北四新、大冶、鄂城、通山及江西瑞昌、武宁等地对日军作战，激战百余次，毙敌2300多人。

　　1939年3月，日军第11军的四个师团十多万兵力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发动南昌战役，丁炳权率部参战。第197师的具体作战任务是在长江南岸到瑞昌、阳新之间实施游击战，伺机消灭日军的小股部队，截断日军进攻南昌的水路补给线。22日19时，战斗打响，丁炳权率部向日军发起进攻，激战至24日午后，日军撤退，丁炳权师收复西崇山、洞口源刘及马鞍山。25日，日军以猛烈的炮火和战车掩护步兵向洞口源刘、马鞍山的一九七师阵地狂攻，丁炳权指挥全师官兵顽强地抗击敌人，毙敌三百多人。午后3时，日军调动六架飞机和十余门大炮向一九七师阵地猛轰，敌战车、步兵、骑兵相配合多方位进攻，丁师长率部拼命抵抗，激战至晚上9点，一九七师伤亡严重，阵地几乎全部被毁。26日至29日，丁部虽有十几次的进攻，但伤亡很大。28日后，南昌、武宁相继失守。丁炳权奉命率部绕袭日军后方，实施游击战，阻截日军的交通和补给。4月22日，第九战区发起反攻南昌的战役。丁炳权率师先后攻克通山、葛店、鄂城、金井等日军据点。同时破坏赣北鄂东南公路多处，使日军车辆无法通行。5月，日军对鄂南地区进行扫荡，第197师在平江截击逃敌，缴获日寇大量弹药辎重，击毙日军数百人。这期间，丁炳权率部与敌军激战十余个昼夜没有休息，时值酷暑炎热，中暑病倒后仍坚持指挥战斗，导致病情日渐加重。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及同事劝他到后方就医，丁炳权表示：“国难当头，作为一个军人，应坚守岗位，拼死御敌。”

　　1939年，丁炳权率部与敌军激战十余昼夜，时值酷暑炎热，丁中暑病倒仍坚持指挥战斗。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及同事劝丁炳权去后方就医，他表示：“国难当头，作为一个军人，应坚守岗位，拼死御敌。”

　　1940年1月25日，丁炳权在江西武宁中暑病故，年43岁。

　　丁炳权一生廉洁，死时遗物仅有铜镇纸一对，上镌“努力东方民族解放，促进世界人类平等”。

　　丁炳权去世后，蒋校长在“南岳会议”上为丁炳权师记杀敌一等功，发奖金六万元。

　　1940年11月30日，国民政府对丁炳权予以明令褒扬。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三十一)：刘鸿勋(1898-1940)，别号：子勤，陕西城固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西北战时干训团第4团第6学员大队大队长，少将军衔。

　　刘鸿勋之父经商，家境富裕。

　　1918年，刘鸿勋高级县立小学毕业。

　　1919年，刘鸿勋赴武昌文宇中学学习。

　　1923年，刘鸿勋转入上海化工工业专门学校学习，肄业。

　　1924年，由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筹备处保荐，刘鸿勋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4队学习。军校毕业后，刘鸿勋历任军校教导团第2团排长、连长、营长，随部参加了二次东征作战，以及与广州商团和杨希闵、刘振寰部的战斗。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刘鸿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补充第4团上校团长，在龙潭战役中负重伤。后任中央军校第1师补充旅少将旅长，率部围剿中共鄂豫皖苏区和追击红4方面军的作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鸿勋任西北军第196师副师长，军事委员会西北战时干部训练团第4团第6学员总队少将总队长，曾率部在陕西潼关、河南灵宝等地与日军作战。

　　1940年春，刘鸿勋于西安病逝，年42岁。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三十二)：冯士英(1902-1940)，又名：世英，四川渠县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国民革命军第18军新编师副师长，少将军衔。

