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杀敌，无力回天——1940年代病故的黄埔3期生（之六十二）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2024-07-27 14:47:18

　　早期的黄埔军校，大门口有着这么一幅对联：

　　上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

　　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横批：革命者来。

　　真的有这么一幅对联，抑或这只是早期黄埔师生中间流传的一个相互激励的口号，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就像没有人知道它的出处一样。这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全国各地不少离经叛道、胆大妄为之徒已经陆续行往此处了，尤其是南方的年轻人;因为一来周边各省信息通畅交通便利，二来东南诸省素有南下粤港闯荡的传统。而对于北方人来说，第一消息闭塞路途遥远，第二奉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的居多，知道广州大元帅府的人少。那时的广州，是造反之地，是革命之地，而真的不是升官发财之地。

　　对于某些同样不贪生怕死的黄埔3期生来说，进入斯门，可谓“有心杀敌，无力回天”，他们因为身体的原因(当然也有生活条件、卫生条件和环境等诸因素的原因)，有的未出校门、有的刚刚毕业、还有的风头正健时，就早早病故了……

　　以下是1940年代病故的黄埔3期生们，为了便于大家阅读，以死亡时间排序：

　　黄埔3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六十三)：王尚志(1906-1947)，字：子成，山东昌邑市南逄乡大营村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国民革命军第8军独立旅司令，少将军衔。

　　王尚志出生于富裕家庭，先后在昌邑县育秀中学和青岛市胶澳中学读书。

　　1924年，广州军政府派邵力子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王尚志弃学来到上海，后追随邵力子赴广州。12月，王尚志考入黄埔军校第3期步科学习。

　　1925年10月，在校期间，王尚志随部参加第二次东征作战。

　　1926年1月，军校毕业。

　　1928年，王尚志加入汪精卫的改组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尚志参加国民党中委朱霁青的“东北国民救国军”，任参谋长，不久返回山东。

　　1935年，王尚志加入中华民族复兴社，成为复兴社在山东的骨干人员。同时，王尚志加入青帮，成为帮内“通”字辈大佬。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尚志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山东纵队司令秦启荣(复兴社山东负责人，黄埔6期)委派为“别动总队鲁冀边区游击队”副司令，同李笑文、李资廉、王豫民等，按照秦启荣的指示，从鲁北地区转到胶济线的临淄，发展队伍。

　　1938年1月，日军沿胶济线东下，时任胶济铁路张店机务段段长的李熙光，率领七、八十名青年职员和工人，带着铁路警察的一百多支汉阳造步枪，投奔王尚志。王尚志以此为班底，加上地方民团的武器和人马，组成了第一个大队，任命李人凤为大队长，在临淄宣告成立“军事委员会别动队鲁冀边区第2游击司令部”，自任司令。

　　1938年春，王尚志派杨秀峰、王豫民到昌邑、潍县扩充队伍。王豫民昌邑复兴社人员张星坡等人的支持下，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冀边区第4梯队”，王尚志任命杨秀峰为司令，下辖六个大队，召集了5000人枪。然而，因其下属的第1大队大队长李人凤被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支队”策反，王尚志在临淄的司令部被上级解除了武装。王尚志本人躲入博兴县复兴社人员刘中起家，后到昌邑与王豫民、杨秀峰汇合。

　　此后，王尚志把所属六个大队改为“别动总队鲁冀边区第2游击司令部直属大队”，在昌潍一带持续扩充队伍。12月，日军再度进攻昌邑，王尚志率部撤至安丘、博山一带，被编入秦启荣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5纵队，王尚志出任第5纵队第5指挥部指挥。

　　王尚志自幼性格粗犷豁达，不拘小节，黄埔3期毕业后先投改组派，再赴东北，最后回到家乡“自谋生路”，走了不少弯路，因此与同期同学相比升迁较慢。但以他一个堂堂的黄埔3期生，岂甘做一个黄埔6期学弟秦启荣的部下?因此，王尚志并没有对外宣布这个第5指挥部的番号。

　　1939年3月底，王尚志率部到了博山县的太河峪，司令部设在峨庄，第7、第8、第9、第11等四个大队进驻太河镇。博山县太河镇位居胶东半岛淄河上游东岸，四周群山连绵，是兵家必争之地，从1938年夏开始，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和第4支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

　　3月30日，奉中共山东分局之命，鲁北清河地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选派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团长潘建军等62名军官，由营长吕乙亭率两个连八路军护送，前去鲁南山东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全队共400余人，其中学员200多人，护送队202人)。队伍于30日凌晨自井筒村出发，第3纵队第4连在前，第7连后卫，中间为受训干部。王尚志经请示秦启荣后，决定在太河镇设伏。太河镇南北狭长，周围有一丈多高的石围墙，围墙与淄河之间，是一条三、四米宽的通道。八路军在中午时分来到镇西北角，顺着狭窄通道往南走，当大部分人员走近太河镇西门外的围墙时，王尚志部从围墙上向毫无防备的八路军队伍射击，将其压制在狭窄的河滩上，走在前面的吕乙亭营长当场阵亡。随后，太河镇西门大开，王尚志部从四面包抄过来，八路军第4连长许子敬与受训干部孙晓东等向东南方向冲击，率领38人突出重围;尚未进入西围墙下的后卫部队20多人从河滩上向北突出。除此60余人脱险外，王尚志指挥部下共打死打伤和俘虏210余名八路军干部战士，第3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团长潘建军等被俘后被处决，是为“太河惨案”。

