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未捷身先死——意外死亡的黄埔3期生（之三）（上）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2024-07-29 10:12:00

　　早期的黄埔军校，大门口有着这么一幅对联：

　　上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

　　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横批：革命者来。

　　真的有这么一幅对联，抑或这只是早期黄埔师生中间流传的一个相互激励的口号，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就像没有人知道它的出处一样。这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全国各地不少离经叛道、胆大妄为之徒已经陆续行往此处了，尤其是南方的年轻人;因为一来周边各省信息通畅交通便利，二来东南诸省素有南下粤港闯荡的传统。而对于北方人来说，第一消息闭塞路途遥远，第二奉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的居多，知道广州大元帅府的人少。那时的广州，是造反之地，是革命之地，而真的不是升官发财之地。

　　对于某些同样不贪生怕死的黄埔3期生来说，进入斯门，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他们他们没有倒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而是因为种种突发的、意外的原因，就在风华正茂的年代去世了……

　　黄埔3期生中的意外死亡者(三)：顾自谨(1903-1928)，号：仲起，江苏如皋县白蒲镇西乡顾家埭(今林梓镇顾埭村)人，共产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如皋五一农民暴动总指挥，没有军衔。

　　顾自谨出生于地主家庭。先祖顾暄，字春晖，号霁岩，道光进士，曾任礼部主事，有诗集《芸窗诗钞》刻版印行。族祖顾锡爵，字延卿，善书法，具文名，曾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著有《旅欧杂记》、《顾延卿诗集》、《顾延卿文集》等，与南通张謇友谊甚笃，张謇曾四次访问顾家埭，并写有“一生知己顾延卿”之句。另一族祖顾锡祥，字仁卿，光绪戊子举人，曾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家庭教师，他对《易经》深有研究，著有《说易》多卷。到了顾自谨父辈时，已在辛亥革命前后，其家道业已中落，只剩下十余亩地，勉强维持生计。顾自谨的生父顾乐亭和伯父，都是清末秀才。

　　顾自谨的父亲顾乐亭育有四子，依次为一爹、仲起、季爹、满爹(长记)，顾自谨排行第二。据顾自谨的堂弟顾巴彦记述，由于顾自谨的伯父没有子嗣，他从小便过继给了伯父。伯父毕业于江苏如皋师范，曾长期在本地担任小学教师。生活在这样家学渊源的书香门第，顾自谨从小受到中国古代诗文的熏陶，酷爱古代白话小说，从而诱发了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

　　1915年，顾自谨离开本地的白蒲镇第五初等小学校，升入位于长江边的镇涛乡第四初等高等小学校，据他的同龄人回忆，他天资聪慧，广闻博览，各科成绩优良，尤以国文为最。

　　1918年，顾自谨考入张謇创办的江苏省代用师范学校(今南通师范)，离开家乡，到南通住校就读。“五四运动”期间，他阅读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新文学运动先驱的许多文章，受到很深的影响。同时，由于养父娶妾生子，不能给他足够的学费，他因此无法交纳读书的各项费用，有几次几乎被迫停学。据堂弟顾巴彦回忆，有一年夏天，顾自谨甚至到了在烈日下挑着西瓜担子，在村庄附近各处叫卖，才得以筹集费用继续求学的地步。这段艰难的生活，后来在他的《风波之一片》、《游浪的孤灵》、《老妇人的三儿子》以及《残骸》等作品里都一再写到，可见对他刺激之深。

　　受时代风气的影响，顾自谨参加了学校的学生运动活动。堂弟顾巴彦说他曾“参加了进步的学生组织”，茅盾在文学回忆录中也提到顾自谨“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茅盾《创作生涯的开始》，载1981年2月《新文学史料》第一期)。据中共早期党员沈雁冰(茅盾)回忆，那时苏州、南通的发展组织工作，是由他负责的，他记得“在南通，有个南通师范学校的学生顾仲起曾经投稿，思想左倾，可以先和他通讯，慢慢发展他为团员。”(茅盾《文学与政治的交错》，载1980年2月《新文学史料》第一期)

　　1980年间，南通博物院穆烜曾就此事写信询问茅盾，茅盾委托儿子韦韬于6月23日复函，云：“他与顾认识是通过投稿。他关于在南通发展组织之事，虽有设想，但并未实行”。

(茅盾)