　　冯家从事农业，经济中等，每月收利两千元。

　　冯士英县立高等小学校、上海浦东初级中学、陆军大学特别班第1期毕业。

　　1918年8月，由罗平安、成卓(均系国民党渠县党部执行委员)介绍，冯士英加入国民党。

　　1924年春，冯士英来到广州，由谢持(四川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及刘其渊(四川省国民党临时党部执委)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3队学习。毕业后参加东征作战和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2师排长、连长。

　　1927年后，冯士英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7补充团营长，第1军第22师第1团上校团长，补充旅少将旅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冯士英任第18军新编师少将副师长，随部参加淞沪抗战、武汉会战诸役。

　　1939年7月，冯士英获授陆军少将军衔。

　　1940年秋，冯士英病逝，年38岁。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三十三)：陈烈(1902-1940年10月31日)，别字：石经，广西柳城人，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国民革命军第54军军长，中将军衔。

　　陈烈的父亲在县城凤山镇西门外开陈桂记杂货店为生。因父母早逝，陈烈只读了几年私塾便辍学回家，以长兄身份挑起养活弟弟妹妹的重担。待弟弟妹妹年长后，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陈烈把微薄的家业交给弟弟妹妹经营，自己到当时驻在柳州的桂军刘震寰部当兵吃军粮。

　　1923年，刘震寰部在孙中山的召唤下，入粤参加对陈炯明部作战，陈军被逐出广州后，陈烈被得保送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学习。

　　1924年5月，该校并入黄埔军校第1期，陈烈被编入第6队学习。在校期间，陈烈参加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加入了共产党。军校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1团连党代表，国民革命军第14师连长、营长。

　　1925年，陈烈参加了两次东征以及针对刘(震寰)杨(希闵)部的战斗，绩战功升任国民革命军第58团代理团长。

　　1926年，陈烈随东路军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陈烈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19师第56团团附、代团长。3月24日，陈烈以一团之众，首先攻入南京城，把孙传芳和张宗昌部赶往江北，因功升任第17师第51团团长。5月，第19师师长李明灏带领陈烈等师团级干部在长沙招兵。5月21日，“马日事变”时，李明灏命陈烈、李隆光(第1团团长、共产党员)把一批共产党员带到师部躲避。三天后，部队开往岳麓山佯装演习，共产党员们安全出走，陈烈奔赴广州。12月11日，陈烈参加了由叶剑英、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暴动，暴动失败后，陈烈避居香港。

　　1928年，陈烈到上海寻找中共组织，因局势变化而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

　　1929年，邓演达回到上海后，陈烈参加了邓演达的反蒋活动。

　　1930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领导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称“第三党”，后改名中国农工民主党)，陈烈参加该组织并成为骨干。

　　在上海，陈烈认识了田汉，并向田汉学习书法和诗词，与田汉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后因追捕太紧，陈烈与夫人马氏一度隐居在南岳衡山。

　　1931年10月17日午夜，设在上海法租界的黄埔革命同学总会被特务查抄，陈烈及部分同仁当即被捕，并被引渡到南京关押。“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烈由他的多名黄埔同学联名保释，经蒋介石特准获释，被安排到陈诚的第18军任第14师第40旅第82团上校团长，后调任第79团任上校团长。

　　陈烈是黄埔1期生中最早担任团长职务的毕业生之一，因为走了一段“弯路”，从一毕业的代理团长到再次任团长，陈烈耽误了整整六年的光阴。

　　1932年春，陈烈先后升任第40旅副旅长和少将旅长，在江西吉安率部进攻中共工农红军。

　　1933年7月，陈烈升任第99师少将副师长，在抚州专管新兵训练处工作。

　　1934年底，陈烈考入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第2期深造。

　　1936年10月22日，陈烈被授予少将军衔，任国民革命军第92师师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烈任第54军第14师师长，率部参加淞沪会战，转战罗店、南翔、青阳港、南北塘口、洛阳桥、昆山、九龙岗等地，血战数月，老朋友田汉曾专门到前线采访过陈烈(不知道是否试图策反过陈烈没有?)。为了保卫南京侧背的安全，第14师奉命与第98师一起移驻安徽广德，阻击向西进犯的日军。当时，陈烈的部队已减员过半，尚未得到补充，他立即将全师整编为一个旅，由第42旅旅长罗广文(黄埔4期)担任前线指挥，他则与师参谋长郭汝瑰(黄埔5期)坐镇誓节渡街头阵地督战。10月，第14师奉命到武昌补充整训。