　　4月4日，为了报仇，八路军山东纵队第1、第3和第4支队分别对王尚志部在太河镇的四个大队予以包围攻击，第8和第9两个大队的驻地当天下午被八路军占领，副大队长及三个中队长阵亡，余部逃往峨庄;第7和第11大队凭借石头围墙和两侧高地坚守了一天，夜间突围逃入峨庄。

　　9月16日，毛泽东愤怒地反驳了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指责，同时指出秦启荣才是真正的“摩擦专家”。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讲，再次以山东“太河惨案”举例。4月，王尚志部被改编为鲁苏战区游击第4纵队，王尚志和杨秀峰分别出任少将正、副司令。

　　1944年5月25日，日军由高密、坊子出动一千多人，清剿平度。王尚志率领一部分主力坐镇孙正村，其他主力部署在周围各村，由王豫民统一指挥。王尚志的作战方案是：以孙正村驻军为诱饵，等日军包围孙正村后，部署在周围的部队迅速对日军实施反包围，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围歼日军。5月26日早上7点多钟，王尚志模仿诸葛亮的《空城计》，将司令部的留声机放在南寨墙上大唱特唱，以示沉着自如。孙正村的圩子墙修得比较高大，有东、南、西三个大门，从高密、潍县、平度、昌邑四个方向进攻的日军完成了对孙正村的合围，日军首先在村北的埠子上设好炮阵地和机枪阵地，然后集中兵力对三个大门进行猛烈攻击。杨秀峰负责守卫南门，他命令士兵对日军顽强还击，但日军的炮火太猛烈，近半个小时后，南、东、西门同时被日军炸毁;日军通过干涸的壕沟从炸塌的大门往村里冲，一个多小时后，日军冲进村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肉搏。由于日军进攻的速度太快，王豫民指挥的其他几个反包围的支队没有及时赶到，只有驻小营村的新编第3支队(支队长张相武)从东门外向日军发起进攻，张相武身先士卒往前冲，无奈日军的机枪火力太猛，士兵成批地倒下，再成批地往上冲。张相武再次组织冲锋时，被子弹击中，卫兵立即将他抬了下去，失去了指挥的队伍攻击力大减，后因实在攻不进去就抬着张相武向小营方向退去，行至半路，支队长张相武牺牲。

　　日军全力以赴在村内展开巷战，王尚志部一部分士兵通过圩子墙西北角的淌水沟向外突围，然而，设在埠子上的日军机枪向突围的士兵猛烈开火，士兵们在付出很大伤亡后，部分士兵成功突围。但王尚志和卫队被日军包围在了村中央的司令部，卫队士兵都是清一色的盒子枪，战斗力极强，在与日军的激战中，卫队长宋子高隐蔽在司令部的房顶，左右开弓，击伤击毙十余名日军，后来被绕到房顶的日军用机枪击中牺牲。杨秀峰被日军俘获后，由于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并且和一个伪军队长认识，被偷偷放回，不久，杨秀峰病逝。

　　5月27日上午11点，王尚志在弹尽粮绝后被日军俘虏，日军占领了孙正村。这时，王豫民终于率部赶到，当得知孙正村失守、王尚志被俘、张相武牺牲的消息，立即率部撤退。

　　5月28日，日军押着王尚志及一些俘获的士兵和10个老百姓离去。王豫民以其嫡系第10支队为骨干，重组鲁苏战区游击第4纵队，并任代理司令。

　　随后，鲁苏战区撤销，改设山东挺进军司令部，由山东省主席牟中珩兼任司令官，统辖原属鲁苏战区在山东的所有部队。7月，鲁苏战区游击第4纵队被改编为“山东挺进军第15纵队”，王豫民任少将司令。10月，王豫民假借与日军谈判，消灭了押送王尚志的青岛日军谈判代表和随从人员，及驻昌邑县的伪军大队长牟敦友，将王尚志救回。

　　1945年8月，王豫民将王尚志转移到潍县朱里，后被驻昌乐的山东省第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张天佐接去。经山东省府高参黄公如等人策划，王尚志出山收拾余部，重新当上了纵队司令。

　　抗战胜利后，王尚志赶赴济南，面见第11战区司令官李延年(黄埔1期，山东老乡)，被委任为“威海保安司令”。

　　1946年5月，王尚志部被第2绥靖区司令王耀武(黄埔3期，山东老乡)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独立第3团，王尚志出任上校团长。不久，王尚志升任第8军独立旅少将旅长。

　　同为黄埔3期同学，山东老乡王耀武此时已经是山东第2绥靖区司令部司令官，即将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山东省军管区司令部司令官和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官，而王尚志还在少将的位置上打转，虽然此时有了老同学的照顾，但心情不佳是必然的。

　　1947年7月，王尚志在山东省潍县(今潍坊市)病故，年4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