　　根据许多资料记载可以肯定，顾自谨并没有毕业，而是中途被学校开除了学籍。至于被开除的原因，还有另一种说法，即因为他私拆了同学的进步刊物而被学校开除。如上世纪四十年代，顾自谨的朋友徐大风就在上海写文章，回忆说他爱好五四新文学，却又苦于囊中羞涩，无钱购买新出版的刊物。有一次偶尔经过学校门房时看到许多从邮局寄来的印刷品，有些看得出寄的是罗家伦、傅斯年等人所编的《新潮》杂志，在求知欲的驱使下，顾自谨竟私自将这包刊物拿到自己宿舍里拆阅了。

　　学校本来就严禁学生阅读传播新思潮的报刊，而对顾自谨平日参与学生活动之事也早已心存不满，于是便抓住此事小题大做，最终以“偷窃”的罪名将他开除。

　　被学校开除一事对顾自谨打击巨大，他不但因失学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个“偷窃”的罪名也使他遭到一些不明底细的同学的讥讽而陷入极为难堪的境地。

　　事后，他曾对朋友说过这样的话：“提起偷窃，在我是毕生的耻辱!但我的偷窃，是偷窃的知识，基于青年人求知欲迫切的观点上，我是不成为犯罪的。所以，我在轮船上的被人偷窃袋中的余钱，我并不憎恶，也并不诅咒这窃贼。他如果需要我这些许钱而生存的话，他不过是为生活而偷窃罢了，与我的为求知识而偷窃又有什么两样?”(徐大风《记天才作家顾仲起》，载1947年6月上海《茶话》第十三期)

　　被学校开除回到家里的顾自谨，难免受到父母的埋怨和指责。他索性离家出走，独自坐船来到上海，因为上海有他无限向往的许多新文学报刊和作家。然而，船还未到上海，他随身所带的两块银元便被窃贼偷走了，他从大达码头踏上上海的土地时，已经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为了生活，他典当了身上的马褂、长衫、棉袍，到无物可当时，就去出卖苦力。他在码头上搬运过货物，经同乡工人介绍，也去拉过黄包车，在街头卖过小报，拉过运货的板车，甚至还做过乞丐。为了填饱肚子，他以瘦弱的书生之躯干尽了重活累活，尝够了生活的艰辛与苦涩，也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顾自谨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文艺创作。根据顾巴彦的回忆，顾自谨其实在学校期间就曾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过“一些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白话诗文”，但现在已经无法查索。现在能够看到的顾自谨的最早作品，是写于1921年9、10月间的新诗《晚步》和《秋愁》。

　　就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顾自谨也没有放弃文学，他不时写些诗文投寄给自己心仪的新文学报刊。据他在自传体短篇小说《最后的一封信》透露，他曾经拿了自己的作品去求教某些有名的作家，却受到冷落和嘲笑;去给报纸投稿，也遭到拒绝。正在他极度灰心的时候，他的一首诗歌《深夜的烦闷》被《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七号刊登了，这是迄今所知顾自谨最早发表的作品：

　　“可怜的人儿，

　　你要求爱吗?

　　悲和哀那便是爱的结晶了!”

　　这种“烦闷”的心情，大概就是作者当时的人生写照吧。

(郑振铎)

　　虽然诗作的发表给顾自谨带来了一丝喜悦，但此时的他对人生已经彻底失望了，他已经写完了遗书性质的作品《最后的一封信》，准备告别人世。他把这篇作品亲自交到《小说月报》编辑郑振铎手上，哭着对郑振铎诉说了自己的家庭情况以及在社会上奋斗的经过，并表示他的希望如永远陷入黑暗的井中，只有走上自杀之路了。第二天，他又给郑振铎写了一封诀别信，说他已经登上了轮船，准备投海自尽。郑振铎大为震惊，马上将这篇《最后的一封信》刊登在下一期的《小说月报》上，并以西谛的笔名写了附记，恳切地希望顾自谨悬崖勒马，“收回这个可怕的决定，平安的再回来”。(1923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八号)。

