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杀敌，无力回天——1930年代病故的黄埔1期生们（之二十四）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2024-07-17 09:21:44

　　早期的黄埔军校，大门口有着这么一幅对联：

　　上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

　　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横批：革命者来。

　　真的有这么一幅对联，抑或这只是早期黄埔师生中间流传的一个相互激励的口号，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就像没有人知道它的出处一样。这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全国各地不少离经叛道、胆大妄为之徒已经陆续行往此处了，尤其是南方的年轻人;因为一来周边各省信息通畅交通便利，二来东南诸省素有南下粤港闯荡的传统。而对于北方人来说，第一消息闭塞路途遥远，第二奉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的居多，知道广州大元帅府的人少。那时的广州，是造反之地，是革命之地，而真的不是升官发财之地。

　　对于某些同样不贪生怕死的黄埔1期生来说，进入斯门，可谓“有心杀敌，无力回天”，他们因为身体的原因(当然也有生活条件、卫生条件和环境等诸因素的原因)，有的未出校门、有的刚刚毕业、还有的风头正健时，就早早病故了……

　　以下是在1930年代病故的黄埔1期生们，为了便于大家阅读，以死亡时间排序：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二十四)：张际春(1904-1933)，字：童言，湖南醴陵人，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共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没有军衔//中华民国中央军校政训处政治教官，中校军衔。

　　张际春出身于书香门第，家有地产，年收谷租约100石，生活较好。早年毕业于县立高小、县立中学，再入衡阳第三师范学校学习。

　　1922年，由毛泽东、夏曦介绍，张际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冬，张际春来到广州，入军政部讲武学校(校长程潜)第1期。

　　1924年初，由毛泽东、夏曦(均为湖南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保荐，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2队，所填家庭通讯处为“醴陵县城黄和盛号”。11月30日毕业后，分至军校教导第1团(团长何应钦)见习。

　　1925年初，张际春调任军校教导第1团连党代表。2月，随部参加第一次东征作战。6月，随部回师广州与杨希闵、刘振寰部滇缅军作战。不久，升任党军第1师(师长何应钦)第1团(团长刘峙)营党代表。10月初，张际春随部参加第二次东征作战，第3师第7、8、补充团与第1师、第2师第4团(团长刘尧宸)、独立第1师(师长吴铁城)、建国鄂军(总司令何成浚)合编为第1纵队，由何应钦兼任纵队长，沿中路直扑惠州;第3师第8团党代表张际春组织攻城敢死队，每队三、四十人，挑选精壮士兵充当(或自动报名)，10多个连党代表担任各个敢死队的队长，第8团的各个敢死队由张际春团党代表指挥。当天下午，东征军攻克惠州。此后，东征军中路纵队继续前进。27日，第3师在华阳与敌发生激战。据包惠僧(时任第1师第3团党代表)在《大革命时代在黄埔》一文中说，“在华阳一战，第3师的三个团被敌人消灭了两个，打死了一个团长、两个副团长，谭曙卿仅以身免。”月底，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第3师一部驻平海，一部驻梅县。

　　根据当事人回忆：

　　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攻打惠州时，第8团“敢死队的编组为每队120人，编为10个班，设正副班长各一人，每一个班携带一个梯子作为爬城之用，并带上两副门板，以便攻到城脚下铺在地上，以防五角钉戳穿足背——这些门板都是老百姓自动送来备用的。张团党代表集合第8团的敢死队长讲了话，指示一切进攻爬城战斗和战术机宜，并发给每一个敢死队长一个固封的密件，叫我们听到号音时，当众拆开来看，遵照里面所说的办理……第二天(13日)早晨4时，就起来吃早饭，饭后奉到敢死队指挥官张际春的命令，敢死队即各进入攻击准备位置……我们正在察看地形，冲锋号音忽然响起来了，我们马上拿出密封文件，当众打开一看，原来里面是一张油印纸，上面印着如下的字句：‘临冲锋时，率领队员高呼下面的口号毕，即行冲锋：攻打惠州城，大炮十二门，同志要奋勇，革命要牺牲。’这时，各队狂呼口号的声音，震动山岳;同时，飞鹅岭上的大炮惊天动地地怒吼。敢死队员手拿步枪，腰挂斧头，像猛虎般地向堤上猛扑。敌人的大炮、机枪、步枪亦打起来了。当敢死队冲到第一道栅子时，敌人的机枪对准第一道栅子交叉射击，‘集束弹道’构成很密的火网。凡冲到栅子的，无不中弹而倒，有些人未冲到栅子就牺牲了。同时，敌人又对准堤的西端入口，用火网封锁后续部队前进，我们增援很感困难。张际春指挥官看见这种攻法难于奏效，乃命人将小钢炮护板抬一副来，又提了几桶汽油来，由两人抬着护板前进，掩护着后面提汽油的人取低姿态跟进，去烧毁木栅。但因小钢炮护板短而窄，掩护得头部，就遮不住下身。湖面射界宽阔，敌人居高临下，侧射火力非常猛烈，结果未接近木栅，进攻的人又倒下了。同时，因敌人射击我后续部队，8团3营张营长(忘记了名字)亦被击倒，竹林中的隐蔽部队亦伤亡甚众。张际春看见这种情况，在长堤这条进攻路线上，不可能冲到城墙，徒消耗我军战斗力。到了午后，遂将敢死队撤下来整补休息，而飞鹅岭上炮声仍继续怒吼。”同日，刘尧宸阵亡。