　　1938年4月，陈烈所部恢复第14师编制，奉命移驻河南信阳和鸡公山，负责附近一带防御工事，不久开赴富池口，守备田南，并推进到江西瑞昌以西，先后与日军激战于马头镇、黄土桥一线，与敌周旋41余日，所扼守之阵地始终完整。日军广播称：“中国军队战斗力强者，14师其一也!”在缴获的敌人军用地图上，也清楚地标明：“14师阵地不可动摇。”6月初，陈烈率部参加武汉会战，驻守田南要塞(武昌南葛店一带)。10月，第14师调驻常德附近，担任牛皮滩、渡口间的湖防。

　　1939年2月，陈烈因抗日战功卓著，荣获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勋章。2月11日，擢升第54军副军长，兼第14师师长。同年春，日军西进，江西南昌失守，日军向长沙逼近，陈烈调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政治部主任，与叶剑英、周恩来共事。7月5日，陈烈升任第54军中将军长。9月中下旬，日军分三路进攻长沙，陈烈率第40师和第23师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警备于洞庭湖一带。11月，陈烈率第54军将士，佩带新颁发的黄底红字的“还我河山”臂章，南下援粤。在韶关下车后，立即搜索前进，开始反攻，与日军激战于马坝、大坑口一带，日军溃败南逃，陈烈率官兵分三路追击，连克大坑口、翁源、黄德、佛岗，收复从化、清远、源潭和三水等地，将日军最精锐的土肥原师团击溃，追敌数百里。这一仗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军威，受到各方的嘉奖，敌酋冈村宁次亦通报所部称：“54军是一支不可轻战的顽敌”。

　　1940年初，柳州告急，陈烈奉令率第14师及第50师由韶关开回桂柳参战，先后收复宾阳、芦圩及上林等地。昆仑关守敌负隅顽抗，第54军则以打援围困和断敌供应线为主要任务，经过近一个月的恶战，终于取得昆仑关大捷。日军弃关南逃，龟缩在南宁城里，第54军受到军委会和战区嘉奖及犒劳。6月，日军为了南下太平洋而攻打越南，法军一战即降，整个越南沦入敌手。同年夏，陈烈奉令率领第54军西移天保、靖西，卫戌中越边境。9月，日军由海防登陆，窥伺滇南，第54军的三个师又奉令从天保、靖西和广东三水向滇南富宁及麻栗坡移防，保卫中越国际公路的安全。驻富宁月余，陈烈牙痛复发，痛牙拔了之后，其下腭出现红肿，经德国犹太人医疗队会诊，确定为拔牙中毒得了败血症，急需血清注射，于是电请云南省主席龙云代购并设法空投，电报尚未发出，陈烈已辞世，时为1940年10月31日，年38岁。

　　1940年12月2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追赐陈烈中将军衔，按陈烈遗嘱，将他的遗体运至南岳络丝潭安葬。

　　1941年3月30日，老朋友田汉到陈烈墓地吊唁，并题诗句两首，刻于墓右的石壁上：

　　粤北曾传虎将名，秋风白马又南征。

　　岂因烟瘴回锋锐，常为光明作斗争。

　　清血奈何无药石? 埋忠差幸有佳城。

　　络丝日夜风雷走，犹作翁源杀敌声。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三十四)：范振亚(1895-1940)，别号：一文，江西临川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交通部警务处处长，少将军衔。