　　顾自谨的《最后的一封信》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人写信给编者，对他“这篇泪和血结晶的作品”所揭示的“残忍的世界，悲哀的人生”同声咀咒(翰芩《顾仲起君的〈最后的一封信〉》，载《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十号)。有的在表示深切同情的同时，认为“自杀都不是脱去失望或富有的痛苦的方法”，希望顾自谨“对于紧迫的生活”“坚决的忍耐”，而不要自杀(禇保时的同名文，载《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九号);有的更热烈呼吁顾自谨“归来吧!别走吧!还要请在文学上给我们同病人的一点血泪的安慰啊”(昌英的同名文，所载同上)。郑振铎心里也十分难过，遂选登了几篇读者来函，以表达对顾自谨的关切。就在这时，他又收到了顾自谨新写的书信体小说《归来》，得知顾自谨果真“收回”自杀的决定，“平安”地“回来”了，不禁非常高兴，便立即编发了这篇《归来》。

　　原来，衣衫褴褛的顾自谨抱着投水自尽的念头上船后，先是受到其他乘客的欺凌和殴打，继而被巡捕拘禁，顾自谨在反抗的同时想起了父母兄弟和自己的理想，不禁幡然醒悟：“环境与生活是不足支配我的”，“人们的失败，这并不是极不好的事，这不过是给人们的一种经验罢了”。他于是改变了主意，决定放弃自杀，重新与生活搏斗。他坐船回到上海，到跑马厅(今上海人民广场)去做了一名割草工。在《归来》中，他向郑振铎倾诉了自己上船后的遭遇和思想改变的经过，希望郑振铎“以真挚的情绪来迎接我”，“更希望先生怜我是个弱者，被弃者，而来扶助我，使我达到成功的希望”。郑振铎自然转忧为喜，便在这篇《归来》后又写了一段附记，云：“想读者听见这个消息一定也会感到和我同样的快活的。他的这几天的经过，很值得一记，所以把它发表于此。”

　　《归来》的发表，再一次在文坛和社会上产生了影响。不单是顾自谨的悲惨命运和曲折遭遇博得了广大青年读者的关注，而且他那缠绵悱恻的血泪控诉、细腻动人的心理描写以及清新流畅、富于艺术表现力的文字，都紧紧地扣住了读者的心弦，也充分地展现了他的文学才华。

　　顾自谨由此一改过去的投稿无门、到处碰壁，一跃而登上了文坛，成为引人注目的一颗新星。有了一些稿费收入之后，他大体可以应付最低的生活需求了。所以，这段时间的顾自谨比较活跃，经常来往于上海和家乡如皋之间，也曾去过杭州，他文思泉涌，笔走龙蛇，创作了不少作品，既有诗歌、小说，也有文学评论和杂文，接连不断地在上海著名的报刊上发表。

　　顾自谨这时期的主要创作是诗歌，因为他本质上就是一个诗人，一个热情澎湃、诗情激荡的诗人。自从处女诗作《深夜的烦闷》被《小说月报》发表后，他更是诗兴蓬勃，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源源地流泻于纸笔，刊载于报端。他向往美好的自然，对青春和人生充满了希望：“风在吻着春的面庞”，“莺”“在风幕里和着春的细语”，“他——诗人：在窗下呆看，在树前痴听”(《晓莺》);却又深感自己在社会人生中孤军奋战的寂寞：“怀故园呀长夜，感独宿呀秋空”，“一灯在几，独对孤影，唉!吹笛者呀，知否孤人闻声而动情”(《深夜笛声》)。有时，他热烈地抒写自己豪迈的情怀：“我们是立在陆上，虽不能看见海浪，虽不能听得波响，然而我们可看自天上，然而我们可听自风狂”(《灵海波声(二)诗序》);有时，他又低首沉吟孤独、失望和力不从心的无奈：“渺茫人生的海浪呀，我不觉流泪而失望”(《孤灵的哀声》)，“一枝新稚的嫩芽，那能去和暴风烈日奋斗。啊，被人间逼迫的我呀，已失却灵魂只剩着肉尸了”(《寄萧觉先》)。另外，在《舟中感怀》《归感》《春》等诗作里，他还吟咏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以及对于青春的热爱。

　　顾自谨在诗歌创作的同时，还对诗歌创作进行了一定的思考和探索。他在两组《灵海波声》组诗之前分别写的《小言》和《序中的一段》中，便提出了自己对诗歌创作的一些见解。他认为：“诗是幽愁的灵觉，所谓诗，就是幽秘的灵觉流在纸上的一种痕影而已。所以诗的美妙，完全不能用一种死的方式或理智去评定它的价值”。因此，“当着我们拿着一首诗在眼前赞赏时，不是注重他的哲理和形式……要注重的便是高吟;用各种的腔调去高吟，用合乎各种诗的性质的腔调去高吟，在高吟的声里，能使我们感着悲或喜，能使我们在脑海里感着流来了狂潮一样的兴奋，那便是有价值、真的、好的诗了”。