　　“14日清晨4时，天还未亮，我们忽然奉到命令，把我们敢死队调到北门……到上午11时，我们起来吃过午饭后，奉到团部命令说……攻城部署：(1)、我攻城敢死队由张际春指挥官率领，于午后1时进入攻击准备位置，隐伏于北门外石桥北端竹林下，待命攻击……张际春指挥官对我们队长宣读了攻城命令并加以讲解后，我们又将这个命令分别向本队士兵宣读解释一遍。各队员听了后，满怀信心地立待上阵杀敌。”

　　8月26日，广州国民政府所属部队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党军扩编为第1军，由蒋介石兼任军长，王懋功任参谋长。9月20日，由建国粤军第2军(军长许崇智)第4师(师长许济)改编的第3师成立，由谭曙卿任师长，党代表为鲁易，政治部主任为林康侯，隶属于第1军。据《蒋介石年谱初稿》一书所记：(22日，)“呈请任命谭曙卿兼第3师第7团(第7旅改)团长，陆瑞荣为副师长兼第8团(第8旅之第16团改)团长，卫立煌为第9团(补充旅改)团长，补充团(张我东团)归陆副师长指挥。令第9团集中石滩，第8团集中石牌，第7团集中新塘改编，补充团开赴深圳、宝安驻扎”。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蒋先云(《打倒列强除军阀——北伐阵亡的黄埔1期生》 (之二十至二十二))为第3师第7团党代表，张际春为第8团党代表，王逸常为第9团党代表。”

　　1926年1月20日，蒋介石不再兼任第1军军长，遗缺由何应钦接任，何应钦所遗第1师师长由钱大钧接任。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4月，张际春随其他共产党员退出了国民革命军第1军。5月27日，由总政训部(主任陈公博)举办的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周恩来)在广州大沙头开学，主要是训练自第1军、黄埔军校中退出的共产党员，由徐坚任副主任，李正韬(黄埔1期)、许继慎(黄埔1期)、傅维珏(黄埔1期)任第1、2、3大队大队长，张际春参加了该班学习。6月底，该训练班学员结业，张际春被派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师长王柏龄，副师长王俊，参谋长郭俊)第1团(团长叶剑英)第2营营长。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30日，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李济深)独立团(团长叶挺)第2营营长许继慎在湖北贺胜桥之战中负伤，由张际春代理营长。9月中旬，张际春因病请假，谢宣渠(黄埔2期)接任第2营营长。9月下旬，张际春被中共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国共分裂。不久，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些中国学生离校回国，张际春继续留校学习。

　　1928年，张际春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29年春，张际春回国到了上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委员、上海市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5月30日与8月1日，曾两次参与领导了上海各界举行的反帝大示威。8月24日，因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黄埔4期，被称作黄埔第一叛徒)告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一起被捕。此时，张际春已身患重病，大口咳血。30日，杨殷与彭湃、颜昌颐、邢士贞四人被处决。张际春送医治疗，病情较为稳定后，仍回南京陆军监狱服刑，并填写自新书。不久，由周恩来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