　　范振亚之父从教，有薄田五亩，信奉孔教。

　　范振亚于本县高等小学及县立第一中学毕业。

　　1917年，范振亚进入援赣第4军当兵。

　　1918年，范振亚考入本军士官教练所。

　　1919年，范振亚从教练所肄业，任本军第4支队第4连排长。

　　1920年，范振亚进入赣军军官团学习。

　　1921年，范振亚毕业后，任本军第2混成旅卫队连排长，第6连连长。

　　1923年9月，由饶宝书、钟震西介绍，范振亚加入国民党。

　　1924年春，由江西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的彭素民、广东党务特派员饶宝书保荐，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1队学习，在学期间任第1队分队长。军校毕业后，范振亚历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训员，步兵团排、连长，武汉中央军校学生第4大队区队长。

　　1930年，范振亚任南京中央军校学生大队中校队长，第10期第1总队步兵大队上校大队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范振亚任中央训练团少将教官，粤汉铁路警备副司令，交通部警务处专员。

　　1940年，因病逝世，年45岁。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三十五)：王祈(1901-1941年4月5日)，字：晋君，湖南衡阳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中央军校(成都)教育长，中将军衔。

　　1923年冬，王祈来到广州，进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学习。

　　1924年5月，该校并入黄埔军校第1期，王祈被编入第6队学习。军校毕业后，王祈历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连长，第22师营长、副团长。

　　1928年，王祈在北伐战争的虎山战役中负伤离队。12月，伤愈后的王祈被保送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9期深造。

　　1931年冬，王祈从陆军大学毕业后，被派任军政部作战处计划作战科上校科长。

　　1938年2月，王祈获授陆军少将衔，任陆军第6补充兵训练处少将处长。当时，部队驻扎在湖北省郧阳地区，因郧阳地区地处荒僻，交通梗塞，粮饷、服装无法及时运到，时值寒冬，士兵濒于饥寒交迫之中，上司(我特别想知道这位上司是谁!)竟诬告王祈克扣军饷，冻死士兵。王祈被撤职押赴重庆最高军法部门候审。被关押数月后，终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调任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将教育长。然而，王祈终因在候审期间悲愤过度，加上在看守所染上了伤寒症，被迫回老家养病。

　　1941年4月5日，王祈于湖南衡阳家中因病逝世，年40岁。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三十六)：张少勤(1897-1941年12月26日)，湖北沔阳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不详。

　　其父张难先是湖北辛亥革命元老，与石瑛、严立三并称为“湖北三怪”。其姐夫林薰南为黄埔第1期上校教官，第3、4期步兵科科长。

　　1924年5月，张少勤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3队学习。11月毕业后，历任军职。

　　1925-1940年，经历不详。曾任国民革命军川军步兵营营长。

　　1941年12月26日，张少勤在湖北恩施任医院院长时去世，年44岁。

　　其父张难先白发人送黑发人，为亡子亲题一挽联：“我因有过才丧子，天若假年再抚孙。”事后，他把大儿子年幼的一儿一女都留在身边，不仅把他们抚养成人，而且把他们教育成才。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三十七)：易珍瑞(1903-1942)，号：介如，湖南醴陵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6处副处长，少将军衔。

　　易珍瑞私立高级小学堂肄业。

　　1923年冬，易珍瑞来到广州，进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堂学习。

　　1924年5月，该校并入黄埔军校第1期，易珍瑞被编入第6队学习。军校毕业后，易珍瑞随部参加了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警备队长，少校副官，县政府军事科长，国民革命军第78师第249旅中校副团长、团长、旅参谋长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易珍瑞任中央军校第14期第1总队第3步兵大队上校大队长。

　　1939年，易珍瑞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人事室少将副主任，军统第6处(人事处)副处长。

　　1942年初，易珍瑞病逝，年39岁。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三十八)：李向荣(1900-1942)，江西永丰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军政部部员，少将军衔。