　　顾自谨还写了一些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文章，均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如《创作的生命》、《告文艺创作家》、《托尔斯泰〈活尸〉漫谈》、《几位无名作家的作品——〈学灯〉上几篇文艺的批评》、《对于国内创作坛之诤言》等。据他自述，这段时间他“努力”看了很多书，企图“要利用我这短时间而获得相当的成绩”(《托尔斯泰〈活尸〉漫谈》)。因而他所写的这些文章涉及的内容较多，有对作品的批评，也有对文学理论的讨论。大体看来，他对当时的文坛现状相当失望，认为文学的责任是“表现社会，反映人生”(《对于国内创作坛之诤言》)，但“近来文艺创作的一个流行传染病”却是“专重描写不重文艺的灵魂与生命”(见《告文艺创作家》)。他认为：“文艺更是作家感着人生的意义，觉着人生的神秘，创造的冲动生命，永远催促他们，同情的血泪，在他们体内畅流，他们因着这创造环境的压迫，他们便有他们唯一的真作品弥洒在人间了。”(《托尔斯泰〈活尸〉漫谈》)这些文章比较全面而集中地反映了顾自谨的文学观和批评观。

　　顾自谨的小说创作也在继续，除了《最后的一封信》和《归来》外，还有发表在《小说月报》的《风波之一片》(第十四卷第十二号)和《碧海青天》(第十五卷第一号)，以及在《时事新报·学灯》连载多日的《游浪的孤灵》。另外，他还完成了不少作品，却未能在当时获得发表，后来分别编入他的两本短篇集里。这些作品大多以他自身的经历为题材写成，有着浓厚的自传色彩，他就是从自身的独特经历和切身的感受出发来理解文学的使命，并努力付诸实践的。

　　总之，此时的顾自谨创作欲极为强烈，勤于笔耕，作品甚丰，发表亦不少，而且多刊载于当时有影响的一刊(《小说月报》)一报(《时事新报·学灯》)，得与当时许多著名作家如梁启超、冰心、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徐志摩、俞平伯、郁达夫等人同列，因而声名鹊起。当时由上海新文化书店出版的《中国创作小说选》第二集(梅生编)，收入了他的作品《最后的一封信》，可见他的影响力。然而由于作品的倾向以及在文坛上的人脉关系，他能发表的刊物也不过寥寥几种，这远不能满足其旺盛的创作欲望，也无法为他写出的作品寻找到足够的出路，从而影响了他作为生活来源的稿费收入，使他常常陷于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窘境。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勒紧裤带，节衣缩食，夜里睡在弄堂里，白天到处去打工赚钱。写作上有时也只能改弦易辙，寻求能够马上发表、取酬的捷径。据他的朋友徐大风回忆，他有一段时间也曾经向鸳鸯蝴蝶派作家许廑天主编的《小说日报》投寄过许多小说，以便获取微薄的稿费勉强填满肚子。由于此事只有他身边少数的几位好友知道，而又用化名发表，这些作品今已无可查考。

　　如前所述，顾自谨的成名，除了靠他本身的天赋和刻苦努力以外，与茅盾和郑振铎两位文学前辈的关心、扶植也密切相关。特别是郑振铎，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上不吝篇幅，接二连三地推出顾仲起的诗和小说，对顾仲起的迅速成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上海举目无亲、举步维艰的顾自谨，自然是对郑振铎感激万分，把郑振铎视为园丁、师长和亲人。

　　1923年，顾自谨曾经写过一首题名为《园丁——示郑西谛》的短诗：

　　“园丁不来灌溉培栽，

　　花儿也许不能放开，

　　朵儿也许要萎衰!

　　……

　　唉!园丁呀!

　　你为什么还不来!”(载1924年10月31日《时事新报·学灯》)

　　参照顾自谨自传性长篇小说《残骸》中的记述，此时的顾自谨身患疫病，是郑振铎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居住，又把他送进医院治病。后来，郑振铎为了解决他的生活问题，还想把他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做个小编辑，但由于商务印书馆不缺人手而未能成功。

　　(未完待续)