　　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在《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中说：“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同志之被捕，日期在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那时，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到沪西叛徒白鑫夫妇的住家。彼等于弄堂内外布置妥贴后，登楼捕人如象预知的一样，按名拘捕共5人(除彭、杨、颜、邢外，还有张际春同志)，而对白鑫夫妇则置诸不问。人捕齐后，于白鑫床下搜出一些革命刊物，如《布尔塞维克》、《红旗》及共产党的中央通告等。被捕5同志当即为警探拥上汽车，直驶向新闸捕房……25日为星期日，临时法院不办公。26日法院开审，合作的帝国主义走狗法官与公安局代表故意做作一番，然后判交公安局引渡带去……彭、杨5同志至公安局，当晚即开审，问官一无所得。而彭、杨5同志在看守所中即开始宣传，许多保安队员为之感动。27日下午复开审，审问历四五小时……审问毕，5同志齐唱《国际歌》，以赋同仇，直影响了全所。第二审过后，公安局深惧有意外，至28日清晨即转解警备司令部。适当晚发生了蒋介石被刺事，一切嫌疑卫兵统押至司令部……于是5同志在押的三天中(28-30日)未经一审，只是手铐脚镣，铁链叮铛，被严重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在这三天中，5同志没放过一刻机会，不断向在狱群众与司令部内的士兵宣传……他们入警备司令部后，已知必死，故他们传出书信多是遗嘱之辞。他们嘱咐党中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他们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在30日这天，临时法院忽又故意票传5人复审。司令部遂亦于当天午后，在形式上将5人严密地解送至法院……在临时法院审后，即刻又武装紧严地解至警备司令部。当由法庭回至囚车时，颜昌颐同志举手呼共产党万岁，5人相视而笑。至司令部，先回看守所，当即送进一桌酒饭，5同志都知是死期已届，谁还肯吃这一桌劳什子‘赏饭’!约一小时，便提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同志行刑……死后，司令部又秘密地派人掩埋，以图灭迹。”

　　因当时情况不明，1929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说，“24日帝国主义国民党又拘捕中国革命领袖彭湃、(杨殷)、颜昌颐、张际春、邢士贞等5人，首先加以严刑拷打，继则于同月30日下午加以枪杀的极刑……张际春同志是现在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的副总指挥。今年八一，上海工人劳苦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大示威，他是示威的领导者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很老的党员，在过去的革命斗争历史上他是一个极英勇的战士!”此后，中共党组织才搞清楚张际春并未被同时处决。

　　9月6日，据晓云(不知是何人化名)在《为彭湃等就义前给党中央的报告所作的说明》中说：“这是彭湃(即孟字，中央委员、中央农委书记、江苏省委军委书记)、杨殷(梦揆、中央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颜昌颐(江苏军科)、张际春(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邢士贞(江苏军科做士兵运动之负责人)5同志在上海被难前几天向党的报告，内有张际春同志一人在9月6日前尚未被杀，余4人在8月31号下午被敌人枪杀于龙华。”

　　9月14日，《民国日报》刊登“著名共党彭湃枪决”一文说，“本埠当局前据密报，有著名共党匿居本埠，发纵使指，阴谋暴动，当由军警前往拘捕。连日破获机关数处，拘获共党彭湃、杨英(殷)、白鑫在(4期)、张际春、颜昌颐、邢士贞等6人，解往警备司令部讯办。彭等初皆改姓易名，被讯时极端否认，后经熟人指认，方知无可抵赖，乃即哀求赦免，准其戴罪立功，以报党国。惟当局以彭湃等4人前在海陆丰组织苏维埃，公然残杀民众，罪在不赦，判处死刑，业已枪决。至白鑫、张际春2人曾在黄埔学校毕业，前以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闻本埠共党机关自当局严厉搜查后，业已破获殆尽。”

　　又据曾扩情(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1期)在《黄埔同学会始末》一文中说，“约在1929年8月的时候，上海警察局(局长袁良)破获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几处，逮捕了黄埔第1期同学张际春(与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不是一人)及其他共产党员如彭湃等多人。蒋介石想借此瓦解当共产党员的黄埔同学，特派我到上海警察局，将张际春同学保释出来，其余如彭湃等多人，一律令由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枪决了。”

　　1932年初，张际春获释，被蒋校长派往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政训处(处长酆悌)(被处决的“天子门生”——黄埔1期(之九))任中校政治教官。

　　1933年4月，张际春在重庆病逝，年29岁。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内还有一位湖南宜章出身的张际春，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1968年9月12日于“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有不少人将这两人混为一谈，如邓文仪(黄埔1期)在大陆“文化大革命”初，曾通过电台给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徐向前(黄埔1期)播了一封“策反信”说：“想念当年同期同学600多人，到现在只剩下不到五分之一，不足100人了，真是感慨万分。现在台湾的黄埔第1期同学，还有百多人，不知道在大陆的1期同学还有多少?陈赓(黄埔1期)同学是前年在上海病死的吧?张际春同学在北京，你们常见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