　　1923年，李向荣来到广州，进入陆地测绘学校学习。同年秋，从广东陆军测量学校肄业，转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学习。

　　1924年5月，该校并入黄埔军校第1期，李向荣被编入第6队学习。军校毕业后，李向荣任建国赣军测量队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务局中校参谋，参谋本部测量处副处长等职。

　　1932年12月，李向荣任中央陆地测量学校上校教育长。

　　1936年，李向荣任参谋本部测量署少将测量副监。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向荣任军政部少将监员。

　　1942年春，李向荣病逝，年42岁。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三十九)：余安全(1903-1943)，云南镇南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中央军校(成都)第2督训处处长，少将军衔。

　　余安全之父从农商，尚足自给。余安全从本县沙桥高级小学、县立中学毕业，庐山中央训练团党政班、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

　　1924年春，由黄埔军校筹备委员宋荣昌及驻粤滇军第3师司令部军法官徐孝植保荐，余安全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4队学习。军校毕业后，余安全随部参加了两次东征作战和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等职。

　　1939年冬，余安全任成都中央军校第2督训处少将处长。

　　1943年春，余安全病逝，年40岁。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四十)：仝仁(1904-1943)，别号：兹春，河南孟县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国民革命军新编第7军副参谋长兼作战科科长，少将军衔。

　　仝家代世务农，经济中等。

　　仝仁于孟县沙南高等小学、县立初级中学毕业，美术专门学校肄业一年。

　　1923年冬，仝仁进入豫军樊钟秀部，任少尉副官。

　　1924年春，仝仁来到广州，由樊钟秀介绍加入国民党和投考黄埔军校，考入黄埔军第1期第4队学习。军校毕业后，仝仁留校任训育副官、区队长，入伍生团连长，随部参加了第一、二次东征作战和北伐战争。

　　1928年起，仝仁历任国民革命军连长、营长、团附、副总队长、师参谋长、独立第16旅代理旅长等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仝仁任新编第7军少将副参谋长兼作战科长。

　　1943年5月，仝仁因病去世，年39岁。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四十一)：梁干乔(1903-1946年1月8日)，原名：昭桂，广东梅县松口大塘村人，军统“十人团”成员之一，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第10战区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

　　梁昭桂之父经商，家产8000元。

　　1924年春，梁昭桂随父赴广州经营商业。4月，由国立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及广东大学法学院院长粱龙保荐，梁昭桂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3队学习，改名梁干乔。在校期间，梁干乔加入中国共产党。军校毕业后，梁干乔随部参加第一、二次东征作战，历任黄埔军校教导2团排长，国民革命军第3师连长、营党代表、团附等职务。

　　1926年初，从黄埔军校第1、2、3期毕业生中选拔保送赴苏联留学生，梁干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学中有后来同样成为复兴社“十三太保”的1期同期同学萧赞育、贺衷寒、邓文仪，以及2期的郑介民、3期的康泽;另外还有张炎元，以及后来成为中国宪兵创始人的张镇及左权。当然还有以“嗬嗬嗬，喔喔喔……”出名的3期的王光樾。)在莫斯科，他受苏联党内斗争的影响，追随校长拉狄克、副校长库秋莫夫加入“托派”。

　　“经过我们两人(梁干乔与陆一渊)的宣传，不数月间，留俄学生之同情反对派者，几占全数之半。”——陆一渊：《以前种种》，《苏俄评论》1931年第3期。

　　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庆典时，梁干乔等中大托派学员在游行人群中经过列宁墓时，突然亮出托派标语，向主席台高喊托派口号。“红场事件”导致中大开除了梁干乔、区芳、史唐、宋逢春等人党籍、学籍，并遣送回国。

　　1927年底，梁干乔经海参崴回到上海。因为中共党内人手不够，缺乏干部，梁干乔等人便继续留在中共党内，梁干乔被分配到在香港的广东省委工作，化名“梁大慈”。然而，他却继续在暗中传播托派思想，并从事相关活动。

　　1928年9月，东江特委书记彭湃转任中央农委书记，梁干乔被派往东江接任澎湃的特委书记职务。12月初，梁干乔秘密前往上海，与区芳、逢春、陆一渊等在上海组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史唐任干事长。梁干乔起草了政治纲领，并被委派为华南方面的负责人，负责编印《我们的话》机关刊物，传播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

　　梁干乔回到香港后，与在太古船厂担任中共支部书记的区芳一起，在船厂工人中建立了托派的一个支部和三个小组，梁干乔的托派身份随之暴露。

　　1929年7月初，广东省委开除了梁干乔的党籍。

　　1931年5月1日至3日，经流放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调停，中国四大托派组织：“我们的话派”与“无产者社”、“十月社”、“战斗社”等在上海召开“统一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统一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为陈独秀，梁干乔落选中执委。“无产者社”四大金刚之一的马玉夫因为没能当选“中执委”，而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统一大会后不到一个月，即5月23日，托派中央机关遭破坏，除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外，其他中执委全部被逮捕。五个常委捕去四个，整个托派中央陷于瘫痪。梁干乔、陆渊、刘英等四人于是来到南京，向黄埔同学会报到，并公开发表声明，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

　　梁干乔以黄埔1期、莫斯科中山大学首批反对斯大林、反对中共的中国学员身份，备受重视。他首先发表文章《回忆与展望》，与托派生涯彻底告别：“历史以最轻薄的态度对待了反对派(即托派的自称)。反对派在今后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是没有它的地位的。”

　　年底，蒋介石筹组“复兴社”，梁干乔成为创社的“十三太保”之一，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称。康泽出任复兴社宣传处长，梁干乔担任他的助理，仿造此前的托派刊物《我们的话》创办了《我们的路》周刊，制造反共剿共舆论。戴笠筹建军统局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时，梁干乔就与戴笠等人组成了“十人团”，成为军统组织最早的骨干。特务处组建后，梁干乔任第3科(交通科)科长、特务处南京总处书记长，主持特务组织内部的工作。

　　1932年10月，梁干乔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训研究班少将训育组长，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院少将训育组长、副主任。

　　1934年，梁干乔兼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理事。

　　1935年，梁干乔任力行社中央干事会干事，兼任张学良创办的四维学会的理事，南京中央宪兵司令部政训处长。

　　1936年6月，“两广事变”中，梁干乔负责策反广东空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梁干乔任军统局郑州办事处主任，企图发展个人势力，招收了近千名流亡青年在郑州办训练班。戴笠要求把这批学生送到正在湖南筹备的军统训练班，为此，二人关系破裂。

　　1938年2月，梁干乔脱离军统，投奔康泽，在康泽手下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2厅中将副厅长。8月中旬，梁干乔干脆跑到西安投靠黄埔1期同学胡宗南，任战干4团游击战术教官、中央军校7分校学生总队长、第10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专门从事破坏延安方面的活动。曾因遭日军轰炸而受轻伤。

　　1940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总指挥部成立，梁干乔任邠洛区指挥官，辖旬邑、淳化、耀县三个县，指挥部设在耀县的文庙，负责封锁陕甘宁边区伸入关中的“囊形地带”。但粱干乔与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第37集团军总司令员陶峙岳等人关系紧张。10月，梁干乔调任胡宗南在西安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指挥部参谋处处长，企图实行军民一体，逐步吃掉中共陕甘宁边区，帮助胡宗南控制地区。

　　1942年，梁干乔兼任陕西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

　　1945年春，梁干乔任陕西省第二守备区保安指挥官。6月26日，梁干乔所部的耀县警备营营长刘文化率士兵一部，向中共陕甘宁边区警备第1旅第3团第2营投诚。与此同时，高里镇碉碉堡守军一个排的士兵将排长绑了起来，也向中共赤水保安大队投诚，史称“淳化事件”。7月，监察院晋陕监察使童冠贤暨战区第2巡察团主任胡伯岳以“破坏行政，纵属殃民”等六条罪状弹劾梁干乔，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解除了梁干乔的第二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职务，第二守备区保安指挥官职务由苟福堂接任。

　　1946年1月8日，本来就体弱有病的梁干乔在西安病逝，年42岁。

　　梁干乔被安葬在西安郊外的翠华山。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四十二)：郑燕飞(1899-1946)，又名：远飞，广东五华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闽粤赣边区总指挥部高参，少将军衔。

　　郑燕飞之父从农商，有田产十亩。本县高等小学毕业;

　　1922年，郑燕飞入广东东路讨贼军第2路司令都学兵团受训。

　　1923年，郑燕飞入广东宪兵教练所肄业一年。同年秋，入汕头粤军第73营第2连任中尉连附。11月，由卢振柳介绍加入国民党。

　　1924年春，由卢振柳(时任大本营参议兼卫士大队长)保荐，郑燕飞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4队学习，在校期间任第4队副分队长。军校毕业后，郑燕飞任黄埔军校教导团排长，党军第1旅连附，第4期入伍生团连党代表，随部参加了两次东征作战和北伐战争。

　　1928年后，郑燕飞历任国民革命军第5军第16师辎重营连长、营长，第1集团军第3军第9师中校团附，广东省保安第28大队上校大队长，保安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兼党部执行委员，韶关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第4军第59师参谋处长、代理副师长，闽粤赣边区总指挥部少将高参等职。

　　郑燕飞曾入珞珈山中央军官训练团受训。

　　1946年春，郑燕飞因病去世，年47岁。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四十三)：王国相(1900-1947)，又名：裕民、国象，山西右玉县威远堡镇郭家堡村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第8战区第1独立挺进纵队司令，中将军衔。

　　王国相农家出身，信仰孔教。祖父王登魁精通诗书，父亲王殿兴中秀才，清光绪初迁居树儿照村。

　　王国相7岁时在家由父执教读书，后入本村私塾，攻读五经四书六年。

　　1912年，王国相考入右玉县高级小学。

　　1916年春，王国相考入山西省立第3中学(大同)，入学半年因学费不济辍学，回村教书和务农。

　　1919年，山西省立第7中学在右玉县成立，王国相再次考入中学读书五年。

　　1923年夏，在诸兄弟的资助下，王国相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接受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并在课余之际，担任苗培成主办的《晓报》校对，开始了社会活动。

　　1924年3月29日，由王用宾(时任国会众议院议员)介绍，王国相加入中国国民党，并由其介绍报考黄埔军校，编入第1期第1队学习。军校毕业后，王国相任第3期入伍生第4连排长。7月，和徐向前、白龙亭、孔昭林等加入驻河南安阳的国民2军，王国相任第6混成旅军事教导营军事教官、第4师第3团第1营营长、团长，率部参加了国民军与北洋直鲁联军作战的德州、定州等战役。

　　1927年，应诸同学之邀，王国相回太原参加晋军，先后历任军事政治速成科特务队队副，干训团高级教官，第2军司令部参谋，军事整编会整训处科长，新兵补充训练处副总队长，第1兵监部参谋长等职，为晋军基层军官的训练做了大量工作。

　　1930年春，冯、阎联合反蒋，王国相随同学多人，离晋抵南京，进入陆军大学高级班深造。数月后，王国相调任新兵训练处第2大队队长，到浙江负责训练新兵。其后调南京陆军大学军官补习班任第2队队长。

　　1931年夏，王国相奉命北上绥西，收编杂牌军队未遂，返山西在晋军第34军任参谋，后任国民党山西区干事兼太原特区书记长。

　　任职山西期间，王国相挤时间攻读日语，研究古今中外兵法、战策，练习书法，锻炼身体，以图报效国家。

　　1934年5月1日，在撰写自述时，对当时中国社会作了如下概述：“现在政治不入轨道，封建势力雄厚，国家实业不振，教育腐败，财政不统一，军权多分割，地方对中央命令阳奉阴违，各自为政，已形成四分五裂之局面。加之各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日甚一日，洋货充斥，国货渐减，以致农村经济破产，民不聊生，社会人心浮动，乐虞我诈，钻营奔走为生，整个社会造成不安定现象。”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国相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4团团长，率兵出征，与日军作战。

　　曾和老同学徐向前进行过多次交谈，表示拥护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共同抗击日本侵略。

　　1938年，王国相任陆军第167师第501旅少将旅长，率部在江西九江与日作战数昼夜，因功晋升为第165师少将副师长。

　　1940年春，王国相调任陕东河防游击纵队司令，指挥部队参加了著名的中条山战役，与日本侵略军作战数月，挫败日军妄图占领中条山进而控制陇海路的计划。

　　1942年，王国相升任第8战区第1独立挺进纵队中将司令，率部参加过九江、香山、河防、汾南、中条山等60余次战役和战斗，战绩显著。

　　1945年11月，王国相任第2战区晋南军事专员。

　　1946年夏，因积劳成疾，王国相赴西安治疗。

　　1947年2月，王国相在西安病逝，年47岁。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四十四)：田毅安(1894-1948)，陕西临潼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西安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中将军衔。

　　1911年，田毅安考入三原乙种工业学校学习。

　　1918年，田毅安回乡筹建栎阳高等小学，任校长。

　　1924年，田毅安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军校杂志社编辑。

　　1925年，田毅安随部参加两次东征作战。

　　1926年，田毅安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长江要塞司令部上校秘书，后转入国民革命军第2军胡景翼部任团长、旅长。

　　1929年，杨虎城追随蒋介石参加讨伐唐生智，田毅安任杨虎城部政治部主任。

　　1930年冬，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田毅安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与杨虎城配合默契，并曾多次掩护、营救中共地下党员，为家乡创办学校、兴修水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田毅安调任西安军管区司令部中将参谋长。在此期间，蒋介石曾多次下令调他到庐山高级军官团受训，但他托病始终未去。后任军事征远处主任，因陕西灾情，曾向南京政府请求减免赋税粮款，得到陕西民众称赞。

　　在抗日战争后期和国共内战时期，田毅安表面上执行国民政府和军委会的指令，暗地里却通过各种渠道，营救、掩护中共临潼、三原中心县县委书记郎瑞亭及共产党员杨宜翰、贺修之等。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田毅安对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深表赞同，中共代表团成员董必武、林伯渠由延安赴重庆途经西安时，他曾到飞机场迎送。

　　1947年，田毅安被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948年初，田毅安弃政从商，任陕西省企业公司总经理。9月，于西安病逝，年54岁。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四十五)：吴瑶(1900-1948)，字：于嘉，号：佰华，又名：朝周，浙江遂昌县石练中街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7分校办公厅主任，中将军衔。

　　1923年冬，吴瑶来到广州，进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学习。

　　1924年5月，该校并入黄埔军校第1期，吴瑶被编入第6队学习。

　　1925年，吴瑶随部参加两次东征作战。

　　1926年，吴瑶随国民革命军第1路军参加北伐战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瑶参加了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及徐州、武汉会战，历任国民革命军第83师参谋长、副师长、代理师长等。

　　1938年6月，吴瑶获授陆军少将军衔。

　　1939年4月，吴瑶任第93军参谋长。不久，调往西安，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7分校办公厅中将主任。

　　1942年，吴瑶任蒋介石委员长临时侍从室中将主任。

　　1944年，吴瑶因病辞职。

　　1948年，吴瑶在香港病故，年4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